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廿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农历七月廿五日（公历九月二日）我生于粤北毗邻江西省的始兴县清化乡矮岭村（今隘子镇彩岭村）。我父亲叫我翼斌。
我们家族在彩岭村住了多久？我不清楚了。从哪里迁来？我也不能确定，但知道我们是客家人，我的祖先来自河南中州（中国古代分九州，豫州居九州之中，故称中州）。清化乡的张氏宗族声称自己系唐朝宰相、始兴伯张九龄（公元一六七八～一七四○，诗人，政治家，唐玄宗开元廿年公元一七三四封始兴县伯，廿四年公元一七三六年任尚书右丞相。为一代词宗，擅五言诗，格调以刚健超逸著称，开初唐诗风。）的后裔。他是彩岭村附近石头塘的客族人。张九龄的两个弟弟也当过官，其一任职于粤西南高州（今茂名市），另一在四川为官。时至今日，当我们见到四川和粤西南的张姓人氏，都认他们为我们的族人。
彩岭是一个非常贫瘠的村庄，那里居住着一百户张氏宗亲。在广东省，大多数村庄是按宗亲聚居的。外姓人士是不允许迁入的。在清化乡的其他村庄，居住着刘姓、潘姓等。邻近的华屋村居住着华姓族人。所有的村庄之间相距约十里。所有这些村庄既小又古怪，人们都在梯田上耕作，每年仅收成一次，可耕地很少。
村民种植什么？稻谷，也有玉米、番薯、芋头。每个家庭平均收成多少庄稼？不超过一百五十担（按：每担折合一三三．五磅，约六十公斤）。很少有一户人家收成超过二百担粮食。如果稻米不够吃，人们用芋头熬粥，或以番薯、芋头充饥。人们也种植杉树，它可以制作棺材以及房屋的梁柱。所以邻近地区栽满了杉树。
大多数的村民是贫穷的农民，中农很少，没有富农，更不必谈什么地主。多数农户是自耕农，少数系佃农。清化乡是很大的，涵盖了始兴县四分之一的面积，住有八千多村民，然而土地多为山岭，一眼望去山多人少，人们在此长途跋涉都不见人烟。始兴县其他乡的人口比较稠密，尤其是毗邻县城的乡镇，那个小镇住有两三千居民。镇上的人讲始兴方言，同我们清化乡的方言略有不同，但我们听得懂。
始兴县住的都是客家人，全县人口约十万人。我们客家人保留着许多古老的风俗，其中有些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之久。我们比一般的中国人更为稳健。譬如，我们习惯于维持天足，妇女从不缠足，因为她们经常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读书人的妻子不让丈夫下田劳作，她独自揽下所有的重活，认为书生动手是羞耻的事。书生待在家里，养育孩子。我们可以说，客家妇女比男子更为强健，因为妇女下田劳动，而有些男子不下田。
我们客家人重男轻女。例如，客家人对初生女婴漠然置之。倘若一连生下三个女婴，第三个女婴就会被溺死。是不是只有穷人家才这么做？也未必。当生了女儿又生女儿时，父母会埋怨姐姐拖来一个妹妹，为何不拖个弟弟来。溺毙第三个女婴后，他们期望下一胎是男婴，因为女婴会畏难却步。这当然是封建迷信。有时富豪家也会溺死女婴，所以溺婴的动机并非经济困难。客家人不管家中人口众多，从来也不会溺毙男婴。
客家人也盛行童养媳，通常女孩子三岁就订亲了，她被送到男孩家住，一对童男童女在家里大厅上拜天地。当女孩长大到可以梳发髻时，亲友们便会应邀赴宴，也不必举行什么宗教仪式。穷人家固然这么做，有钱人家也往往藉此将女儿们打发出去。
客家人另一种坏习俗乃是「过三胎」——在贫寒的农户尚未诞下男婴时就把女孩送进门，等对方诞下男孩与之成婚。倘若亲家头一胎生女，婚事就告吹了。于是人们就等候第二胎，如果第二胎仍然是女孩，人们就再度等待，以三胎为限。设若第三胎仍是女婴，这户穷人就让女婴再嫁另一户，藉此赚一笔钱；但若第三胎是男婴，不管男女双方年龄相差多大，是一定要成婚的。有时，男比女小十几岁，甚至小廿多岁。在这种个案，女孩从男孩诞生起就充任他的保姆。这一习惯并非限于穷人家，富户也藉此将女儿们打发出去。妳可能会问：为什么穷人家没有生下孩子就先让女孩进门？答案很简单，男方担心家道中落后，男婴长大了将会娶不上老婆。
