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蓝日语教育于2001年在北京设立中国总部，自此蔚蓝日语教育之路正式开启。在这之前，我们主动向多位日语界前辈请教学习，向专业的人学习，才能使我们飞快进步。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前身是“全国日语教师培训班”，1979年12月由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推进设立，被称为“大平班”。而今天我们采访的主人公就是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一平。
徐一平教授自1977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日语专业，1979年提前毕业，留校任教。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因地处白堆子，北京外国语大学早期也被大家叫做 “白堆子外国语学校”。
“小知识青年”，一个年代的缩影
蔚蓝日语教育：10年文革曾影响了一代人的前途，当年在“白堆子外国语学校”，您那一批人的日语学习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徐教授：当年，‘白堆子外国语学校’开设有包括日语在内的6种外语的教学，文革期间被批为“黑学校”，差点被“砸烂”，后来还是保留了下来，并升格成为师范为中学培养外语教师。那时太小，有个别的成了红小兵，也有蹭公共汽车去念毛主席语录的，但没几年就复课了。因为文革，之前的教材不能用，又没有正规的教材，当时老师们就把《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都翻译成日文版拿来当教材。后来，有一个日本老师，叫“德地”的，她就自己编教材，自己去刻钢板，刻完钢板再油印出来，不比现在有那么丰富的教材及课外读物。
第一届大学生，我的大学日语时光
蔚蓝日语教育：1977年上大学，那您应该算是大学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了？
徐教授：我在“白堆子外国语学校”读书到17岁，毕业后与同学们一起分配到全市各中学当日语老师。后来，又经历了“学工学农”的日子，那时只有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原本想这辈子可能上不了大学了。工作了四年，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就觉得自己应该再继续上学，当时也没想去学其他专业，觉得日语也算是一种专长吧，还应该继续学，就报考了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北外前身），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蔚蓝日语教育：当时的大学日语专业学习与现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徐教授：最大的不同是教材缺乏。进了北外，教材还是油印的，虽然已经不再刻钢板，而是打字。那时的日文打字机因为还要打汉字，字盘很大，打字员也得是专业的才行，而且字都是竖排的，打字很慢。这样“打印”出来的教材供不应需，如果打印中有错的地方，还要对蜡纸进行修改，我们77级学生因为大都在外语学校学过一些日语，课余的时候都让老师叫去帮助校对。因为我们这些77级学生实际上都是在外语学校学过一些日语。校对完了再帮着修改，修改完了才能油印，晾干后再装订，很麻烦。
那时，听力设备也很差，不象现在都可以用MP3甚至手机、iPad直接在电脑上下载丰富的听力存料，那时候一个班只有一个带式的大录音机，足有一个小行李箱大，它本身只能供一个人听，大家都要听，怎么办？就在教室墙上布线，再接上好多有音频输出的插座，再把大耳机接上听一样的东西。
条件虽然比现在差很多，但觉得那时候我们确实要比现在的学生刻苦。晚自习肯定是学习到老师说要“熄灯”才走，早上6点钟一定起床，5分钟洗漱、10分钟下楼、点名出操10分钟，严格得就跟部队一样。7点钟吃早餐前的半个多小时里，就能看到操场上全是学生在自觉地晨读。吃完早饭大概7点20分，8点才上课，这一段时间是规定的教室早读时间，或者把录音打开练习听力。在学习上，文革十年没有招生，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大家都是倍加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
还有就是体育活动要比现在的学生积极得多。课就上到4点，到6点吃晚饭还有两个小时，教室里基本就没人了，全上操场上去了。打篮球的、打排球的、打羽毛球的、跑步的，都是自觉地去运动。当然，那时也没有游戏机可打、更没电脑可玩。学校里有一片空场地，冬天就泼水弄成一个滑冰场。总之，不管春夏秋冬，这片场地都是体育运动的世界。吃完晚饭再去上晚自习。一天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很有规律，和现在学生的学习方法不一样。那时统一行动的时间比较多，现在则是自由支配了，但很多人不爱锻炼，宅在家里、宿舍里，成了玩手机、电脑的“拇指族”、“鼠标族”。挺好的体育馆开了，去的人却很少。
蔚蓝日语教育：有没有考虑过毕业之后自己的人生规划的问题？
