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正举办着一场跨文明特展，214件（套）来自美国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的玛雅文明艺术精品与金沙遗址的神秘古蜀文明展品在
文/《环球》杂志记者 吴美娜
编辑/马琼
“在民意方面，拉美人对中国的印象其实变化很大，我自己有切身体会。我在阿根廷时经常到各地，在学校、军队、企业和政府机构中向人们讲述中国。我注意到当地报刊增加了对中国的报道，很多人对中国的情况开始感兴趣，并逐渐了解。我离任时，阿根廷政府为我授勋，阿外长当时说，我的三年任期让阿根廷人民了解到了‘另一个中国’。”回首往事，徐贻聪感慨良多。
徐贻聪曾担任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担任过中国驻厄瓜多尔、古巴、阿根廷等国家的大使。由于在推动拉美与中国友好合作关系上的贡献，他获得了厄瓜多尔、古巴和阿根廷政府颁给外国使节的最高级别荣誉勋章。
著有《我与卡斯特罗》《结缘拉丁美洲》《轻走天下》等书的徐贻聪，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持续关注拉美问题和世界局势。中拉命运共同体提出10周年之际，《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这位阅历丰富的老外交官。
结缘拉美，“瓜”故事
《环球》杂志：你和拉美是怎样结缘的？
我1958年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学制5年。当时，北外有将我和其他3名同学选出来特别培养、预备毕业后留校任教的计划。1963年3月，临近毕业，学院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点名让我尽快去外交部报到。就这样，我成为古巴驻华使馆的翻译，后来被派往中国驻墨西哥使馆，与拉美的不解之缘从此开始。
我在拉美工作加起来有20年，去过拉美大部分国家，尤其是我曾担任大使的厄瓜多尔、古巴和阿根廷，我去过这些国家的每一个省和大多数城市。拉美有灿烂的文明、热情的人民、壮丽多彩的自然风光，也有着被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剥削的血泪史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抗争史。在现代，拉美寻求独立发展，挣脱“美国后花园”的枷锁，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力量在世界舞台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环球》杂志：与拉美打交道这些年，有哪些特殊经历或故事令你印象深刻？
徐贻聪：这里想讲两件能够体现中拉关系发展的小故事，都和“瓜”字有点关系。
第一件是“徐贻聪黄瓜”。1993年9月，我到古巴担任大使，发现使馆人员在日常生活中的蔬菜供应困难颇大，便在第二年回国述职时从北京的市场上买了一点黄瓜种子，带过去在使馆的大院里试种，没料想长势很不错。当时还是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劳尔·卡斯特罗去使馆做客，见到后大加赞赏，指示当时的古中友好协会主席、古巴著名华裔将军莫伊塞斯·邵黄（中文原名邵正和）试种，很快哈瓦那省及附近的几个省开始推广种植黄瓜。后来，古巴农业部长举行仪式，将这种来自中国的黄瓜命名为“徐贻聪黄瓜”，并代表国务委员会正式授予我相关证书。
第二件是“瓜皮帽与小辫子”。1997年8月，我受命出使阿根廷，任职不久参加一次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青年学生互动的讲座，一名学生问我“中国人是不是还留小辫、戴瓜皮帽”？这个问题令我非常诧异，也意识到需要切实加强向阿根廷各界介绍中国，讲好关于中国的故事。
这两个“瓜”的故事“一正一反”，但都是中拉友谊日益紧密的体现。多年来，一代代外交人跨越太平洋、远赴拉美，他们奔波的足迹串联起两个大陆、两个文明，这样的“藤”越来越长、越坚实，藤上结出累累硕果。我讲的“瓜”的故事，便是其中两个。
拉美地位举足轻重
《环球》杂志：拉美这么多国家，有哪些共性与不同？
徐贻聪：拉美国家多曾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使用相同或同源语言的国家比较多（19个国家讲西班牙语、1个讲葡萄牙语，还有国家讲法语和荷兰语），有共同的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记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文化共性，比如热爱歌舞、普遍信仰天主教等等。
但这些国家间也有颇多差异：拉美有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也有中美洲的诸多小国家；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参差不齐，民族特点、社会风俗、自然气候方面也各有特色。因此，对拉美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去考虑，但对具体问题的处理，则要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处理方式，避免以偏概全，更不能“张冠李戴”。
《环球》杂志：如何看待当前拉美政坛“左右进程”的变化？拉美一体化进程趋势如何？
徐贻聪：拉美地区国家多，政党也多，信奉不同的理念和政策主张，形成不同的政治光谱，故而整个地区常有所谓“颜色变换”，党派较量或纷争不时见诸报端。也正因为拉美地区国家多、政治体制不一、信仰和追求差异明显，寻求整个地区的一体化并非易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长期以来，拉美各国一直在为一体化目标不懈努力，建立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等一系列能够发挥一定作用的地区性组织。近几年随着地区大国巴西回归，巴西总统卢拉等牵头提出以降低拉美地区对美元依赖的地区性货币“苏尔”（SUR，意为南方），一体化进程偶有亮色。
