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顾彬。（图片来自网络）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德国诗人、作家、汉学家、翻译家，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顾彬编写中国文学史、译介中国诗歌成果颇丰，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专著、译著和编著达50多部，培养了一批文学翻译工作者、外交家和汉学家，为中国文学研究与传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一）
1945年，顾彬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这一年，纳粹德国向反法西斯同盟国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彼时，德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因战争遭到巨大打击，国家进入极度困难时期。顾彬的童年物资匮乏、生活艰难。同时，德国战后对二战历史的反思影响着顾彬的历史观念和思维方式，使得他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更多从历史的传承和社会的发展角度研究问题。
1966年至1968年，顾彬进入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神学解决不了“人生的意义”问题，也使顾彬时常感到迷茫。在这一时期，偶然读到的一首中国诗歌使顾彬与研究中国结缘。与大部分西方诗歌中直抒胸臆的写作手法不同，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诗中优美的语言和悠远的意境深深打动了顾彬，为他打开了文学创作新的视野。1968年，顾彬转入维也纳大学，开始学习古汉语和日本学。中国文学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对人的道德、情感、主观能动性的关注，激发了他对中国文学的独特兴趣和热爱，让他对“人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人”有了更多体悟。
1972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在短期内互派大使，建交后，双方开展了一系列友好往来，相互了解和认知不断增进。得益于此，1974年，顾彬获得了为期一年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的机会。怀着对古老而神秘的中国的好奇之心，顾彬在北京城欣赏山水，追寻历史。他几乎每天都会去圆明园，在废墟中阅读、思考，思索历史给当代人留下了什么。在课堂上，顾彬第一次知道了鲁迅。鲁迅作品中流畅的语言表达和蕴含的深刻思想吸引顾彬反复阅读、揣摩文本，还尝试编写了一本名为《鲁迅诗歌、散文、小说杂文选》的小册子，这也为日后主持翻译六卷本德文版《鲁迅选集》的庞大工程奠定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期，汉学在欧洲的影响力开始上升，也吸引了很多学生学习中文。回到德国后，顾彬先后在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学系、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任教，长期担任《袖珍汉学》《东方向》杂志主编。在学生热情最高涨的时候，他将学生分为四组上课，一周课时量达到16小时，超过规定的8小时一倍。完成了六卷本德文版《鲁迅选集》的翻译工作后，顾彬主持编写十卷本德文版《中国文学史》，并主笔《中国诗歌史——从起始到皇朝的终结》《中国古典散文》《中国传统戏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套丛书的索引分类颇有特色，也成为日后人们学习中国文学的一套指南书籍。自2010年起，顾彬开始撰写、翻译十卷本德文版《中国古代思想家丛书》，《论语》《老子》《孟子》《庄子》等先后在德国出版，他也因此获得德国最高翻译奖项——约翰·海因里希·沃斯奖。顾彬还将北岛、顾城、杨炼等新诗人引介到德国，为汉学的传播、汉学人才的培养和文化交流对话作出了卓越贡献。
（二）
神学、日耳曼文学和哲学，德语、拉丁语和汉语，诗人、翻译家和汉学家……顾彬拥有的多元学科背景和多重身份构成了他从事研究的重要支撑，从宗教、哲学、历史等多角度研究中国文学，是顾彬学术研究的特点。在顾彬出生和成长的时代，德国汉学学科正经历恢复和重建。在当时德国乃至欧洲的汉学研究中，普遍通过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寻找“共性”问题。顾彬所属的波恩学派反对将欧洲的价值标准作为统一的衡量尺度，更加突出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的特质，更多聚焦中西文学、历史和哲学差异碰撞、交融后的理性思辨。在顾彬的研究中，他对在汉学研究中“求异”而非“趋同”的研究方式的继承和发展，为认识中国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例如，顾彬试图探寻中国诗歌的“起源”与“本质”，从“偶然性”“等待”“记忆”等哲学概念解析唐诗的意境，比对汉语文学中“怨、愁、悲、哀”情绪和西方文学中的“忧郁”主题，分析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的语言、思想价值和社会影响。顾彬认为学术应该像艺术一样具有创造性，因此，他对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观点持有非常开放包容的态度，且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地回望、修正自己的研究成果。
德国有重视翻译文学的传统，许多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得益于顾彬的翻译。在大量的实践中，顾彬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顾彬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注解，是一种交流行为。原文文本不再属于作者，译者可以在合乎逻辑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理解和阐释。翻译没有标准答案，译文只是提供了理解作品的一种可能性。在翻译中，译者应当根据上下语境考证多音字、多义词的解释，尽可能准确地传达文本的含义和原文的文学性。同时，将文本置于作家和读者所处的历史背景中思考。译者和作家的自我修养在于忠于道德水准、忠于自己的洞察力和忠于对语言的熟练掌握，而不是机械地逐字逐句还原文本。
（三）
顾彬一直非常关注汉语言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的问题，即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顾彬所认同的“世界文学”是超越了民族特性，被世界广泛理解与接受的文学，呈现的是各民族文学在交流互鉴中绽放独特魅力，成为人类宝贵的共同财产的美好愿景。
顾彬指出，中国文学传播中最基础的“他因”在于所在国家对汉学的兴趣、图书市场和传播媒介。以德国为例，《道德经》之所以在德国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不仅是因为它的翻译非常成功，更因为德国对中国古代哲学超乎寻常的兴趣。顾彬列举了一些可以被称为“世界文学”的中国作品——《楚辞》《牡丹亭》，以及苏东坡、萧红、张爱玲、北岛、林语堂的作品等。他认为，这些作品在国外的成功大多得益于其中包含的全人类共同的认知体验、对社会的批判描写，或是女性视角的书写。
诚然，一个国家文化的“走出去”离不开优秀学者、翻译家的推动，更重要的是要拥有优秀的作品。作为诗人和作家，顾彬对文学创作有更深刻的体会，他认为，好的文学也是好的哲学，文学创作必须兼顾语言的文学性、思想深度和写作的创新探索。这也是他对鲁迅推崇备至的原因——鲁迅的作品不仅在思想和艺术上达到了很高境界，还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创新和引领作用。
顾彬对待文学的态度纯粹而清醒。他曾表示十分认同法国诗人马拉美的观点：如果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或诗人，必须保持20年的缄默。如果20年后再把作品拿出来翻阅，仍觉得写得好，那才可以出版。而在现实生活中，顾彬等待、沉淀了30年，才开始出版自己的诗集。他也多番公开批评过一些追名逐利、盲目迎合市场的文学创作。他对作品的翻译推介出于纯粹的热爱和责任，他愿意自行支付书籍出版的费用，在当今社会，这种态度显得尤为可贵。（完）
作者/张子琰 张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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