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英汉大词典》《新英汉词典》，著有《余墨集》《莎士比亚研究十讲》等，英译汉文字200万字左右，撰有《逾越时空的哈姆雷特》等论文40余篇。
编词典就像做厨子
在学术界，陆谷孙是公认的“英语大师”。提起先生的名字，人们总是能马上联想到他主编的《英汉大词典》。这部词典对中国英语教育的影响难以估量。有一次语言学家陈原对陆谷孙说：你晓得欧洲要惩罚一个人用什么办法？就是把他发配去编词典，你怎么会编得这么来劲。是的，陆谷孙开始也觉得枯燥。可是，编着编着就觉得有创造性了，“很有一种自我实现的乐趣、快感。”他说，编词典就像做厨子，受不了做饭做菜的热气，就不要轻易进词典编纂的厨房。这埋头一做，就是40多年。
“偏向疏篱断处尽，亭亭常抱岁寒心。消磨绚烂归平淡，独步秋风无古今。”这首诗道出了“陆老神仙”的风骨。
陆谷孙，这个名字随着《英汉大词典》《新英汉词典》的诞生而印刻在我们这个时代。
1991年出版的《英汉大词典》是由中国学者独立编纂的第一部大型双语工具书，至今仍是同类词典中最具权威性、使用率最高的工具类图书，是联合国必用工具书之一。它的主编正是陆谷孙。自本世纪初直至生命最后一刻，陆谷孙又“与所剩无多的时间赛跑”，全身心投入主编《中华汉英大词典》（下简称“《中华汉英》”，上卷已出版）。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但凡涉及中英互译的问题，我最先想到的、麻烦最多的，就是陆谷孙先生。在微信上、在电话里，或者说在我心中，他给出的回答一定是中英互译的最佳版本。他总是飞快而耐心，却又那样审慎，常常挂了电话不一会儿，微信上又冒出他认为更精妙的译法。
但陆谷孙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编一部既能查到“灰天鹅”又能搜到“学渣”的汉英词典
在采访中，很多人都提到，以陆谷孙的才学，若是编教材、外出授课，哪个收益不比编词典高？但他坚持要做这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而且做了40多年。编词典从来都不是轻松的，常常要“用理想主义的血肉之躯撞击现实的铜墙铁壁”（陆谷孙微博签名档）。在1991年编完《英汉大词典》之前，陆谷孙就对自己提出 “三不”——“不出国、不兼课、不另写书”。这部词典的编写队伍，1970年初编时有“108将”，到了1986年仅剩下17个人，被任命为主编的陆谷孙硬是带着“老弱病残”又花了四五年，编完了这部至今被认为是中国人学英语最好用的词典。
按陆谷孙五年前接受本报采访时所言，未竟的 《中华汉英》是他“最后的事业”，是一件让他“牵挂了20多年的事”。1991年刚编完《英汉大词典》时，他在香港遇到从事对外汉语工作的安子介，安子介对他说，林语堂、梁实秋他们英汉、汉英词典都编过，你为什么不再编本汉英词典？于是，“被勾起了虚荣心”的他，从1990年代末开始着手这一工作。
《中华汉英》的编纂流程是由编者提交初稿，而后由主要编写人员修订，再由执行主编修订，最后由主编陆谷孙审定。“陆老师自称‘老改犯’，他的校样看起来像是打翻了墨水瓶，常常为了一个词条一遍遍地修改，或是调整翻译用词，或是重新选择例句。”《中华汉英》责任编辑于文雍记得，陆先生说过，编词典过程中“改”是没有止境的。但“如果没有无休止的改和加，《新英汉词典》能累计售出一千万册吗？”
陆谷孙自己 “顽固地”认为词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甚至没有其他方面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因为“这符合最广大读者的需求”。他有着丰富且庞大的阅读量，关心时事，且非常喜欢随手写——伸手可及的信封、明信片、小纸片上常常写满他的最近收获。
陆谷孙门生、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高永伟说，陆先生一直特别关注收录新词。1990年代跟着先生编纂 《英汉大词典补编》时，先生就叮嘱他，每天要在最新的报纸、杂志中找新词、热词。但编词典时不能照单全收，比如入选的词必须在不同的新闻报道中出现过至少3次，而且有一定的时间跨度。
在高永伟看来，《中华汉英》就有着浓重的“陆氏风格”。翻看《中华汉英》上卷，最近几年流行的许多汉语新词、热词扑面而来。其中既有高大上的专业词——灰天鹅（grey swan）、标签云（tag cloud）、光保真 （light fidelity,Li-Fi）、可穿戴设备（wearable device），又有挂在嘴边的时髦话——高级黑（last word in being negative）、草根（grass-roots）、海选（mass election），等等。占比较大的是与计算机、手机和网络相关的词汇，正如陆先生所言：“今天编词典要着重顾及使用者的大头——年轻一代，特别是那些‘双机人’：计算机和手机用户。”比如 低 头 族（phubbers）、建 群（to set up a group[in netspeak]）、点 赞（to push the“like”button；to give the thumbs up）、给 力(boosting；stimulating；cool；awesome）、爆 表（to go beyond index;to exceed the upper limit）、呆 萌（silly and cute；adorably foolish;adorkable），等等。