中国一贯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一体化进程，高度重视发展同拉共体关系，将拉共体视为巩固发展中国家团结、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伙伴。
《环球》杂志：拉美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舞台扮演怎样的角色？
徐贻聪：拉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不仅在美洲，在全世界地位也举足轻重，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拉美地区国家一直动议加强合作与团结，以期形成一个整体参与世界事务。
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需要多极化，打破霸权、垄断和不合理的旧有体制，需要多种力量的共同参与，特别是那些有过自身苦难经历的“后起之秀”。
中拉携手造福全球
《环球》杂志：今昔对比，你认为中拉关系的最大变化是什么？背后主要原因是什么？
徐贻聪：整体上看，中国和拉美相距遥远，以前的相互了解很不够，大规模、大范围的合作起步也较晚，但中拉没有利害冲突，多方面的互补性极强，有着开展和深化共赢性合作的天然条件，这是推动中拉合作关系快速推进的重要动因。中拉双方领导人频繁互动，促进了中拉关系的飞速发展。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拉近了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距离。
在我看来，中国对于发展与拉美国家关系一直感情充沛、态度如一，始终抱持不干涉内政和坚守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不排斥第三方，并与拉美各国共同全力推动这种关系不断登上新的台阶。中拉合作，各方参与度越来越大、热情越来越高，发展前景也会越来越广。
《环球》杂志：今年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周年，也是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宣布成立十周年。中拉合作“公约数”不断扩大，对此你如何评价？
徐贻聪：2018年12月，中国领导人倡议构建新时代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中拉关系，赋予中拉关系丰富的时代内涵，得到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2021年9月，中国领导人应邀向拉共体第六届峰会作视频致辞时，充分肯定三年来中拉关系发展成就，明确指出中拉关系已经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
尊重互信是新时代中拉关系发展的稳定基石。合作共赢是新时代中拉关系发展的活力来源。近年来，中拉贸易合作迸发蓬勃活力，越来越多拉美地区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厄瓜多尔自由贸易协定于5月1日正式生效，中国在拉美的自贸“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创新驱动为新时代中拉关系发展注入新动能，新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中国和拉美有着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中方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安全、文明三大倡议符合拉美的发展利益和诉求，因而得到拉美多国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已延伸至拉美20多个国家，拉加地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日新月异，发展快速，范围扩大；中拉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中拉合作在极大的互补性中不断强化，双方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持续加深，并在共同克服主、客观方面的困难和障碍中逐步形成新型合作模式，鲜明地造福于双方人民、世界人民，成果令人欣喜，前景值得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行走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历程中，耳闻目睹拉美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诸多相似点，比如两者在建筑、运动、游戏、方块文字、个别词语的发音等方面的共性现象和实例；在美洲不同地方出现的中华文明中的甲骨文，等等。如果中拉双方能够加强在考古、文明探究方面的合作，深入了解各自文明的来龙去脉以及相互间是否存在某种连带关系，或许会进一步增进双边关系，同时也是对人类历史研究的重大、特殊贡献。
《环球》杂志：中拉关系发展对世界有何启示？
徐贻聪：当今世界，乱云飞渡，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美西方政客妄图火中取栗，挑动是非，往战火上加柴浇油，四处转嫁危机，在世界各地不遗余力制造、加重不同类型的凶险，破坏稳定，威胁和平。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真诚、平等、尊重、正义和共同利益的中拉关系格外可贵。
国家关系需要的是尊重，是平等相待，寻求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应着眼于生存、和平、和谐，通过大力加强国际合作，与霸权主义等单边行为进行斗争，让世界在共商共建共享中协同发展，实现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