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期贝多芬：音乐·思想·想象》是美国音乐学家梅纳德·所罗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学术论著，旨在探讨晚期贝多芬的个人思想与其音乐创作的关联。所罗门研究的贝多芬“晚期”是一个传记性的“时间概念”而非具有批评功能的“风格概念”，拟在生平语境下诠释作曲家的人生与其音乐创作如何达成互动。《晚期贝多芬：音乐·思想·想象》是一种传记书写的“变体”，显现出21世纪音乐学研究中作曲家传记性书写与作曲家作品研究学术理路的趋同性，为经典作曲家传记性研究提供了新范式。
关键词：梅纳德·所罗门；《晚期贝多芬》；传记书写；晚期风格
作者简介：杜琳（1989年生），女，博士，南京师范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师（南京 210000）。
刊载于《音乐艺术》2022年第2期，第102-111页
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 Solomon, 1930—2020）是美国著名的音乐学家，也是一位相当具有影响力的贝多芬研究专家。所罗门因其经典的心理学分析传记《贝多芬》（Beethoven，1977）[1]被中国音乐学界所熟知。但所罗门还有另一个不为大众所知晓的身份——“先锋唱片”（Vanguard Records）的创始人之一。实际上，西方音乐学界不乏有双重身份的学者，如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1927—2012）不仅是一位卓越的音乐学家，还是一位优秀的职业钢琴家，令人惊讶的是，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取得的竟是法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2]相比罗森光鲜的人生履历，所罗门独特的人生经历显得更具传奇色彩。对于所罗门而言，1950年是其人生中重要的一年：他于1950年从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毕业，获得音乐和英语专业的学士学位；也正是在这一年，他与哥哥西摩·所罗门（Seymour Solomon，1922—2002）共同创建了“先锋唱片”公司。所罗门兄弟此次创业并非“玩票”性质的试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先锋唱片”在业内名声大噪，他们录制了类型多样的音乐专辑，其中古典音乐品类有英国牧歌、巴赫受人忽视的康塔塔、海顿的弥撒曲以及马勒的交响曲等，此外他们还制作了大量民谣、布鲁斯和爵士乐的专辑，签约了许多流行音乐歌手，如年轻时期的美国民谣天后琼·贝兹（Joan Baez，1941年生 ）。20世纪70年代，所罗门在保证唱片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开始逐渐转向学术研究：1973年，所罗门编辑了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批评与美学的基础读本《马克思主义与艺术：古典与当代论文》；[3]1977年，所罗门出版的《贝多芬》堪称贝多芬传记的经典之作。他通过全面考证有关贝多芬的原始文献资料，借助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力图解密贝多芬人生的“谜团”。1988年，所罗门的《贝多芬论稿》（Beethoven Essays，1988）[4]获得奥托·金凯尔德奖（Otto Kinkeldey Award）。此外，所罗门还写作了《莫扎特传》（Mozart: A Life，1995）[5]以及关于舒伯特“同性恋”问题的专题研究。[6]尽管所罗门取得了众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他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学家。很难想象，像所罗门这样有名望的音乐学家没有博士学位；长期以来，他也并未寻求一个固定的教职（当然这也许与他另一个职业身份“先锋唱片”公司的副总裁有关），直到1998年才正式加入茱莉亚音乐学院。他的关注点广泛，对哲学、美学、社会学尤其是心理学都有所涉猎。[7]所罗门的职业经历及其个人的学术旨趣，使他以一种别样的智性眼光探索音乐艺术无限的可能性。
一、文体属性之惑：传记的“变体”
鉴于所罗门是以书写贝多芬的传记而确立声望的，当他的读者初读此书的标题《晚期贝多芬：音乐·思想·想象》时，会有怎样的期待？如果阅读预期为马丁·库珀《贝多芬：最后十年，1817—1827》[14]那种式样的传记文本，一定会大失所望。巴里·库珀曾直言这类读者期待必定会落空，并归因于所罗门的标题“名不副实”（misnomer）。[15]实际上，《晚期贝多芬》主要由序言和12篇文章构成。简略浏览致谢部分便可得知，这是一本关于贝多芬研究的学术论文集，而非一部聚焦贝多芬晚期时段的作曲家传记。但令人疑惑的是，西方音乐学界不约而同地将此书归为贝多芬传记：其一，无论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还是杜威十进分类法，都将此书归为作曲家传记一类，该书的图书分类编号分别所属传记类图书编号ML410与780’.92；[16]其二，在《音乐研究资料手册》（Sourcebook for Research in Music，2015）的“音乐家传记”章节中，编者将此书列为重要的贝多芬传记之一；[17]其三，在洛克伍德最新的著作《贝多芬的生平：传记的传统》中，作者也将《晚期贝多芬》视为传记研究。[18]那么，上述对此书文体属性的判断是权威分类法与音乐学者的“误读”吗？
