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在马来西亚的短暂经验，让我们明白不能基于一个种族，一个 宗教及一个语言立国。我们重视建立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语言 的平等国家。我们绝不任由种族、语言和宗教议题来主宰政治，因为这样 必会带来灾难。因此，新加坡即便华人占多数，独尊华文的沙文主义是我 们得严防的。
独立之初，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谋生？如何存活？这是200万人 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明白单靠母语，无论是华语、马来语或淡米尔语， 是没有办法谋生的。而这个周围都是马来人的多元种族新兴国家，绝不能 选择华语作为共同语，否则，国家一定会乱，在国际上也无法生存。我们 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国家，只有加强学习英语，才有好日子过。
于是，在让人民穿暖吃饱安定等“共同利益”的政治经济前提下,我 们选择了英语为共同语。而在“公平”的社会前提下，我们必须为人民提 供学习各种族母语的平等机会。学习母语，还附带了解自己种族文化历 史，建立文化底蕴，能在人前信心满满，有了抬头挺胸的底气的作用。这 是我们制定双语政策的重要理念。
我们的双语政策，制定之初，就是一以英文为谋生工具，二通过母 语以保留传统文化价值观。
话虽如此，我们却不能在1965年就推行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全国教 育政策。20世纪50年代华校中学生暴乱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语言 课题太敏感了，我们不能立即实行变革。各个族群当时都热切维护各自的 母语，要在这种情势下宣布人人都得以学习英语为主，后果是不堪设想 的，其中的政治代价太大了。
当时的语言情况也非常复杂：要让75%说着不同方言的华人，另外 14%说着马来语的马来人和8%同样说着不同语言的印度人，学习一种 “非我族语”的前殖民政府语言作为共同语，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个任务 何其艰辛繁重，所以我们只能循序渐进,慢慢来。我不想把改变学校用语 演变成一个造成社会分裂的课题，就像斯里兰卡和许多新兴独立国，当 宗主国离开后，人民为国家用语产生的争执那样。
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多语言国家的领袖，我的首要任务不是维护任 何一个种族的语言与文化，而是确保国家与全体人民能生存与进步。无论 我如何为古老的中华文明感到自豪，在政治上，我绝不能被看成是一名 华文沙文主义者,否则将为新加坡带来灾难。
华文很敏感
语文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新加坡身处马来海洋之中，我们必须认清 这个事实。1965年新加坡独立，我面临新加坡人口虽有75%华人，却不能 以华文作为共同语和工作语文的困难。我做了很全面的思考，也就这个课 题，对人民进行大幅度政治教育。
新加坡位于东南亚，100年后、1000年后,我们仍是东南亚的一部分。 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跟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命运不同，连生活方式 也不同。既然如此，我们所制定的政策，就要确保在东南亚跟邻国和睦 共处，并在自己的家园当家作主。任何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原则为准绳。
新加坡华人既然处身在这个非常动荡不安的东南亚地区，又常常遭 人疑虑，我们就必须明白自己的处境，密切注意本地区的局势，尽可能做 好准备，尽可能为自己寻找最适当的出路，绝不能有丝亳轻率举动，绝不 能有丝毫错误估量。
敏感的局势不只是对华人，对印度人、马来人或欧亚裔人其实也一 样。只要身在新加坡，我们的前途就取决于新加坡的繁荣，而非中国、印 度、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的繁荣。这是一种政治教育的过程，一定要彻 底进行，而且必须成功，否则国家将四分五裂。如果印度人相信印度的繁 荣和伟大就等于他们的繁荣与伟大，马来人相信马来西亚的繁荣和伟大 就等于他们的繁荣与伟大，我们就有麻烦了。
