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地名书写是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其中蕴含了历史文化、自然地理、宗教图腾、民族语属等地方性知识。从历时性角度看，地名作为书写意象是由新疆诗歌散文的传统表现内容、艺术风格所决定，是作家主体经验的地方性知识。从共时性角度，即从艺术审美接受方面看，读者的需求、市场的选择、文化定位等因素给地名书写提供了合适的环境，地名书写深化为浓厚地域色彩的精神空间书写。因此，作家的地名书写跟随地域文化的发展一同经历撕裂、重合、再构的社会化过程，也将对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空间的建构作出贡献。
关键词：地名书写；文学传统；文学接受；精神空间
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偏重自然地理地貌、民族风土人情的塞外文化呈现，是其独特的风格也是最主要的特征，对这一文学现象的解读也有学者从浮光掠影般表面化的游记文化散文来对其定性，认为是作家巧取新疆的异域风情吸引读者，有“到此一游”的痕迹，而作品真正的文学价值和精神文化内涵被低估。回到文学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其中有大量的地名书写，或者是以地名为题目舒展开来的一篇文章，或者是文本中具体明显的地名实指，再或者是作家心灵深处的故乡原型。地名的直接在场，不仅是文学作品追求真实的表现，其既生动详实地展现了历史文化、自然风光、民族风情等特点，也体现出作家有意识地表达故乡情感，储存地域记忆的一种方式。与“那些充斥着闲适、怀旧气息以及沉迷于对奇风异俗的炫耀把玩和对文化表征的浮泛感受之类的‘类文化散文’和‘亚文化散文’是有所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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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中地名书写的地方性知识
地名，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现象；从其功能上讲，是地域方位的符号，但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它们承载的是历史，是地理特点，是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是民族的发展轨迹，是民族文化的闪光点。任何一个地名基本都有其一定的含义。地名与历史同在，与民族同在”。地名的介绍通常见于地方志和史志，词条般的生硬释义起着告知的作用，我们无法感受到地名丰富的历史、文化、时代内涵，文学作品对地名书写的偏爱是在游记散文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用生动可感可知的形式及作家深厚的情韵呈现出来，赋予地名鲜活的一面，营造在场的本真和敞亮感。由于新疆自然环境独特，地域辽阔、广袤，人口和民族成份复杂，且“处于古丝绸之路必经的中亚腹地，中原华夏文化与西方基督文化，南亚佛教文化与中、西亚伊斯兰文化，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等等多种异质的文化，几千年来不断在此发生冲突、撞击、交汇和融合，因而在新疆形成了一种层次众多十分复杂的地域性文化”。新疆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决定了文学中地名书写的丰富性。另有沙漠到绿洲、戈壁到湖泊的风景带，带给人差异性极强的视觉盛宴，游走在新疆的山水大漠之间，接触到的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神奇的故事。作家感知的经验世界，在文本中有以下四种表现：
