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不少人在讨论“汉字为什么不是拼音（字母）文字”这个话题。
如果概括地说，这是因为——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现存的“自源文字”或叫“同源文字”；其与汉语的特点和要求来说，是相适应的文字。
在人类的新石器时期，或许更早一点，是通过“结绳记事”作为记录信息工具的。
中国的诸多古籍中，都说到了远古的这个阶段。现实生活中，不仅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还有其他大洲的原住民中，都发现了“结绳记事”的实例。
著有《说文解字》的许慎说，在此之后，就是“文字”阶段了。不少典籍说，“文字”是由黄帝的臣官仓颉发明的。
许慎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他在《说文解字叙》说，“文字”实际上包含了“文”和“字”两个小阶段——先有“依类象形”之“文”，然后才有“形声相益”之“字”。
“依类象形”之“文”，也就是类似于“图画”的“象形文字” 的阶段。
世界上最早的“原生文字”，比如中国、苏美尔、古埃及，包括哈拉巴、南美洲等，都是从“依类象形”之“文”起步的。
无奈的是，除中国外，其他“原生文字”，也仅仅是从“依类象形”之“文”起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黯然消亡了。
唯有中国，几千年来，由“依类象形”之“文”，发展到“形声相益”之“字”，相辅共生，发展至今，成为世界上的仅存的“自源文字”，亦称“同源文字”。
其他所有文字，都属于“他源文字”。
汉字，之所以可以成为唯一的“自源文字”——
第一，其与汉语具有十分契合的“相适应性”；第二，中国的“广土巨族”特点和文明程度在相当长时间里领先性，保证了不可能有外来的语言和文字取代汉语、汉字的绝对主导地位。
苏美尔、古埃及、哈拉巴以及南美洲原住民等，或因内部分崩离析，或因“外族”强力入侵，发展进程被打断，且这些地区又都属于“小国寡民”状态，原生文化包括“原生文字”很难保存并流传下来。比如，被称为“古印度”的哈拉巴的“文字”，只是在中东地区出土的器物上被发现，而且数量极少。
后来成为世界一大类型的“拼音文字”，并非产生于上述原生文明地区，而是萌发于现在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沿海北部地区。
这一地区，居住着“腓尼基人”。“腓尼基”一词的本义是“商人”。
这一称谓的得来，是因为处于几大洲交界的地中海，风平浪静、气候适宜，自古就是水上通航便利的“国际贸易交易区”，生活于此的“腓尼基人”，逐渐成为“商界高手”。
繁荣的贸易，招来了四方商客，语言不通，交易不便，急需确立一种共通的语言，也需要有相应的文字记录谈判、签订合约——于是，在紧迫的日常需要和巨大商业利益推动下，以“腓尼基人”的语言为基础的“腓尼基字母”产生了。
腓尼基语的特点，是具有丰富的辅音成分。所以，腓尼基字母文字的特点，也是“辅音-音素”文字——所有词汇，几乎都是从辅音或半元音开始。这样，便赋予了辅音特殊的“音值”，以利于把辅音从词中“切分”出来。
不过，“腓尼基字母”算不上“原生文字”。不得不承认，苏美尔和古埃及的文化包括文字，对其产生有着巨大贡献和深刻影响。
这种贡献和影响，正像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周有光先生所说：“鱼类有到异地产卵的习性。语词·音节文字传到异地，为了适应不同语言和不同应用的要求，脱胎出字母文字，也可以说是异地产卵现象。”
这种“文字”的“异地产卵现象”，广泛存在。
比如，汉字传到了朝鲜和日本后，9世纪日本先后创建了平假名、片假名两套字母系统；15世纪朝鲜颁行《训民正音》创制了以后被称为“谚文”的音素字母系统。
再比如，汉字很早就传入了越南，在汉字基础上，越南10世纪创立了自己的表词文字“喃字”，与汉字共用了1000余年。17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用拉丁字母记录越南语形成了拼音文字。19世纪中期，越南成为法国殖民统治的“保护国”，拉丁字母的越南文字成为通用文字。
土耳其文字从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印度尼西亚文字从印度字母改为阿拉伯字母又改为拉丁字母，都是不同文化激烈碰撞的结果。
就中国来说，自古以来，如前述及，“广土巨族”的特点，加之本身的文明程度在相当长时间里具有明显的领先性，保证了不可能有外来的语言和文字取代汉语、汉字的绝对主导地位。
当然，汉语汉字并非是封闭、僵化的。其也在与时俱进，吸收了大量外来语的词汇就是证据。这种吸收，反而增强了汉语汉字的生命力。
汉字，作为“自源文字”传承发展至今，而没有成为“他源”字母文字或叫拼音文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汉语具有十分契合的“相适应性”。
世界上的语言，根据词的结构，被语言学界分为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三类；又根据是否用词序或虚词来表示句子内部句法关系，被分为分析语和综合语。
孤立语与分析语相对应；粘着语、屈折语与综合语相对应。
汉语，属于孤立语或曰分析语。彝语、壮语、苗语、越南语等，都同属孤立语或分析语。
不同的语言类型，对文字类型有不同的要求。
作为孤立语或分析语的汉语，其特点，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一个音节包括声、韵、调三个部分，调值不能脱离声母、韵母另外表示，而主要表现为主要元音的高低升降变化。
古汉语中，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一个汉字记录一个音节，也就是一个词。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比例大增，但仍然是一个汉字记录一个音节，即一个“语素”。
“语素”，是语言中的最小单位。
在汉语中，一个语素往往就是一个词，于是形成了“字”与“词”的一一对应关系。
所谓汉语也可称作 “分析语”，说的就是这种对应关系——已经“分析”到家，不能再对语言“细分”了。
苏美尔和古埃及的“依类象形”之“文”，也是一个音节对应一个词。可是，他们都没能继续向“形声相益”之“字”的方向继续发展，消亡了，没能成为自源语素文字。
在其“异地产卵”，被他人借用改造后，不是用来记录语言的最小单位，而是用来记录音节，再进一步记录音素，于是就成了“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
日本的假名，是最典型的“音节文字”；英法德俄意等等，都属于“音素文字”。
古汉语中，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广韵》分列了3877个音节。这些音节，大都使用形声字记录、表达——形旁示“义”，声旁表“声”。
现代汉语中，词的平均长度是1.48个音节，比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文字里，双音节词约占到47%。然而，总体来说，仍然是一个语素一个音节，由一个汉字记录，完美体现语素、音节、汉字“三位一体”，充分彰显了汉字记录汉语的“相适应性”。
这种适应性，尤其表现在源于汉字的“极端孤离性”而形成的“造词的灵活性”上。
大禹治水，便可以引申出“治山”“治河”“治湖”“治海”等一系列词汇；还可以引申出“治本”“治标”“治根”“治表”等；又可以引申出“治国”“治军”“治厂”“治家”等等。
汉字的另一大特点，是区别性能好，“同音”不混，又能“出新”。
“英雄辈出”是成语，“英雄倍出”似乎错了，但又可表达另外的意思。“桃之夭夭”赞美少女的妖娆，若写成“逃之夭夭”，却不能不说是很精彩的“谐音梗”。
即便对新词汇不理解，如“高压釜”，明白了“釜”的含义，就可以更好理解作为化工设备的用途。如“忙音”，知道了是表示对方很忙无法接通，也就晓得是通讯方面的术语。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
总之，汉字博大精深，足以表达汉语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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