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中央大街，你会发现街道两边的城市景观在剧烈地变化，从巴洛克风格到新古典主义，从圣索菲亚大教堂到十月广场，从赫梅利尼茨基雕塑到舍甫琴科公园，你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走过基辅11世纪到20世纪的历史，也从乌克兰的帝国时代进入苏联时期。穿城而过的第聂伯河是乌克兰与俄罗斯文明的共同摇篮，也成为东西乌克兰的地理分界线。但在这个摇篮的中心基辅，一切元素都杂糅在一起。
基辅的建筑暗示着乌克兰的处境：长年深处帝国的夹缝之中，是选择以拜占庭基督教传统为主的东方，还是皈依罗马教皇的神圣权威所代表的西方？而问题的根本则在于，乌克兰人至今无法圆满地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是谁？
从利沃夫到哈尔科夫
在基辅市中心的广场上，赫梅利尼茨基的雕像纪念碑已经屹立了一个多世纪。在对乌克兰的不同历史叙事中，赫梅利尼茨基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位于基辅中心的赫梅利尼茨基雕像。图/IC
“乌克兰”是一个中世纪的概念，在更早之前的公元9世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是东斯拉夫人，他们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共同祖先。东斯拉夫人以基辅为中心，建立了以公国为形式的松散政治体罗斯，直到13世纪中叶，在蒙古人的铁蹄下解体。基辅罗斯的崩溃催生了乌克兰和俄罗斯。
基辅
在蒙古人之后，到15世纪上半叶，这个曾强盛一时的公国被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夺去了大部分土地，其中，加利西亚和西波多里亚归于波兰，沃里尼亚则落入立陶宛大公国，这些地区是现在西乌克兰的一部分。1569 年，立陶宛与波兰合并，此后，波兰用了近100年时间将其文化灌注到这片土地上，基辅罗斯的后代们很快学会了波兰式的贵族民主、日耳曼式的城市自治，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魅力。
在波兰统治期间，发源于基辅南方草原上的小型游牧社群逐渐壮大为哥萨克人，他们主要在第聂伯河两岸游荡，并首次开始使用“乌克兰”来自称。哥萨克统领赫梅利尼茨基在1648年春天发动了史称“大叛乱”的哥萨克起义，以反对波兰的统治，这是16世纪末以来的第七次大规模哥萨克暴动，前六次都被很快镇压，但这一次，赫梅利尼茨基比他的前任们更聪明。
赫梅利尼茨基后来被奉为“民族之父”，是他将乌克兰人从波兰人的奴役下解放，这也是很多研究者眼中近代乌克兰民族认同的源头。但在苏联的历史学家那里，他却被视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统一”的关键人物。1888年，俄罗斯沙皇要求把俄乌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永久凝固在时间中。在他的命令下，赫梅利尼茨基的青铜雕像在基辅市中心被立了起来。赫梅利尼茨基骑着马，马蹄正向上抬起，他手中持有的不是利剑，而是权杖，指向莫斯科，这似乎暗示了他正要去的地方。雕像的设计者哈伊尔·迈克申最初还计划在雕像下面的纪念碑上刻上一句铭文：“统一、不可分割的俄罗斯—指挥官赫梅利尼茨基”。后来，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一年，恰逢 1863 年波兰起义。
出来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浦洛基在其书写乌克兰历史的著作《欧洲之门》中指出，1654年，没有一个身处佩利亚斯拉夫或莫斯科的人会从族群的角度来考虑或谈论问题。
这是因为，哥萨克人反抗波兰，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波兰逼迫信仰东正教的他们转向罗马教廷。而赫梅利尼茨基转向莫斯科之初，只是想获得一个更力量的保护。哥萨克用臣服从沙皇那里换取到了足够的自治权并享有自由。但当莫斯科公国进阶成为东方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以后，叶卡捷琳娜二世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哥萨克俄罗斯化。女皇将哥萨克列为帝国版图内的一个行省，并以“小俄罗斯”来称呼。“小俄罗斯”也一度成为哥萨克国内的主流话语。
强大
在彼得大帝时代，乌克兰教士们纷纷加入帝国教会，大量的乌克兰人开始为帝国服务，在18世纪的最后20年里，圣彼得堡师范学院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哥萨克国，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涌入帝国学校、军队和行政部门。
