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来到了北京，住进了香山别墅。
有一天，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和妻子一起，来到了香山，看望多年未见的兄长周恩来，当时北平刚刚解放不久，很多国家的事务都要开始进行筹备，当时的周恩来忙前忙后，一直没能有时间，接待自己的弟弟和弟媳，直到半夜有空，才见了他们。
周恩来在向弟弟周同宇谈论了国家时局和家庭后，周恩来问周同宇：“你们今后是怎么打算的？”
周同宇说：“我今年已经45岁了，虽然在二十年前离开过革命，但也一直向往着革命，做着党的外围工作，我现在只希望自己能从头做起，正式参加革命工作。”
周恩来很严肃地对他说：“你已经脱离革命这么多年了，你知道怎么才能为革命工作吗？我看你应该先去上华北大学，学习之后，由组织上安排你的工作岗位。”
周同宇和王士琴
周同宇的妻子王士琴也在一旁说：“同宇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我是完全没有意见的，只是我打心眼里想工作，想了多少年了，可从1937年开始，孩子一个接着一个的生，我就只能留在家里，再没有机会工作。现在新中国将要成立了，我真的希望能有机会出来做点工作。”
周同宇听到妻子这么说，便也说道：“你不要想得不切实际，现在孩子还小，你当妈妈的不去管，谁来管？”
周恩来却说：“士琴想出来工作，是好事情嘛！她的俄语很好，组建外贸部非常需要向她这样的人！至于孩子嘛，不用发愁。”然后看了士琴一眼，接着说，“新的社会，就是要妇女解放，你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孩子们都过来上学。我支持士琴出来工作。”
当时王士琴的眼中放出光芒，脸上也充满了久违的喜气。后来她听周恩来说，当时的学校里非常缺少俄语教师，便提出去当中学的俄语老师，周恩来也同意了。
周同宇的本名叫做周恩寿，后来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开始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当时的周恩来身为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人物，为了让弟弟不受影响，便让弟弟以字代名，从此之后，周恩寿便更多的使用周同宇这个名字。
黄埔军校时期的周恩寿
在1924年春天，周同宇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当年冬天，转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当时受到党组织的派遣，进入了北平的宏达学院进行学习，以学生的身份作为掩护，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
郭沫若走在前面，周同宇走在中间，胡公冕走在后面，走了没有多远， 走到了全无隐蔽的地面上了，轰隆一声，一个大炮打了过来，这一炮正落在了三人背后的路上，爆发了。胡公冕立刻在后面立刻叫上了郭沫若：“有人受伤了，快转来，快转来！”
周同宇
等郭沫若向他说的方向看去，发现周同宇正躺在草墩下面呻吟，左脚的脚背流着血，好多人出来围着他。
“恩寿也受伤了吗？那边的番薯地里还躺着一个呢！”郭沫若说。
“我已经叫同来的夫役们去找担架去了，同宇也是不能走路的，怎么办呢？让我回到部里叫人来抬吧！”胡公冕说。
“用不着回去叫人！”郭沫若说，“我们就在这里，找一扇门板来，不可以抬回去吗？”
胡公冕也赞成郭沫若的说法，在农家里找到了一张杨妃椅，便将这把椅子四脚朝天地翻了过来，在里面敷上了很多稻草，这样就成了一副担架，将周同宇移进了担架里，两人便将周同宇抬回了南湖。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惨案，当时23岁的周同宇正在和一个姑娘谈恋爱，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一天，那个姑娘没有打招呼，就跟着一个男人去了四川。当时痴心的周同宇被这件事情打蒙了，便想去四川，找那个姑娘问个清楚。
当时的周恩来正在上海，组织工人的武装起义，周同宇便向另一位负责的同志请了假，得到允许后便去了四川，到了四川才知道，那个姑娘已经移情别恋。不想再和周同宇交往。周同宇只好赶回武汉找组织，却恰巧撞上了从上海赶到武汉的周恩来。
周恩来听说周同宇去了四川，便觉得实在是荒唐至极，周恩来大发雷霆，斥责弟弟擅离职守。因为当时准许请假的领导不在，周同宇也怕连累这位领导，便没有为自己申辩，周恩来误认为他是擅离职守，便做出了撤职查办，把他派到了上海去做地下工作。
周同宇此时满心委屈，也不禁动了气，他说：“既然你认为我不配做革命军人，那我还不做了！”一气之下，周同宇跑出了北伐军总部的大门，离开了周恩来和革命队伍，离开了党组织。
