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 《孙子兵法》是我国军事文化之经典，代表了中国传统战略思想。钩沉该书翻译史是其翻译研究的基础，学界现有研究缺乏对最新外语译本的关照，应用型、研究型文本与外语译本未区分以及外译情况与重要译本的介绍过于简略，因此，全面梳理该书在非英语世界和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史具有必要性。《孙子兵法》翻译史有六大特点：其翻译是蔚为壮观的跨文化传播奇迹；外语译本问世之前，该书既已广为流传；其翻译与战争、国际关系等密不可分；译本类型与译者文化身份具有多样性；翻译史中多有转译现象，几种影响力大的译本多为后世译者所采用；中国人译本出现较早，但海外接受度有待提高。
[关键词] 《孙子兵法》；翻译史；跨文化传播；非英语世界；英语世界；文化身份
《孙子兵法》由春秋末期孙武所著，为《武经七书》之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孕育《孙子兵法》的基因是齐文化，产生《孙子兵法》的土壤是吴文化。”[1]该书不仅在我国是“百代谈兵之祖”[2]，“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的声誉，各国学术界无不承认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2]。《孙子兵法》包含诸多合理内核，超越时空而具有永恒的价值，在军事领域以及商业竞争、企业管理、体育竞赛、外交谈判等领域都得到广泛的应用。该书“作为一部战略学著作，充分展示了孙子的战略观”[3]。“孙子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把战略思想写成著作(书)的人……《孙子兵法》是世界上第一本战略思想著作。”[4]该书在西方已被广泛接受，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杰出代表。钩沉该书翻译史是其翻译研究的基础，学界已有较多相关研究，如李桂峰[5]、苏桂亮[6-9]、屠国元与吴莎[10]、邵青[11]、商海燕与高润浩[12]、刘晓霞[13]、朱晓轩[14]、唐瑭与董晓波[15]、孙远方[16]等。但是，已有研究或是缺乏对近几年外语译本的关照，或是应用型、研究型文本与外语译本未区分，或是外译情况及重要外语译本的介绍过于简略。因此，本文拟以外语译本为考察中心，对《孙子兵法》在非英语世界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做全新的梳理(1) 本文系作者正在进行的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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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由古汉语书写，先经历了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译介，如西夏文、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等。现存西夏文《孙子兵法》残本为曹操、李筌、杜牧三家注本，约为北宋初期译本，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少数民族语言《孙子兵法》译本(2) 王民信的《西夏文孙子兵法》一文有该译本的介绍，见中国台湾《书目季刊》，第15卷第2期。 。1846年，耆英翻译的《满汉合璧孙子兵法》刊行。1866年，桑儒布印行蒙古文《孙子兵法》译本。1906年，清锐等印行“满汉对照”《孙吴武经》。1976年，敖其尔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蒙古文译本《孙子兵法新注》。1998年，札西旺久翻译的《跨越时空的孙子兵法》藏文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为第一部《孙子兵法》藏文译本。2000年，敖其尔与那仁毕力格编译蒙古文《孙子兵法》，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蒙古国汉学家其米德策耶翻译的蒙古文译本在乌兰巴托ADMON公司出版。2010年，范昀著、克里木·阿西木翻译的维吾尔文译本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孙子兵法》的第一部维吾尔文译本。该书走出国门后，首先被译介到非英语世界，以下介绍各语种的译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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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在国外的流传以朝鲜半岛为最早。在记载朝鲜三国时期历史的《三国史记》四十五卷之《列传》五“明临答夫”(172年11月)条下，记有“兵众者宜战，兵少者宜守，兵家之常也”[8]11“若我深沟高垒，清野以待之”[8]11等语句，韩国学者指出这些语句源自《孙子兵法》。明临答夫(67—179)是高丽史上第一位国相，有机会接触中国典籍。若韩国学者推断正确，《孙子兵法》在东汉时既已传入朝鲜半岛，然而这有待进一步考证[8]11。《孙子兵法》第一次出现在朝鲜正史是在《朝鲜王朝实录》一书(约1392年)。