徐教授：应该说当时上大学当然也是自己的人生规划之一，但上完大学以后干什么,和现在的学生想法不一样。那时，大学毕业以后是实行国家分配制度，只要上过大学工作就有保障，大家也都不担心工作的问题，顶多就是分配的工作满意不满意，但基本上不调整，那时候讲究干一行爱一行，分配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自由的，但是有工作保障，现在有很大的可选择性，确实自由度很大，但同时也等于风险性很大。总之，是各有利弊。1979年毕业之后也就留校任教了。因为十年没有招生，学校也需要增补老师，正好我们这批学生很多都上过北京外国语学校，基础也不错，难得的一批人才，所以我们77级的毕业生不光是日语的，包括英语的、俄语的、法语的、德语的、阿拉伯语的，很多都留在北外直接当了老师。
里程碑，“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蔚蓝日语教育：后来您考取了本校的的研究生，再后来，您参加了“第二期全国日语教师培训班”学习。 这应该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平班”了吧？大平班教师培训主要有哪些特色？大平班当年一共举办了几届？规模和影响如何？
“大平班”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全部由日方派遣的顶尖级的语言专家担任培训工作，比如国语学专家金田一春彦等，非常难得。另外，在“大平班”的学习过程中有一个月是去访日研修。在80年代初，出国的机会是非常少的，很多老教师在国内教了几十年的日语，还都是第一次去日本。而且作为“大平班”学生，去日本都会受到日本外务省贵宾级的接待。因为当时国内大学与日本大学之间的校际交流交换生规模很小，留学的途径也很少。像我们这样刚刚大学毕业，马上当老师的人，只有一个培训好像还不够，还应该继续培养。那么“大平班”在每期结束了以后就组织“推荐”，把“大平班”里学习很优秀的年轻教师推荐给日本文部省，进一步到日本去攻读硕士。我就是在第二期“大平班”结束以后，被推荐给神户大学的一个导师做研究生。当时，实际上能够接收我们中国公派留学生的一般也都是像神户大学这样的很好的学校才有资格。所以说，就连我的留学也是跟“大平班”分不开的。
通过培训学习，中国大学日语教师的教学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大家对这种培训班感情非常深。由于其首倡者的影响，后来大家就把它亲切的称为“大平班”，日本人叫它“大平学校”，为我国整个日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中国日语教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的里程碑。
蔚蓝日语教育：1994年起您开始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听说北京日研中心就是在当年大平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您能否简述一下北京日研中心与大平班的渊源关系？
徐教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在教育方面共同合作培养人才上，“大平班”的这种尝试应该说是第一个，而且卓有成效。双方都觉得合作应该突破单纯的培训，进一步延续下去，并招收年轻学者，往更高层次的正规学历培养。经过磋商决定在从85年开始，结束“日语教师培训班”，同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发展“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项目，开始招收大学毕业的学生，进行研究生教育。日本学成为一种学问，就是把日本的方方面面都作为一个学问来研究，包括语言、文学、社会文化等，从大文科的全方位的角度来对日本进行研究。现在，洛外等很多大学也都有日本学研究中心了，但北外的日研中心开展日本学研究几乎是最早的。它引领了“日本学”这样一个更宽泛的研究新领域，并把“日本学”作为一门学问确立下来而成为更高层次培养和学习研究的新方向，并一直延续下来。有人问“大平班”是不是已经结束了？我理解，它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是发展性地扩大了。不论是规模还是涵盖的层次都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比如现在不光有硕士课程，还有博士课程。
那个年代的，日本留学
蔚蓝日语教育：80年代初出现了一股日本留学热？有着怎样的社会背景？这在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中影响如何？
徐教授：恢复高考以后，当时本科毕业就有出去的小留学生。但当时刚刚开放，也有人怀疑“这些人都派出去了以后，会不会人才流失?”当时也有相关的舆论讨论，邓小平同志说不要怕流失，国家也是下了很大决心派出去，所以出现了一股留学日本热。但是有些人留学后的确是没有再回来，本科就留学出去的学生不回来的人多。因为终归是年龄太小，人生观、世界观没有完全形成。去了以后就一直在国外求学，甚至读到硕士、博士，他的全部学习经历都在国外，只有国外的导师而没有国内的导师，从这个角度来讲较难回来。另外人生的生活习惯也都完全西化了。后来，政策也有了些调整，在国内培养本科人才，然后让他再继续深造读硕士、读博士，所以后来再派出去的更多的是研究生层次的。