（一）历史地名。新疆的部落、部族众多，历史活动接连不断且繁杂多样。自汉代至清末，汉籍对西域历史记载由简至细、由局部到全面，其中记录的各代历史地名也是由少到多。新疆南北疆各县市的名称，多数具有悠久的历史，有一定的文化意义，是西域历史文化地名的代表，也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文化财产。周涛的《哈拉沙尔随笔》写到他和友人进入位居天山南麓的西域三十六国之焉耆国，由哈拉沙尔的回族人想到了整个回族迁徙的历史：“从波斯、从阿拉伯漂洋过海，在泉州登上东方神秘而陌生的大陆······静而又忧郁地在中国生息下来，扎下了深根”。带着对历史的追忆和敬仰，周涛如愿以偿地拜访回族师父，真切地感受回族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入住回族人家倾听回族历史故事，体会这个民族的英勇威武和顽强不屈。作家写哈拉沙尔并没有着墨于此地的风景描写，而是由此地怀古伤今，努力探寻古焉耆国的历史变迁，民族的兴衰荣辱，正应了“每一个历史地名都是一段历史，其中有的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可以带我们进入历史的遐思”。
沈苇满怀激情地追溯鄯善国曾经的辉煌：“鄯善吃过小宛、精绝、戎卢、且末/36国分裂成了50国/为西方来的使团、东方来的商队/修通西域的路，架设瀚海的桥/商道繁忙，十几种语言在此相遇/东方和西方在这里找到了/相互进入对方的通道和跳板”。楼兰城古老繁华的风韵在作者笔下得到再生，呈现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发达和互通有无，是值得纪念的历史之城和人们探险的神秘之城。以鄯善国、焉耆国、于阗国、且末国、莎车国、尉犁国、疏勒国等为题或具体实指的文章不在少数，富有历史记忆的城邦之“国”，实际上也只是多数系方圆几里不等的村镇，变为延续至今的具有地名意义的名称。阿拉提·阿斯木的《于田记忆》、夏冠洲的《和田八记》、周军成的《古楼兰》、丁燕的《睡吧，疏勒》分别以历史地名为影子，通过地名展开对此地历史沧桑的回顾，延续了文学诗词中吊古伤今、追忆过往的主题，有一种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的人生恢宏感。
（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新疆多层次的地理地貌，奇特壮观的气候风景是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形成的基础，包括山川河湖、戈壁沙漠的名称。对于作家而言，生活中的自然地理地貌和他们息息相关，饮此地水吃此地粮看此地山水，流入的是故乡的气息，他们眼中的自然是一切现实之物中的在场者。“自然在场于人类劳作和民族命运中，在日月星辰和诸神中，但也在岩石、植被和动物中，也在河流和气候中。自然之无所不在‘令人惊叹’”。作家对自然的关注是非常密切的，雷霆《伊犁河的涟漪》、王锋《叶尔羌的鲜花盛开》、沈苇《喀纳斯颂》、秦安江《那拉提草原的夜晚》、黄毅《东望博格达》、汪文勤《白哈巴》、姚永明《塔克拉玛干》、谈风《塔里木河两岸》等真实存在的自然地理地名是景观意象和情感指向的结合，作家娴熟地运用了借景抒情、寄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关于这一点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认为情境虽然有心和物的分别，然而却是景生发情感，情感促成景象，喜怒哀乐和荣辱是互为依托的。其意为景和情互为他者，具有文学间性，自然地理的地名可看作是景观意象，情感指向就是意象构筑的作家心灵神往的意境。一个人村庄之外的喀纳斯在刘亮程的心中是“灵”的世界，喀纳斯是灵居住的地方。喀纳斯在作者看来既是神奇幻化的湖水，也散发灵气和神韵。毗邻刘亮程生活场域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一望无际的敞亮，不再是浩瀚棉田，是漫漫沙尘”。沙漠的裸露是由开荒者无情的毁灭造成的，不惜后果追逐眼前的利益导致沙漠植被不复存在。作者在记录了沙漠景观的同时也发出了对环境日益恶化、人类自食其果的痛心批判之声。周涛的名篇代表作《忧郁的巩乃斯河》写道在“史无前例”时期男倒霉鬼和女倒霉鬼下放伊犁的日子，面对日日摆渡的巩乃斯河在作者眼里是忧郁的，“有一种无法说清的忧愁，像一支忧郁的古歌”，一肚子不可告人无法诉说的痛苦。此时的巩乃斯河因为作者的心情和处境渲染了忧伤的色调，具有了生命的力量及情愫，别有一番韵味。新疆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填充了作家笔下的意象，众多客观显在的景成为文学审美的意象，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经作者情感倾注化为耐人寻味的意境，特征鲜明地形成了新疆专属的地域标识。
（三）宗教图腾崇拜地名。新疆民族文化异彩纷呈，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精神信仰。在新疆当代汉语文学中，经常可见到带有“麻扎”的地名，“麻扎”意为“圣灵之地”“伟人之墓”，由阿拉伯语音译而来。沈苇对新疆的麻扎表述道：“麻扎与大地的土灰色融为一体，简单的造型和杂乱的排列好像亡灵的神秘符号和大地古怪的胎记。”宗教文化影响渗透到当地民族的丧葬纪念等习俗中。
