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的诞生
1928年4月，瞿秋白前往莫斯科主持即将在那里召开的中共六大。此时正是苏联扫除文盲运动的高潮期，扫盲对象还包括了苏联远东地区的10万华工；而国内的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一度改名为大学院）于1928年9月正式公布了“数人会”拟订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同鲁迅一样，瞿秋白认为国语罗马字是读书人在书房里制订的方案，脱离现实；当时在苏联的中国人还认为，拉丁字母扫盲应该会比汉字教育来得快。于是，他决心创造出一套更适合大众的拼音方案来。
1929年2月，瞿秋白在苏联汉学家郭质生（C·B·Колокопов）的帮助下，借鉴之前的其他方案，拟订出了《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10月，方案确定，并最终定名为《中国拉丁化的字母》。1930年春，《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署名瞿维托先在莫斯科《中国问题》杂志第2期上发表，然后又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单行小册子，引起了很大反响。小册子由汉字、拉丁化新文字和俄文排印，其内容有三方面：一是谈汉字难学及中国文字拼音化的可能性；二是谈声调是否有必要注出来；三是方案和拼写法。
一、区分尖团音，而且见系字处理类邮政式拼音，即使腭化也按不腭化拼写。示例：giu（九）、ziu（酒）。
二、不写出空韵（舌尖元音），i只标示元音[i]。示例：z(字)。
三、汉语拼音的ü[y]，在新文字中写作y；而汉语拼音用作前缀的y[j]在新文字中规定为j，但只在词中间做分隔音节之用。
四、汉语拼音的er，在新文字中写作r。
五、不标示声调，将声调视为汉语应当去除的元素。只保存极必要的和极易混同的很少数一些，通过改变拼写区分，示例：jou（有）、ju（又）、maai（买）、mai（卖）、Shansi（山西）、Shaansi（陕西）；
六、外来语直接拼写，示例：Latinxua（拉丁化）。
大会还制定了拉丁化新文字的十三原则，总的来说就是汉语拼音文字必须走向现代化、国际化、大众化、方言化。大会从当时的国情出发，主张在字母设计上尽量覆盖中国所有方言，各个方言可以自拼自写。大众化和方言化是新文字与国罗最大的不同点，而国罗有明确的语音标准，就如鲁迅后来所言：“现在的中国，本来还不是一种语言所能统一，所以必须另照各地方的言语来拼，待将来再图沟通。”（鲁迅《关于新文字》）此外，受时代限制，大会和国罗派一样，认为应当废除汉字。
星火：宁波话拉丁化新文字的实践
30年代初，境外虽然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新文字教育；而在国内，由于国民党封锁消息，大众起初还不知道新文字。世界语学家方善境（笔名焦风，浙江镇海人）最先将拉丁化新文字介绍到国内。1933年，他在世界语机关刊物《新阶段》看到萧三的《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后，将它翻译成中文，才引起了国内文化界的注意。同年10月，方善境发表《中国语书法拉丁化问题》，呼吁大力推行新文字。
上海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中心。1934年，上海文化界开始了大众语论战，鲁迅等人对汪懋祖等旧文人当时提出的“废止白话”“恢复文言”“提倡尊孔读经”等倒行逆施主张给予抨击，也对拉丁化新文字的运动，起了推进作用。文字改革家叶籁士（原名包叔元，江苏吴县人，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顾问）在《大众语、土语、拉丁化》中指出：“‘土话文字’（用方言写成的拼音文字）是消灭文盲的利器”。它与大众语运动是相互促进，密切结合的，是大众语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积极倡导把各地方言区都拉丁化。10月13日，鲁迅发表文章，说新文字是扫盲的利器：“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
当年8月，叶籁士等人就在上海成立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开始着手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工作。研究会第一件事就是出版了介绍新文字的小册子《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11月，上海世界语协会会刊《言语科学》发表了方善境的《宁波话拉丁化草案》，证明了新文字可以实现大众化和方言化。这一激奋人心的实践举措，大大拓展了拉丁化新文字的影响范围。
鲁迅支持新文字的最大理由，是简单易学，“只要认识28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写得出，看得懂了。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写得快。”（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1935年3月，茅盾也发表《关于新文字》，阐释了自己的明确拥护立场。
1935年12月，拉丁化新文字迎来了运动史上最辉煌的节点。陶行知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新文字研究会，作为全国新文字研究团体的总会，这对全国各地协会和工作者起到了巨大的协调作用。研究会通过了由蔡元培（他本来是国罗最主要的支持者，现在转而支持新文字了）、孙科、鲁迅、陶行知、陈望道等688位国内各界知名人士联名签署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意见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是年日本开始蚕食华北，成立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我们必须教育大众……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 意见书中还提出了推行新文字的六项具体建议。