1965年8月新加坡独立时,就有记者问我新加坡是不是另一个中国， 我告诉他，这绝对是错误的。新加坡不是华人的国家，也不是马来人的国 家、印度人的国家，或混种人的国家。新加坡是新加坡人的国家，不分种 族、不分宗教、不分语言、不分文化，是所有有公民权的新加坡人的 国家。
我们的立场必须非常明确。即便我是一个华人，跟孩子说华语,孩子 上华文学校，那不代表我不效忠新加坡。我跟中国有什么关系？新加坡是 一个新加坡人的新加坡，不是华人的新加坡。
我们这个立场必须十分明确，因为，很快，中华总商会就决定要求政 府在新宪法上明文规定华文华语为工作语文。
这两个人当场就被我狠狠训斥了一顿。我说，你想把新加坡变成斯里兰卡吗？为了僧加罗语、淡米尔语的语文问题而暴乱吗？这样做，这里的 马来人、印度人还有什么前途？这样做，只有把他们变成恐怖分子！这是 不可能的，这是废话！如果我们以华文为工作语文，除了引起内部骚乱， 我们能怎样生活？我们能跟谁做生意？跟中国台湾地区吗？跨国公司为什 么来我们这里投资？就因为我们懂英文。否则他们宁可去中国台湾地区， 那里成本更便宜。
正因为我们用英文为工作语文，今天才有了很大优势。数千家公司在 我们这里设立了区域办事处，他们带着有华文第二语文水平的雇员到中 国做生意。他们的语文水平足够和中方交流沟通，又不会泄漏公司 机密。
我们的议员后来经常提醒华社，要看清新加坡的地理环境。新加坡 要生存，必须实行多元种族的政策,语言、宗教及教育一律平等。
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里僧加罗人和淡米 尔人过去都以英文作为彼此的共同语，互相来往。后来，由于占人口80% 的僧加罗人语文成为官方语文,于是占人口 20%的淡米尔人就被排挤，锡 兰自此陷入长期动乱。这种制造麻烦的行动，新加坡政府是绝不容 许的。
在那个时代，我非常明白独尊华文会给新加坡带来难以估计的损 害，但我同样也知道让华社失望对我的政治地位非常不利，这也给了反对 党乘机搅局的把柄，可是在现实的政治情势，我不得不采取对整体新加 坡人都有利的策略，我只有以政绩，而不是诉诸种族情绪，来赢得人民对 我的支持和信任。
我一直向人民保证，新加坡政府不会在教育上或文化上消灭华人的 语文。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在经济方面的推动力。但是，如果任何人要制造借口，虚构华人语文和文化将面临灭亡的危险，以期鼓起种族情绪，那 就一定要受到严厉的处分。
1971年就发生了一起报章企图借着语文和文化问题鼓动种族和沙文 主义情绪的事件。当年5月2日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了该报的总经 理李茂成、总编辑仝道章、主笔李星可和公共关系经理兼发行部经理郭 隆生。这家报纸是《南洋商报》。
1971年2月仝道章从《星洲日报》引进李星可担任社论撰写人，《南 洋商报》开始集中通过语文问题，鼓动种族情绪。在社论《华文的前途如 何？华语的前途如何？》中他们说：“四种语文一律平等当中，居然有的语 文逐渐越来越比其他几种’更平等’。"在社论《谁是“沙文主义” ?》中 他们指责政府是“数典忘祖的二毛子”,这都是很恶毒的字眼。他们也要 求政府以华文出版宪报，因为这是大多数人的语文。他们这样做，无非要 求华文成为唯一的官方语文，成为在政府和法庭使用的语文。我认为如 果政府不及时制止这种利用种族、语文问题混淆人民、分化人民、制造误 会的行为，势将引起种族主义的爆发，导致社会的倾覆和国家的沦亡。
我们认为报章尽可以批评政府，但不可以制造足以毁家灭国的言论。
我后来在芬兰赫尔辛基参加“国际报业协会”大会，回答记者询问时 说：“撰写社论的李星可送五个儿子到澳洲受教育,我的子女全在新加坡 接受华文教育。任何人说我数典忘祖或要扼杀华文教育和文化，对我都 是危险的。因为如果大部分新加坡的人民都相信这样的话，这意味着我 将在下届大选失利。所以政府必须表现出坚定立场，不允许这类文章 发表。”
以英语为工作语言是建国国策之一
罗马帝国崩溃后，拉丁文曾经是多数西方国家通用的语文。法文是拉丁文成了死的语文后的至尊语文。在美国还没有崛起成为强国之前， 欧洲受过教育的人是会说法语而不是英语。读过俄国托尔斯泰或任何其 他俄国名著的人，都会知道在那个时期，法文是统治者的语言。在20世纪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300年，法文是国际外交的首要语文。