图腾崇拜是一切宗教的起点，最早用来做祭祀品的牺牲，就是图腾动物”。“麻扎”在柯尔克孜族中是包顶，而包顶就源自图腾崇拜，刘湘晨《阿寅勒》中“远远就能看到风中飘动的白布条，再一个醒目的标志是每一座坟前都竖有一根杆子，上边系有一条牦牛尾巴。不知道牦牛尾巴是人死的时候找来的，还是专门杀一头牦牛，待客之后再把牛尾巴作为随葬的一部分东西”，这是高原游牧民族哀思死者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包顶杆子上的牦牛尾巴象征富有，与汉族的龙凤呈祥有相似之处，说明了他们对动物的崇拜。李玄伯也说过：“我国最古的地名，大部是图腾的名字。用这种图腾（姓）的团（氏族），因定居在某一地就用图腾以命其地。”亚楠《巴里坤》中刀光剑影处马的嘶鸣划过午夜寂静的草原，有“虎湖”之意，是虎氏族居其地演化而来的图腾地名。“众山之父，玉英之母”的昆仑海拔五千米高地，是虎伏羲、龙女娲的合体西王母，它的原形是西羌的母虎图腾，经过人把它神格化后又作了人格化。昆仑之名也是由图腾崇拜演化而来的。
（四）民族语属地名。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一个地域的亲属系统，其总体特征相仿于该地域语言结构的总体特征。因为语言是人们进行口头交流的工具，词汇和语法本身即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它作为族群历史时间的记载方式和文化传统的象征，也成为各个族群发展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多民族的特性决定了其语言的多样性，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又不属于同一个语系，自然会形成复杂丰富的民族语属地名，呈现出与其他地区地名文化的不同特点。欧琳《你好，察布查尔》通过察布查尔大渠的建设，赞颂了锡伯族人民勤劳勇敢、不畏艰险的光荣历史。察布查尔意为丰厚的粮仓，是锡伯族人民在新疆最集中的地方，形成了锡伯语的地名也就不足为奇了。王悦《香啊，喀什噶尔绿洲》、田丁《喀什噶尔印象》、刘亮程《库车行》、郁笛《在库车与一条河流相遇》、沈苇《叶尔羌》、王嵘《天下奇观吐鲁番》、邓友梅《吐鲁番怀古》、汪文勤《熟透的吐鲁番》中出现的地名也和民族的分布及其文化的所属相关，意为“玉石聚集的地方”“此地有坎儿井”“土地宽广的地方”“低地”，这些民族语属地名的语言属于印欧系语，从塔里木盆地发掘的伊朗文物有力地说明了伊朗语族的文化及民族的分布。同上面所述的现今仍在使用的行政区划地名相比，具有文化意义的语属地名作家颇感兴趣，它们有助于作家发掘到地名中承载的各异的文化内容。周涛《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高炯浩《博尔塔拉走笔》、杨树《博斯腾湖水荡漾》、沈苇《和布克赛尔诗篇》所涉及的地名则是蒙古文化的结晶，蒙语意思分别为“银色的草原”“站立”“梅花鹿出没的地方”，蒙古语语属的地名与元代起蒙古族人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有关。而充满神秘的“兽裘为衣天鹅为伍的楼兰，头枕白雪脚踩黄沙的楼兰”，包含了西域鄯善国丝绸之路的灿烂文明。令人神往的“梦中的远方，虚构的画境”的喀纳斯（沈苇《新疆词典》），在作家笔下是大自然的杰作，也是哈萨克语中美丽富饶、神秘莫测的心灵圣地。
地名在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四种表现，与地域文化有着自然、根深蒂固的联系，从不同程度、不同层面共同构成了地域文化，正所谓部分的融合与碰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区域特色文化。部分之间同样有交叉的成分，对应的地名自然会有双重或多重的属性，如“库车”“楼兰”既有西域古国的历史属性，也有属于伊朗语族的语言属性。本文论述的地名归类存在的交叉现象实属正常，同样本文分析的是作品中出现的地名，非地名的专门学科研究，最终的指向意义是要回到文学本身，具体说明地名书写表现形式、文学渊源、探讨其给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带来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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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时性的文学传统