1409年，朝鲜以铜活字刊印《十一家注孙子》三卷，为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孙子兵法》刊本，现藏日本。首阳大君是朝鲜第一个为《孙子兵法》做注的人(约1452年)。1593年，朝鲜刊刻了用本国文字“谚解”的《校定孙子大文》，是朝鲜译解《孙子兵法》之始。1778年，朝鲜曾刊印《新刊增注孙武子直解》，分上中下三卷。1913年，高裕相翻译的《悬吐孙武子直解》由汇东书馆出版，此为朝鲜半岛近代最早的《孙子兵法》版本。韩国尤为重视该书的译介。1951年出版了南晚星译本，1958年出版了金达镇与慎玄重的《国译孙吴兵书》，1972年出版了金相一译本，1974年出版了李钟学译本，1989年出版了李钟鹤的《孙子兵法全译本》，1997年出版了金胜水的《新译孙子兵法》，1999年出版了金光秀译本等[8]18。新世纪以来，又有四十多部韩语译本问世[8]20。
1949年，雅罗斯拉夫·普鲁塞克(Jaroslav Prusek)等3人翻译的捷克语《孙子兵法》译本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出版。
因为《孙子兵法》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不同领域的译者对其进行译介，译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专业背景及个人意识形态。从译者文化身份的视角考察该书英译史，能够更清晰地展示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程。许多英译者兼具多种文化身份，分类时依据其所在的主要领域，以及译本出版时间的译者文化身份。笔者根据掌握的资料，梳理了具有译介性质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其他应用型、研究型文本不在本文重点考察范围之内。
亚洲其他一些国家也出现了本国语言的《孙子兵法》译本。1952年，泰国学者沙天·唯拉昆翻译的《诗歌兵法与中国兵法》出版，为《孙子兵法》的首个泰语译本。1977年与1985年，曼谷班龙散股份公司两次出版天猜·严瓦拉梅的《孙子兵法》泰语译本。1978年，披差·瓦萨那松将格里菲斯译本转译成泰语，这是格译本进入亚洲之始。《孙子兵法》的首个缅甸语译本于1956年出版，译者是钦温貌。越南于1961年出版了施达志的《孙子兵法》越南语译本。1963年，胡志明市坦维特出版社又出版了毕信的越南语译本。1973年，以色列出版了一部《孙子兵法》希伯来语译本，是西亚地区第一次用本国语言翻译该书。《孙子兵法》的第一部马来语译本是1986年由吉隆坡人叶新田翻译而成。1992年，《孙子兵法》印尼语译本在印度尼西亚出版。黎巴嫩于1998年出版了《孙子兵法》的第一部阿拉伯语译本。2008年，伊朗学者胡塞尼翻译的首部波斯语《孙子兵法》在伊朗出版。201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东方智慧丛书》，将《孙子兵法》翻译成印尼语、马来语、泰语、缅甸语、老挝语等。此外，坦桑尼亚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斯瓦西里语译本，首次把《孙子兵法》译介到了非洲。
生活是很复杂的，又是很简单的。复杂的是，你总感觉一天到晚有那么多忙不完的事情；简单的是，你可以在某一时刻只专注于某一件事。时间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懒懒散散、浑浑噩噩，一天天过去，什么进步和变化也没有。但是，如果每做一件事，都全身心地投入，耐心加恒心，就会创造出让人惊讶的成绩。“专注”和“耐心”是我认为必须要教会孩子的事情之一。正好有网友妈妈问到我，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怎么办？应该如何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所以，我今天专门写一篇，总结一下我的观点，以及我在日常生活中帮助笑笑学会专心的场景和方法。
《孙子兵法》的第三种西方语言译本是西班牙语译本。1903年，该书的西班牙语译本在马德里出版，译本名为《孙子兵法研究》，译者是罗佩兹·格瑞克·伯里格罗[20]。
除上述早期译介的语种外，《孙子兵法》还出现了其他语种的译本，语种数达四十六个之多。各语种译本初版时间如图1所示：匈牙利语(1963年)、荷兰语(1974年)、罗马尼亚语(1976年)、意大利语(1980年)、葡萄牙语(1980年)、克罗地亚语(1982年)、丹麦语(1989年)、瑞典语(1989年)、斯洛伐克语(1990年)、希腊语(1991年)、土耳其语(1992年)、巴斯克语(1995年)、塞尔维亚语(1995年)、挪威语(1996年)、波兰语(1999年)、加泰罗尼亚语(2000年)、斯洛文尼亚语(2004年)、芬兰语(2005年)、立陶宛语(2007年)、泰米尔语(2009年)、卡斯提尔语(2012年)、北印地语(2014年)、乌克兰语(2015年)、僧伽罗语(2015年)、马拉地语(2015年)，以及保加利亚语、亚美尼亚语等，基本涵盖了亚洲与欧美等大部分地区的语言[8]20。
1927年，弗农·L·帕灵顿的《美国思想的主要流派》付梓。在这部美国学开山之作中，帕灵顿试图描述美国文化中特有观念的产生、发展以及影响（Parrington 1927）。这部著作改变了以往美国研究分属不同学科的历史，影响并聚拢了一批美国学学者。1931年，耶鲁大学首开“美国思想与文明”课程，1933年建立美国第一个美国学系——“历史、艺术与文学系”，随后授予了第一个美国学博士学位。1936年，哈佛大学开设“美国文明”课程。其他高校纷纷仿效，设立相应院系，开设相关课程，不同学科的专家齐聚一起，跨学科考察美国历史与文化。
