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主要标志之一，四大文明古国均有各自的文字系统，但只有中国的汉字被沿用传承至今。这一方面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密切相连，另一方面则与汉字在其发展历程中与时俱进，为适应不同社会阶段而不断改进紧密相关。
晋 王羲之 行书《平安·何如·奉橘》三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明曙光：古文字的雏形
人类在新石器时期逐渐步入文明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先民在狩猎采集食物之外，逐渐开始追求精神文明，由是产生了语言与艺术。语言先于文字而产生，但语言本身是通过语音的形式表达，一旦话语结束信息传递就终止，因此产生了用物质载体传递与记录信息的需求。人类一开始通过实物记事来辅助记忆，后来进化到刻划符号乃至原始图画，这便是文字的雏形。
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 船形网纹彩陶壶
目前我们所见最早的汉字是甲骨文，但甲骨文已经是高度成熟的文字系统，在甲骨文之前仍有漫长的发展阶段。古代中国书画同源，所以文字的雏形与图标非常相似，如半坡遗址出土陶盆上的人面鱼纹。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址发现了二十余尊带有刻符的陶器，其中代表性的符号是太阳从山上升起的形象。甚至在陶寺遗址也发现了用毛笔书写的两个原始文字，这都为探讨早期文字漫长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宝贵的考古材料。
金文的族徽使用年代与甲骨文接近，但其发展形态比甲骨文更为原始，象形性非常强。族徽的表意方式令人联想起今天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标志，或者类似于后来欧洲的徽章和日本的家纹，存在表意符号但又不完全是文字。而我国巴蜀图语从西周一直沿用到西汉初期，使用着 与古汉字和古彝文都不同的构形元素，但因为中断了传承，至今未能破译。
日新月盛：甲骨文的分期特征
甲骨文得名于其刻写于龟甲兽骨，主要内容为占卜记录。商代的书写载体并不都是甲骨，在金文之外也有在竹木上书写，正如《尚书·多士》所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但由于时代久远，加之当地土壤水文条件导致有机质文物不易保存，所以现在多以代表性的甲骨文来划分这个时代的文字。目前所见的甲骨文使用于商代晚期，具体而言是在武丁到帝辛统治期间，跨度近300年。
商 甲骨 天津博物馆藏
甲骨文构形随着时代的推进也在不断演化，以至于早期形体和晚期形体差异巨大。学者董作宾将甲骨文分为五期，并提出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十项依据：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比如甲骨文五期对应的书体风格分别为雄伟（武丁）、谨饬（祖庚、祖甲）、颓靡（廪辛、康丁）、劲峭（武乙、文丁）、严整（帝乙、帝辛）。后来，学者李学勤提出甲骨文的分类与断代是两个不同的步骤，应该先根据字体、字形等特征进行分类，再判定各类所属的时代。他在五期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系说。随着研究水平的不断深入，甲骨文的分类和释读工作也越加细致。
值得一提的是西周也有甲骨文字，周人早期也使用甲骨刻写文字。西周甲骨文字迹小如粟米，纤细如发丝，往往需要放大才能看清。另外，西周甲骨的钻凿形态与殷墟甲骨略有不同，卜骨上多为圆钻，卜甲上多为方凿。
从铭文到物勒工名：金文性质的演变
金文得名于其铸刻在青铜器上。金文的主要内容为作器记录，有的还会记载相关的社会生活事件。长篇的金文铭文有三四百字，像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这些重器的铭文被认为抵得上《尚书》中的一篇文章。
西周 散氏盘内底铭文