梳理了地名在文学中的四种表现，地名在文学中书写的形式是需要我们解释的，即作家如何呈现新疆当代汉语文学中丰富的地名书写，用什么修辞方式书写地名。关于这一点文本已明确地指向诗歌和散文，诗歌和散文中的地名书写不仅在新疆当代汉语文学中居多，和中东部地区相比，也以绝对的数量引人注目。那么，为什么诗歌散文中有大量的地名书写？是作家有意选择，还是新疆的文学环境使然，需要从历时性的角度探究新疆诗歌散文的传统表现内容、艺术风格，以及作家的题材选择、审美偏好。
新疆是诗歌散文的沃土，从唐代的李白、岑参，到元代的耶律楚材、贯云石，再到清代的洪吉亮、林则徐、纪晓岚等为代表创作的源远流长的边塞诗，主要描写将士出征、边地风貌、英雄豪情，常见意象为烽火、狼烟、马、宝剑、铠甲、孤城、羌笛、胡雁、鹰、夕阳、大漠、长河、长城、边城、胡天等；“《史记》《汉书》等古代典籍中的精彩史传散文《西域记》，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元代《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关于新疆丰富多彩的历史和风土人物，都说明了新疆诗歌散文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创作始终围绕边疆的塞外风情，对所到之处所见之物精彩的书写”。作家喜好风物描写的风格，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诗歌散文创作。如新疆解放后，进驻新疆的文艺工作者刘肖无的抒情长诗《乌鲁木齐之歌》、闻捷的组诗《吐鲁番情歌》、洋雨的《牧羊天山下》，散文有袁鹰的《天山路》、碧野的《在哈萨克牧场》《天山南北好地方》、刘肖无的《克拉玛依散记》，对新疆的自然风光和民族生活作了很好的描绘。“乌鲁木齐”“吐鲁番”“天山”“哈萨克牧场”“克拉玛依”真实地名的实指，清晰地指出了新疆的地域性符号。在文学作品中地名通过作家语言的修辞表达成为丰富的能指符号，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由此地名书写也可作为地域性文化的符号，归属于人文事实。具有人文意义的地名书写折射出区域历史活动、宗教民俗、自然地理等内容，是新疆地域的形态风貌。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一些有影响的著名诗人先后涉足新疆，写了一些反映边疆生活的边塞诗，有突出的地名印记和文化色彩。如闻捷的《天山牧歌》，郭小川的《西出阳关》《雪漫天山路》《伊犁河》《夜进塔里木》，艾青《年轻的城》等，他们用具体实指的地名，鲜明地表现新疆地域文化的风景画、风俗画、民情画的特征，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闻捷《天山牧歌》和艾青《年轻的城》中对“天山”“石河子”牧歌式的书写，带给知识青年不小的震撼，热血青年对祖国边地的神奇瑰丽产生了深深的向往。文学激发了青年的思想，青年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青春热情投注到了新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进疆队伍由此壮大。
新时期以来，以杨牧、周涛、章德益为代表的“新边塞诗派”树立了在当代文坛的地位，他们在前“边塞诗”的基础上，赋予诗歌新的时代气息、社会节奏、思想意象、艺术手法。依托多民族、多文化的独特生活，形成了专属于他们的气质和风格。与前辈诗人宏大的叙述不同的是他们的诗歌更具个人的见解，个性化的色彩更加浓重。虽然也在书写新疆具体的地方、风物、民俗，但直白、模式化的书写遭到摒弃，对意象进行巧妙地处理，或为一体化或有象征性，如周涛描写的伊犁河“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写伊犁河/相信吧，我也绝不会胆怯/因为伊犁河是我的河”。伊犁河的地名书写令人感怀的是作者对伊犁河的感恩和崇敬之情，伊犁河与作家是合而为一的，有一种霸气凌然之势。洋雨《怀念伊吾》、雷霆《伊犁河的涟漪》、杨牧《塔格莱丽赛》、章德益《绿色的塔里木》、李瑜《准噶尔诗草》、东虹《塔里木恋歌》等诗作钟情于地名的书写，以地名象征屯垦戍边后的美好和希望，对生活的地方充满了深厚的感情。新时期诗歌中出现的地名书写消除了读者看题目便知内容的尴尬，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内容。诗歌形式上的探索也更进一步，叙事诗的全新运用、虚实掩映的意境美、错落有致的诗行结构较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已有全新的改观，面对同样的地域符号中的地名书写，实则隐含着作家创作意识和审美追求的更新。