可是，二次大战后，美国迅速崛起，美国是个使用英文的大国。加上 英国旧有的殖民地曾遍布五湖四海，到处有人使用英文，于是，世界上立 刻有了一个很大的应用英文社群。
1946年，在纽约成功湖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大会采用英语和法语作 为工作语言。大会还有其他官方语文，如华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但是， 为了文件翻译的便利，和确保世界领袖的交谈都能够彼此了解，当时的工 作语文减少为英语和法语两种。到了询问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代表要用哪 一种语文处理文件,他们都选择了英文。这个决定，加速了开始抬头的英 文的发展。当时，除了加拿大魁北克，英语已支配了整个北美洲，即便讲 法语的魁北克人也懂得美国式的英语。后来连曾经是法属殖民地的非洲 国家和越南，为了要和世界联系，都必须转用英文。如果你在CNN上说法 语，除了6000万法国人，还有谁听得懂？只有说英语，才能跟世界上几十 亿人沟通交流。
英语、英文，在国际场合上,有了使用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趋 势。它不只是国际外交场合的共同语,还是吸取科学及技术知识的媒介， 是新加坡要工业化、要谋生的重要工具。
华文由第三世纪起，也曾经是东南亚好些国家的文人、使节及政府 官员所使用的语文。华文未来会不会有一天取代英文，成为国际语言呢？ 这是很多人拭目以待的。华文的问题在于它不是拼音文字，学会了听和 说，还要学写最少3000个方块字，并把它串联起来。汉字的音调有四声， 有些还有五声，即使从小开始学，要会听会说都不容易，更别说还要会 读、会写。一位曾在美国外交部教外交官学习语言的汉学家顾百里说，美 国入学华文的时间是学其他欧洲文字的四倍。因此，华文要向世界普及还 需要走很长的路。
以英语为工作语言是独立后数周、我们最早订定的几项建国基本决 策之一。我们是务实的，需要最实用的语言。从前,为了能与联合邦合并， 我们用马来语做共同语,但今后，需要跟外国接触,我们选择了英语为共 同语。我们继续保留马来语为国语，也保留马来语国歌。军队我们继续以 马来语发号施令,但国家的工作语言确定是英语。
对于英语的应用，如果还有人把它称为“殖民地语言”来抗拒，是很 愚蠢和狭隘的。当时我表示，在未来一个长时期，英语会继续在新加坡 的文化和科学的进步上，担任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有必要在学校普及 英文教育和提高英文水平。
由于经济理由，英文至关重要，它对新加坡的发展有很大帮助。但 是在我们这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如果只学英文，又是愚不可及 的。因为这将使人民脱离自己的文化根源。如果人民不了解自身的历史文 化，因为学英文而斩断了源头，丧失了文化认同感，失去对自己文化的自 豪感，以致没有定向，不知何去何从，那又是一出悲剧。
受英文教育的人，过享乐舒服的生活，日子过得比华校生好得多。但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没有自信心，这个差别是很明显的。 这让我一辈子难忘。所以，我决心要改变这个现象。
那时候，华校生、中学联和年轻的积极分子，号召学生支持罢工工 人。1956年发生的骚乱，是我难忘的经验。1957年政府要扫荡学校里的 左翼分子。学生在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集中、静坐一两个星期，学校周围 都是警察。警察包围他们，以为他们肚子饿了，会放弃，跑出去。可是他们 的父母却把吃的、喝的、穿的，拿去给他们，最后，警察采取行动，发生了 很大的暴乱。
那时候，我驾车经过杜尼安路新加坡大学的宿舍，却看见那里的学 生还在开心地玩乐，让我感到不安。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不是在玩游 戏啊！我因此决心要改变这个现象，要不然，所有学生都变成那个样子， 新加坡就失败了。
南洋大学，也在闹革命。当我到那里去时，他们向我喝倒彩，向我施压力。我看到那一场革命是操纵在一小部分人的手中。在幕后操纵学生 的是非常坚强的家伙。我见过他们在快乐世界指挥行事的阵势。几个人用 扩音器大声发号施令，各校学生便乖乖听话地排队上校车，分头散去。他 们能使各校校长走到台上去主持他们学生会的就职典礼。他们的组织才 能，那种冲劲，正是文化的推动力。我不要这股冲劲所朝着的方向，但是 如果人民没有那种冲劲，我们将永远一事无成。