在族徽之外，商代晚期金文的字数逐渐增加，但内容偏短，多为名讳，而且构形行笔古拙，象形程度较高。西周中期金文规范化，篇章行款更为齐整，构形也更为匀称。西周晚期到春秋早中期的金文多以圆润的线条取代了肥笔，构形的竖长特征由此典型化并延续至后来的篆文。春秋晚期到秦统一之前的金文变化多样，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字发展出明显的区别特征。例如南方的楚、蔡、吴、越等诸侯国在金文基础上发展出装饰性较强的鸟虫书。
根据用途的不同，各系文字的内部又有正体、俗体和书写方式的差异。比如同样是战国金文，勒功记事的钟鼎铭文和物勒工名的兵器铭文构形就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相对规整，刻或印在铸模之上；后者在铸造结束之后才进行刻划，显得粗糙潦草。到了秦汉，金文内容多记载产品的产地、容积、质量甚或价格，与后来商品的说明书差不多。
文字异形：战国文字面面观
战国文字指的是战国时期的文字。这一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强烈动荡极大地促进了文字的演变。随着诸子百家兴盛、私学教育和工商业兴起、士人广泛从政等，文字使用的范围空前广泛。现今发现的先秦玺印、货币、陶器、兵器等材料的铭文大多数属于战国文字。
春秋 越王勾践剑 湖北省博物馆藏 剑上铭文字为鸟虫书
战国时期不同区域的文字，既相互区别与变异，又相互影响与吸收。各系文字特征的核心是迥异的，边界是模糊的，这都加剧了战国文字形体的复杂程度。如《说文解字序》所言：“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战国文字主要分为秦、楚、三晋、燕系列。各系之间的语言文字乃至社会文化都有不小差异，而且本系各种子系统的文字也在不断分化。
总结而言，战国文字对前代文字不仅有继承更有发展，集中表现为繁化、简化、讹变、类化、形声化程度都很剧烈，例如繁化有增鸟（虫）形、增饰笔、增构件、增冗旁、增形旁、增声旁等，简化有省笔画、借边线、省部件、省同形、省义符、省声符等，讹变有形近而讹、误分构形、误合构形、笔画延伸等情况，而且酝酿了后世隶书甚至草书的雏形。
书同文：秦文字的统一
最终将纷繁的战国文字统一的是秦系文字，这个过程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书同文”。统一的文字跨越了不同的语音和方言，奠定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基础。
秦文字可以分为秦篆和秦隶。秦隶后来演变为今隶，并作为今文字的主体取代了古文字。秦篆产生的时间更早，也更有辨识度。秦篆按照使用时间的前后可以大致分为大篆和小篆。大篆又称籀文，原指《史籀篇》使用的文字，传说该书由周宣王太史籀所编纂。因为秦国主要根据地关中盆地也是周王朝的发源地，所以秦文字与西周文字一脉相承，相对于纷繁变化的六国文字而言更显保守。
秦 小篆体十二字砖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小篆由大篆发展而来，是中国书法四体“楷”“草”“隶”“篆”当中“篆书”的代表，也是古文字发展的最后阶段。史书记载李斯发明了小篆，但结合出土文献而言，小篆在战国时期已经产生，李斯的贡献是整理并规范了小篆形体，使其规整划一、粗细匀称，从而更具观赏性。小篆的结构稳定性较强，被秦代选为官方正式文件所用的书体。
正因如此，在古文字被今文字取代之后，本身属于古文字的小篆还能继续传承使用。在中国古代，小篆一直出现在玺印乃至碑刻上，以示庄重。后来东汉许慎根据小篆和当时能见到的部分古文字材料编撰《说文解字》，该书也成为连接古文字和今文字之间的桥梁。正是有了篆书和《说文解字》的传承，后世的学者在面对新出土的古文字材料时，才可以释读古文字而不至于使其失传。
隶变：古文字的终结
隶变即篆书向隶书的转变，实质是古文字到今文字的系统性变革。隶变的过程从战国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大体上与大一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体确立的过程相对应。大多数古文字并未能流传延续下来，而是成了不再日常使用的死文字。古今文字的区别之大，使得连时代相近的汉代人都难以识读战国文字，更不用说现代人了。