“新边塞诗”作家一如既往地坚守新疆的地域文化，用极大的热情书写以地名为代表的地方风物，这与他们提倡的崇高感和历史感密不可分。周涛在《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中自信地提倡新边塞诗，并做好了迎接所处时代新诗流派的准备，随后章德益、杨牧、李瑜及西部文学界接连响应，显示了这群诗人坚定的信心与壮志。伊犁河、天山、博格达峰、赛里木湖的景色，楼兰、库车、喀什的历史，巴扎、麻扎的民族文化，流露的地域气息是作家创作的重要资源，“生活在这片奇异土地上的诗人们在这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容易找到特殊的感应对象（大漠、戈壁、冰山、雪峰、枯林、黄沙、风暴······），他们在这些感应对象面前，往往能生发出一种壮美的旷达的意志和力量”。凭借这些地域性符号，作家试图建立一个崇高的理想境界和生命价值的尺度，同当时影响较大的诗歌流派“朦胧诗派”相抗衡，用诗人周涛的话是想引起注意。“新边塞诗派”随后的发展和繁荣也很好地证明了它有一股清新刚健、悲壮豪迈之气，开一代诗风。谢冕、顾骧、周政保、余开伟、孙克恒一致评价新边塞诗是超越西部并面向全民族的，“它不仅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竖起大旗，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文学中可为翘楚。边塞诗体现着我们正在腾飞起的中华民族之魂，使我们看到一个进取民族的伟大形象”。可以肯定的是地名书写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新边塞派”诗人独特的地域名片，是他们获得巨大反响的有力保障。
韩子勇说“九十年代的新疆是散文的自治区”，散文的影响力尽管没能像“新边塞诗派”那么引人注目，但它的成绩仍然不容小觑，地名书写因作家的文化自觉和主体意识的建立更有文学价值，这里面与文学的“水土”有关，与新疆文人的精神气质与文化结构有关。此时的作家有了明确的主体意识，从新疆生活经验中找到了自身的定位，个体的交往需要动机、情感意识和行为，使他们逐渐融入到多民族的生活中，在交往中分享资源、理解彼此的行为，确认个人主体的价值感，释放自身的潜能同时建构主体意识。周涛转诗为文，写出的《哈拉沙尔随笔》《吉木萨尔纪事》《忧郁的巩乃斯河》等作品在散文界引起广泛关注，可以说是周涛个人的文学选择，致力于适合自己的方向，用思想的工具打通生活的隧道，也可以说是新疆“水土”凝成的感性情愫，易于歌咏而拙于陈述，长于抒情而乏于叙事，“哈拉沙尔”“吉木萨尔”“巩乃斯河”分别象征作家情感历程及主体意识的明确化。和新疆有不解之缘的王蒙，他的一系列新疆散文《伊犁风情·前记》《故乡行——重访巴彦岱》《又见伊犁》等，更是以地名为题表露他对十六年伊犁生活的怀念。伊犁对王蒙而言是刻骨铭心的，它包含了太多的故事，作家主体意识在伊犁得到觉醒和改变，个人不幸遭遇的苦闷因伊犁父老乡亲的关爱得以淡化，伊犁带给作家生活的智慧和信心。被称为20世纪最后一位散文家的刘亮程同样热衷乡土题材，经营了自己生活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沙湾县的《一个人的村庄》，足迹逐渐扩大，延伸到南疆的《库车行》，吟唱着阿勒泰的《喀纳斯颂》，用别样的叙述带领读者通过心灵感受故土新疆。近些年来，新疆散文以沈苇和李娟的作品颇受好评，沈苇既能写诗也能写散文，反映新疆地域文化的《新疆词典》更是充满了地名书写，对新疆进行地理学的自我建构。李娟的成名作《我的阿勒泰》直指地名“阿勒泰”，诠释了普通牧民的生活哲学。地名符号的出现绝不仅限于这几位散文家，它高频率地分布在新疆当代诗歌散文中，以象征、比拟、寓言的修辞方式建构作家的地理学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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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时性环境下的精神空间建构