燎原：大众语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
“读音统一会”会长吴稚晖曾回忆，1913年开会时征集到的拼音方案多式多样，使他有了“人人想做仓颉”的感慨。而这时期设计方案的热情与拉丁化新文字传播时期相比，显然是望尘莫及了。注音符号设计者需要有很高的传统小学（小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汉语语言、文字的学科，包括释音的音韵学、释形的文字学、释义的训诂学等学科）造诣，读音统一会的80代表也个个都是语言学精英；而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设计者，只要有识字水平即可。在鲁迅等国内知名人士的推动下，方善境等核心学者的影响下，拉丁化新文字出现了N种方案，中国出现了人人争做仓颉的时代。这其实也是大众语运动在文字方面上的延伸和实践。
从1934年到1937年，继北拉之后，中国拉丁化新文字先后又设计出了宁波话、上海话（后改名为江南话）、苏州话、无锡话、温州话、福州话、厦门话、客家话、广州话、潮州话、广西话、湖北话、四川话等13种等方言方案。不仅如此，不少大方言甚至还出现了县级方言方案，如方善境的家乡宁波还诞生过镇海话拉丁化新文字（设计者李长来）、定海话新文字（设计者杨良济）。这一时代大众设计拼音的热闹程度，可能只有呈现万“码”奔腾场面、发明上千种汉字输入法的80年代可比。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展极其迅猛的另一表现是，大量民间研究团体的出现。作为当事人的语言学家倪海曙（原名倪伟良，上海人，建国后曾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统计：“拉丁化中国字被提出以后，先后在上海、北平、天津、太原、开封、西安、重庆、昆明、汉口、长沙、南京、扬州、苏州、无锡、宁波、贵州独山、广东、普宁、河南沁阳、卢氏和国外的曼谷、东京、巴黎、柏林等地成立‘新文字研究会’‘新文字推行社’‘新文字促进会’等团体。从1934年8月到1937年8月，三年中各地所成立的拉丁化团体，有成立年月可查考的，至少有70个以上。”（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
1938年，蒋介石败退汉口。5月，为了应对残酷的抗日战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得不宣布解禁令，“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如不妨碍或分散国人抗战之力量，在纯学术之立场加以研究，或视为社会运动之一种工具，未尝不可。”（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始末和编年纪事》）新文字终于等到了国民政府的承认。撤退到汉口的新文字运动核心人物方善境、叶籁士，也与曾经数度论战的对手——国罗派王玉川在经过面谈后达成和解共识。9月，作为国民党战时指挥中心的汉口也出现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类新文字书籍。
抗战全面爆发后，与几乎销声匿迹的国语罗马字相比，拉丁化新文字也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1937年11月至1938年11月，倪海曙等人在上海40所难民收容所、3万难民中进行扫盲实验，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解放区，人们借助北拉扫盲，也效果明显。
解放后到《汉语拼音方案》公布这段时间中，我国人民对新文字的研究热情依旧。上海在1949年9月成立了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主席陈望道，副主席倪海曙。该会出版的《语文知识》 印数每期达15万册之多。全国各大城市如杭州、宁波、青岛，甚至海外的日本、新加坡华人华侨也有新文字教育活动。
1949年8月，吴玉章致信毛泽东主席，提出为了有效的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成立，任务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1951年12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马叙伦任主任委员，吴玉章任副主任委员，成员主要有原来参加注音符号的人、参加国语罗马字的人（前两者如黎锦熙）、参加拉丁化新文字的人（如叶籁士、倪海曙）。至1955年，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共633人寄来了655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从中选择了264种编撰成《各地人士寄来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汇编》，作为研制汉语拼音方案的参考资料。此番现象级情景，和新文字运动密不可分。
1986年1月，晚年叶籁士深情地回忆道：“拉丁化新文字是解放前中国历史上推行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文字改革运动……它跟当时的救亡运动紧密结合，深入到工人、农民、部队、难民以及海外华侨之中，并且得到许多进步的、爱国的人士，如蔡元培、张一麟、鲁迅……等人的极其热情的支持……它是一次极为有益的探索，它的经验，包括它的不足，都值得今天的我们记取。”（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始末和编年纪事》序言）老人这一论断是对新文字运动最好的总结。
参考文献：
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知识出版社，198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