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民国日报》刊登了三条启事,内容如下:
虽然五四运动后,社会氛围逐渐开放,但这三条启事还是震动了整个上海。更让人吃惊的是,杨之华当时带着一个三岁的女儿——瞿独伊。
瞿独伊对于上一代父母间的恩怨并不太了解,直到后来才听说了一些事情。
杨之华于1900年出生在浙江省一个富裕家庭,从小性格倔强,并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当她成为当地的“新女性”时,沈玄庐先生看中了她,并将她介绍给了自己的儿子沈剑龙。不幸的是,沈剑龙并不是杨之华理想中的丈夫。结婚没几年,沈剑龙便对单调乏味的乡村生活感到厌倦,去上海过起了放纵的生活。杨之华在痛苦中生下了女儿,取名“晓光”,后来改名“独伊”,寓意“独她”。
然而,杨之华并没有被家庭束缚住,1923年,在公公沈玄庐的支持下,她考入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从此开启了她人生的转折点。
在大学里,杨之华遇到了社会哲学系的系主任瞿秋白。当时,瞿秋白正经历着妻子王剑虹的去世,杨之华看到他痛苦的样子,便细心照料他。相处不久后,瞿秋白向杨之华提出结婚,杨之华坦诚自己虽然感情不和,但并未正式离婚。于是,瞿秋白主动去沈家提议解除婚约,沈玄庐似乎也同意了,因为他觉得沈剑龙不配有这样的妻子。
婚后,瞿秋白并不在意杨之华有一个女儿。他主动提出要接瞿独伊来一起生活,杨之华也答应了。然而,当杨之华去沈家接女儿时,沈剑龙舍不得女儿,最后还是将孩子夺了回去。瞿秋白当时非常伤心,眼泪掉了下来,因为他已经视瞿独伊为自己的女儿。
在瞿独伊的记忆中,瞿秋白是一个非常疼爱她的父亲,给予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
1928年,瞿秋白前往苏联主持召开中共六大。没过多久,杨之华也带着女儿来到了苏联,一家人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尽管瞿秋白工作繁忙,他仍然会在休息时带着瞿独伊去采花,教她叠纸船。后来,因工作太忙,瞿秋白和杨之华将瞿独伊送到了一个孤儿院。
那是一个儿童疗养院,瞿独伊刚进院时被剃成了光头。瞿秋白很心疼,写信安慰她,信签上总是写着“好爸爸”。后来,瞿独伊又去了国际儿童院,认识了许多中国的伙伴。
父母离开后不久,瞿独伊收到了一份父母寄来的礼物,里面有两张卡片和一束勿忘我的鲜花。她明白了父亲的意思,父亲希望她永远记得他们,也不要忘记祖国。
然而,国内的瞿秋白正经历着艰难的时光,他患上了肺结核,而杨之华因为工作原因并不在他身边。很长一段时间,瞿独伊没有收到父母的任何消息。直到1935年,有一天,她看到报纸上父亲的照片,照片下方写着父亲去世的消息。14岁的她痛苦地哭泣,为失去父亲而悲伤,也为母亲失去丈夫而感到悲伤。她伤心到昏厥,直到老师用香水擦遍她全身,才把她从昏迷中救了出来。
瞿秋白牺牲后,杨之华于1935年再次来到苏联,她与女儿终于团聚。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瞿独伊和母亲随共产国际返回中国,但刚到新疆,她们便被盛世才扣留。经过两次审讯,瞿独伊像母亲一样勇敢地反驳敌人,并提出加入党组织的申请。
1946年,瞿独伊和母亲来到了延安,受到了毛主席等人的热烈欢迎。在延安,瞿独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母亲杨之华被分配到中央妇委工作,而瞿独伊与丈夫李何则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她与丈夫随新华社一路行军,积极工作,迎来了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当天,瞿独伊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礼结束后,她在广播电台用俄语播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是她做过的最光荣的工作。
建国后,瞿独伊一直未曾忘记父亲瞿秋白。通过多年的努力,她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父亲的遗骸,并将其迎回了北京。
瞿秋白英勇牺牲的故事广为流传,瞿独伊深深为父亲的魅力所折服。据说,当年瞿秋白被捕时,蒋介石曾召集国民党官员商议如何处置他,蒋介石打算直接枪毙,然而蔡元培为瞿秋白求情,说:“他是中华民族难得的人才,像他这样的才华非常难得。”鲁迅先生也曾称赞:“像瞿秋白那样才华横溢、通晓中文和俄文的人,中国只有他一个。”
瞿秋白的牺牲确实令人痛惜,他的语言才华无与伦比,精通中文、俄文、法文和英文,且法文和英文是他自学的。此外,他还会弹琴、吹笛子、画画、刻字、写诗。即使在上海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候,瞿秋白依旧坚持翻译工作,高尔基的《海燕》便是在那个时期翻译出来的。
1980年,瞿独伊采访了苏联共产国际的黄萍,黄萍夸她的俄文讲得很好,但随后又说:“你父亲的俄文比你好十倍。”瞿独伊完全同意这个评价,因为她知道父亲的俄文无可匹敌。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都应珍惜,但如果一个人每天都能为世界做些事情,他会觉得自己永远年轻。”这正是瞿秋白儿时写的一篇文章,他既写下了这句话,也用行动实践着它,因为他在36岁时英勇牺牲,生命定格在最年轻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