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虞万里教授今年6月当选为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兹发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徐炜君撰写的《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 从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虞万里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国学季刊》第15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以飨读者。
十七年前，朱维铮先生深感海内有关经学史的专门论著与日俱增却囿之因袭，于是诚恳地建议，任何个人若想在经学史领域有所建树，起码有三件事要做：“一是必须重新考察相关历史资料，二是必须重新论证可作研究出发点和依据的基本史实，三是必须就史论史地剖析经学史行程中的形态差异及其内部联系。”
彼时，虞万里先生告别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编辑岗位，任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未满一年。作为后来“经学与文献”特色学科的带头人，他“一面选择若干关键课题力求复原历史实相”，撰著《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援用出土文献检视传世文本的流变；“一面从事经学原典的校勘整理”，主持整理“高邮王氏四种”，汇编“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探索两汉经师传授之方式，经学文本从简牍到纸张转型期的流传，综合考量政治史、经学史、简牍与纸张交替史等诸多方面，绝不简单地以“真”“伪”来一言蔽之。与朱先生于《中国经学史十讲》“小引”内所言之学术期待很是契合。
2018年底，“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阶段性成果《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七朝石经研究新论》和《唐开成石经》陆续印行，虞先生已执教上海交通大学。每每重温张之洞“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的警策格言，先生隐然觉得：“与我自学轨迹似有些相近。”
“经、史、子都要”
四十岁以前，虞先生反复会做同一个梦：自己匍匐在书店库房狭小的楼梯上，将无力购置的图书统统揽入怀中。醒来两手空空，不免一番怅惘。
台湾师范大学设有自由交换的书廊，先生多次前往台湾客座、访学，总不忘去“淘金”，如同七十年代末淮海中路教育书店对面的小花园里，先生游走于书友间，忙着将一早排队买到的新书换成更合心意的那一本。
先生少年时正值“文革”，常去上海古籍书店选购字帖。一日听大人们议论某书对做人很好，声音却压得格外低，只闻得书名有“论”字。后来店里新添四部备要本《论衡》，匆匆入手，如获至宝，回家翻阅，仅见《问孔》和《刺孟》，再去书店偷偷打听，才知原是《论语》。
《论语》没法读到，店员极力推荐了《康熙字典》，中学毕业要下农场，先生怀揣它和《史记》《历代史表》《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作文描写词典》等书，奔赴黄海之滨。
白日战天斗地，夜里则寂静得单调。先生靠读书抄写打发时间，偶尔也刻章。农村的盛夏，晚间多蚊，就重新套起工作服和雨靴，又备上水盆，阅读一段，洗一把脸。如遇字词生僻或语意含混，手边《康熙字典》随时翻检，但他总不能解书前《字母切韵要法》和《四声等韵图》，苦于问学无门，只能望书兴叹。裹挟于时代洪流，极易生浮萍之感。阅读在先生心里是张船票，一头连着淘书习字的旧生活，一头是山高水长的新天地。