客家人到处都有，他们起步于河南，定居到四川、江西、福建、广西和广东，以后者为多，他们构成了东江、北江流域人口的主体以及粤西南与西江流城人口的一部分，在广东省三千五百万人口中至少占了一半，如今（一九六六年）香港三百五十万市民中至少有一百万人是客家人。客家人的风俗到处是一样的，香港的客家餐馆虽然不是我的同乡开办的，但其风味同我乡下并无二致。你走到哪里，客家菜的口味都是雷同的。
方言也是如此，梅县客家话被视为标准的客家话，在中国大陆上不同地区的客家话只有些微区别，其发音是基本上相似的。有些地区，发音有点儿刺耳，另一些地区比较柔和；江西的客家话与广东的客家话类似，只是尾音不同。陈济棠是粤西南客家人，我是北江流域客家人，然而我们俩说的是同一种方言；香港新界地区的客家话同我说的客家话是一样的，所以我同香港的太平绅士林道扬交谈使用客家话，他是新界粉岭的客家人。全球客家人的表达方式都是一样的。
我的祖先都是农民，祖父是贫农，他的四个儿子都务农。我父亲张居之排行第二。他二十出头就放弃农耕，投奔一位叔父到始兴县城，在县衙门充任一名刑房小吏。
我父亲唸过几年书？他上过村塾。家中其他成员也上过学吗？我祖父那一代未曾上过学，我父亲这一代多少都受过点教育。由于祖父勤奋操劳，家境渐有改善。我父亲唸书没花很多钱，他还没有达到参加昂贵的科举考试那一步。在那个年代，进学是很艰难的。在我们村里，男孩子半天上学，半天放牛砍柴。秋收之后，牲畜不需要放牧。在十六岁以前，男孩没有能力在田野看住牛只，所以不能被视为成人。
女孩子同男孩一样要做家务杂事，但因她们不能上学，便要下地种菜插秧。我父亲的原配妻子是刘姓家族的，他们也住在清化乡。她没有生育就去世了。我母亲是填房，她生在始兴县城一个贫苦的家庭，姓萧。她第一胎生下女孩，我是老二，两年后我弟弟贵斌降生了。母亲带我们姐弟回乡祭扫祖墓，在村子里有三个叔叔和许多堂兄弟。接着，父亲的微薄薪金难以养活全家，母亲便带我们姐弟回乡，乡下有田有房。我们耕种的田地是自己拥有的吗？自祖父去世后，他的土地分开了，我父亲进城后，分到的土地耕不过来，一部分就租佃给别人去耕。我们每年收成几十担粮食，也种植蔬菜，可还是不够吃。父亲偶然回来看望我们。父亲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很严厉，当我淘气或者赌钱被他抓到，他就打我。所以我在家中怯声怯气。
父亲喜欢帮助弱势群体。我常常见到他帮人撰写诉状，那时没有执业律师。因为长期浸淫于刑庭，他对司法机构绝无好感，故教诲我们永远不要从事涉法行业。
父亲意志十分坚强。他沉迷于鸦片烟十多年，我常见他斜倚在烟榻旁。一天早上，他起身后把烟榻、烟管和其他烟具搬到院子里付之一炬。我想，对于抽鸦片成瘾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很难熬的。而后，当他烟瘾发作时，就给我几个铜板去买米酒，就这样，他戒除了烟瘾。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人们无法戒除恶习。我父亲就是这样戒绝鸦片烟瘾的。他为什么要戒烟？首先是考虑到财力，虽然那时鸦片价格低廉；其次，抽鸦片损害他的健康。
母亲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母亲十分和善，她待我很慈祥，但每当父亲打我时她都不敢吭声。她是一个不识字的农妇，只会抚养子女。
我家信教吗？母亲是佛教徒，她崇拜神佛，在特定日子就要戒荤茹素。父亲终生不信仰任何宗教，我也不信佛。在童年时代，我把学校旁边庙宇中的泥菩萨视为玩具。
九岁时我进了老式的私塾——粤人通称为「卜卜斋」，座落在始兴县城。此后，全家又搬回县城。私塾只有一个老师，他用戒尺打我手心，有时用铅笔辗压我的五指，这是很疼的。我怕不怕？从来不怕！我是很顽皮的，老实说，施行体罚对我有点惊吓，但事后就马上忘了。