虽然国家鼓励留学，但刚开始还只有公派留学，没有私费留学。私费留学大概是从84年以后才开始出现，而现在自费比公费的人数要多了。当时自费留学除了审查严是一个原因，经济条件制约是一个主要问题。自费出去也有很大风险，要挣自己的生活费和学费，很艰苦。而现在自费留学生多了，主要还是家庭经济条件好了，这个变化很大。
感谢，团队的力量
蔚蓝日语教育：您执教日研多年，桃李满天下，对学生们的总体印象如何？您个人也是硕果累累，哪个项目让您印象最深刻呢？
徐教授：现在已经带出十几个博士研究生了，他们现在都活跃在各高校，都是很年轻有为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有的现在甚至已经是我们研究中心的教授了，有的是洛阳外国语学院的教授，有在清华的，有在二外的，有在上外的，有在外交学院的，还有在天外的等等。在很多国际研讨会、国内高层次的日语研究会上都能看到他们在不断的发表研究成果。
在众多已完成的项目中，影响最大的应该属《中日对译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用研究》这一项目，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是课题负责人，当时团结组织了一批国内顶尖日语研究团队来推动这一项目。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启动，最终在2003年结项完成，成功完成《中日对译语料库》（CDROM）并出版了《中日对译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用研究论文集》。《中日对译语料库》共收入中日双语各种文本语料2013万余字，考虑到语言研究和自然语言处理研究应用的需要，还充分考虑到各种体裁、年代语料的平衡，收入了中日文各类文章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共80余篇。不但包括中日对译文章中最常见的小说文本，还包括了如诗歌、散文、传记、政论、法律法规、政府工作报告等各种体裁的语料文本，其跨越的时代也涉及到了近现代的各个时期，从而充分保证了语料的实用效果。为了适应自然语言研究中知识提取的需要，我们还对所收语料进行了原文译文对齐、词性标注、句法标注等三个方面的深加工处理，对于喜欢对比研究的中国人或日本人非常适用，简单易用而且准确，更适用于翻译研究，尤其是个人研究、中日高校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写论文更是要用到这个语料库。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大型中日对译语料库，可以说是“填补”了国内日语教研领域上的一个空白。
从现阶段的一些研究来看，重要的是一定要形成一个团队，用团队的力量去完成较高水平的研究，而不是个人闭门造车，团队研究会产生更大的研究效果、社会效益、学术效益，所以日研中心还是尽可能的在组织更多的团队性的研究，以期能够完成更好的研究，为中国整个的日语教育事业和日本研究事业发挥更大的团队作用。
内外交流的实质
蔚蓝日语教育：您同时身兼数职，不仅是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还是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理事、《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编委等。如此多的社会性职务会不会影响您的教学与管理？您对社会性事务又持怎样的理解？
徐教授：我本人是北外教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工作是我最主要的工作。社会职务当中，参与最多的还是我们的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也是跟我的本职工作有关系。自己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兼职工作和本职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把这两种工作对立起来，或者是分割开来，那就会影响本职工作，还不如只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比如有个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在关注日本徐福文化的同时，也可以加深我对日本文化的理解，所以也是有机的结合起来。
中国日语教育现在飞速发展，学习日语的学生也日益增多。蔚蓝旗下的第六时限品牌旨在帮助日语学生们提高日语成绩，实现自身价值。蔚蓝第六时限坚持不懈的向徐教授这样的日语界前辈学习，如今第六时限高考日语教育越来越得到各地高中领导的肯定和支持，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喜欢日语的孩子提高成绩，实现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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