笔者认为，作曲家传记编纂经历了近300年的书写历史，其本身的意涵已发生转变。如洛克伍德追溯到贝多芬最早的传记性文本是格里尔帕策（Franz Seraphicus Grillparzer，1791—1872）为贝多芬所写的葬礼悼词，这与人们通常认知中的传记书写大相径庭。事实上，传记这种文本最早起源于对人的纪念，所以“它最初的出现是同墓葬、史诗、宗教等等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后来才逐步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以文字为媒介的形式”[19]。在不同历史阶段，作曲家传记所呈现出来的样貌折射出相异的音乐史学观念和审美趣味。作曲家传记发端于18世纪，在19世纪迎来其发展的“黄金期”，确立了经典的书写样式。但随着阿德勒提出著名的“音乐学宣言”[20]以及20世纪初形式主义自律美学观念的出现，作曲家传记书写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作曲家传记的未来之路应何去何从？尤其贝多芬这样的大作曲家，是当时公众关注的焦点人物，关于他的传记汗牛充栋，其中不乏这一文体难以超越的里程碑著作——A.W.泰耶（Alexander Wheelock Thayer，1817—1897）撰写的实证性传记《贝多芬》（1866—1879）。[21]面对质疑与挑战，当代音乐学者开始探索不同的传记写作策略与方案，传统的传记书写模式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洛克伍德在《贝多芬：音乐与人生》（Beethoven: The Music and the Life，2003）中尝试以生平与作品分列的方式将贝多芬的艺术人生与其音乐创作融为一体。[22]扬·斯瓦福德（Jan Swafford，1946年生）则从自己作曲家的身份出发，着意于勾勒“作曲家眼中的作曲家”[23]。金德曼的《贝多芬》所体现的倾向特别值得注意，作者在序言中强调，“本书的焦点是美学而非传记”[24]，换言之，此书是从审美视域下观照贝多芬创作的作曲家研究专著，而不是一部讲述贝多芬生平的传记。无独有偶，邦兹的最新著作《贝多芬：关于人生的变奏》（Beethoven: Variations on a Life, 2020）也表示该书“并不是一部传记，也没有依照编年的路径”[25]。邦兹突破了生平的线性叙事，以关键词的方式引发众多话题，从而对贝多芬的人生与其创作的关系进行深切的探索与思考。实际上，除了记述作曲家的人生事件，作曲家传记（尤其是评传）主要是一种音乐批评的方法。当代的作曲家传记愈来愈凸显其音乐批评的功能，许多音乐学者已不再满足于写作纯粹的作曲家人生，而是跳出传记书写的固有模式，摆脱整体生平时段编年性叙事的束缚，以强势、显在的“作者之声”评说作曲家（传主）的人生与创作。
虽然《晚期贝多芬》是一本论文集，所罗门在全书中也甚少直接谈及贝多芬的生平，但此文集本身已具备了传记性特质，原因在于作者所关注的核心要义：贝多芬的思想与其晚期音乐作品的关联。[26]从传记编纂而言，作曲家的个人思想是其人生经历中最关键的生平要素之一。邦兹在他的新书中，专门以贝多芬的“理想”（Ideals）作为关键词展开论述，贝多芬“理想”的形成与其思想观念是密不可分的。[27]通过回溯所罗门整个学术研究的脉络以及他所主张的学术观点后，笔者推测，《晚期贝多芬》是所罗门《贝多芬》传记的延续性研究，即从微观层面透识晚期贝多芬的精神世界与其音乐创作。虽然所罗门凭借《贝多芬》奠定了他在音乐学界的地位，但这部心理学传记并非全然收获赞誉，因其对贝多芬音乐的探讨不够充分而遭受批评。[28]作曲家传记书写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平衡“生平与创作”的关系，作曲家的人生与其音乐创作间是否有关联，并存在多大程度上的关联，这显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所罗门在其学术论文“关于传记的思考”（Thoughts on Biography）中指出，没有人会全盘否认创造力中所存在的个人性因素，但很多人低估了它的重要性。[29]所罗门认为作曲家的“个人风格”不仅反映其技术构思以及对现有风格的吸收，还反映出心理态度、有意识的选择和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或许不需要了解任何作曲家的生平，也能够欣赏音乐作品，甚至进行审美的评判，但在缺乏传记资料的情况下，艺术创作的问题不可能被充分地呈现出来。在笔者看来，所罗门的《晚期贝多芬》就是在探索如何在作曲家的思想（生平要素）与其音乐创作之间绘制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当然，路径是多样的，所罗门只是作出自己的尝试，就如他所述：“我的目的是开启对这个主题的进一步考察，提供一些零星的想法，可能是值得探索的潜在方向，而不是妨碍或抢占这个研究过程。”[30]