周同宇离开党组织后，内心非常痛苦，一个二十多岁的共产党员，在蒋介石制造四一二惨案时都没有脱党，却仅仅因为自己兄长的不理解，而感情用事离开了党，就像失去母亲一样痛苦，此后的他只想早日回到革命队伍，回到党的怀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周同宇赶到上海去寻找党组织，奈何一直没有找到，便又遗憾地回到了天津家里。
这件事情，影响了周同宇一生的命运。直到几十年之后，有人向周恩来提起了这件事情，周恩来知道真相后，也坦诚地说：“那时候我还年轻，火气很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表现了对自己弟弟的负疚和惋惜。
周同宇在华大培训出来后，分配了工作，在钢铁工业局当了一个普通的干部。
在1959年的一个星期天，周同宇回到家中，他的大女儿周秉德立刻就看出自己父亲和往日不同，父亲平常紧皱的眉头那天是格外的舒展，满脸的春风喜气。
周秉德忍不住问父亲：“爸爸，一定有什么事情让你高兴！”
周同宇一家人
“到底是我的大女儿，一眼就看穿了爸爸的心！”周同宇呵呵笑着，“我刚想告诉你妈妈呢！我调动工作的命令已经下了，下周就去内务部上班了！”
“好呀！”王士琴听到后，也是格外的高兴，对秉德说，“你爸爸的身体不是很好，之前当那个仓库的管理科科长又太忙了，他吃不消。现在调到了内务部机关，离家近一些，工作还轻松，这不好吗？”
“内务部是干什么的？”秉德好奇地问，“爸爸你能去做什么工作？”
“这是你陈赓伯伯出的点子！”周同宇一边翻着报纸一边解释，“你知道，我和你陈赓伯伯是黄埔军校的同学，是他找了内务部的曾山部长，对曾山说：周同宇对革命是用过贡献的，现在身体又不太好，把它调到内务部，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吧！”
“爸爸，你不是在1927年就脱离革命了吗？还有什么贡献可言？”周秉德说。
“你怎么对爸爸说话呢？”王士琴提高了声音，“不是只有在党内，才对革命有贡献。1928年，你的伯父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在东北一路上，都是由你的父亲一路掩护，才安全脱险，保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革命的贡献难道不大吗？”
周恩来的两位弟弟，周恩浦和周恩寿
王士琴接着说：“当时在天津时，你爸爸开的那一间货栈，也是叶剑英元帅给你爸爸拨的经费，你爸爸在那个时候，也配合地下党，为解放区采购和运输医疗器械。为此，你爸爸还被国民党抓去关了牢房，可你爸爸只承认自己是周恩来的弟弟，没有出卖过一个共产党员，敌人抓不到证据，就把他又放了出来，出狱之后，又立刻和地下党员接上了关系……”
当时，周恩来听到这件事情后，立刻将曾山叫去谈话，再三明确交代：“周同宇的工作，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一些，工资级别也尽量低一些，因为他是我弟弟。”
其实，如果周恩来不进行干预，仅凭周同宇的资历和能力，在内务部安排一个好一点的职务，干一些轻松点的事情，也并不是什么问题。但周恩来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周同宇即便到了内务部，职务仍然是很一般。
20世纪60年代初期，周同宇的胃溃疡越来越厉害了，经常在家中休息，已经不能正常上班。当然，在当时来说，像他这样身体不好，带薪疗养的人也是大有人在，但在周恩来那里，这却成了一个问题。
1963年，在一次开完会后，周恩来留下了曾山部长，向他交代说：“我的弟弟身体非常不好，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请你让他提前退休。”
曾山部长当时也只是口头答应，但并没有去办理，因为按照正常情况，在退休之后，工资就再也没有机会调整，许多在职时期的待遇也都会取消。所以一般人都不愿意退休，很多人到了退休年龄，也仍然希望继续推迟办理退休手续，更何况周同宇还没有到退休年龄。曾山认为周恩来的工作忙，过段时间就忘记了。
然而只要两人的兄弟关系没有改变，周恩来就不会忘记这件事情，他再次将曾山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表情十分严肃，对曾山说：“曾山同志，我弟弟退休的事情已经交代你几次了，为什么还不办理？”
“总理，最近比较忙……”
“你不要找理由！回去后立刻办理，你再拖着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他是我的弟弟，怎么可以拿着工资不上班呢？”
于是，在1963年6月，周同宇提前一年办理了退休手续。当时周同宇家中六个孩子，除了已经工作的秉德和当飞行员的秉钧，其他四个孩子都要上学，家中的负担一下子重了起来。
有一天，周恩来见到了秉德，问她说：“秉德，你爸爸的退休手续办了吗？”
周秉德点了点头，周恩来接着问：“我坚持让他提前退休，你爸爸想得通吗？”
