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多年跟我们领导人交往，有的时候他也讲中文，讲中文，一般吃饭，会谈他不讲中文，会谈他还是要用他本国的文字，来思考，来表达。但是吃饭啦，喝酒啦，谈天啦，聊天啦，这个他就用中文，用中文讲，讲得哈哈大笑，讲一些东北话。可能你都不知道，羊杂碎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记者：我知道。
张庭延：知道，羊杂碎知道，他都知道羊杂碎。当时给他做翻译的人都不懂这个，什么叫羊杂碎，不知道的人可能不知道，可能真不了解，这个要比较深入老百姓的生活才能知道。
解说：张庭延记得，金日成会见驻朝鲜外交使团时，会场配有两名翻译，一名中文翻译，一名俄文翻译，后来张庭延了解到金日成本人既懂中文，又懂俄文。
张庭延：他的中文功底和俄文的功底都不错的，他可以纠正翻译啊，他可以纠正。就是说他觉得翻译，中文翻译或者俄文翻译，有哪些用词不当，或者翻译不妥的地方，他可以纠正它，纠正它。
这个就看到他这个中文水平或者俄文水平，应该相当的水平，否则他不会听得懂。这个给我的印象很好，我觉得还是不愧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不愧为国家领导人。
张庭延：跟我有时候还聊天，很和蔼，见面都问好，你好，很好。而且他有的记不起来的事，在翻译过程中间，他记不起来的事，而我给他做翻译的过程，我知道这件事情，他来问我，来问我。待人很和蔼，没有一个很严肃，很让人生畏的感觉。
坐在车上有时候，唉这是什么房子，因为他来中国访问，他要坐车啊，坐车去见总理啊，去见主席啊，或者是到某一个地方去啊，到人大会堂或者到哪啊，那我陪他坐车了。他就问了，这是什么房子，这是什么地方，他问。很随和，很随和，没有一种，没有一种好像趾高气昂，没有这样。
陈晓楠：有人说中朝友谊是鲜血凝成的，不过其实中朝关系的发展，也并非是一帆风顺。在朝鲜战争停战之后，中国积极援助了朝鲜战后经济的恢复经济，1961年7月，中国与朝鲜签订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而“文革”开始之后，中国在批判苏修的同时，批判朝修的标语和口号也是时有所闻，中朝关系一度处于冷淡时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9年，僵持的局面才开始改变。
张庭延：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中朝关系发展得并不很顺畅，不顺畅，遭到了一些冲击，也曾经有贴大字报的，对朝鲜有些不友好的言论，因此两国关系比较冷淡疏远了一段，文化大革命期间，疏远了一段。但是这个也不奇怪，因为我们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各国的关系，基本上都处于停滞状态，或者一种严重的冷淡时期。
跟各国，除去，朝鲜算好的，阿尔巴尼亚算好的，罗马尼亚、越南，阿、朝、越、罗四个国家，算是有维持正常的外交关系之外，其他国家的关系基本是处于停滞或者半停滞状态，我们在国外几乎所有的大使都撤回来了。
解说：1969年中国调整了外交策略，重新向各驻外（交）使馆派遣大使，这一年时逢中国建国20周年，中国向一些外国领导人发出邀请，请他们前来参加中国的国庆活动。朝鲜在最后一刻，决定派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代表金日成到北京参加庆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崔庸健，第二年4月，周恩来总理回访朝鲜，打破了自“文革”以来与朝鲜关系的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