私塾的课程以《三字经》为始，课文由三个字的句子组成，头一句是「人之初」。然后，我们诵读《论语》《孟子》《大学》以及《中庸》。
我对孔夫子有何看法？私塾挂着一幅孔子像。一开始就学习孔子的语录，可是我对孔夫子没有特别的印象，无论是他本人抑或他的学说。
学校里有多少学生？十多个，年龄差不多，也都很顽皮。
贵斌同我一起上学为时不长，不久他就过继给一位比较富裕的族人，回到乡村居住。
光绪卅三年（公元一九○七），我进入始兴县高等小学堂，父亲给我取名「发葵」，葵是一种向阳花的名称。劝学所的一位客家长者给我取了字号「向华」，意即向着太阳。
始兴高等小学堂是在满清废除科举制度——那就是所谓自强运动——后刚刚开办的。这是本县第一所洋学堂，由县政府斥资交劝学机构管理，配置了现代化的校舍与新式的设备。许多人申请入学，因为学校免费供给食宿。我也出于同样动机，这使家里不必付出分文。
一年级有大约二十个学生，待遇很好，穿起了有高领和五个纽扣的制服以及皮靴，可是仍旧留着发辫。课程有地理、历史、算术、国语。我喜欢哪一课程？我喜欢玩，我很懒！我厌恶学习。我喜欢新式课程还是旧式课程？我也厌恶旧式课程。当然我喜欢新式学堂，因为在那儿可以穿上制服，伙食也比家里丰盛。
我们做游戏，也参加军训，踢足球，但没有网球。我喜欢运动吗？不，因为我太小也太矮。在全班中，我是年龄最小也最矮的一个。我的同班同学有些已廿岁了，有些已结过婚。在那个年代，人们习惯于早婚，十五、六岁就成亲了。有个姓谭的男孩，才十二、三岁，却娶了个卅多岁的妻子。他出世之前，她就嫁入谭门，他的父亲是个裁缝。
有任何老师影响我吗？想影响或感化我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很懒，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玩耍，我取笑、揶揄老师，却又不肯受教。我瞧不起他们。他们怎样处罚我？通常都同在卜卜斋一样，会被罚站。
十三岁时，我成为要求改善伙食的学生运动之领袖，我们砸烂了厨房中的所有盆碗。校方开除了我们七、八个闹事学生。父亲打了我一顿，县太爷命令我们向校长认错求饶。我们忏悔了，保证永不再犯，校长宽恕了我们。
翌年暑假快到时，我和两个同学一起去游泳。我们把辫子上的线绳解下来，考虑到湿水之后可以快干。当同学李志耑站在河岸上时我们在浅水中练习狗爬式，谁也不知如何游泳。我们都比他年幼，尤其是我；同伴们都是十五、六岁，李志耑已十七、八岁，成了家。他出自一个富裕家庭，我们呼唤他下水，他看上去很有自信，一跃入水。我们深受感动，以为他是游泳高手。他浮出水面又下沉，一位渡轮船伕大叫：「有人溺水了！」我们害怕了，抓起衣服一哄而散。
我们闯了什么祸？我们不敢出声，都用床单蒙住脑袋睡去。不久，李志耑的衣服和另一位同学的扇子被发现了。人们跑来说：「有学生溺毙了。」扇子的主人说，可能是李志耑遭遇不测，是他借去了那把扇子。同学们被召紧急集合，校方宣称，承认同李志耑一起去游泳者不会受罚。谁也不敢承认，但是我们的辫梢都是湿淋淋的。我是同学中最年幼且最矮小的一个，站在排尾。老师认出我而且触摸我的头发，我不得不承认，还招出两位同学。于是，我们三人被开除了。
我们被怀疑犯法吗？没有，问题是我们不应该逃跑，事实上我们没理由跑，但是我们太不成熟了。
我回到家里，又挨了一顿打。这次校方不再宽恕我。父亲认为我是个没出息的孩子，常常要捅乱子。
我怎么办？一切如常。翌年我十五岁，父亲托几个学生陪送我去广州。他给我十两银子——相当于十四块大洋，就打发我上路。那时一块大洋值多少？广东省通用的货币是两角钱的铜元，俗称「双毫」。一块大洋可以购买三十多斤米（一斤合一又三分之一磅，即半公斤）。
当然母亲是不情愿让我离家远行的，毕竟我是长子。
我有什么感觉？我不感到奇怪，父亲不喜欢我，因为我常常惹下麻烦。我被学校开除过两次。此外，他还有其他儿女要抚养。
我拿了几件衣服打成包袱。我们坐一艘小帆船去连江。因为只有白天开船，所以旅程耗费了七、八天。夜间，帆船停泊在河边的村庄。由于水流湍急，夜间航行是很危险的。我们还害怕遇到土匪，所以就在连江搭火车去广州。