“反正，爸爸的一贯态度都是这样，一切都听您的，您怎么说，他就怎么办。但妈妈却有点想法， 认为四个孩子在读书，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那对你爸爸退休的事，你想得通吗？”周恩来接着问。
“当然想得通，爸爸是你的亲弟弟，所以应该更严格，他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不应该从人民那里拿全额的工资。爸爸的工资虽然少了，可这么多年都是伯伯您供给我们学费嘛！如果没有伯伯您的帮助，我们六姐弟早就向学校申请助学金了。”
“话不能这么说。”周恩来摇摇头，“你妈妈有看法也是正常的，她是一个很自尊自立的人。总拿我的钱，她心里也不踏实。在你奶奶去世之后，我就承担起了养育两个弟弟的责任。如今我选择了这条路，就只能向前，不能退却。可你爸爸不同，他如果早点退休，也能渡过后半生，我对你奶奶也算有个交代了。”
周恩来稍作思考后，对周秉德说：“秉德，我会交代成元功他们，从这个月起，每个月从我的工资里拿出200元，你拿去给爸爸妈妈。”
“伯伯，不要给这么多！”
“你们家六个孩子，一人20元，就需要120元，剩下的给你父亲买点补品，他的胃不好，体质太弱了。”
周秉德听后，还是不敢答应下来。周恩来对她说：“怎么？我这个伯伯的钱你们不要，难道要你的爸爸妈妈向组织伸手要钱吗？这样我心能安吗？用我的钱，就可以少花人民的钱。不要给国家增添负担好不好？”
周秉德听了这话，除了点点头，还能说什么呢？
每次周秉德在西花厅拿到这笔钱，回家交给妈妈的时候，总会满面笑容，此生有幸，能有这样一位官职显赫又充满爱心的伯伯。
而周恩来当时的工资是404.80元，而邓颖超的工资是342.70元。从1958年，到周恩来去世的1976年，工资的累积不足17万元，而他们在这18年里，拿出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收入来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愿意亲友因为困难向国家申请补助，是为了给国家减轻负担。
周同宇作为周恩来的亲生弟弟，他为了哥哥的工作，也心甘情愿地做出自己感情上的一些牺牲， 甚至留下了很多无法补偿的遗憾。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周同宇也是十分的怀念自己的家乡，尤其到了老年，特别是在退休以后，他总是念叨自己15岁就离开的淮安老家，非常想回家去看看。解放后，他不止一次地向周恩来提出要回家看看，但都遭到了拒绝。
有一天，在西花厅的海棠花盛开的日子里，周同宇一家人被周恩来邀请到西花厅赏花，那天春风拂面，阳光灿烂，周恩来和周同宇兄弟二人在前庭的花间散布。
周恩来淮安老家
“哥哥，我听尔辉来信说，咱们淮安老家的房子太破旧了，再不修就要塌了，淮安县委已经说了，要帮着把咱们房子修一次，把里面几乎人家先搬出来，要不我先回去一次，看看怎么修？”周同宇说。
“不用了，我已经给淮安县委讲过了，院子里的住户不要搬迁，我们的房子要塌掉就让它塌掉，不许翻盖维修，更不许搞什么纪念馆。不要搞封建主义那一套，只要我活着，就不许搞。”周恩来的话十分坚决，毫无商量的余地。
“我15岁离开老家，现在已经快40年了，哥哥您离开那里也已经50年了，你难道不想家吗？”周同宇的声音有些颤抖了，他真的有些动情了。
“我也是人，怎能不想？但我一个是忙，一个是不愿打扰地方的同志。”
“你是国家总理，回去有光宗耀祖的嫌疑，但我是平民百姓一个， 难道也不能回家看看吗？”此时周同宇的声音已经哽咽了。
“就因为你是我周恩来的弟弟！”周恩来的语气十分坚定，“你想一想，如果你回去了，县委能不派人接待你吗？明摆着是给地方同志增加麻烦，你又何必去做呢？除非我哪天不再做这个总理了。”
周恩来淮安老家的卧室
周同宇也只能点点头，话语中充满着无奈和凄凉：“可能真的是老了，我总会想起老家，看来只有等我死了以后，把骨灰送过去，一了却我的思乡之情了。”
周恩来不再接话，周同宇也不再坚持，若说周同宇此生的遗憾，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没能在有生之年，回到淮安老家再去看看。周恩来在世时，周恩来不允许他回去。周恩来去世后，周同宇的身体也不好，无法再回到淮安。
周同宇临终之前，也动情的对王士琴说：“我死之后，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去，在我老家后院，小时候种过菜的地方深埋，让我回到家乡去看看。”
可见周同宇临终时，魂牵梦绕的依然是对故土的思念。
“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就是这样的一句话，让周同宇一生，都将国家的利益和兄长的嘱托看得格外重要。就因为这句话，为了避嫌，甚至在很多方面，连普通公民的待遇也要失去。
乃至于我们在周同宇后代的身上，也能看到这兄弟二人对整个家族的影响，他们沉稳朴实地生活着，从不高看自己，他们以周恩来这样的家人而自豪，却又从不因此而傲慢。兄弟二人营造的家风，激励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