这是词语借用中最为“简单粗暴”的方法，即将外来语言中的词汇直接借用。比如，英语中有很多看上去就长得不太一样的词，比如cliché（俗套）， recipe（菜谱）， café（咖啡馆）， fiancé（未婚夫）等，这些都是英语直接从法语中“搬”来的词，有的甚至连特殊字符都“搬”来了。不过，有一些词也会在演变的过程中，发生词形上的变化，比如拉丁语的consultāre借到英语中就演变成了consult（咨询）。同样，与中文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日语，目前使用的大量汉字词汇也是古时从中文直接借入的，比如「豆腐」（豆腐），「法師」（法师）等等。 这种方法一般适用于形态相近的语言之间，方便词语的直接插入。不过，某些情况下，文字形态差异较大的语言之间也可以借用原词。这种借用的典例就是“字母词”，如CPI，PM2.5，GDP等等，它们可以直接插入不适用拉丁字母的语言之中，又不会产生明显的违和感。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不同的文字系统也存在交融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语言也在扩大自身的文字体系，将其他文字纳入自己语言的书写体系之中。
2. 意译法
这种方法使外来词“伪装”地十分隐蔽：它使用自己语言的词汇对外来词汇进行一对一的直译，因此人们不太能从外表辨认出它们的“身份”。比如毛主席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提出的“纸老虎”一词，翻译到英语中就变成了paper tiger（纸+老虎）。这种借用方式大多只保留原语的意思，而不考虑原语的发音。这种借词方法在德语和爱尔兰语中十分常见，比如德语中Fernsehen（Fern-sehen，“远+见”）是英语单词television（tele-vision，意为“电视”）的转译；爱尔兰语中idirlíon（idir-líon,“之间+网”）是英语单词internet（inter-net，意为“互联网”）的转译。
3. 音译法 音译是外来词最常见的引入方式之一。和意译恰恰相反，音译大多不考虑原语的意思，只借用其发音。音译词一般出现于形态相差较远的语言借用之中。由于文字体系相差甚远，必须将词语的发音“转写”后才能使用。比如，中文就存在着大量的音译外来词，比如迪斯科（Disco），克隆（clone）等。许多当今普通话中的音译词最初都是由方言从外语中引入的，如粤语中的巴士（bus），的士（taxi）等等（我们经常说的“打的”）。上海话中也保留了大量此类词汇，如“老克勒”（可能来源于collar），“茄山河”（gossip，意为“闲聊”）等。近代上海的洋泾浜与更是语音在接触中交流演化的典范。日语中外来音译词更为普遍，在占比近30%的外来词中，大部分都是音译词，比如レストラン（餐厅，来源于英语的restaurant），カメラ（照相机，来源于英语的camera）等。 和原语借用一样，许多音译词也会对原词进行“加工”。比如，在日语的外来词中就存在着大量的省略现象，日本人将部分外来词进行“修剪”，将其简化。比如，“数码相机”在英语中是digital camera，借到日语中原本是「デジタルカメラ」（dejitaru kamera），省略以后变成了「デジカメ」（dejikame）。中文则充分发挥自己表意文字的独特优势，在选用汉字时兼顾音和义，将一些音译词翻译得极为精妙，让我们很难辨认这些词的“真面目”。比如，可口可乐（cocacola），盖世太保（Gestapo），霸凌（bully）等词就是兼顾音和义的音译词，如果不是有相关知识基础，很难看出它们是从其他语言中“借”来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