我给学生们煮饭，还做些杂活，以赚取车资。当学生们入校后，僱佣关系就结束了。我滞留在一家小旅馆，一日两餐加住宿耗费廿角五分。当我的钱花完时，我必须找工作做。我无脸回家乡。正好省政府为振兴实业训练技工所设的增步习艺所招收徒工，我去报名，很幸运被录取了。
这所技校座落在广州郊区的增步。陈策与刘沛泉也在那时入学。陈策与我学习织布与染色。首先我们要学会清洗与漂白棉纱，刘沛泉学习陶器制作。我们是好朋友吗？我们还只是小孩子。彼此很了解，但我不认为我们会建立真正的友谊。若干年后，人们说，我们三人代表了陆海空军——陈策在海军（历任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军委会海军军令处处长），刘沛泉在云南空军。
我们每天工作几小时？至少十小时。我们很早起床，下午五点才歇工。午饭后可以小憩，每月休假两天，初一与十五。除了这两天，我们不能离开习艺所，好在院墙内陆域宽广，可以在里边散步。过大年放假三天，但大多数人留所。我是没有足够的盘缠回家，要知道我是被家里撵出来的。我不是说过，母亲不愿意让我离开吗？那有什么用？她不识字也不会写，那时的村妇都是文盲，她一分钱也没有。
我对广州见识很多吗？我很少外出。我没有钱也没朋友。我挣多少钱？如果勤奋努力，每月能挣一元两毛大洋，这要视织布数量多寡而定。那时我非常刻苦耐劳，常常名列前三名，月薪至少有一元两毛。
我们的待遇如何？待遇很好，有时上课，调皮捣蛋者受罚，那时我不再淘气了，我担忧如果再被开除，我将走投无路——我不能回家，因为家境贫寒，而且始兴太遥远了。我必须自立自强、循规蹈矩。
对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反应如何？听到广东新军反正的消息后，陈策把辫子剪掉了——他是第一个剪辫的，我跟着剪了，我太高兴了。为什么？因为我听说汉人已推翻满清，我不用再每天早晨梳辫子了，也不会再长头虱了。
我是否知道孙中山的事迹？我听说他推翻了满清。有人说他是「孙大炮」（意为吹牛的）。我也听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一九一○）的事，但我所知不多，可以说我无意谈论国家大事，我考虑的是三年学徒结业后要找一份薪酬不错的职业，这就是我的生活目的。
广州反正后，增步习艺所关闭了，我便和一起南下的学生们回到始兴县。父亲训斥我，责问我为什么还要回来。那时没有辫子外出是很危险的，我们不能确信，推翻满清不会产生变卦。头发长出来需要一段时期，我那时几乎是秃头。
增步习艺所一九一二年重开，我又回到广州。校方指责我返校太迟，此举引起争执，我声辩，我从报纸得悉习艺所复开为时较迟，校方不容我辩护，即宣布开除学藉。
我在旅店中滞留，花光了家里给我的十两银子。到哪里去赚回这些钱呢？此时我看到粤军模范团的招兵启事，我妹夫华文治与其兄长华岳高同我一齐去应征。我必须向连长与一个秦姓旗手恳求收容我，因为我发育偏迟，虽然年近十七健康良好，但实在长得太矮小了。
我毫无选择。为什么我找不到工作呢？哪怕找一份文职工作都要寻铺保，可是我在广州举目无亲，没有其他赚钱谋生充饥的门路，于是我当了兵。
我对军旅生涯抱什么态度？有人说，反满革命成功后，身为军人是很荣耀的。传统的中国人又怎样看待军人呢？我不同意中国谚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妳可能问，既然如此，为什么我回到广州不马上参军？答案是：我想不到军队会收录我，我实在太小了。当时我没有选择余地。入伍后，我对民间藐视军人的传统观念逐渐有所理解。
模范团是否意味着与众不同？不，这个团的所谓模范只是名字而已。它直属于粤军总司令部，同另外三个师下辖的战斗团地位相同，粮饷相同，制服相同。模范团下辖两个营。
在模范团，我是年纪最小的。我扛一支来复枪，别人干什么我也干什么。当兵很苦吗？不！我从不感觉苦，因为父亲不喜欢、不关心我。有人说他不想要我，所以我不想家。