面对当下传记书写的困境，经典的大作曲家传记已很难延续传统的写作样式，而势必浸入音乐学者个性化的批评与诠释，打破传统写作的边界，探寻传记与传记性书写的新可能。
二、“晚期贝多芬”与“贝多芬晚期风格”
近年来，对作曲家“晚期”的探讨成为音乐学界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作曲家“晚期风格”作为一个有深度的批评性术语和独特的风格概念被首次提出，始于阿多诺对贝多芬晚期创作的探索，萨义德作为阿多诺的追随者，则赋予了“晚期风格”更具延展性、动态化的意义。那么，所罗门是如何观照贝多芬“晚期”的？
如前文所述，库珀批评此书的标题“名不副实”[31]，这其中另一层的指责是：如果读者盼望读到犹如阿多诺式的“贝多芬晚期风格”，可能会感到兴味索然。实际上，“晚期风格”是一个具有多意性指向的名词，其英语表达late style“兼具了德语的Spästil（阿多诺提出的late style）与Altresstil（individual old-age style，意为'一个人在老年阶段的风格’）的两重含义”。[32]由此可见，“晚期风格”指向了两种不同的意涵：它既是一个具有批评功能的“风格概念”，也是一个带有描述性的“时间概念”。库珀认为，“晚期贝多芬”更多是与音乐风格相联系，而不是一个传记性的时段，而且最重要的是，所罗门对“晚期贝多芬”这一关键概念并未进行太多深入的讨论。萨义德也曾提到这一点：“全书仅顺便提及阿多诺，并未详述，这点颇为奇怪。”[33]其实，所罗门对贝多芬“晚期”的探讨，并不是如阿多诺一般从哲学、美学意义上对贝多芬的晚期作品进行思考与解读。所罗门的“晚期贝多芬”（late Beethoven）其关注的重心在于晚期的“贝多芬”，而阿多诺的“贝多芬晚期风格”（Beethoven’s late style）所聚焦的是贝多芬的“晚期风格”，这两位学者对“贝多芬晚期”研究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对作曲家晚期的研究，所罗门与阿多诺观点相左。阿多诺认为，总是从生平层面解释贝多芬的晚期，这相当于将晚期作品“放逐到艺术的边缘，沦于被视为比较接近文献记录”，仿佛“面对人死亡的尊严，艺术理论自弃权力，在现实面前退位”。[34]也就是说，要专注于作曲家作品本身所显露出来的艺术价值与意义，而不是通过传记性的生平元素来解释贝多芬的晚期作品。与阿多诺恰恰相反，所罗门作为一位资深的贝多芬传记作者，他所秉持的一贯观点是在生平语境下关注作曲家的艺术创作，批评性地诠释作曲家的人生与其音乐创作如何达成互动。当然，所罗门也并非全然否定阿多诺的观点，他也认为贝多芬的晚期是一个“巨变”式的存在。但所罗门并非要呈现“贝多芬晚期风格”的样态，而是要探寻塑造“贝多芬晚期风格”的成因，以及贝多芬晚期非凡的创造力与其精神世界的相互关联。
（未完待续）
向上滑动阅览
* Maynard Solomon, Late Beethoven: Music, Thought, Imagin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 Maynard Solomon, Beethoven, 2nd rev. ed., New York: Schirmer Books, 1998. First published in 1977. 中译本：《贝多芬传》，田园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 查尔斯·罗森：《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修订版），杨燕迪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中译者序。
[3] Maynard Solomon, ed. Marxism and Art: Essays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New York: Knopf, 1973.
[4] Maynard Solomon, Beethoven Ess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 Maynard Solomon, Mozart: A Lif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5. 中译本：《莫扎特传》，韩应潮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6] Maynard Solomon, “Franz Schubert and the Peacocks of Benvenuto Cellini,” 19th-Century Music, Vol. 12, No. 3 (Spring, 1989), pp. 193-206.
[7] 文献资料显示，所罗门曾于1950—195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进行研究生学习，尽管他最终并未取得学位，但通过他发表的学术出版物，可推测他当时学习的是心理学专业。
[8] Anthony Tommasini, “Maynard Solomon, Provocative Biographer of Composers, Dies at 90,” The New York Times, Oct. 8, 2020.
