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凤凰网军事《前哨站》作者 艾彦
核心提要：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脱胎于克格勃负责国内反情报工作的第二总局，传统上并不以对外情报搜集为主，但该局作为俄罗斯现政权的根基，得以不断向其他领域发展。其辖下第五局在此过程中成为对乌克兰情报工作的中心。
2. 情报工作对军事行动的价值是重要的，但其价值也不应做过高估计。同时，情报机构也不可能替代战略决策者与作战指挥官做出最终的判断。
3. 高度依赖承包商是俄罗斯情报系统存在的重大隐患，随着对抗烈度的提升，以及国际局势日益紧张，这种隐患可能会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近期，西方媒体报道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解雇了大约 150 名联邦安全局官员，并逮捕了包括联邦安全局第五局（行动信息和国际关系局）局长谢尔盖·贝塞达及其副手阿纳托利·博柳赫等人。据《泰晤士报》称，这次针对情报系统的“清洗”，是因为该部门向克里姆林宫提供了有关乌克兰局势的错误信息，导致随后俄军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遇到重大挫折。
传闻被逮捕的俄联邦安全局第五局局长谢尔盖·贝塞达
事实上，最早从3月11日，也就是开战后的第16天，俄罗斯调查记者安德烈·索尔达托夫（Andrei Soldatov）就在接受《纽约时报》报道中发出了这个消息，随后，美国国务院官员也向《纽约时报》证实了这一消息。也就是说，这一消息从公布至今至少已经一个月了。这一个月中，俄罗斯方面并没有对此进行辟谣或澄清，反倒是在情报战上栽得跟头一个接一个——通话被窃听，刺杀行动泄密，620名情报人员身份被公布到网上。
一百多年来，西方媒体对苏联/俄罗斯情报部门一贯不假辞色，这种态度可能从这个组织还叫契卡的时候就开始了。这种态度里包含憎恨、恐惧、厌恶等等，但很少像现在这样轻蔑。苏联解体后的三十多年来，这个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关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否真的像传闻的那样，对俄军的挫折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呢？
俄罗斯情报机构的前世今生
事实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主业并不在国外。
除俄总参谋部麾下的军事情报总局（格鲁乌）以外，俄罗斯政府有两个并行的情报部门，分别是负责国外情报工作的对外情报局（Служба внешней разведки），俄语缩写为СВР，英文缩写为SVR；以及负责国家安全保卫工作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俄语简称为ФСБ，英语简称为FSB。
这两个机构都是苏维埃时代安全机构的继承者。它们的前身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岁月，并有着一连串威名赫赫的名称：
1917-1922年，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消除怠工特别委员会（简称“契卡”）
1922-1934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简称“别格乌”）
1934-1946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
1946-1953年，苏联国家安全部
1954-1991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
十月革命后，被称为“钢铁般的菲利克斯”的捷尔任斯基在暴动工人和士兵之间组建“契卡”时，他那钢铁般的意志、组织与手段，就被注入到这个组织之中。其后七十多年来，无论敌友，均对整个组织闻风丧胆。
从1918年起，坐落于莫斯科梅尚斯基区的卢比扬卡大厦就成为了这些机构的总部，73年之间，无数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在这里灰飞烟灭。在苏联时代，“卢比扬卡”与“克里姆林宫”一样，代表着影响世界的权力。
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克格勃拥有5个总局（第一、二、三、八总局与边防总局）、18个业务局与若干个保障单位，工作人员总计48万人，肩负着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与边防等各个领域的安全工作。在克格勃下辖各局中，势力最大的是第一总局和第二总局。他们分别相当于克格勃的“剑”与“盾”。
担任“剑”角色的第一总局，负责对外情报搜集工作，下辖行动规划与分析局（P局）、反情报局（K局）、行动与技术局（C局）等8个分局，掌握着面向全世界的20个区域处（第一处至第二十处），其中，针对美国的是第一处，针对中国的则是第六处。苏联解体前，第一总局在全球拥有200多个情报站，13000多名成员。曾经的克格勃主席、后来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曾向手下抱怨，每天涌入那么多情报，不知道是真的有必要，还是只是为了满足最高领导人掌控世界的想法。
而担任“盾”角色的第二总局，负责反情报工作，下辖分析（A局）、技术与行动（N局）、无线电反侦察（R局）等4个分局和21个针对特定方向的处级单位（第一至第二十一处），其中负责对美反情报工作的是第一处，负责对中国反情报工作的则是第十六处。在苏联解体前，第二总局也拥有超过10000名成员。