饷银有多少？月初，营长发给连长每人十元一毛五。这笔钱包括主食——米、副食——食油、盐、木柴、蔬果，每人每日两毛，月计六元。减除这笔开支，每月尾我能净收月饷四元一毛五。由于主、副食开支每日仅一毛五分，我每周可领取三毛五分钱外快。那个年代物价便宜，一毛五分钱一天已经吃得很好了，每餐都有肉吃。
连长很喜欢我，虽然年纪小，我很活跃，排长也喜欢我。几个月后我被擢升为副班长，挂下士衔。设在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招生考试时，连长鼓励我去试一试。他考虑我本来上过学，去军校可以继续我的学业。然而他也告诉我，资历不够，所以他每晚给我补习中文与算术，尤其是前者。
他给我做投考黄埔的担保人，如果我成功入学，模范团就可以保留我的名额，每月十元一毛五饷银照付。他认为，一旦保举投考军校成功，对连队是莫大的荣誉。我本人不乐意这一安排。为什么？我生怕穿军服去应试会被人小看。故我正式请假穿便服去应试。
三千个应征者竞争一百二十个名额，明文规定每个县可录取一人，大县倘若有人录取，名额可增至两名。始兴县有三十多人报名，可是南雄县报名人数很少。始兴县的同乡便希望我以南雄县籍报考，使他们减少阻力。可是我拒绝了。
我进了考场，顺利考取了。有个有趣的故事：考试分为三场，头一场是体能测试，另两场是笔试。真是巧得很，连长教我的题目正是第三场的考题——〈吴起为将与士卒同甘苦论〉。我只要凭记忆写一遍就行了，这一切犹如神助。
我是始兴县唯一被录取的。事实上，身为一个士兵，我是资历最浅的，别人都是高小毕业生。如果没有连长的辅导，我是进不了设在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的。设若我考不上，就得回到模范团去当二等兵——团部不会为我保留副班长职位的。
对于上军校，我的感受很简单：上学总比继续当兵强，毕业后，我在军中更有前途。那时我已知道怎样去盘算。我相信自己会告别士兵的生涯，但不知道何时能晋升军官。
南雄县一个也没被录取，模范团还有两人被录取——方颐与谭在汉，他们都是团部保举的；薛岳和高汉宗是第十团保举的——我看见他俩穿了军服入考场，此时薛岳改名叫薛仰岳。
因为我请不成假去广东陆军小学注册，我请华岳高代我去办理。注册官把我的姓名第三个字写成「奎」，意谓男子汉大步走，葵与奎同音。于是我成了张发奎，此名沿用至今。
入学时需要提供铺保，这事引起一场争执。我的队长——相当于连长的教官问我铺保是谁？我答道：如果学校不接纳，我就回部队去。此时副官长熊略听到嘈声，讯问发生什么事。我解释道：我是遥远的外地来的客家人，在广州无亲无故，到哪儿去找铺保呀？熊略对我说，我应该在广州寻一家商铺，请店主盖个刻有店名的图章，再来找他。于是我照办了。
就这样，我进入了广东陆军小学堂，时维公元一九一二年。军校设在黄埔，由广东省政府管理。我们免缴学费、宿费、饍费、制服费，一切都免费。另外，每个月发给两块钱零用金。海军学校也设在黄埔，我再次见到陈策。
翁式亮是黄埔广东陆军小学校长。大多数教师是粤籍人士吗？是的，军校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粤籍人士。不过那儿有一个朝鲜学生。
学生按照年龄编班，我被编在十六岁班级，有一百二十名学生，其中包括李汉魂、薛岳、黄琪翔、韩汉英、陈芝馨、李振球、邓龙光、缪培南、吴逸之、吴奇伟、王超以及邓挥——邓铿的弟弟。黄琪翔的姓名同现在相比，音同而字不同。
十五岁班级包括余汉谋、黄镇球、叶肇、张达、徐景唐和华振中。华是我家邻近的华屋村亲戚。
是否大多数学员都高小毕业的吗？是的，仅少数学员，像我和薛岳是行伍出身。薛岳与我是好朋友，我俩是北江地区的同乡，他是个好学、上进心强的孩子，立场坚定，斗志昂扬，我十分崇敬他。我们选修国文、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算术等。我们学习外语吗？我们班级学德语，十五岁班级学日语。学校尚无成套的规章，每年由广东省政府决定新招收的一班学习何种外语，至于军事科目只有操练与来复枪射击。