1978年初，先生回沪，成为上海市自行车四厂流水线上的一员。承蒙上海图书馆盛巽昌先生相助，破例允准其进入参考阅览室安稳研读，“等于有了一把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接着就看我怎么去开启和淘宝”。先前有关《字母切韵要法》和《四声等韵图》的疑惑，仿佛是埋得长久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
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自然是首要读物，虞先生借出李荣先生（笔名董少文）的《语音常识》、罗常培和王均先生的《普通语音学纲要》以为辅助。接着攻读李先生的《切韵研究》和罗先生的《汉语音韵学导论》，后者不明之处，通过摘抄《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内《释轻重》《释内外转》两章尝试领悟。这才明晓《康熙字典》前黑白或半黑白的圆圈是《四声等韵图》。《韵镜》一时无处可觅，他便画格填字，自己做了一本。同时参照董同龢、周法高两位先生所撰等韵门法的长文，边抄边学。《广韵》则与张世禄先生的《广韵研究》相互搭配，再利用张先生另一本《中国音韵学史》连缀起所有零敲碎打的点滴音韵常识，初步厘清音韵学史的整体脉络。像搭乘了一部站台无数却没有终点的列车，他“因研习古音而走进经学，因经学而关注训诂文字，因传统小学而叩开乾嘉学术之门”。
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先生读书如此，治学亦如此，处处呈现思维的张力。早年先生与同学杨蓉蓉合著《避讳与古音研究》《唐五代字韵书所反映之唐代避讳与字形》，虽立足音韵，但已涉及字形、字韵书与历史。《商周称谓与中国古代避讳起源》更是旁涉至广至博，除却国内近十年的考古资料，还仔细考量《金枝》《事物的起源》《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等国外人类学著作反映的语言与称谓史实。在《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一书中，先生每讨论一个问题，必置于经学文本的流变中阐述，微观不避繁琐，宏观不嫌枝蔓，义理考据两相结合。
在上博简《缁衣》研究中，先生已利用唐石经校勘简文，继而联想上世纪二十年代汉魏残石出土以来，王国维、罗振玉先生的研究成果之后几已淡出学界的视野，于今、古文经学而言，它们又相当珍贵。《〈缁衣〉引〈诗〉与四家诗之关系》一章写作临近完成，先生见今存《鲁诗》残石1300多字中与《毛诗》异文有100多处，前人拘滞王应麟、陈寿祺和陈乔枞父子及王先谦已有学说，仅作简单比较，标注一两个声韵之异，固守语言学的意义。清人所见残石有限，只能凭借六朝唐宋文献考证四家《诗》，先生取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指出清人成绩虽然可观，疏漏亦不宜忽略。从而意识到：研究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的差异固然重要，但七朝石经各自代表了当时最标准的字体和文本，若引入汉魏石经来研究两汉魏晋的今古文文本，引入唐石经观照六朝唐代的文本变异，引入蜀、宋石经认识两宋刊本，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能认清我们现在经典文本的来龙去脉。由《从石经〈鲁诗〉异文看清人四家〈诗〉研究》课题形成之思想生发，成为“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之动力与雏形。
先生撰述《斯坦因黑城所获单疏本春秋正义残叶考释与复原》初稿，一时恍惚，竟将黄振华先生所论“西夏文汉籍经、史、子都有”误笔为“经、史、子都要”。一为其潜意识的自然流露，二可管窥先生的治学理路：“深层次的尖端问题往往是由多个学科的交叉思维来解决的。也许你学的某些知识一生都没用上，没有在你的著作文章中反映出来，但它会成为冰山水平面下的一块冰岩。”
这是一项投奔艰苦的倡议。在图书馆自学的三年，先生五点起床，六点进工厂上早班，两点半下班，三点十分入阅览室至闭馆，晚饭后温书到十一二点；或是八点半进馆，十二点半或一点半午饭，两点半上午班，下班后再攻读至两三点。周而复始，极少间断。