在俄罗斯联邦成立后，苏联中央情报局转变为了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则调整为俄罗斯联邦反情报局，边防委员会转隶俄罗斯国防部成为俄罗斯联邦边防部队。1993年，俄联邦叶利钦签署法令，将反情报局更名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虽然，对外情报局与安全局是两个平级单位，都直接向俄罗斯联邦总统负责，但在实际上，因为三个因素的存在，导致联邦安全局的地位，实际高于对外情报局。这三个因素是：
第一，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这一决策结构下，自2008年起，该委员会秘书长即由前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担任。该机构的职责是“辅助俄罗斯联邦总统，并制定国内、外交和军事安全政策”，是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战略缔造的枢纽，其正副主席即为联邦总统普京与总理梅德韦杰夫。
第二，自2008年以来，出于现实的反恐怖主义需要，也出于争取国际战略中的回旋余地的考虑，俄罗斯开始将国内外的很多具体问题纳入“反恐怖主义”这个大篮子里，并建立了国家反恐怖主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还是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在这个以国家安全为核心任务的架构中，联邦安全局自然承担了主要作用，而对外情报局居于次要地位，其排位不仅低于外交部与国防部，甚至也低于内务部与紧急状态部。
第三，联邦安全委员会的第五任局长，是弗拉基米尔·普京。
第三点的作用可能是根本性的。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乌克兰的行动
联邦安全局第五局名为行动信息与国际关系局，Служба оператив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вязей，俄语缩写为СОИМС，英语缩写为SOIMS。是联邦安全局中专门负责海外情报搜集和分析的部门。该部门在设计时的任务是，为安全局的行动提供情报分析保障，并与国际情报机构进行沟通。在冷战后，尤其是恐怖主义肆虐的21世纪前二十年，情报交换的重要性明显提升，这也是这个局最初设计的核心目标之一。该局第九处是分管乌克兰方向的专门机构，也是此次西方媒体认为“捅娄子”的主要部门。
很多人看到联邦安全局第五局出事的消息时，都会觉得这是老牌情报组织的“翻车”，但其实并非如此，第五局虽然属于一个历史悠久的组织，但却是个新衙门。前克格勃第二总局结构内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职能单位，这个局是1998年普京担任联邦安全局局长时新建的单位。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这个局最初扮演的是一个“情报处理中心”的角色。但现实的复杂性总是远远大于预期。
在普京时代到来后，联邦安全局作为普京权力的重要根基之一，不断得到强化，其触角也不断伸展到新的领域。在2000年之后俄罗斯遇到的新安全挑战中，联邦安全局都发挥了比原设计更大的作用。这个情况也出现在第五局身上。
从2004年开始，乌克兰政府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反复摇摆。为了对乌克兰政局施加影响力，对冲北约与欧盟在乌克兰的东扩努力，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也开始采取措施。
关于贝塞达在基辅滞留的几天究竟做了什么，乌克兰质疑他参与在2月18日的暴乱中谋杀抗议者，而俄罗斯方面则声明，贝塞达当时的行程是为了保护大使馆和侨民的安全。但乌克兰并不买单，对贝塞达发出了逮捕令。随后，欧盟也在此问题上对乌克兰表示支持，并在7月26日，将贝塞达列入欧盟制裁人员清单。
2014年危机之后，联邦安全局开始增加在乌克兰的工作，而统筹这一工作的，正是其第五局。乌克兰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并不在原克格勃一总局与俄军总参谋部情报局的工作范围内。同时，乌克兰有大量的俄罗斯族人口，与俄罗斯之间的社会联系也非常深厚，也便于安全局在境内境外同时展开工作。
由此，形成了以俄联邦安全局为主导的对乌克兰情报工作。
客观评估情报战失利的影响
情报战本质上是一个黑箱，很多具体的措施甚至对于上级部门都是不可知的。对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情报战的效果，我们只能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去理解。
2月21日，亚努科维奇向抗议者屈服，并签署协议，乌克兰形势发生巨变。次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通宵召开安全委员会会议。23日，克里米亚首府塞瓦斯托波尔爆发亲俄示威，27日，摘除标志的俄军接管了克里米亚州议会，并同时分兵占领克里米亚全境。3月1日，在顿涅茨克也爆发了亲俄示威，4月6日，同样的事情在卢甘斯克发生。不久后的4月12日，卢甘斯克与顿涅茨克先后爆发了战斗，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顿巴斯战争揭开序幕。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但那两个月时间里，乌克兰大地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仍无法厘清。但从效果上来看，俄罗斯的行动必然有着清晰的情报和公关保障。
