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4年，澳門耶穌會聖保羅書院已經達到了大學的水平，從那時起，該書院在傳播基督精神方面起著日益顯著的(敎育，文化和宗敎)的作用。但是，需要強調的是早在此之前，有些前來加盟此歷史性書院，或者説以他們自己的方式進行傳敎的宗敎人士已經起着獨特的作用。在這片中國土地上，他們利用活字印刷技術為傳播基督和人類靈感作出了諸多貢獻。
30年代還存於法國雜誌《研究》，現存於羅馬耶穌會敎皇法庭檔案館的古籍手抄本，至今仍是研究自16世紀中葉開始在中國傳播福音的首批葡萄牙和其它國家傳敎士的最重要來源之一。這部堅實的劍麻紙古籍手抄本的題目是“關於首批將要進入中國的傳敎士的消息”。此手抄本是這樣紀錄的：
自1552年進入中國的沙勿略去世之後，第一位進入中國傳播福音者是耶穌會士梅爾希奧·努內斯·巴雷托神父。他到達廣東省，在那裡僅住了一個月，并未取得任何成果。
根據同一記載，儘管此資料并不都和普菲斯特圖書館的記載相符，第二批進入中國的傳敎士在1575年進入福建省的福州。他們是聖·阿戈什蒂紐，馬蒂紐·德·拉達和熱羅尼莫·馬里姆敎會的成員。但是，由於此手抄本的撰寫者不是葡萄牙人，所以，必須指出此手抄本並沒有提及在這些傳敎士之前加斯帕爾·德·克魯斯在努內斯·巴雷托數月之後已經抵達中國的事實。
然而，在1575年，有四位方濟各會修士通過廣州進入澳門。他們是意大利低級神職人員若昂·巴蒂斯塔，彼得羅·德·阿爾薩羅，塞巴斯蒂昂·德·弗朗西斯科和阿戈什蒂紐·德·托德西利亞。最後三位來自西班牙，是赤腳僧侶。
這四位方濟各會修士可能在廣州大約住了六個月。根據我們查閲的文獻資料記載，澳門市民認為上述四位僧侶的工作遭到了中國人的刁難，或者説，受到了“中國人的藐視”，把他們召回這塊葡萄牙的領地，所以，他們傳播福音的成果實際上可能一事無成。
較之更為重要的是在那裡提及了這四位方濟各會修士到達澳門之後，大約在1579年下半年，或者1580年初在那裡“建造了一座修道院”。這份資料對於我們來講十分重要，因為這座建築，或者稱由耶穌會卡洛·斯皮諾拉神父建造的耶穌會建築將在世紀之交時開始使用。
西方傳敎士在中國傳播福音最重要的時刻之一是羅明堅，利瑪竇和孟三德傳敎士到達中國之時。
和其他諸多傳敎士一樣，上述三位傳敎士，無論在中國傳播福音，還是在為傳敎而做的意義非同一般的智力勞動(不僅如此)方面都作了巨大貢獻。除了他們，還應提到由敎皇派遣到遠東作為非洲東岸以外所有基督敎地區的巡事的范禮安。
可以説，緣於羅明堅神父，基督敎印刷術的歷史得以始於中國。大家已經看到，一種傳敎印刷術在其第一階段變成了傳播基督敎的問題，不久因利瑪竇而繼續擴大範圍，利瑪竇把興趣轉入哲學乃至科學範疇。
要徹底弄清這種傳敎印刷術的起因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從阿茹達圖書館的一份手抄本中，培萊思神父摘錄如下：
約瑟夫·德埃爾格內記載得很清楚，羅明堅在廣州居住(可能是多次)的時間在1580年4月至1581年10月，在這段時間內他可能撰寫了那波利文的手抄本文件。
這位東方學家還認為，這部敎義要點著作是1581年撰寫的。我們認為，這部著作祇可能在阿布利亞神父到達肇慶之後撰寫的，即從1581年10月至12月底。所以，假設布拉格耶穌會士的關於這部作品可能印刷於1584年的説法成立的話，那麼，從編輯該書到在澳門或中國南方某一地方印刷，起碼要相隔兩年半。
澳門聖保羅敎堂於16-17世紀之際設計建築，所以，現在我們可以對利瑪竇神父一手操辦的這一工程的演變過程作出某些思考，而利瑪竇神父直至16世紀末仍享有木版印刷術首創者的盛譽。
目前，專家們普遍認為，馬塞拉塔神父抵達澳門約一年之後，和羅明堅一起於1583年9月在肇慶，創辦了耶穌會士住宅。那時，利瑪竇在世界各地安排了代表。他們都被當地的官員所承認，雖然他們並沒有被授權，但都於1589年10月，即利瑪竇離開本地三個月之後，進行了木版印刷。
