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专题论坛“全球变化下的智慧城市”于7月6日上午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举行，此为第二场研讨“国际关系与区域融合”
2023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专题论坛“全球变化下的智慧城市”于7月6日上午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举行。在论坛上第二个题为“国际关系与区域融合”的研讨中，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正教授王栋，克罗地亚驻华大使达里奥·米海林（Dario Mihelin），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付志明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查道炯教授四位专家共同探讨了区域融合与城市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国际关系对于城市建设与数字经济的重要影响。此外，奥克兰大学新西兰亚洲研究所陈新博士也通过视频的形式强调数字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性，智慧城市建设要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培养智慧的、具有数字技能的公民。
克罗地亚驻华大使达里奥·米海林（Dario Mihelin）用三个例子介绍了欧盟的一体化成功经验，认为欧盟做到了在各国文化背景具有一定差别的情况下的高度一体化，主权的让渡是欧盟成功的关键。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查道炯教授以海底电缆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区域一体化中所遇到的诸多问题与挑战，并且对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诸多热词进行了解构。
以下为论坛发言全文：
王栋教授正在发言
王栋：我们马上进入第二个环节的讨论“国际关系与区域融合”。我先很快介绍一下我们这一环节参与研讨的嘉宾：我左手边这位是克罗地亚驻华大使达里奥·米海林（Dario Mihelin）阁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付志明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查道炯教授；还有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所陈新博士会有视频分享。首先我想有请三位在场嘉宾很简短用一分钟做一个开场发言，随后陈新博士再进行视频分享。
达里奥·米海林大使正在发言
达里奥·米海林（Dario Mihelin）：大家早上好！
我觉得今天在室内更加凉快一些，而且和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可能也有些关系，我们今天也谈到了气候变化的问题，我觉得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气候变化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包括对智慧城市的建设也有影响。
我很高兴来到北大，特别是能够来到北大国关学院和大家交流国际关系与区域融合这个话题，我待会儿还会给大家具体介绍我们欧盟在这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觉得在区域一体化方面欧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
当然我们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所以待会儿我在发言时会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克罗地亚的情况。而且正好7月1号是我们加入欧盟十周年的纪念，所以在过去的十年中可以说克罗地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我们下面有爱尔兰的同事，你们可能也会有同样的看法，我们是积极支持区域的一体化的，因为它真的会改变你的国家，谢谢。
王栋：非常感谢米海林大使，我们很期待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您从克罗地亚和欧盟的视角提出您对于智慧城市和区域融合的精彩见解，谢谢。
付志明教授正在发言
付志明：非常感谢王教授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论坛。其实我的专业和这个论坛相距非常远，我不是做区域智慧城市研究的，我是一个阿拉伯语言教师。我想王教授今天请我来可能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刚才陈溪博士谈到了有许多阿拉伯的城市在这次的名单当中出现，所以我一会可能希望能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多次往返阿拉伯城市看到这个城市变化所引发的一些感想，谢谢各位。
査道炯教授正在发言
查道炯：区域融合一般被认为的是一种进程，首先就是要促进国家之间的融合。当然这也是一个挑战，但是似乎当我们聚焦于城市的时候，就是说当此刻我们在自己的家乡能够做什么，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路线图，我们认为其他的一些区域和城市有哪些经验可借鉴，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帮我们减缓区域间和国际的冲突和矛盾，我也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讨论，谢谢。