我自己是英校生，曾经有过失去了文化根基，失去了自信心，一种怅 然若失的感觉。我深深体会人一旦失去文化根基，就失去自信心的危险。 一个人要有高度的表现，必须先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才能了解世 界。我说英语比说华语好，是因为我早年学的是英语。但是，即使千年万 代，我也绝对不会变成英国人。我的内心并没有西方的价值观念体系，而 是东方的精神价值体系。我应用西方观念，西方语文，这是因为我了解这 些观念和语文。但是我的头脑里却有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东方体系。这个 思想体系让人有自信心、有胆识、有热情和有充沛的精力。
话虽如此，我又认为一个人如果只讲一种语言，只懂一种语文，不管 是哪一种，不只对自己构成问题，对社会也构成问题。多懂一种语文，会 多了解一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人的思想会像开了窗子，开朗多了， 会对他人有更多的了解和容忍。我也发现沙文主义者，执拗的和极端的 人，往往只懂得一种语文。他们的思想闭塞，没有开阔的窗子可以看到别 人的存在。
在新加坡，受英文教育者或完全受英文教育而不会看华文报的人， 他们的思想不全面，他们只看到一边。《海峡时报》的记者如果不懂福建 话或者华文,他们会以为新加坡人一般上都是讲自由民主，需要反对党。 他们虽然承认新加坡稳定安宁，繁荣，却认为同时需要反对党和反对政 府的声音。
一个只懂英语的人，是处在比较不利的地位的，他们不会知道发生 在新加坡大部分地区的事情。如果只相信《海峡时报》所报道的新加坡 就是真实的新加坡，那其实是生活在梦幻一般的世界。
有抱负，希望成为一个领袖的人，一定要懂得两种语文。如果一个要 做部长的人，却不能读华文报，就这样去思考及发言,就有麻烦了。
可是单单读华文，又怎样谋生呢？如果我们只通晓自己的母语，在新 加坡是无法生存的。居住在东南亚，要和邻国的政治、经济，还有社会环 境产生关系，是不能单靠华文的。然而，只懂英文，又不了解自己的历史 背景，就会看不清历史的远景。因此，推动双语教育，成了使新加坡向前 进的最佳策略。
有魄力，有胆识，敢作敢为，果敢刚毅的人，才能在动荡的东南亚求 生存，但有勇无谋是不行的。因此，新马分家后，我和同僚非常关注教育 问题。我们思考如何通过教育，培养既有思想、有才干，体格又好的下一 代，使国家继续生存。
我们在检讨教育政策时，发觉独立那年有6万名新生报名入学，其中 3万8000人进英校，1万7000人进华校，5500A进马来学校，116人进印校。 这意味着,假如不注意推动双语教育，10年、15年后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将 会有三分之二是只有知识，只能服从政府政策的人，而不是有魄力、有胆 识的人。
我们的人民，不能只懂一种语言。只懂华文，或英文或马来文，是无 法生存的，因此每个学生至少得懂两种语文，最好是懂四种语文。学生不 管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我们都得保卫他们的文化传统不致丧失。因 此，各语文源流学校应该果敢地面对问题，改善自己的教学内容。
即便我们在1965年就决定以英文为工作语言，但是在衡量必须付出 太大的政治代价后，我们并没有立即在学校推行英文为第一语文的教育 政策。我只能耐心地等，不料，这一等，要等到1979年《吴庆瑞报告书》发 表后，才能确定英文为主、华文为辅的双语教育比重，并且到1987年才统 一语文源流，全国学校（除了特选学校）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 语文，很多华校生的出路因此受到影响，我为此感到内疚。话虽如此，即 便时光倒流，我也不会提早这样做，因为这实在不是简单的语文问题，而 是严重的、复杂的政治问题。我们是民主制度，一人一票。我一这样做，受华文教育者就认为我是消灭华校，会引起大骚乱。我要给受华文教育的 家长时间，慢慢改变他们的思想，慢慢让他们了解整个局势，一旦了解了， 他们明白这不只是新加坡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他们对语言问题 就不会那么执着了。