1928年的《中国教育辞典》：“教育的定义有广义、侠义两种。广义说，凡足以影响人类身心之种种活动，都可以叫教育；狭义上说，用一定的方法实现之改善目的者，可称为‘教育’。”1930年的《教育大辞书》：“广而言之，凡足以感化身心之影响，俱得云教育，只称其结果，不计其方法；狭而言之，则惟具有目的，出以一定方案者，始云教育。”1985年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其含义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地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
日本学者佐藤坚司在其《孙子思想史的研究》一书中依据《日本书纪》的记载，推测《孙子兵法》是由朝鲜半岛百济国的兵法家于663年传入日本的。他还指出：“日本人中最初把《孙子兵法》引进来的是吉备真备。”[17]格里菲斯提出另一种观点：《孙子兵法》是516年由中国学者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早在吉备真备735年返回日本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国古代的军事经典已被日本人所知”[18]170。可以确定的是，《孙子兵法》在5至6世纪，最晚不迟于7世纪已传入日本。吉备真备不是将《孙子兵法》引入日本的第一人，只是现有文献记载的在日本传授该书的第一人。760年，吉备真备奉旨讲习《孙子兵法·九地》与诸葛亮八阵，为《孙子兵法》在国外流传的最早文字记载。该书在日本经历了中世纪(1550年前)之前的秘籍珍藏阶段和战国时代(1467—1573年)的逐步公开运用阶段，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达到研究与流传的顶峰。日本是最早用本国语言解读《孙子兵法》的国家，但早期的文献还算不上翻译，而是在汉语原书上加注训点，且早期多为手抄写本。1616年，日本活字刊印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改题《七书》，是日本刊刻《孙子兵法》之始。林罗山(1583—1657)著有《孙子谚解》，是日本注解《孙子兵法》的第一人。1660年，第一个日语版《孙子兵法》问世，推动了该书的研究。直至当代，日本仍是《孙子兵法》研究最兴盛的国家，研究人员之多，出版成果之丰，涉及领域之广，为其他东西方各国所不及。
图 1《孙子兵法》各语种译本初版时间
从产业集聚环境效应研究总体趋势而言，论文发表数量逐年增加，论文质量不断提升，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开展产业集聚环境效应研究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发表论文分别为146篇和110篇，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基金、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等基金对该研究也有一定的经费支持（图 2）。总体而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产业集聚环境效应研究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支撑作用，此外，山东省、河南省、江苏省、湖南省和安徽省的省级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对该领域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企业在物资采购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通常会存在一些较为严重的风险问题，不仅会影响到物资采购工作的科学合理性，而且会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企业在物资采购过程中，必须根据自身生产产品所涵盖的原材料、生产设备以及市场变化等等因素，合理分析所存在的物资采购分析概念，并采取有效的对策予以防范，确保物资采购手段科学、合理，从而为企业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图 2《孙子兵法》主要英译者及其译本出版时间
如前所述，《孙子兵法》的第四种西方语言译本是英语译本。1905年，在日本学习日语的英国炮兵上尉卡尔斯罗普(Everard Ferguson Calthrop，1876—1915)在东京三省堂书店(Sanseido)出版了《孙子兵法》的第一个英译本SONSHI ：The Chinese Military Classic 。由此，该书进入英语世界。英语是当今影响力最大的语言，《孙子兵法》在最大范围内有效地传播主要借助于其英译本。在该书一百一十多年的英译史中，译作频繁出版，译本数量众多，据有关学者统计，已经达到五十多个(按每个译者一种版本计)[21]。《孙子兵法》主要英译者及译本出版时间如图2所示。
因新时代下企业获得大量兼并，所以财务管理工作更加多样化，也对其提出全新要求。然而，在重视财务监管人员及科研之下，很多企业却忽视了财务管理工作以及企业建设及发展中的财务管理地位。于是造成有关工作人员知识老化、业务素质不高，发展跟不上企业的发展速度。其对企业健康发展产生制约，阻碍财务管理水平提升[2]。