一些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进行了深度融合，但就在同一时期，另一些乌克兰人则和俄罗斯人渐行渐远。《佩利亚斯拉夫协定》签订后，俄国与波兰进行了长达13年的战争，最终，双方以第聂伯河为界将乌克兰进行了分治，第聂伯河右岸的西乌克兰属波兰，左岸的东乌克兰归俄国，这不仅是乌克兰近代早期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条地理界限，也是一条重要的文化分界。此后，这条界限虽时有调整，但总体而言，经过数百年的浸润，东、西部乌克兰地区已经形成了非常不同的文化气质和城市风貌。
在今天的乌克兰，沿着第聂伯河一路向西，就来到了距离波兰边境只有60公里的利沃夫，这是西乌克兰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聚集地。1793 年，俄国第二次瓜分波兰，第聂伯河西岸的大部分乌克兰地区也被划入俄国，但最西部的利沃夫直到1939年才并入苏联，此前，这里先后经历了波兰、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和奥匈帝国统治。
第聂伯河从基辅市穿流而过。图/视觉中国
也就是说，利沃夫受俄罗斯文化影响的时间还不到50年，和东部地区远远无法相比。在东乌克兰，从俄罗斯帝国到苏联时代，已被统治了300多年，其间经历的“二战”更是让这一地区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牢牢地团结在一起。
在利沃夫市中心，这里有巴洛克风格、洛可可、新古典主义、新艺术运动等不同时期的建筑，也有捷克布拉格和波兰克拉科夫的风情，但除了偶尔在路边贩卖苏联胸章的老人，你很难从这座城市中找到苏联的痕迹。自 1990 年代初以来，利沃夫也一直是乌克兰语出版业的精神家园。这里还有很多斯特潘·班德拉塑像。班德拉因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领导了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运动而被总统尤先科授予“乌克兰英雄”称号。但他曾和纳粹合作，又被一些人视为纳粹分子。但无论支持或反对他，乌克兰独立后的历任执政者都喜欢谈论这个争议人物。就像赫梅利尼茨基一样，班德拉也反复成为乌克兰不同历史叙事的主角。
沿着第聂伯河东岸，本次冲突中受到严重轰炸的哈尔科夫则是另一个极端。这里距离俄罗斯边境只有30英里，大多数出租车司机都会在早上将收音机调到俄罗斯电台，几乎所有人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在这座城市，几乎所有的元素都和苏联有关, 街道的名称是以苏联将军命名的，很多楼顶还挂着印有列宁头像的徽章，在城市中心的自由广场上，还曾有一座乌克兰最大的列宁像。
至少在今天的哈尔科夫，东、西部的分裂已经不再像独立之初那么明显。乌克兰政治学者Tatiana Zhurzhenko在21世纪初到哈尔科夫下面的边境村考察，她发现：“在当时，与苏联过去的决裂仍然特别痛苦。”在论文《乌克兰东部边境：模糊性的终结？》中，Zhurzhenko这样写道。
她指出，1990年代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包括土地改革、集体农场的解体和私营农业公司的出现，以及随之伴随而来的失业率上升和社会不安全，被当地人归咎于新独立的乌克兰政府的失职。在后苏联时代，东部边境地区的乌克兰人，仍然会调动他们的苏联记忆，把苏联当成想象中的家园，这种怀旧情绪在亲俄者的抗议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在顿巴斯的矿工定居点和工业城镇，这种心理机制会更加强烈。
以第聂伯河为中心的东西部分界线，在几百年后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文化符号。当1991年乌克兰独立时，新的国家边界线在哈尔科夫与顿巴斯以东。对于这条新的实体意义上的国家边界线，刚开始品尝自由气息的乌克兰人还很模糊。这也意味着，此后三十年间，乌克兰人需要做两件事：第一，再次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作出选择；第二，不要在国家的边界和东西部地区的分界线之间左右摇摆。
语言与身份构建
“舍普琴科与克莱明用乌克兰语写作，阿赫玛托娃用俄语，策兰用德语，卡明斯基用英语。由此可见乌克兰民族文化的复杂性。”国内一位东欧文学的研究者这样写道。
乌克兰人在对“自我”身份的构建，时常混乱和模糊。浦洛基就指出，乌克兰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却又因过去的文化、政治边界所造成的诸多地区分界线，而陷入分裂。这些地区上的各种边界，又共同构成日常生活中更喜欢说乌克兰语和更喜欢说俄语的人群之间的分界线。
乌克兰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Golovko Volodymyr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你去和一个乌克兰人交流，不特意强调你要说哪种语言。无论你说乌克兰语还是俄语，对方都能自然地“接住”，但如果你特意去问一个乌克兰人，哪一种语言更“好”，“那么，你就要做好进行一场长长的辩论的准备了。”他说。