“陆老师一直要求我们多看英文书籍、报刊、杂志，然后反哺到汉语翻译中，这样译文就有了地道性。”高永伟说，除了记录下汉语新词，陆先生还想方设法在词条或例证的译名中，体现英语新词的用法。例如，在“矫情”表示“pretentious”的义项下，设置的例证是“当地铁上其他人都在低头玩手机时，正儿八经地看书难免会觉得有几分矫情（when all else is phubbing on the tube，reading a serious book may seem somewhat pretentious）”，其中所用的“phubbing”一词2012年才首现于澳洲报纸。
对于一些成语、俗语、谚语等，陆先生尽量用英语中地道的习语来对应翻译，尽最大可能实现词目和例证的 “等值翻译”（陆谷孙语）。例如，对“进退维谷”除了提供最为常见的 “in a dilemma”之外，他还提供了两个英语习语——“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和“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把汉语、英语中最优美的部分通过词典这个窗口展示出来”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的院训，是陆谷孙早年提出的：“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强调的是知识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民族。据说他最担心外语系的学生中文不过关，“中文都没读好，怎么读得好英文呢？”
陆谷孙曾提出，《中华汉英》的一部分受众是国人，他希望可以让不熟悉古字、古词和舶来专业术语的年轻读者，通过名言、熟语、谚语、歇后语等汉语词条所对应的英语解释，提升对本族语的认知，补一补传统文化的课。同时，他更希望能让对中华文明感兴趣、想学汉语的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传统与文化。
据统计，《中华汉英》的百科类属标注中标注“Chin（中国的）”的中国特有词汇有504个，“Chin Med（中医/药）”的有734个，“Chin Myth（中国神话）”的有227个。而且，词典里还有大量摘自中国经典名著的警句、箴言、妙语等，有些还用☆加以标注。比如，在“合”字头下，加有此标注的例证多达6条，分别摘自《庄子》 《孙子兵法》 《周易》《战国策》及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
在词典中，还有不少有中国特色的词语，是通过字面直译加注解的方式来翻译的，以帮助外国人理解。比如 “闭门羹”[（stew prepared for a brothel client but admittance refused） no admittance；refusal of entrance;door slammed in one’s face;cold-shoulder reception]、“斗地主”（fight-the-landlord[3-or 4-party card game to outplay the side passing for a rural landlord]），等等。
另外，《中华汉英》里还收录了港澳台地区的典型用语近1000条，以及汉语各大方言区中的常用词语，如 “忽悠”、 “刮三”等，“使其成为汉语里面一个共核部分，借助英文翻译让大家培养认同感，何乐而不为？”（陆谷孙语）
于文雍介绍， 《中华汉英》收录了大量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习俗等有关的词汇。在业已出版的上册中，仅成语就逾2万条。此外，不乏古汉语条目，甚至象形文字，这在同类型同体量的汉英词典中是一个突破。“从无到有是最难的，陆先生就愿意做这件难事。”更难的是，陆先生“提供的例句或文采斐然，或风趣幽默，还能引发人们思考”，他希望“把汉语、英语中最优美的部分通过词典这个窗口展示出来”。“从《中华汉英》就可以看出来，陆老师为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费了多少心。”
说起陆谷孙的这份情结，不能不提他的父亲陆达成。陆谷孙曾说：“俗世给了我很多虚荣，但我最看重的是，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曾翻译过法语书的陆达成，要陆谷孙从小读的是《朱子家训》《曾文正公家书》等中文经典。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在陆谷孙当外文系主任时，会开设“白菜与国王”系列讲座，请余秋雨讲文化、冯亦代讲新闻、董鼎山董乐山兄弟讲翻译、陈钢讲《梁祝》作曲、黄蜀芹讲电影、俞丽拿拉小提琴。