事实上，当时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也是持久不息 的。许多讲华语或方言的家长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意 结，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英国人统治时期，他们的儿女能从小学到大学， 完全接受华文教育,而在自己的民选政府管理下，儿女却必须学英文。他 们不明白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我们没有办法不承 认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的 语言。
所以，我们当时的做法是维持原状,让四种语文源流的学校并存，并 推出第二语文，给人民自由选择。在语言教学上，我先为英文源流学校引 进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为第二语文教学，这一步受到家长欢迎。我也 为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学校引进英文第二语文教学，以平衡整个 局面。
全体学习英文，为的是能公平竞争。以母语教育的传统价值观和文 化语言作为根基，为的是培养起人民的斗志和骨气，为国家社会带来稳 定和繁荣。这就是我们双语教育的理念。
我们认为新加坡年轻一代能否好好掌握两种语文，关系到他们本身 的事小，关系到国家社会荣辱稳定的事大。我们要有个富强的国家，有个 稳定的社会，就要有身心都刚强勇猛的人民，能不受利诱、不惧威迫、斗 志旺盛、意志坚强的人民。这样的人民只能从具有悠久历史、优美传统的 文化中培养出来。这样的文化来自各族人民的母语教育。但同时还能握 有英文，这把通向西方高深知识的钥匙。
我曾经对英校生说，在英文学校读书，好好学习英文,但同时不要忘 记自己并不是英国人。我要他们尽管学英文、用英文，但千万要保留自己 所承继着的文化和原来文明的那份可贵的遗产，以过去的历史文化和现代的知识与价值观作为基础，来为新加坡创造一个足以自豪的现在和 将来。
我曾对英校教师说，新加坡的生活，并不只靠更多的旅馆、更多的 宴会、更多的汽车、更多的高架公路、更多的第13个月补贴金和更高的工 资，这一切固然必要，但如果我们在这发展的过程中，迷失方向，不能认 识自己，这一切也是徒然。
如果我们迷失方向，不能认识自己，而把自己和那些与我们不同类的 人混淆起来，以为他们和自己一样，这是可悲的。我认为我们尽可以说英 语，尽可以应用英文，尽可以通过旅行，或从电视与电影上观看英国、美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这些英语世界的动向，但要明白其中有很多是与 我们毫不相干的。只有先知道自己的传统价值，我们才明白西方世界是另 一个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气质，他们的人生目的，也和我们不同。
如果我们像一些社会那样盲目模仿美国人或英国人，只会说些洋泾 浜英语，而没有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或文化，那么，老实说，这样的社会 或国家根本不值得建立，更谈不上捍卫了。
所以，我们必须用母语传授足够的基本价值观念和文化。就算儿童 不会背诵唐诗、《论语》，或马来班顿，或淡米尔诗歌，至少对自己的文化 有个概念。他们在戏院里看电影、在家看电视，或者在街上看到从澳大利 亚、新西兰、英国和美国来的年轻人的时候，能够了解他们是他们，我们 是我们。
华文是一种不容易学的语文。它是单音的、分声调的、用方块字书写 而不用拼音字母书写的。最好是趁年幼时候，4岁进入幼稚园，通过一边 学一边玩的方法打好基础。
我们要为学生的前途提供学习语文的最好环境，让他们从华文或母 语中学到在一个有条不紊的社会生活里的人情世故，以及工作纪律的价 值观念，再配合英文，使他们吸取新知识和顺利就业。我们的孩子，特别 是那些还在小学念书的，他们在长大后看到的，将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以 及一个不同的亚洲。有朝一日，他们将因此衷心感激，因为总算没有被短视的父母和政府所害，让他们不至于陷入只懂得一种语文，无法应付时代 需求的困境。两种语文是起码的需要。对于具备中上资质的人，懂得三种 语文,会有更大价值。
本文节选自《李光耀的自传：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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