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丨陶灵：旧书碎事现代汉语词典文友旧书店

书不是用来收藏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旧书网上的书，都有品相标注，同一种，往往品相越高越贵。我每次搜索出书名后，直接点击从低到高的价格排序方式，一目了然，选价格最低的那本。旧书邮寄费一般都由读者付，我只选挂号印刷品方式，便宜。有时店主懒得上邮局寄，故意把这项价格定得比快递还高，或者干脆不设这项，让你选不成(某旧书店主告诉我的)。

发快递是上门取件，或就近到菜鸟店去寄，便捷。大宗快递业务还可讲价，但店主并不把优惠让给读者，自己赚价差。也有店主十分愿意寄挂号印刷品，是因为他能买到大量带邮资的旧“贺年封”或“首日封”“纪念封”，每个只要几角钱，带的邮资最高可到九元。

从这也可看出国营邮政局为什么竞争不赢民营快递公司的原因。

在石桥铺旧书摊碰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本旧版名著与摊主讨价还价，摊主就是不松口。我插嘴，对年轻人说：名著又不是稀缺书，买新版的好，价格便宜不说，印刷精致，阅读舒适感强。旧版书纸张和印刷技术与质量都差，读起不爽，还费眼力。

年轻人听从我的建议，放下了手里的书。

偶然在网上看到一本我的旧著卖，说是签名本。好奇心促使我，请店主拍张扉页签名图片看看。结果是二十八年前我送给郑州一位文友的，他比我大二十一岁。猜想，文友是不是已“走”了？家人清理旧物时处理了这书，然后辗转到了旧书店。不然二十多年里，为何一直留着？

这书定价2元，虽说是当时的市值，但店主现在标出100元的卖价，我觉得有点小贵。书确实是旧书了，不过我手里还有十来本。于是，给店主发消息，说想要这本书做个纪念，但不买，用手上同种书交换，并签名钤印后先寄给他。我拿“纪念”做幌子，看能不能换得店主的“情怀”。店主直接回复不行。

一年多了，书仍在网上挂着。

本地一文友，下乡采风时突患脑溢血“走”了。同城的几个文友去送行。其中一女文友见他留下很多书，本想问他妻子怎么处理。但觉得不是这时候该问的事。谁知文友的后事一办完，其妻把书全部卖给了废品收购店。女文友听说后，拉着文友妻去追。早已被造纸厂拉走。女文友惋惜道：要是卖给旧书店，兴许我心情好受点。

不知怎么我就想到网传的一则“不是段子的新闻”：一人盗窃上万元的饮料，忙了几天才全部倒掉，然后卖塑料瓶得200多元。

随意翻看1981年的一本《青年佳作》，这是当年文学名刊《青年文学》选编的年度小说集。突然发现里面夹着一张纸片，上面写着：“我们一起坐火车去看海吧！”那个时候火车和大海，对于一直生活在下川江边的年轻人有着无比巨大的吸引力。

字条没落名，也不认识字迹(能认也早忘了)。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当时是谁借了这本书？一概不知。

我唯一能做的，把纸片放回书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单位发“劳保”——一种耐磨的“劳动布”料，有点像现在牛仔服的质地。单位按人头把布料指标拨到一家国营布店，自己去量身扯布订做。我一直没去，布店等着要结算，只好按“指标”补了我3.7元布料钱。我自己加一块多钱，买了本定价5.4元的《现代汉语词典》。

我在刻字店做了一枚菱形图章“洁白藏书第□号”，盖在《现代汉语词典》扉页。“□”为空格，我写上“1”——这是我的第一本藏书。“洁白”是我的第一个笔名，那时候爱好文学的青年都喜欢取一个。现在觉得“洁白”这笔名有点酸叽叽的。我写作时，拿不准的字词都要认真查清释义，词典因此使用频繁，前面的“部首目录”页被翻卷了边，破了，就用透明不干胶把它补好。后来习惯在互联网上“百度一下”后，《现代汉语词典》静静地插在书架里。

我书架里有一本搁置了二十五年的小说集《例外》。当年读不懂，硬着头皮读，也始终进不了书的情境中。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定价0.61元， 1986年买的，作者是曾被误认为“大汉奸”的潘汉年，他和鲁迅同是“左联”的领导人之一，后来因白区工作需要离开了文化战线，没再从事写作。

二十五年后重读《例外》，书还是那本，文字也是早就认得的，书里的故事很容易理解了。很多人认为，阅历让我们读懂了一些原本没能读懂的书。我却因为现在的静读，才读懂《例外》里的故事。年轻时我也习惯“静”读，伴着一杯速溶咖啡，捧一本书，静坐在初夏午后的窗前，或独享冬夜桔黄灯光下的闲情。但这种“静”里藏着年轻的热情，更多的还有浮躁，算不上真正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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