在过去十年里，全球智慧城市倡议已通过利用新兴技术提升了城市居民的整体生活质量。
近年来在（人们）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役中智慧城市体系中以数据为驱动的数字基础设施的价值和益处也得到了进一步地体现。数字基础设施不仅让实时的健康监测和协调操控成为可能，而稳定的数字连接也使人们实现全天候的线上服务。在（当时的）疫情防控期间，一些工作得以正常进行，与此同时，因疫情而产生的各种（活动的）中断和混乱，以及政府机构、企业和城市居民的各类疫情应对措施，都进一步地加速了智慧城市的数字化转型。
因此，新冠疫情反而为智慧城市技术提供了机遇，使智慧城市技术从一种“新潮”的品牌战略，迅速演变为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但是这种变化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人们）不确定这些技术是否能够确保所有城市居民拥有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机会以获得智慧城市相关服务。
而这些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纵观历史，城市中处于劣势和边缘化的社群，并不总是能够（与其他群体一起）共享都市再生所带来的繁荣。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新冠疫情对最弱势的群体产生了更多的（负面）影响。所以不难预见，若无法保障（所有居民）能够平等地使用智慧城市技术，那么以知识为驱动的城市转型加速，就可能会加剧现有的社会不平等和城市社会分层。
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我们，在关于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的讨论中，同时强调“弹性”与“包容性增长”。而在思考智慧城市的未来时我们的关注重点也从数字创新和转型，转向了能够促进数字包容性发展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上来。
数字包容性这一概念通常是这样被解释的：在智慧城市中，一个充满活力的数字生态系统，应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使用一样的设施，参与到一样的活动中，并享有相同的体验。
换言之，一个智慧城市的发展，不仅需要有愿意积极参与其中的“智慧”市民们，也需要有对新技术的潜在益处和优势有扎实理解的“智慧”市民们。因此，智慧城市的城市规划和设计需要超越互联网接入，采用应更重视能够增强数字素养的各类战略和项目，以确保市民们能具备足够的数字知识和掌握相应技能。
另外，为了满足对于以下这类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求，即熟练掌握新兴技术并能高效应对数字转型带来的新机遇的劳动力，智慧城市必须更以人为本，并加大对劳动力技能培养、再培训和不断进行技能提升的投资。
当然，为了让智慧城市的数字转型机制能够为所有居民服务，需要有效且能提供支持的制度框架，以卓有成效地协调所有能够推动数字领域（发展）的关键参与者。
再者，由于数字领域涉及各个行业越来越多人认识到由国家、政府而非市场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尤其是政府在为推动城市包容性数字转型的策略和行动计划制定层面所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整顿与收缩，新冠疫情不仅使智慧城市演变为“新常态”，而且重新使国家/政府成为经济政策主体和应对挑战的关键机构。而这意味着，疫情后的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要确保智慧城市在社会包容性基础设施上投入更多资金。
谢谢！
下面我想先提一个问题给我们的嘉宾，然后开放给在座的各位提问。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国际关系和区域融合如何相互作用？从您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如何评估区域融合的效果和质量？您认为还存在哪些机遇和挑战？谢谢。
达里奥·米海林（Dario Mihelin）：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首先我刚才也谈到了，我想谈谈欧盟对于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在于主权的让渡方面，我们看到很多主权的让渡，让我们欧洲大陆更加一体化。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很多地区包括亚洲很多有内部的问题。当然欧盟有27个国家，我们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传统都是不同的，但是这样的一体化依然有很好的效果。
欧盟的一体化有助于把不同的资源集聚起来解决共同的问题，这也是区域一体化的效果。欧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的一个形式的确在疫情到来的时候发挥了凝聚力的作用，这就是关于公共卫生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一体化同时也为疫情的经济影响提供了一个缓冲的作用，而且也有一些特别的援助，它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欧盟的一体化的进程。