那还不是一个号召“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某种程度上，人们近乎随意的宽容，消解了功利主义的价值暗示。先生的阅读旨趣往往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语言论》《意义学》《善的研究》《实验心理学史》《人类知识原理》《科学研究的艺术》……各趁其性，边读边摘。先生买来废弃的硬纸，切成统一的形状，盖上自己刻的章，无所不借，无所不抄。阅读，与练字、刻章一样，是先生兴味所在，但对于一位22岁的青年来说，书籍是远离学堂之后，扩展自身边界并表达自己的唯一途径。上海图书馆208参考阅览室是他的城堡，亦是按部就班生活里的阳光。
很快，先生就能够以《清经解》为圆心，在书店配备更为所需的典籍了，再不是柜台外举棋不定的少年。拮据的时候依然很多，他会暗暗将开架的书拿下，藏在带门的书柜深处，待手头宽松，再去购置。若无奈被店员发现，就再藏一次。柜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其间关锁了多少渴望，也展现出多少无奈。
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因而更为先生珍视。其时，馆内旧杂志都存于徐家汇藏书楼，而线装书卡标有“长”字的，藏书于原合众图书馆长乐路746号旧址内。为节省往来调阅时间，又是在盛巽昌先生介绍下，先生前往两处潜读半年有余，接触了《史语所集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国粹学报》《国学集刊》《说文月刊》《制言》等杂志中的学术论文，各种《清经解》的线装古籍，王念孙藏本《诗经小学》正于此处得见。
如今，用任何一门孤立的学科丈量先生治学的宽度都是不合适的。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先生也在考察与其发生关系的其他学科，娴熟利用文献资料，自觉运用考古成果，进行综合的、历史的研究。这固然是立足于融会贯通的视野，又何尝不是一种全力以赴的态度：“你生命筹码用在学科知识上多了，写出来的东西可能就全面，这是一个悖论，就看你怎么把握。”
《〈尚书·无逸〉篇今古文与错简》即为先生综合经学、经学史、语言文字学和历史年代学等学科解决经学历史公案的一次尝试。《尚书》文本流传轨迹之纷繁，不仅聚讼于古文十六篇，即今文二十九篇亦疑云重重。《无逸》篇乃周公罗致殷商三宗功绩以勤勉成王的训辞。后世有关三宗顺承次第的讨论久未平息，各有理据。先生校覈当今出土竹简的书写格式，联系刘向以中秘古文《尚书》校大小夏侯、欧阳三家经文的脱简实例，度量祖甲一段文句适为二支竹简的字数，经排列《无逸》文字，可以确证祖甲应为太甲，原在中宗之前，其舛乱到高宗之后应系错简之故。先生感慨绍述前人之易，突破旧说之难：“此种尝试是否可以揭示一种研究理念，即绝不沉浸在前人不完善的结论中作简单盲目的左袒右袒，既不以为前人已经解决而安于因袭，也不为争胜而有意翻案。”他在文章末尾如是说。
“没有专业，就什么都是我的专业”
先生求索之路布满荆棘，一是要警惕安常习故会构建认知的樊篱，二是要应付世人对其学历的偏见与质疑。父亲早逝，家境贫寒，先生为人坚毅，母亲却是占据内心最柔软的地方。1977年高考恢复，母亲既担心先生毕业后工作分配至远方，又无法释怀“文革”曾有的窒息氛围，先生受限于物质条件和精神支持的双重桎梏，放弃了读大学，也放弃了之后去荷兰深造，止步中学文凭。
1978年，上海市委恢复市出版局，下设印刷及新华书店各门市部外，另有十家专业出版社，向社会招考编辑人员。先生在朋友的鼓励下报考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两家均取笔试前二十名，他都入围。高考停止十年，虽然招聘启事明列“同等学力”一项，本意却面向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先生于四百多号人中脱颖而出，倒让用人单位“措手不及”。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碰了壁，先生担忧重蹈覆辙，赶出小文《“自诒伊戚”“自诒伊阻”考》，托人送进《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争取到复试的机会。