1983年，英国小说家兼编剧家詹姆斯·克拉维尔(James Clavell，1921—1994)(1963年加入美国国籍)，在纽约德拉柯尔特出版社(Delacorte Press)出版译本The Art of War by Sun Tzu 。该译本是译者基于翟林奈译本编辑而成，使其更具有可读性。此外，他还将翟林奈译本转译成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2002年，英国著名汉学家与文学翻译家闵福德(John Minford，1946—)在纽约维金出版公司(Viking Press Inc)出版了一个译本，被收入“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 )丛书。其底本是《十一家注孙子》，出版前，译文大部分内容被刊登在2002年夏《新英格兰评论》(New England Review )第23卷第3期上。2012年，英国著名作家兼编剧家乔纳森·克莱门茨(Jonathan Clements，1971—)在爱丁堡Constable & Robinson出版公司出版译本Sun Tzu 's Art of War ：A New Translation 。
除上述主要译本外，《孙子兵法》还有其他多种英译本，见表1。
表 1(续)
表 1(续)
《孙子兵法》的外语译介已有四百余年历史，中外译者不断推出新译本，为该书的海外传播做出了贡献。该书现有诸多语种的译本，被翻译到了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使《孙子兵法》成为全世界的共同文化财富。综观该书的译介史，其翻译呈现出如下六个特点。
第一，该书的翻译是一个蔚为壮观的跨文化传播奇迹。《孙子兵法》是中华传统文化成功“走出去”与“走进去”的杰出代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接受，出现“孙子热”现象。从译出的语种看，1900年之前，外语语种只有4个。1900至1950年，外语语种新增4个。20世纪50年代新增2个、60年代新增2个、70年代新增3个、80年代新增7个、90年代新增9个，21世纪外语语种新增12个。译出语种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迅猛增加。从出版的英译本看，20世纪60年代之前共有6部英译本，20世纪60年代出版2部英译本、70年代出版1部英译本、80年代出版4部英译本、90年代出版16部英译本、21世纪又有37部英译本问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英译本出现迅猛增加，进入21世纪后仍有持续增加的态势。
第二，该书在其外语译本问世之前既已广为流传。1593年，《孙子兵法》被译为朝鲜语。1660年，第一部日语译本问世。事实上，在该书外语译本问世前就早已传入朝鲜半岛，1392年，朝鲜正史《朝鲜王朝实录》对其即有记载。《孙子兵法》在5至6世纪，最晚不迟于7世纪也传到了日本。外语译本问世前，该书以汉语文本的形式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既已得到了流传。
第三，《孙子兵法》的翻译与战争、国际关系等密不可分。许多译者的翻译动机是探知中国人的战略思想，如格里菲斯指出，钱德明翻译中国军事经典是受到法王路易十五的一位部长的委托，这也说明当时中国与日本对耶稣会士的猜疑并非毫无根据[19]179。格里菲斯在其译本序言中也讲道：“《孙子兵法》是毛泽东战略理论及中国军队战术原则的源泉，孙子思想通过鞑靼传入俄国。因此，该书是了解中苏两国大战略的必读之作。”[18]xi《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兵书，其译介活动与战争紧密关联。如越南战争(1955—1975年)及海湾战争(1990—1991年)等都推动了新译本的问世以及西方对该书的研究和应用。
第四，该书的译本类型与译者文化身份具有多样性。《孙子兵法》的译本中全译本居多，但也有变译本，如钱德明译本、1860年俄语缩减本等。该书还有工作日历形式的译本，如1988年R.L.翁译本；还有漫画形式的译本，如1991年梁荣锦译本、1994年及2018年的布赖恩·布雅译本等。《孙子兵法》作为“兵经”，被不同领域的译者所译介。其译者中既有军人学者，又有海外汉学家、文学翻译家、宗教背景译者、哲学家、商业咨询师、企业家、哲学家，甚至软件工程师等，译者文化身份多样。该书被不同的视角所解读，孙子思想也被应用到了不同的领域。
第五，《孙子兵法》翻译史中多有转译现象，几种影响力大的译本多为后世译者所采用。如1860年斯列兹涅夫斯基的俄译本是由法译本转译而来。卡尔斯罗普1905年译本是由日语译本转译而来。1943年，翟林奈译本被转译为俄语。1957年伊娜·巴尔西洛维亚克的德译本是由J.I.西多连柯俄译本转译而来。1922年、1948年及1971年的法语译本都是基于钱德明译本编辑而成。格里菲斯译本也被转译成多个语种：1972年被转译成法语，1978年被转译为泰语，2003年又被回译为汉语[26]。1983年，克拉维尔译本是基于翟林奈译本编辑而成，他还将翟译本转译成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1991年，罗顺德译本采用的是郑麐的译文。2010年，汤姆·巴特勒·鲍登译本采用的是卡尔斯罗普1908年译本等。转译推动了《孙子兵法》在更广范围的传播，具有影响力的译本也影响了后世译者对孙子思想的解读。