那么还有在经济方面，有欧盟债券，它其实在历史上有一种哲学性的意味，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应对债务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些成员国，他其实并没有很多的债务，但是他也支持了这样的一个新的金融制度来支持其他面临危机的成员国。
刚才谈了疫情，现在我必须要谈一谈能源，能源事实上其实是国际关系当中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因为俄乌的冲突让我们看到欧盟面临着能源安全问题，因为其实欧盟40%的天然气都来自俄罗斯。由于我们欧盟的共同努力，现在我们对于俄罗斯的天然气已经减少到了几乎是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在俄乌冲突爆发一年时间里面我们依赖已经减少到零，这也是因为我们有区域一体化才能实现的。
为了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我们必须要提醒自己和大家，我们这一届的欧盟委员会的一个主要侧重点就是绿色大变革，现在欧盟共同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试图提供相关的解决方案和援助，来实现全球的脱碳和绿色发展，为全球所承认。
付志明：非常高兴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中东问题或者中东国家的一些感受，因为我不是阿盟代表，但是看到这个名单上阿拉伯城市，感到很激动。城市中谈到了迪拜、阿布扎比、多哈，这些城市可能在座的各位都非常熟悉，因为大家都去这些城市旅游过，也买过东西，特别是在迪拜的大城市。
但是有一个城市，就是刚才不断谈到的利雅得，它又不是一个湾区城市又不是一个海滨城市，由于是一个内陆城市，如何在这些年当中取得这么长足的进步，我在这当中可能有三点直接的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了。比如我十年前去利雅得的时候那个城市不可能拥挤的，男士们开着豪华的车往返于工作地址和家庭住址，马路很宽，但是现在马路变得非常拥挤。是因为这个城市没有建设吗？不是，建设得非常快。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另一半的女性出来开车了，等于城市多了一倍人口（开车的司机），所以路上非常拥堵，这其实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标识。
第二，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大了。如果要去利雅得访问的话，一定要去一个地方，那就叫“王国塔”，这个塔是他们最高的一个建筑，很像上海的经贸大厦一样可以上去看。十年前我去这个城市前面还有一个塔叫“费萨尔塔”，一个尖的塔，那个城市两个标志性的建筑，除了这两个标志性建筑还有两条主干道，其实就是沿着这两个大厦的两个主干道。
城市非常小，很容易看到城市的边际。但是我今年二月份再去的时候，“王国塔”上去以后费萨尔塔看不到了，原因是它的周围还有一系列比它还要高的标志性建筑，已经把费萨尔塔掩盖住了。一个城市不断出现标志性建筑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的标志，这个城市已经看不到边际了，以前两个主干道旁边就是城市，现在已经看不到边际，这个城市扩展非常非常大。
第三，这个城市变得非常小，这是很矛盾的感受。去利雅得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老首都德拉伊耶，以前从市中心开车去德拉伊耶需要40分钟，现在几乎从城市到德拉伊耶只需要五分钟时间，因为城市不断扩张，德拉伊耶离你越来越近，德拉伊耶周围，据说王储要建六个五星级宾馆，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他们的文化教育基地和传统教育基地。
三个感受下来之后，一个城市不断扩大、不断发展，肯定是需要管理水平不断加强，如果只是过去传统的治理的话，拥堵会不断增加。
如何治理？智慧城市、数字经济、数字发展可能是这些传统的城市发展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做语言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可以不断出去考察，如果一谈到阿拉伯国家，大家谈到都是沙漠、戴头巾，那是不完整的。其实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利雅得已经不是这样了。
如果想了解一个城市只是B2B是不可以的，我说的B2B是from book to book，因为书上教你的可能都不是真实的感受。我们同学从利雅得回来以后，说和他认识、了解的城市完全不同。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利雅得能够出现在我们今天这个亚洲城市排名中一个重要的标识，就是这个城市发展需要我们用眼睛看。
所以我们也可以请到知名的学者，刚才出现的埃及前外长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在他还不是外长的时候，我就曾经把他邀请到北大进行过参观，我们保持非常好的友好关系。像王栋教授和查老师都是我们经常邀请的给我们学生做报告的，所以我想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和国际研究的角度，包括智慧城市的理解，亲眼去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下，可以给我们加深很多的印象。
谢谢王教授。
王栋：谢谢，查老师。