在地名书写的传统继承中，共时性的文学自身发展和社会体制也给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地名书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英伽登认为作品是一个布满了未定点和空白的图示化纲要结构，作品的现实需要读者在阅读中对未定点的确定和对空白的填补。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也参与文本的再构过程。从读者（主要指普通读者，文学的生产、传播者，而非批评家）的接受角度来看，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大数据时代带给人们及时、快捷的视听觉体验，人们的阅读经验也愈加碎片化，读者已没有耐心和兴趣品读长篇幅的小说，诗歌散文的短小精悍吸引读者的眼球。新疆的诗歌散文迎势而上，获得了读者的青睐。它们在内容上表现了地名的实指、文化的多样性等特点，对新疆充满好奇心理的读者而言，这极大地填补了他们心中对新疆的想象。
读者对文学具有特定的需求，新疆多民族聚居，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即便是相同的汉民族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移居新疆的汉族混杂居住在南北疆各地，受不同地方文化的影响，他们的文化也存在不少差异。随着20世纪50、60年代大规模的支边，人们之间的接触、了解合作的机会增多，认识和熟知新疆成了各族民众迫切的愿望。生于七八十年代以及新世纪的军垦后代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但对本地文化所知较少。文学中的地名书写，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政治内容，满足各族民众对本地区的了解，有助于这些军垦二代、三代对家园的精神探寻，加深自己的身份认同，找到家园的归属感，增加作为新疆人的自豪感与荣耀感，避免籍贯归属地不知所云的尴尬境遇。
施战军谈到李娟《这世间所有的白》时发出其文字平淡真实的感悟，地方地名的神秘不再是猎奇欲望的追求。李娟描写的阿勒泰是经验生活的浓缩，特别是当那些前来猎奇的人喜欢望天望远，并再也落不下收不回目光的时候，李娟在阿勒泰当地的常态是看着地上生灵的脸。一些有滋有味的生趣，我们在巴乌斯基的《金蔷薇》、都德的《磨坊书简》、沈从文的《湘行散记》等等书里有所体会，好像从漫长的冬眠中醒过来。新疆镜像不再是由大漠、骆驼构筑的简单意象，是具体的凝聚着哈萨克族牧民生活的智慧，他们简单、淳朴、乐观的内心追求，是现代科技快速发展下人们所追求却日渐消失的。李娟“阿勒泰”地名书写的地域实指塑造了阿勒泰游牧文明纯净般的梦幻世界，传达了真、善、美的人性情怀。地处祖国大西北，占国土近1/6的面积，到达内地城市路途漫长，新疆有种在远方被搁置的冷落感，内地同胞对新疆的认识还浅浅地停留在沙漠、毛驴、戈壁、雪山的印象中。因为距离过长，身在其中感受的体验也变得遥不可及，神秘、异域、未知的新疆催生了内地读者的好奇心理，地名书写的文学作品解决了地域相隔的问题，并以精彩生动的描写重构了读者原先设定的新疆。
众多的地名书写对于本地读者来说，帮助他们自我建构身份认同；对外地的读者而言，克服了相隔甚远的距离，满足了他们猎奇心理的愿望。读者市场需要文学中的地名书写，敏锐的文学生产者、传播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根据消费文化出版市场的需要，坚持文学中地域性符号书写的生产，在报刊杂志中刊登此类文章，扩大消费覆盖面和受众度。如新疆的地方报纸设有专栏，刊载表现新疆风情的文章，一直很受读者喜爱，甚至很多新疆知名的作家刘亮程、李娟创作伊始在晚报发表过作品。此外，文学总是难以避开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意识形态对作家的创作有导向作用。政治体制和文化定位基于新疆特殊的区情，把稳定视为各民族的重要任务，民族团结、文化共同繁荣是一个坚定的主题，弘扬新疆精神是作家的使命。新疆文化要求作家深入新疆各地区，展现各民族特有的精神，发掘和宣传新疆的多彩文化。文学中的地名书写蕴含着丰富的地理、历史、民族、宗教、语言地方性知识，及精神维度的意义，自然被列入到文化建设的队伍中，促进了新疆的文化保存和地理空间重构。