陆谷孙戏称自己是 “假孤老”，他的太太、女儿早就移居海外，且早已有第三代，但他只是隔年去与他们团聚。至于他自己为什么坚持留在国内，他曾引用两句话作答。一句是捷克作家克里玛说的“我没有参与创造国外的自由生活，因此我并不留恋。我的心还在布拉格。”一句是杨绛说的“我们都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或许于文雍的解释更直白一些，“陆老师认为，他在国内的作用更大”。
以前外文学院新生入学时，会请陆谷孙给大家上入学教育第一课。他曾说：“我希望我的学生们心中有这条道德底线，不要欺骗、钻营、庸俗、猥琐，而要用一颗忠诚、明敏的心，保持对问题的省思与追问。”很多人觉得，这就像陆谷孙一生的写照。
“学术是我生命的延续，学生是我子女的延续”
陆谷孙曾说，他喜欢孤独、不喜交际应酬，“还是老老实实当我的教书匠为好”。许多学生在上过陆谷孙的课后都说，听他上课是一种享受。尤其他讲课时的“陆氏幽默”。按他自己的要求是“一堂课，起码要让学生笑3次”。除了本院学生，复旦其他院系甚至许多校外的人都会赶来听课，以致有时教室中座无虚席，连走廊里也站满了人。1984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期间在复旦大学听课，讲课者即是陆谷孙。
2015年，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曾召开过一次隆重的聚会，纪念陆谷孙先生执教50周年。陆谷孙读研究生二年级时，因外文系缺教师，他就被安排教大五的毕业生。为了不丢面子，他总是“精细地备课”——把课堂上要说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背出来，然后对着镜子练。负荷最强的时候，他每周要上14到16节课，每晚还有2个学生要找他练口语，同时还得完成自己的研究生论文。那次纪念会现场来了几位陆谷孙最早的学生，他们一起唱了几首歌，都是陆谷孙当时为了让大家学好英语自编歌词的“原创歌曲”。
陆谷孙是莎翁研究专家，1982年时他即凭借《逾越时空的哈姆雷特》一文，成为第一位在国际莎学讲坛上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他在课堂上教授的一些莎士比亚名篇，让很多学生因此走近了被认为极其深奥的莎翁。
《英美散文》这门课，陆谷孙一直坚持讲授到2014年，当时74岁高龄的他因腔梗住院后不得不停止教学。陆谷孙弟子、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谈峥至今记得，1987、1988年间他读大四时，陆老师给他们上 《英美散文》课的情景。“陆老师上课时，声音在教学楼走廊里好远就能听见。这说明他上课是很用力的。”
在1997年春心脏早搏发作最严重的那段日子里，陆谷孙仍然坚持抱病上课。甚至在学生发现他脸色苍白，体力不支，好像透不过气来，要立刻送他去医院时，他还是坚持把课上完。下课后，他就被直接送往新华医院抢救。成群的学生捧着鲜花去医院守护、看望他。
“陆老师在教学上一直在动脑筋。”谈峥说，陆谷孙曾告诉他，自己上了几十年的课，但有时上课前一晚还会兴奋得睡不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师，在上课之前，还因为要面对学生而兴奋得睡不着，这种精神实在是很难得的。”
陆谷孙常说：“学术是我生命的延续，学生是我子女的延续。”自1965年从教以来，陆谷孙即使担任行政、科研工作，也承担了大学英语教学和英语专业本科、硕士、博士生课程的教学工作，工作量远远超过了学校的规定。2000年他跨入了60岁的门槛，但教学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本科生开设的基础课达400课时以上，给研究生上课350课时以上。
陆谷孙批阅过的学生论文，哪怕是厚厚的一叠，他也都一字一句地批改。在一些他认为“低级错误”的地方，他会画上标志性的“大眼睛”作为警示。批阅到最后，他还要写下一长段评语，据说是为了“让每个同学觉得自己是受重视的”。
平时，只要是学生去找陆谷孙讨论问题，不管认不认识，他都热情接待，帮忙查找资料，而且毫不犹豫地借书给他们。不管是不是他门下的学生，他都提携奖掖。许多复旦的本科生、研究生，都在升学、留学、求职、文章发表等方面得到过他的帮助。
陆谷孙还一直从自己有限的收入中，拿出钱来资助贫困学生和有困难的同事、朋友。仅是他经由弟子们之手散出去周济贫困学生和院系职工的钱，就数以十万计。
尽管获奖无数，但在陆谷孙的家里，几乎看不到奖状、证书。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他在复旦以第一高的票数当选“本科生心目中的好老师”。他说那是“给我喜悦最多，让我最感动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