在现代民族国家成长的历史上，军事压力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催化剂。而顿巴斯战争无疑为乌克兰进行缓慢而持续的国家动员提供了机会，也极大地压缩了俄罗斯通过宗教与文化认同开展情报工作的空间。
2014年初春俄罗斯的雷霆一击，是在突发变局之下，为了让棋局继续走下去的险棋。但在那之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情报工作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反过来看的话，2014年初春的行动也并不是一种常态，情报系统有自身的工作逻辑。
事实上，并不可能有某一份文件能清楚地表明一方后续所采取的所有行动。因为真正落实下去的行动，是在双方的对抗之中形成的。即便当年南京国防部的命令被同时发给延安和徐州，粟裕仍需要凭借自己的观察与分析判断战局的走向。情报是作战的保障，而不是作战的核心。情报系统或许会发挥出令人惊叹的效果，但更多的时候，它的作用其实是被过高估计了的。
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研究员尼克·雷诺兹和杰克·沃特林在2月25日撰写的文章，援引了俄联邦安全局第五局第九处在2022年2月，委托调查公司在乌克兰各地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这份调查非常有意思，它展现的信息，这些信息所勾勒的图景，其实与我们在这七周的经历是相互印证的。
这次民意调查中的一些结论，与普京在2月24日开战前的电视讲话中的观点有很高的相关度。这次民调展现出乌克兰基层治理的失败，和对政坛普遍的不信任态度，这也是普京在那次讲话中对乌克兰社会所表现出的理解。
具体而言，在这次调查中，2月初的乌克兰人总体上对未来持悲观态度，对政治态度冷漠，不信任政客、政党或大多数乌克兰国内机构。他们的主要担忧是，疫情影响下压倒性的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两者都展现出持续上升的势头。足有44%的乌克兰人认为在2月可能会面临交不起水电费的问题。而乌克兰人对总统泽连斯基持信任态度的占27%，而不信的却占到了67%。而乌克兰军队则受到乌克兰人很高的信任，达到了68%。地方政府的相对信任度较高，超过了40%。然而，其他机构的信任度则很低，警察为28%，乌克兰情报部门为23%。对中央拉达（乌克兰议会）和政党的信任度则极低，分别为11%和8%。而在2月初，90%接受民调的乌克兰人都知道俄军正在进行大规模集结，但其中大部分都不相信俄军会真的开战，而51%的乌克兰人对军队能击败俄军抱有信心。
坦率地讲，这份报告中的数据，根本算不上失真。情报机构对这份民调的判读可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这种主观性，本也就是战争的指导者和作战指挥官应当面对的挑战。也没有一个合格的决策者会在情报面前放弃自己的判断。无论在情报学上，还是军事学上，情报都只是判断的依据之一，而不是行动的秘籍。
俄联邦安全局五局九处向俄联邦总统提交的情报究竟为何，这一点其实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如果只是情报系统说乌克兰不会抵抗，俄军政要员们就认为真的不会抵抗，那么，他们落入眼前这种困境还真的是“自然”。
但这并不是说，俄罗斯的情报系统完全只是更高层级战略误判的替罪羊。这一系统有自身的严重缺陷。
供应商情报战
时代变化了。
在冷战期间，大国情报部门的官员犯下严重的错误，很可能会消失在自己部门的审讯室里。而在现代，同样严重的错误会导致的后果，可能仅仅是甲方不付款。这是一个情报飞速变成商品，连同情报分析都被产品化的时代。这种由承包商打情报战的状态，在当今全世界都非常普遍。但俄罗斯尤其严重。
这种情况的直接诱因，就是苏联的解体。在苏东剧变之初，曾经震动世界的红色帝国情报网也变得朝不保夕，其成员或者被裁撤，或者迫于生计主动离职，连普京在九十年代初都在考虑开出租车补贴家用。大量克格勃的情报人员，开始变成情报掮客，组建了各种各样的情报公司或技术保障公司，利用之前的人脉，继续吃情报这碗饭。比如前面提到的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进行的民意调查，也是通过当地的承包商执行的。
在2020年，著名反俄罗斯联邦政府的黑客组织——Digital Revolution（数字革命），就通过入侵情报机构或者政府站点，窃取资料和数据从而公布世间。该组织先后三次盗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承包商数据，包括Quatum、SyTech和0Dday Technologies等三家网络技术公司，俄联邦情报局与这些机构签署协议，用以组建一个物联网僵尸网络，目的是追踪自媒体来源，或劫持民用传感器网络进行监视。这三家公司只是最终落实到的供应商中的一部分，在商业承包逻辑中常见的分包与转包，在这次泄密事件中都有体现。但这样的商业逻辑，最终引发了俄联邦安全局互联网情报工作的大曝光。
大量使用承包商参与情报工作，对于当前的俄罗斯而言，其实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这样的现实，让俄罗斯能以可接受的成本维持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但其忠诚度与安全性也必然存疑，而反应速度更是难以满足高强度对抗的需求。这种体系之所以能出现，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过去三十年的国际冲突相对比较缓和。但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国际局势加速紧张化，这个系统的短板开始变得愈发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