查道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城市，不管智慧发展权重有多高，对于区域融合的点，我们需要看到这几年国际关系变化对智慧城市发展带来一个重大的不确定性，那就是海底光缆。
要发展智慧城市，要把数字化的服务、生产和技术做得更好，离不开不同城市之间、不同国家之间信息的联通，这个联通的实体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海底光缆，另外一个是通信卫星。
光缆的建设这几年越来越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包括一些参与企业的国有性质还有私有性质，企业的国籍，光缆本身是不是具有主权属性，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当然有一种说法说海底光缆已经出现了新的冷战，全球互联网分了三类网，当然这些说法可能有夸张的一面，但是确实出现了挑战。
但是从中国的企业或者我们中国的智库去思考中外之间智慧城市有一个合作的话，也还有一个新的亮点，那就是刚才有巴基斯坦的同事在台上，铺设光缆也不光是海上一个途径。
另外一个途径是通过陆上，比如说通过中国的西部经过巴基斯坦，然后连接非洲，从巴基斯坦入海。这个叫“和平光缆”，已经基本做成了，而且有多个国家的合作。同时也和中国更相关。
刚才付老师讲的，如果看沙特和伊朗的外交和解，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阿拉伯意义上的和解，叙利亚重新回到阿盟，阿盟会议里面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诺不再支持境内针对邻国、针对其他国家的民兵力量。
如果从国家关系史上看，我们讲二十世七八十年代全球经济化的加速重要的来源是什么？是中东的石油资本，油价上升了，中东的投资需求不是那么大，那么这些中东的钱存到欧美的银行，欧美银行拿来全球化，包括亚洲。今天中东的和解，包括中东国家自己经济多元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建设重点就是城市，怎么建设那是专家的事。
和国际关系影响大的是什么？包括中国我们看到所谓的排名或者大国之间的竞争，或者不合作，当然不是说通信光缆的建设一定要陆上，陆上是一个选择，怎么参与合作？中东地区不管现在的排名还是什么，我们国家的城市排名可能相对高一些，我们要更多地看到有很多机会，世界发展有了重大变化。
我大概说这些。
王栋：谢谢。我们现在开放讨论，欢迎大家提问，在座的嘉宾也可以相互提问。
凤凰网：我注意到今天的话题，国际关系和区域融合，我也注意到王老师去年您提到一个观点，现在全球化的表现是区域化，包括几位嘉宾提到各个区域，欧盟、中东等等，是不是在更加泛安全化，或者更加在国际提到的不管脱钩还是断链也好。泛安全化的影响下，会不会影响到各个区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城市治理和发展趋势，谢谢。主要提给王老师、查老师，其他两位嘉宾想聊也可以聊一下。
查道炯：把它作为一个学术要研究的现象来看，今天媒体说的比较多的名词都不是一个新的现象。永远有风险，一方采取了（行动），其他都可能是为了规避风险，另外一方他可能觉得这是不友好，或者蓄意对抗。
刚才包括陈新教授说到的发展鸿沟也好、数字鸿沟也好，好像很多好的理念有一种隐含的一个成分，也说存在贫富差距、发展差距，对比较快一些的这一方，不管是企业还是国家，是不是有一种义务去对比较低一点的（国家、地区）提供优惠或者援助？当然也不见得。这也是所有国家或者所有社会包括企业、个人都在做的事。
我在想所谓泛安全化也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有一个不断学习和摸索的过程。不管是一个国家也好、企业、个人，真正的挑战倒不是去判断另外一方他的意图，而是自己来思考，甚至于反思怎么样去适应。
打一个简单的比喻，比如说街边上普通商店的老板，比如卖面包，这个老板可以威胁某一个顾客说，我从此不给你卖面包了，他可以对一个说，可以对第二个说，说得过多的话他的面包店也开不起来。因为对于买面包的人来说，我如果有别的家可买，我干吗上你这儿来，我自己做不也行吗？所以这里边一定是水涨船高的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存在你刚才讲的泛安全化、脱钩断链、赤字风险，这些名词是文字游戏，没有任何意义，不符合常识。
王栋：我非常赞同现在出现的泛安全化或者“过度安全化”，对区域融合还有国际关系发展构成了挑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找到一个平衡。我们假设存在最优的安全化程度，当安全化程度不足会存在问题，但是过度安全化也会带来问题。对于所有观察和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以及决策者而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这个最优的程度。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政策层面，要想实现这一点都是一个挑战。
我想说我们应该看一下上星期欧盟委员会的一个决议，其中明确提出欧盟不会和中国脱钩，欧盟将会持续和中国进行贸易和各方面的关系。当然之前确实有一个时期对中欧关系我们有一些再回顾，特别是关于全球的供应链的情况，比如说在航运方面，这恰恰证明了不管政治方面的考量如何，其实经济方面的考量永远都是我们的侧重点，它在驱动着我们的关系。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我们是需要全球的合作来提供个人防护、设备等等，还有在其他的一些领域，产品、产业等等。
最近我们也听到了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所发表的一个演讲，她提到了相关的一些风险，但是这样的风险是在欧洲和美国都被一些政治家提到了，但是一旦提出来马上就在中国有一些回应。但是我要说，欧洲对于去风险化的看法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些互动的。