阮刻《清经解》和王刻《续经解》总汇经解著作，溉泽学林甚多。先生从音韵上考证“戚”“阻”，“伊”“繄”的关系，第一次利用了这两部大书。1980年考入编纂处后，凡《汉语大词典》内经典词汇之意不明或存异说的，他多参据两《经解》中各家说法加以折中诠解。签条、朱圈，两套石印本被“装点”得密不透风。同时，复印《丛书综录》中的《清经解》目录，标上册卷便于翻检。又抄录四百种书名，逐个标注书名、卷次异同，不同版本、作者碑传、学派关系，铢积寸累。
《经郛条例》和阮元最初的编纂思想、戴望目与王刻的异同、李慈铭《覆王益吾祭酒书》对王目的评论等等，今人已很少了解。1987年，上海书店计划影印《清经解》和《续经解》，先生参与印前讨论，建议加入庚午续刊的许鸿磐《尚书札记》，并撰《正续清经解编纂考》，不仅对两部《经解》的产生背景、刊刻缘由、印制流传、校勘方法、版本取舍，以及其缩印本、改编本的情况条分缕析，还对其所收一二百位作者、四百余种著作分类介绍，著明作者的师承，学派的异同，著作与著作间的相承、相补、相驳等，言简意赅。先生清楚看到经学在中国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及其对语言学的影响。1988年成文的《三礼汉读异文及其古音系统》获王力语言学奖，前半部分受陆志韦先生《古音说略》启发，地毯式勾稽三礼汉注中汉读、异文资料，按同声符同声同韵、同声符同声异韵、同声符异声同韵、同声符异声异韵、异声符同声同韵、异声符同声异韵、异声符异声同韵、异声符异声异韵八类排为韵谱，并用统计学的方法归纳出三礼汉读、异文的声韵通转数，以显示其大致的声韵系统。后半部分从汉读、异文资料探讨汉代礼学传授源流及经师籍贯地的语音特点，即“古方音考释及其推阐”，有些字词疏证若抽出就是一篇很有意思的短文。
一部《清经解》竟然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诚如先生自言：“四十年前买的一套书，三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没想到后来对我的帮助有那么大。《清经解》不仅使我告别了工厂卓别林式的劳作，转到一个自己欢喜的文字岗位，还为我撰写《山东古方音与古史研究》《三礼汉读异文及其古音系统》以下各篇文章提供了无数的帮助，真是一编在手，全部拥有。”
自汉至清乾嘉，乃至近世章黄学派，均以师说为旨归。先生却视《清经解》为自身学术生命之灵魂，视上海图书馆208参考阅览室为大学课堂，独来独往，一无所傍。这使得先生的学问中，既有承继朴学传统，注重文献考据的方面，又不拘泥于门户之见：“我没有去读大学，所以没有专业，没有专业，就什么都是我的专业。”先生醉心音韵和经学，对考古、出土文献、敦煌残卷、道教、碑刻等同样充满了好奇心，订阅了《中国语文》《方言》《语言研究》《文物》《考古》《考古学报》《中原文物》《华夏考古》《考古与文物》《中国史研究动态》和《中国文物报》等，外加一份《讽刺与幽默》。
《汉语大词典》的编纂讲求兼收并蓄、源流并重，立项释义唯精唯微，需要编辑涉猎群书后再字斟句酌，这与先生的求知欲互相成全。先生从整理卡片的基础工作做起，每日饭毕默记《四部丛刊》的详目。1982年，先生被选送至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一年，接受词典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科目系统性的训练。课余在人大图书馆校核《清经解》简本《尔雅义疏》和郝氏家刻足本《尔雅义疏》，写下十多万字的异同记及《〈尔雅义疏〉及其作者郝懿行》《清代的两部小尔雅义证》，缘此又将《晒书堂全书》《研六室文抄》等线装古籍通读一番；为《论周秦两汉同义复词》搜集语料，《中文大辞典》四十册也逐条阅过，“收获足以超过一纸文凭”。
上海八十年代的家庭面积普遍很小，先生添置的书全放在办公室，于是索性下了班也留在单位，“家里只是晚上睡觉的旅馆”。《汉大》编纂处原先在陕西南路25弄，后来搬至新华路200号，他每天十一二点钟回家，骑车要半个多小时。三九严寒的深夜，先生没有像样的棉衣，连稍好的绒线毛衣都没有，只套一件透风的反绒球衣，冷得耸成鸢肩，颈椎永远是酸痛的。