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来看，地名书写是新疆地域文化的文学产物，具体实指的地名是真实存在的，绝非杜撰和虚构，地理空间的确定性直接点明了在何地什么样的环境里发生了什么事。而福柯说过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成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作家笔下的空间包括物质、精神、社会三种，具体的地名代表的不但是真实、具体、实在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一种大脑对外部环境产生图像的基础，也是作家和广大读者想象、抽象、隐喻的精神空间。唤醒作家主体意识的参与，把生命的第二故乡融入血液中，标志着作家文化的自觉追求，用个体经验发掘地名标识地域的历史忧患意识、民族深层的心理结构。如沈苇谈到自己虽然在乌鲁木齐居住生活，却每年念念不忘要去好几趟喀什噶尔。“它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恋爱，已是一个难舍的宿命般的情结，仿佛在那里，在沙漠与高原间的喀什噶尔绿洲，我能建立起一种新的亲缘关系—或许可以一厢情愿地称之为‘异乡的故乡’”。这里的喀什噶尔已成为沈苇精神上的故乡，与浙江湖州一样的故乡，象征心灵寄托的归宿，沈苇已接受自己是新疆人的身份，不再有异乡的漂泊感，主体意识也随之逐渐明晰。此时的地名“完全被当作精神空间，可以借助思维和言语、文学和语言、话语和文体、逻辑观念和认识论来破译。现实限定在思维之中完全通过其再现形态来进行理解”。诗人章德益对此十分认同，他回忆在新疆的岁月中，常常无法忘记那遥远的地名：塔里木、阿克苏、喀拉玉尔滚、阳霞、昭苏、托克逊、和静、巴里坤、干沟、那拉提、轮台等。“这些旧地名如珠玑般在我舌尖上闪耀，也如遥远的马蹄声在我灵魂中回荡”。新疆的地名构成了诗人的精神空间，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成为永恒的地域记忆；同时依托地理空间的地名进行创作，也是诗人主体意识中认识自我的精神历程写照。周涛对天山的盛赞在其《天山的额顶与褶皱》一文中写到：“天山的额顶是智慧的额，是勇士的顶，那是智者之相与王者之相的完美结合，是一颗雄性的头颅，冷峻威严但并不凶恶，就像泰戈尔的头，托尔斯泰的头，有一种艺术之王的风范。”天山在周涛眼里是智慧的象征、人格力量的体现，作家对此充满了崇敬之情，雄性气质恰巧也是周涛创作和生活的精神质地。作家精神空间的地名书写绝不仅于此，有些是其创作中的一部分，有些则贯穿作家一生的创作，成为作家生活的精神力量，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希腊小庙”，具备某种价值和意义。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就是最好的应证。新疆作家若能坚持地名的精神空间写作，跟随民族文化的发展一同经历撕裂、重合、再构的社会化过程，发掘其中深邃、永久的启迪心灵的元素，也必将对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空间的建构作出贡献。
新疆当代汉语文学中出现的地名是实实在在的客体存在，有地理学般的地方性知识，更具有文化价值的精神存在，它带给文学的价值已超越了地域文化的层面，蕴含在其中的是一种文化记忆，正如伊格尔顿强调的文学是观察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发生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产物。地名可以看作是新疆历史中每一块土地发生的故事，是此地的历史变迁、民族风俗、时代气息的社会关系产物。作家精神空间的地名书写是借故乡新疆观察世界的方式，是“经过主体意识即时印象渗透的审美再现，并最终经过不同主体的印象记录或主观演绎，演绎出迥异的人文意义与世俗生活场景来”。评论界认为巴尔扎克的小说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面风貌，堪称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曹雪芹的《红楼梦》厚重的历史文化内容，产生了涉及医药、文学、饮食、习俗、礼教、社交等领域的“红学研究”。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地名书写虽在影响上不如《人间喜剧》和《红楼梦》，没有整个社会生活的大背景，却也在反映新疆迥异的自然风光、社会历史风貌、时代风云变幻、民族精神结构上，以及文学表现形式、修辞方面有所贡献。契合了耿占春评论新疆诗人沈苇的诗歌地理学“一方面是关于情感（经验）的认知，经验的场所、经验自身所包含的地理因素为情感表达提供了修辞，另一方面是关于地理对人的经验的构成作用，以及地理空间对主体意识的建构作用的认识”。
作者：张 蕾
2017年第5期
选稿：潘 薇
编辑：杜佳玲
校对：宋宇航
审订：汪鸿琴
责编：王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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