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很多情况也是出于去风险化的考虑，比如要自主独立等等，正如刚才查教授所说的，很多国家都在这样做。
王栋：谢谢大使。
查道炯：我想再补充一两句，可能它是一个常识，但是也有道德的因素在里面，比如说当我们去识别出一个企业，比如说生物技术等等来进行去风险化的话，我们想不再依赖其他国家，比如说医药的一些前体化学物，或者生产药物的设备，如果我们不想再依靠其他国家，用这样的方法风险化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去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到底是要去哪些风险呢？
其实风险这个东西是比较主观的，很有可能就反应过度了。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智慧城市，我们需要更加广泛地去发展和传播像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知识和技术。（如果说）“我们需要去风险化，需要保证，没有人能赶上我，或者要远远落在后面”，这就太过分了。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我一直没有去点名某个地区或者某个国家。
中非发展基金代表：我有两个问题。给查老师的问题，面对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危险冲突，区域融合方面应该如何开展工作。给付老师的是，北非的阿语工作对非洲区域化是不是有一些引领作用？
查道炯：问题都很大，我也不太清楚在座其他的同事对你提的问题的背景是不是了解。
撒哈拉地区和中国内部的区域一体化得益于2019年签订的非洲地区泛非盟下面的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当然只是建立一套规则。一个是基础设施，比如非洲的航空条件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不少两个非洲国家的城市相差可能几百公里，但是要飞的话必须先飞到埃及、南非、比利时或卡塔尔去转机，这不是一个优化的办法。另外像铁路、公路这个有很多基础方面的事情要做。
第二，中非合作这几年的重点是促进非洲的产品，特别是农产品向中国的出口，这个方向是对的。包括刚刚在湖南结束的第三届中非贸易扩大会。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发展也是大国竞争的重要领域，我们注意到美国刚刚取消对埃塞俄比亚的一部分制裁，是政治原因，是美方想在埃塞和中国直面经济上的竞争，这个当然不能说他错了。
与会嘉宾针对研讨问题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在欧盟的“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美国的“重建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框架之下，就是为了证明我的方案是有智慧的，反正更多是看怎么有利于某一个非洲国家自己的城市化建设，有利于他们城市之间关联性的提高，可能是重要的。
付志明：其实非洲这个地区确实有它的特点，确实有撒哈拉以南地区和北非地区不同的特点，我所接触的非洲朋友确实也来自这两个地方。
谈到区域合作和区域发展时候，因为中东和北非是一个区，但是我们把它割裂开来做就比较麻烦。如果单独算作一个非洲地区又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刚才谈到的问题特别好，北非这个地方可能更多从文化角度更倾向于阿拉伯，有些城市倾向于欧洲，有些地方更倾向于亚洲。我们做这些研究的时候要区别对待，不能完全简简单单按行政区分划分，更多还要区分区域和它的特点，所以北非这个地方的研究可能要和撒哈拉以南地区分开。
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智慧城市发展时做统一标准的时候，其实还要谈到、想到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特色和特点，其实特色研究可能比大一统、大一化的更重要，谢谢。
王栋：有请三位嘉宾各用一句话做一个最后的总结，有请大使。
达里奥·米海林（Dario Mihelin）：我真的喜欢和大家进行互动，所以王教授，我期望有下一次交流的机会，任何与中欧关系相关的主题我都会非常感兴趣。
付志明：感谢王教授和他组织的这个团队能做智慧城市排名，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研究和观察的新数据，我想我们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不只是普通的传统建设，其实数字化和未来发展也是我们更多的关注焦点，谢谢。
查道炯：当我们上台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我觉得可能大家会问“我们”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说中国人、巴基斯坦人、欧洲人等。当我们更多侧重城市福祉的时候，而不是仅仅建立国家和大的区域的时候，或者文化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研究国际关系很好的抓手。当然，“我们”并不仅仅说中国人，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去更多地让我们的关系更加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