[9] 此处指所罗门学术生涯的晚期，而非生命的晚期。洛克伍德曾提到：“如果没有疾病的干扰，所罗门关于舒伯特的研究论文应该会形成一部完整的舒伯特传记。”详见Lewis Lockwood, Beethoven's Lives: The Biographical Tradition,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20, p.121. 由此可见，73岁的所罗门（2003），身体状况应该已不适合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所以自《晚期贝多芬》后，他再未出版研究专著。
[10] Mark Evan Bonds, Beethoven: Variations on a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11] Lewis Lockwood, Beethoven's Lives: The Biographical Tradition,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20.
[12] William Kinderman, Beethoven: A Political Artist in Revolutionary Tim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13] 迈克尔·伍德认为：“萨义德对于晚期风格或其他问题的兴趣，绝不仅仅是自传式的。他对自己的死亡的各种想法，加深了他对于晚期风格问题的依恋；但它们却没有激发起这种依恋。但是，我确实相信，这些想法成了计划中的这部著作长久的和未完成的生命的一部分。”详见爱德华·W. 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阎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导论第9页。
[14] Martin Cooper, Beethoven: The Last Decade, 1817-182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5] Barry Cooper, “Reviewed Work(s): Late Beethoven: Music, Thought, Imagination by Maynard Solomon,” Music & Letters, Vol. 86, No. 1 (Feb., 2005), pp. 124-126.
[16] 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System)是北美学术研究型图书馆以及大学图书馆普遍使用的一种分类体系。此分类法将与音乐相关的“文本资料”分为三类：M（Music）、ML（Music Literature）与MT（Music Theory），其中作曲家传记属于ML这一类别，其分类编号为ML410。杜威十进分类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是由美国图书馆专家麦维尔·杜威设计，用阿拉伯数字十进制号码作为标记符号。此分类法是目前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文献分类方法，其中作曲家传记的分类编号为780’.92。
[17] Allen Scott, Sourcebook for Research in Music 3rd, Phillip D. Crabtree and Donald H. Foster, founding editor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57.
[18] 同[11]，第188页。
[19]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91页。
[20] Guido Adler, “Umfang, Methode und Ziel der Musikwissenschaft,”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Musikwissenschaft 1, pp. 5-20. 中译文请参见“《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及目的》（1885）：英译本暨历史分析性之评论”，秦思译自艾利卡·马格尔斯通（Erica Mugglestone）的英译本，《大音》第十二卷，萧梅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第290-313页。
[21] Alexander Wheelock Thayer, Thayer’s Life of Beethoven, Translated by Henry Edward Krehbiel (1921), Revised and edited by Elliot Forbes, Herman Deiters, and Hugo Rieman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First published in 1866-1879 (vols. 1-3) and 1907-1908 (vols. 4-5).
[22] Lewis Lockwood, Beethoven: The Music and the Life, New York: Norton, 2003. 中译本：《贝多芬：音乐与人生》，刘小龙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第1页。
[23] Jan Swafford, Beethoven: Anguish and Triump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4. 中译本：《贝多芬传：磨难与辉煌》，韩应潮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第3页。
[24] William Kinderman, Beethov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09. 中译本：《贝多芬》（第二版），刘小龙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中文版序言，第1页。
[25] 同[10]，序言，第2页。
[26] 同注释*，序言，第2页。
[27] 同[10]，第30-35页。
[28] 洛克伍德在其书评中肯定了所罗门对贝多芬个性的研究，但他认为所罗门对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全貌分析还不够深入，并且此书中缺乏对贝多芬音乐的探讨。详见Lewis Lockwood, “Review: Solomon's Beethoven,” 19th-Century Music, Vol. 3, No. 1 (Jul., 1979), pp. 76-82. 经过41年后（1979—2020），洛克伍德再评价此书时，他动情地说：“回顾那篇评论，我仍然会保留它的前提和结论，但如果可以重新来过的话，我会对所罗门对贝多芬作为作曲家成长过程的处理抱以更广而深的理解。”同[11]，第121页。
[29] Maynard Solomon, “Thoughts on Biography,” 19th-Century Music, Vol. 5, No. 3 (Spring, 1982), pp. 268-276.
[30] 同注释*, 序言，第10页。
[31] 同[15]，第124-126页。
[32] 杨婧：《“晚期风格”在当代西方音乐学界》，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136-147页。
[33] Edward W. Said, “Untimely Meditations——Maynard Solomon’s LATE BEETHOVEN,” Music at the Limit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中译本：《音乐的极境》，庄加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第502-503页。
[34] 阿多诺：《贝多芬：阿多诺的音乐哲学》，彭淮栋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