在那里，我初次接触了中国古代军事经典——孙子兵法。其内容对我大有影响吗？我认为孙子兵法是经验之谈，我将它视为军队的圣经。我心目中的英雄是谁？我崇拜吴起，他同士兵甘苦与共。我相信只有吴起这种品格才能带领士兵同生死共患难。换言之，统帅必须以身作则。入学试时我凭借吴起的故事才过了关，当然我崇拜他，也崇拜岳飞与戚继光。
我是个很懒惰的学生，在全班名次总是倒数第三名。我们受过罚吗？犯下轻微错误就要记过，三个小过积累一个大过，三个大过会开除或禁闭。有时我们会在课堂里罚站逾一小时或者全副武装伫立三小时。犯下较严重过失的人会被关入「反省室」一两天。
一九一三年母亲病故，我回乡奔丧，姐姐告诉我母亲因难产而死。我父亲太不可理喻，他把妹妹送给一个江西人，从此音讯全无。此时家中有几个孩子？八个。在贵斌下面有两个妹妹，接着两个弟弟嘉斌与勇斌，下面又是两个妹妹。父亲送走的是九妹。
我父母把七妹送到华家去当童养媳，当时我十二岁，她才三岁，我背着她放进花轿送入华家，一块红布遮着她的头。她按规矩拜天地，新郎叫华文治，华家是富户。父母亲把八妹也送出去当童养媳。
母亲去世后，父亲辞去了始兴县衙门刑房小吏的职务回到村里。那时他已不再适合耕田，故把田地租给姐姐的夫家耕种，自己经营渔塘。姐姐嫁给一位姓曾的客家农民，住在十里外的邻村，那儿仅住着六、七户农家。
在广东陆军小学的岁月里，我对日本人的憎恨与日俱增，原因是什么呢？日本人欺侮我们，加上从历史课上知悉朝鲜、台湾的沦丧，使我更加仇恨日本人。
我也逐渐滋长了革命思想。广东军政府陆军司司长邓铿想征募优秀青年投入革命事业，便派人向我们宣传革命。国民党的苏璋已接替翁式亮任陆军小学校长，他是国民党员。
我们班级分成三部分，各四十人，李章达负责教导我这一部分，我们称呼他「学长」——相当于排长。他是国民党党员，他介绍六、七位同学——包括薛岳和我——加入了国民党。不久，龙济光成了都督。接着，徐雨三接替了苏璋。我们接触孙中山著作吗？我们不敢读，龙济光是很严酷的，但我们从报纸上得悉革命的进展，开始信仰三民主义。究竟懂不懂三民主义？起初我对此不甚了了，甚至感觉革命是不必要的。国民党改组成中华革命党后受到袁世凯爪牙龙济光的残酷迫害，我们耳闻目睹龙济光的暴政，这才悟出革命是必要的。
快毕业时，朱执信指派四、五位同学参加二次革命。那时国民党党员有十多人，我们都想加入，便只好抽签。被成功抽中的是薛岳、谭在汉和罗宇澄，薛岳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我去了广州，希望也加入反袁之役，但未获准。除了回校我别无出路，因为我家境贫寒又离得很远。但回校后，我发觉我已被开除，我嚎啕大哭，恳求校方宽容，终于得遂所愿。
不久，我们听说薛岳、林直勉、梁树熊和谭惠泉等人在广州湾（今湛江）被法租界当局拘捕。法国巡捕鞫询姓名时，薛仰岳漏报仰字，此后他就成了薛岳。他和同志十余人被投入监狱。梁华盛的父亲梁海山也是国民党党员，一起从事「讨龙」斗争，他侥幸逃脱騠骑追捕，遂给入狱诸君送饭。
一九一四年陆小毕业后，全班迁入武昌第二军官预备学校，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就此停办。陆军小学第四、五、六期学生同时并入武昌军官预校。我认识黄埔陆军小学第五期的同学，但不认识第四期学生，其中有邓演达与李扬敬。他们在第四期毕业后经短期培训课程也调来武昌，邓演达和我成了好朋友。
我们这一班继续念德文，比起在黄埔，军事课程增多了。我开始崇拜拿破仑，不是他的箴言「战争的第一、第二、第三项需要都是金钱」，而是钦佩他的格言「胜利取决于最后五分钟的坚持」。
一如既往，我仍旧懒散。例如有一次与司徒非等同学比赛谁画得最快，我抓起几枝铅笔用一张纸包起，第一个走出赛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