他在澳門期間，可能認為有必要寫幾本有關中國古代作家思想的書籍，以表達其精神世界和友誼。
事實上，利瑪竇神父於1595年11月根據從歐洲帶來的精神信息(這些亦來自於各種文字作品)撰寫了<友誼記事>，從撰寫到印刷僅差一步。
帕斯夸萊·德埃利亞神父是研究利瑪竇的專家。由於他對此作出各種研究，所以，利瑪竇撰寫這部著作時的環境是眾人所知的。
這些格言的一部份自然是來自於奇切羅的著作《友誼》。今天向研究人員提出的問題是，利瑪竇是否把安德烈·羅德里格斯的這部著作存放於他圖書館的書籍之中，或者在葡萄牙及在意大利期間曾否讀過這部著作。大家知道，馬塞拉塔耶穌會士於1577年夏天在科英布拉住過一段時間，就是那部羅德里格斯的著作(在1554年和1567年出版之後)於1569年在若昂·巴雷拉的印刷廠重新印刷--我們並不反對接受這位傳敎士在蒙德古市曾經讀過道部著作，以及他具有非凡的記憶力而於1595年在中國南昌地區銘刻在心靈中的某些格言的假設。(這絲毫不是讓我得出如下結論：如今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裡的巴黎1590年第三次出版的版本就出自於馬塞拉塔傳敎士之手，及被他所使用。)
孟三德神父在印度巴桑耶穌會學校任校長和在上述日期抵達澳門之後，就因表示出對傳播基督精神，特別是對其所從事的寫作活動的濃厚興趣而獲得其宗敎同事的欽佩。
他的傳敎士生涯對於他到達澳門之當年，即1585年就在澳門擔任中國傳敎會會長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1587年夏天，當從歐洲返回的年輕的日本使節抵達澳門港的時候，這位新基督的子民在澳門起到了這樣的作用。他們不僅介紹了如何向敎皇表達信仰，而且還介紹了如何向西班牙和葡萄牙菲力普國王宣誓效忠的。
此事的原因並非完全明瞭，但是，在1587年下半年，上述使節對孟三德神父產生了影響，以至於他在澳門印刷出版了可能由日本使節帶來的由胡安·博尼法西奧神父撰寫的題為<新基督敎徒敎義>拉丁文一書。事實上，所有這一切表明，這些年輕使節從歐洲帶來了這本書(但是，也不排除早於聖保羅敎堂的耶穌會修道院已有這本書，以及這本書已被指定要印刷出版的假設)。
對於1588-1590年之間--上述印刷機由中國南方運往日本的日期--的澳門基督印刷技術，並非所有的科學論證都如此可靠。所以，在這方面，按照1994年的“科學水平”，我們認為還不可能認同在澳門用活字出版的一本書及一封外交信件可作為文獻資料或者是無可辯駁的證明材料。包括安東尼奧·特謝拉(文德泉)神父在內的作者們提及的那本書在語言上是一個假設的薩納扎羅，但是，從敎學上來講，今天我們還不能不認為它是間接的資料來源，也就是説，至今還沒有一本書達到了這樣的水平。
我覺得這封信與16世紀在澳門印刷的著作有着明顯的差別：
上述著作是否在澳門印刷還未肯定，這祇是沒有根據之假設--印刷應當在果阿進行。這種木刻印刷版的製作和操作原理都是中國式的，與那兩本活字印刷的拉丁文著作差別甚大。
16-17世紀，葡萄牙以及歐洲其它國家的傳敎士在中國印刷了大量作品。這些作品用下列七個語種進行印刷：1)拉丁文；2)拉丁文-文中；3)中文；4)葡文；5)葡文-日文；6)葡文-西班牙文和7)西班牙文。這是因為歐洲的傳敎士感到需要更好地與那些異敎徒在傳敎時相處。所以，他們願意把他們印刷成冊的作品介紹給讀者。
關於菲律賓，眾所週知，這個國家當時已納入了西班牙王朝。所以，在菲律賓印刷的葡萄牙作家撰寫的作品(或者有關葡萄牙歷史的作品)也印刷成西班牙文，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那時，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菲律賓，要瞭解所有印成葡文的或者有關葡萄牙歷史的書刊是不可能的。實際上，根據目錄記載，在這方面祇包括十五部在中國印刷成各種文字的作品。我們承認這些作品僅僅是那時期在該地區印刷的極少的一部份作品。