准确地说，因编纂任务的繁剧，先生浸泡在文献里，并未规划过走怎样的学术之路。治学用功要深，野心可以不大，他化用《庄子·逍遥游》“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名书斋为“榆枋斋”，包含诚恳的自省与自知。但《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的十七年，确实是熔铸其学术底色的十七年。编纂处的资料室大约藏有十万本古今图书，因为天天查，时时核，他的心里像装了张地图，即使蒙着眼睛，也能摸索到书的位置。这也就不难理解，他日后能够自如地引经援史，创办《经学文献研究集刊》（前身为《传统中国研究集刊》），视文献与经学为两条相辅相成的主线，即便是精微的历史细节，也能阐发其丰沛的层次。
旁搜远绍或许可以让学人挣脱拾陈蹈故的窠臼，却无法横越现实教条的关隘。毕竟二十世纪初，王国维已有感言：“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1983年起，仅文凭不能达标，先生与当时部分社会招考进编纂处同事一道，遭遇职称晋升的瓶颈。1988年，先生的中级职称在周祖谟、许嘉璐、梁式中等先生的推荐下尘埃落定。副高职称再次频频搁浅，1997年调入上海辞书出版社方辗转解决。诚然，学历无法完全匹配能力，没有这张职场门票，先生却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也从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
“是非是里求真影”
先生较真。昔日初到农场，周围同学纷纷申请入党，只是要先在“扎根农场干革命”的决心书上签字。先生明白母亲还在期待他回上海，虽然受到鼓舞，也不愿违心签字：“签了名入了党，那我就得扎根农场，说到做到嘛。”编纂《汉语大词典》时乐于追根究底，日有所得，闲暇必定琢磨。《黄庭经》注者错舛，而《汉语大词典》引其书证甚夥。先生藉助《道藏》，从《黄庭经》七言诗的用韵特点入手，较之文人诗文用韵，察其渊薮，不仅捋清梁丘子、务成子注的异同，还连带对内、外《景经》的关系，及王羲之是否写过《黄庭经》的公案作出回应。《汉语大词典》内书证要求尽量标明时代和作者，先生摘出并考订裴松之《三国志注》内引书书目做成目录以供检用。“粘连断简沉寒纸，商辨豕鱼到古窗”，先生赠予朋友的诗句最能概括他在编纂处与出版社时期的论文主题，博涉避讳学、简牍学、敦煌学种种，大多是为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而撰作。
处女作《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醖酿于上海图书馆自学时期，受林语堂先生《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陶染，写就于1982年。文章围绕古音歌支两部，以经传异文、联绵字、人名、地名、反切、直音之例加以分析，正视古方音的地位，揭橥《诗经》《楚辞》、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文用韵背后的历史、方域根源，则又超出了林文。前人追求古音系统的齐整构拟音值，很少注意合韵掩盖下的客观矛盾。先生着眼古音发展的时空观，以古今音变为经，古方音对应为纬，以韵文为主，文字为辅，认为上古可按地域分为歌支绝然相分的周郑音系和歌支混读的楚辞音系，这在先秦两汉的地域韵谱中已清楚显现；而历史音变中上古歌部谐声字逐渐向中古支韵的流变，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转移，以及反切、韵书的产生，已非仅仅是语言学上的声韵研究，而是进入了政治与历史、文学多视角考察的范畴。
强调音韵历史中的方言性，是一种从空间看问题的视角，是先生古音探索的重心。在古音研究中引进古史研究，烛照的是以汉语为媒介的所有历史文化内研究音韵的整体视域。所以，先生致力从音韵学外的历史和文献探索音韵本身的问题。如《经典释文》著录六朝经籍旧音，今人或据之系联反切，或援以探寻六朝经师音系。先生则谓经师籍贯南北睽隔，其所注反切必带有方音色彩，不可强行牵混。其《〈经典释文〉单行单刊考略》更以目录学的眼光，遍检宋元以来公私书目近八十种，将收录《经典释文》及十四种单刊音义的二十八种目录列为一表，论证今见三十卷本实为北宋后期、南宋初期而非后周显德年间所刊。