第六，《孙子兵法》的中国人译本出现较早，但海外接受度有待提高。1945年，郑麐最早将该书译为英语，成为其第五位英译者。之后又出现了唐子长、葛振先、袁士槟、潘嘉玢、林戊荪、黄昭虎、罗志野等人的译本，为《孙子兵法》对外译介做出了贡献。国人译者在原文理解及译文忠实性上具有优势，但其译本在海外接受度上仍逊色于外国译者译本。《孙子兵法》的外国译者远远多于国人译者，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该书赢得了西方世界的主动摄取。但是，如何提高国人译本的海外传播、接受及影响，发出“中国声音”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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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Jiann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Sun Zi Bing Fa is a classic of China's military culture and it represents China's traditional strategic thought. Probing into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this book is the foundation for its translation studies. There are three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es: new translation versions have not been introduced; translation versions and other Sun Zi Bing Fa applying and studying versions have not been differentiated; and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important versions are not suffici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update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Sun Zi Bing Fa in the non-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and the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respectively. There are six characteristics in Sun Zi Bing Fa 's translation history: its translation is a successfu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had been circulating in foreign countries long before its translations came into being; its transl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wa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s translations are of different types and its translators are of different identities; there were many retranslations in it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a few influential translation versions were adopted by later translators;Chinese translators' versions appeared early but their influence overseas are not so satisfactory.
[Key words ]Sun Zi Bing Fa;translation histor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non-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cultural identity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9- 05- 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华典籍英译云平台的构建及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7AYY012)；北京师范大学2018年度博一学科交叉基金项目“中国科技典籍英译语料库的构建与译本海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BNUXKJC1827)
[作者简介] 郑建宁，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料库翻译学与典籍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