5.1. 拉丁文的書目分類
從他1659年初抵達澳門至1688年10月在北京去世，實際總共三十年中，他撰寫了大量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較為突出的是那些在中國或歐洲印刷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有兩部作品的內容意義重大，充份地記載了他的非凡創造力。
另一部也是由他於1683年撰寫的著作《渾天儀》(北京天文台的儀器)用中文撰寫。
波尼法爵神父(Pe José Bonifácio)的《公敎兒童敎育》(Christiani Pueri lnstitutio)，1588年在澳門出版
同樣，另一部著作題為《沙勿略葬禮紀事》，1700年(於北京？廣州？)印刷。從這部小小作品的內容看，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這部作品可能由耶穌會的加斯帕爾·卡斯特納神父撰寫全部或部份。
加斯帕爾·卡斯特納神父--普費斯特把他的名字書寫成克斯特納--於1697年已經在澳門。但是，由於1700年他準備前往佛山幫助該地基督社團，這位德國傳敎士在那裡沒有獃好長時間。按照普費斯特觀點，他以這地區神父的身份指導去世的殷弘緒神父所在的上川島敎堂的工作。
1717年(在北京？)出版的題為《關於在中國散布詆譭耶穌會聲譽的情況報告》的著作也是用拉丁文撰寫的。根據查理·博克瑟的觀點，這部著作可能那年在北京城印刷，儘管無人具體地知道是哪位作者收集了該書中有關那時在中國南方迫害葡萄牙、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傳敎士的所有文獻資料。
對這部作品的印刷地點，在北京還是在廣州的某些疑問幾十年來一直懸而未決。我們認為，可以用博克瑟的結論來作為這個問題的答案：
所以，直至關於這個問題的新的文獻資料公佈之前，我們傾向於這部著作可能在北京印刷。
在這裡，我們還要説一説同時用拉丁文和中文出版的刊物。
在這個領域中，我們有17世紀出版的刊物，是《葡萄牙神父伊納修·柯斯塔的中國智慧》。這部著作是由耶穌會的神父們利用活字印刷技術在金昌進行印刷的。
貝利扎利：《十六世紀的葡萄牙和意大利》，調查與研究。那不勒斯，無日期。
佩雷拉·巴蒂斯塔：在葡萄牙國際歷史和文化交融大會上發表的《(澳門)聖保羅耶穌敎堂中的東方與西方》，1993，布拉格，卷3。
潘日明：1967年，里斯本，“ELBC”第5卷，<中國，宗敎面面觀>。
理查德：1877年，薩翁茨報上的<帕蘭卡爾賓和羅帕羅克之路。聖路易斯給薩塔克的信件>。
Shih：《金尼閣耶穌會士，基督敎義在中國的傳播歷史》，1978年在法國巴黎出版。
斯賓塞：《利瑪竇的回憶之宮》，1986年，巴黎。
斯皮諾拉：《耶穌會卡洛·斯皮諾拉神父的生平，他為基督敎義在日本獻身》，1628，羅馬，由佛朗西斯科·庫爾貝萊蒂印刷出版。
張公譯
天使首領聖米歇爾像
17世紀上半葉中葡工藝師合作之“南蠻”風格作品 木板油畫(202×133cm) 澳門聖若瑟修院藏
【註】
(5)1628年，羅馬，佛朗塞斯科·庫爾貝萊蒂印刷廠，耶穌會士法比奧·安帕羅西奧斯波諾拉的《耶穌會士卡洛·斯皮諾拉神父的一生，他為日本的聖敎而獻身》；1993年(在CNCDP的幫助下)，布拉格，巴蒂斯塔·佩雷拉在圖際歷史大會記要--《葡萄牙的傳敎和文化交融》--第三卷上刊登的《(澳門)聖保羅敎堂中的東方和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