1847年，基辅大学教师塔拉斯·舍甫琴科怀着忧伤写下：“他们将果戈理作为我们的典范。这个人根本不用自己的语言写作，却用俄语。”在乌克兰之外，少有人知道的是，好几位俄国文学史上最有分量的作家并不是俄罗斯人，而是乌克兰人，比如，果戈里、涅克拉索夫和伊利亚·爱伦堡，以及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他其实也是半个乌克兰人，操着带有乌克兰口音的俄语。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前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文飞在《俄罗文学和俄罗斯民族意识》一文中指出，俄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俄国文学却是单一民族的，因为“俄国文学所制造的话语涂抹和勾销了被称为俄国的一个国家里的非俄罗斯人的诸民族”。
然而，在那个乌克兰民族认同还在萌芽的时代，舍甫琴科从这种密不透风的话语中突围了。1840年，他用乌克兰语写作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科布扎尔》，意为“歌手”。民俗学者们狂热地收集各种方言写成的民歌，近代乌克兰文学的奠基人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用乌克兰语写成了六卷《埃内伊达》，并将这种新的文学带到了第聂伯河两岸。
但实际上，没有办法不去理会俄罗斯人。就在舍甫琴科拿起笔之际，沙俄帝国连续发布了几次对乌克兰语的使用禁令。1863年夏天，禁止在帝国全境内出版任何用“小俄罗斯方言”写成的宗教和教育类作品。当时，正值波兰起义，帝国担心那些“为了实现政治野心”而打着“教化大众”名义的出版物，会动摇乌克兰人民对沙皇的忠心。禁令公布以后，在五年内，乌克兰语出版物的数量就从38种减少到仅存一种，而且，这一禁令在1876年5月成为了永久性法令。
显然，在当时，乌克兰语言被俄罗斯帝国视为乌克兰文化的核心，也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帝国统一和俄罗斯民族的整体性的威胁。帝国的担忧不无道理，在几年之后，乌克兰第二次革命的尝试就开始了，在1917~1920年间先后建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和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并初步实现了不完全统一。
与此同时，第一部由乌克兰人追溯自己历史的作品出现了，题目叫《乌克兰-罗斯史》，这部作品在阐释乌克兰历史的源头时，强调他们自己的历史是连续的，而不是断裂的。
此后，乌克兰人不断利用能抓到的各种机会，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这些机遇，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以及苏联的建立。苏联时期，为更好地吸纳各种力量，对民族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本土化政策。列宁指出，此前布尔什维克忽视了民族问题。于是，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与乌克兰人沟通时使用的是乌克兰语。
在这一时期，对乌克兰语和乌克兰文化的鼓励，和推动乌克兰的民族认同建构，是同时进行的。浦洛基指出，乌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彼得罗·谢列斯特主导了这场建构运动。他将乌克兰爱国主义、对乌克兰历史文化的推崇，以及对社会主义实验的忠诚融为一体。他曾写过一本书，叫《啊，乌克兰，我们的苏维埃故乡》，这是典型的“融合叙事”，乌克兰具有主体性的民族身份被融化在伟大的苏维埃之中。
苏联在实行乌克兰化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俄罗斯化。负责苏联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俄罗斯精英，进入乌克兰城市，极大地推动了俄罗斯语在城市中的普及，因为它已经不仅是一种语言，而是现代化的象征；与此同时，乌克兰语则被等同于“农民语言”，这种现象直到四五年前还是如此。斯大林的乌克兰化政策在后期也出现了收缩，尤其是在西乌克兰，他规定学校限制使用乌克兰语，并在1944年到1946年间实行了人口大迁徙，两年内有近50万乌克兰人被迫“东进”，加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波兰人和犹太人则向西而去。