《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和《山东古方音与古史研究》着重探讨韵的问题，《三礼汉读异文及其古音系统》涉及上古的声类，《由甲骨刻辞多字结构说到多诸之音义及其民族与时地》结合古文字与古音，写作时间最晚，先生同学杨蓉蓉评价：“该文写于1999年，如前所说，无论是在使用方法上，还是在文字表述上，都更为老练。”考据文章难写，下班后先用几个小时核查资料，真正动笔已至午夜，先生每天坚持几百字，《榆枋斋学术论集》就是这样二十年来缓缓集成的“裘”。
除却1993年的旧文《商周称谓与中国古代避讳起源》，《榆枋斋学林》所收皆为先生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专职学术后写就，以历史文献为主，语言文字为辅，与《榆枋斋学术论集》恰好相反。这并不妨碍两者分享主题的一致性和思想的连贯性，很多问题上，《学林》是对《论集》的拓展与回应，更为精深。
《〈广韵〉姓氏来源与郡望音读研究》以《广韵》所标姓氏音读为基点，结合姓氏起源、迁徙、郡望姓氏文字结构、多音异读及历代声韵演变等，对文、吻、问、物四部中的姓氏做了普查和追踪，延续的是《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一文对特殊姓氏音读与方音关系的探究。《三礼汉读异文及其古音系统》初步提出过经师注释术语的课题，《〈孔子诗论〉应定名为“孔门诗传”论》和《〈夏小正〉传文体式推论其作者》勾稽先秦两汉传记、章句、注三者内涵外延的扩大或缩小，是对前数十年训诂学笼统将这些术语都视为“解释”的一次深耕。
根植古音的时空观，先生以为经传异文的产生不止籀篆隶楷的演变、古今用字不同、浅人妄改等缘由，周秦典籍以方音写成，在共时流传中会随方音差异而改变原字，秦火后经籍由经师口授流传，也会因经师方音而改变原字。汉读、异文“两者皆为研究上古音——尤其是汉代音系——极宝贵之原始资料”，“当与谐声、韵文鼎足而三，不可偏废”。异文资料多芜杂，先生主张细味文意，兼用汉唐著述、清人著述，及今人考订、校勘成果，才会尽可能接近原貌。
在复合史料的作用下，这样的原貌向来呈现出复杂的真实。如前贤多考称谓的名词及含义，属静态的研究。《商周称谓与中国古代避讳起源》梳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人物对话中的称谓，是动态的研究，动态研究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两周传世文献和出土金文中未见有犯讳的确证，而确有避讳之实例，这便是动态称谓所显示的历史事实。周人继承殷商讳名习俗，经过损益，纳入礼制，先贯彻在丧祭礼中，随即与丧服制度结合，讳及旁系之亲，最后渗透到阶级社会中。语言上的避讳早于文字，避讳制度的形成是多层面的、立体的。周代已有避讳制度，这是不可否认的。
出于对史实多样性的理解和尊重，先生呼吁学人能放下非真即伪的简单意识，因为“这种简单的真伪概念实在是一个认识、理解复杂历史事态的避风港，是一个追求真理途中的误区”，“人在实事求是主观意识驱使下推理、求证，常态下固可接近客观事实，但却并非是一种必然。一旦意气遮蔽心智，便会执指为月，以非为是，主观意识虽循逻辑而演进，结论却已南辕北辙”。《以丁晏〈尚书余论〉为中心看王肃伪造〈古文尚书传〉说——从肯定到否定后之思考》即先生取丁晏《尚书余论》指实王肃伪造《古文尚书传》一事，传达自己有关怎样坦然面对反面证据，怎样冷静视听现代学术中的吠影吠声，怎样破除现实门户和思想门户之陋见，怎样在无法解释和难以解释的复杂问题面前保持沉默等种种思考。
虞万里先生像
求知的世界里，有天赋加成的人获益良多，但更多的是择一事终一事的普通人。法布尔曾在《昆虫记》里欣赏蟋蟀与众不同，说它不肯随遇而安，不会利用现成的洞穴，也不是挖掘技术的专家，“它的舒服的住宅是自己一点一点挖掘的，从大厅一直到卧室”，“它的工具是那样柔弱，所以人们对它的劳动成果感到惊奇”。从青工到学者型编辑再到学者，先生的涓滴意志汇流成河。这样的人生经历无法复制，作为被生活推着走的普通人，我们能够做的，也许就像蟋蟀那样，“即使在冬天，只要气候温和，太阳晒到它住宅的门口，还可以看见蟋蟀从里面不断地抛出泥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