篆书虽然整齐庄重，但是书写颇为繁复。隶书的发展源自篆书，最终引领了古文字的终结和今文字的开端。战国变法以后，郡县制的运行需要处理大量日常公文，这对文字书写的简便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传说中创制隶书的是秦代的程邈，但秦隶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他的贡献跟李斯相似，更多是集大成的整理者，改进了隶书的运用效率。当然，隶书便利的另一面是对古文字结构的分解与重塑。隶变对古文字的转变是从构形元素、形体结构到表现形式的彻底转变。
战国 青川木牍摹本 中国最早的隶书墨迹
构形元素方面，隶变之后汉字的组成元素变成了笔画。古文字是由原始图画分化而来的，写字如同绘画，象形意味浓厚。许慎定义“象形”字为：“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到了西周中期以后，象形文字的组成要素逐渐线条化，原先粗细不一的肥笔逐渐被替换为圆匀的篆引线条。而隶变之后，汉字的组成元素线条被“点、横、竖、撇、捺”等笔画取代，由此汉字变成了抽象的笔画组合而基本不再象形。笔画的产生一方面破坏了文字原有的构形理据，导致其取义不能仅从被抽象的字形本身了解，而需要结合上下文和古今构形进行对勘；但在另一方面，笔画高度凝练了构形要素，成熟的组合沿用至今，所以许多现代人可以一眼释读秦隶汉隶的内容。
形体结构方面，隶变将匀称回环的篆书（这类特征的极致表现是后来的“九叠篆”）改造为隶书部件错落有致的结构。篆书竖长的布局，到了隶书逐渐演变成扁方。另外，大量原本不同的结构被类化统一，其目的并非是古文字表意的明确对应，而是方便书写。例如“舂、秦、奏、春、奉、泰”等字在古文字上部所从原先有所不同，后来类化统一为此。
表现形式方面，伴随着笔画的应用，汉字的书写带有了节奏感。篆书均等挺直的线条出圆不出尖，起笔落笔亦无多少顿挫轻重。而隶书随着发展变得有圆有尖，个性特征愈发明显。特别是“撇”“捺”的特征在早期隶书已有显现。“撇”的重按和“捺”的外扬，到了后来渐次演变为成熟隶书“八分”的两相分背。
与时俱进：古文字的演变趋势
自从隶变奠定了今文字的基础之后，楷书、行书、草书等字体相对隶书更多是风格的转变，构形方式仍是一脉相承。总结而言，古文字演变的主流存在以下几类特征：
形声化。古文字发源于原始图画符号，象形意味非常浓重。但其实在甲骨文中，形声字的比例已经非常高，汉字很早就从单纯的“象形文字”发展为“意音文字”。随着文字的演进，形声字越来越多，很多原先的象形字和会意字通过加注声符甚至将部分形体改造成声符（变形音化）而变成形声字。因为形声字对语言的涵盖面广，还能表达许多难以象形、指事、会意的抽象概念，因此更能适应社会发展，成为后来汉字的主流。
北魏 周午墓碑文
简便化。从古文字发展为今文字的隶变就是简便化的集中体现。通过将曲折的篆书线条分解为不同笔画，书写的难度下降。通过将繁复的部件简省为约定俗成的笔画组合，书写的速度得以提高。象形程度不断下降，便利程度不断上升。但是简便化并不是一味简省符号，而是在保证阅读识记的情况下提高书写效率，对于容易混淆的文字还通过区别符号或是改造形体加以区分。
专门化。古文字发展的专门化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偏旁的固定和类化。声旁和形旁形成了各自的功能分工和分布位置。一字分化出的不同含义通过增加不同的偏旁进行区别，加强了表述的精确性。其次是在表意可以相互区别的前提下，对于形近和义近的大量偏旁进行归并，也减少了不必要的区分。
规范化。形声化、简便化、专门化都是日常书写中逐渐产生的趋势，最终还需要官方的规范化确立其中合适的部分作为新的标准。战国时期不同系统的文字相互差别甚大，就是因为没有中央政府的文字规范，以至于各自发展出不同的方向。李斯对秦篆、程邈对秦隶的整理，正是通过淘汰归并不同的构形，增强了文字整体的系统性和规范性。也正是因为汉字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不墨守成规，而是与时俱进适时改进，所以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简介
朱学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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