1954年1月，苏联庆祝《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签订300周年。莫斯科中央委员还批准了一份特别文件——《关于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统一300周年的决议》，其主要内容衍生于19世纪初就有的“兄弟”理论，即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因共同的“罗斯”血统而如兄弟般团结在一起，并更进一步，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进行了排序。文件认为，苏联是所有民族的领导力量，而其中，乌克兰人被提升为苏联第二重要的民族。一个月后，苏联“大方”地把克里米亚移交给乌克兰，此时，在克里米亚的120万居民中，俄罗斯人占了71％，乌克兰人只有22％。
我们是谁？
但在独立后，对乌克兰人而言，“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仍然是不清晰的。头顶上巨大的苏维埃消失了，乌克兰人却仍无法回答几个基本问题：我们是谁？乌克兰民族是什么？以及，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未来要走向何方？
苏联的解体带来了政治空间的重新配置和集体身份的重塑，但民族“自我”的重新发现既令人烦恼，又充满争议。界定“自我"不仅要完成与先前政治共同体的象征性决裂，还要从国家层面构建新的认同。
英国伯明翰大学东欧政治学教授Kataryna Wolczuk指出，乌克兰这个国家非常特殊，历史上一直受分裂之苦，各地区也背负着相互冲突的历史记忆、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在西部，乌克兰与波兰的关系，强化了乌当地的民族认同感。相比之下，在东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遭遇，在沙皇帝国和苏联时期，对乌克兰的身份认同却导致了一种模糊的集体认同感。
乌克兰利沃夫的街头书市。图/人民视觉
这种地区上的认同差异，一方面被亲俄、亲西方的不同当权者通过一种政治技术放大，从而导致更深层的分裂。另一方面，又以一种灵活的方式演进。总统尤先科实行的是去俄化政策，试图通过将苏联塑造成“他者”来强化乌克兰的国家认同，但却让国家陷入了更深的分裂。在2010年任期即将结束之际，他还给有争议的民族主义者班德拉授予“乌克兰英雄”的称号，引发国内剧烈的反弹。他的继任者、亲俄派亚努科维奇则完全相反，他想要积极恢复苏联时代的很多做法，并想要恢复俄语的地位。
Volodymyr指出，1991年乌克兰独立之后，乌克兰语被定为官方语言，政府部门开始更多地使用它。但到了2012年，亚努科维奇签署了语言法，扩大了俄语在地方的使用范围。在此之后，语言问题在乌克兰就变得更加政治化了。这几年，关于俄语是否应该作为第二官方语言的话题非常敏感，每次讨论都会进一步激化东西部之间的对立。
“但这是政治层面的，如果你从人的层面来看，情况更复杂，同时也更简单。”Volodymyr说。他强调，在顿巴斯说乌克兰语没有任何问题，在利沃夫说俄语也没有任何问题，这种分裂，是来自政治家的“制造”，与普通人无关。
3月4日，乌克兰利沃夫的安德烈·谢普提茨基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正在将珍贵的文物搬入储存室以免遭到毁坏。图/视觉中国
在乌克兰人的日常生活中，时时可以看到一种“灵活性”。比如，为了适应乌克兰人民不同的历史记忆，地区精英被赋予相当大的自主权，以提供对其区域历史的特定解释。因此，顿巴斯可以继续庆祝十月革命，敖德萨可以为叶卡捷琳娜大帝树立纪念碑，利沃夫人民也可以在西乌克兰共和国的周年纪念日上，走上街头。Wolczuk认为，乌克兰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国家，“我想说，非常自由。”
但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是一个分界线。浦洛基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乌克兰不同地区的民族认同变得更加同质化。现在，俄罗斯语和俄罗斯文化在乌东部和南部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本质上他们和乌国内其他地方的乌克兰族之间没有什么重大分裂，甚至没有明显的差异。在外部战争的刺激下，乌克兰人第一次作为一个跨越语言、文化和宗教的整体，而被动员起来。
浦洛基在《欧洲之门》一书中还指出，俄乌纷争（指克里米亚危机）还让另一个植根于历史并在历史中分叉的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那就是现代俄罗斯民族和现代乌克兰民族尚未完成的民族建构进程。
至于眼下的局势，Volodymyr说，“几乎没有人预料到普京会展开全面战争，现在，乌克兰人民变得非常团结。”但他也指出，乌克兰人的民族构建在加速，但仍然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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