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书店太可爱了。” 参观过梧桐树下的思南书局，杜克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罗鹏（Carlos Rojas）和杜克大学中国与日本文化研究客座副教授周成荫感叹。
二人是海外汉学界著名的伉俪，兴趣广博。他们是余华和阎连科作品最重要的海外译者，二人合译的余华小说《兄弟》在英语文学界广受赞誉。
周成荫出身书香世家，外公是中国近代著名报人成舍我，她在哈佛大学开设过一门叫“唐人街”的课程，称自己“关注一切电影、文学、动画、粉丝文化、华人街相关的议题”。罗鹏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和大众文化，他的著作《裸观：中国现代性的反思》(The Naked Gaze: Reflections on Chinese Modernity)、《长城：文化史》(The Great Wall: A Cultural History)、《离乡病：现代中国的文化、疾病以及国家改造》(Homesickness: Culture, Contagion, and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预计明年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参观过思南书局，二人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
“美国的书店可以向中国学习”
沪上实体书店近年来如雨后春笋，对于爱书人来说，有趣的书店永远不嫌多。罗鹏和周成荫夫妇这次来到上海，是因为罗鹏受华东师范大学之邀来开一门叫《全球化的中国》的课。
“一到上海，就问到哪里逛书店。” 问了一圈，周成荫得到答案“思南书局值得一看”。
思南书局所在的欧式四层洋房始建于1926年，曾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故居，也曾是著名诗人柳亚子读书写作的故地。周成荫对这些历史津津乐道，但更令她印象深刻的是这里的图书选品，“很精致，书筛选也很好。”
书架上摆放的大都是精选出来的文史哲类图书，还有与英国伦敦书评书店合作的英文原版书推荐。精心选择的书籍让从小在台湾长大的周成荫想起早期的诚品书店，“现在诚品书店太过商业化了，思南书局还是看书的地方，书选得也好，不只是看礼品的地方。”
罗鹏则夸思南书局“非常可爱”，“美国的书店很多都是卖通俗读物，菜谱之类的，这里还是偏重历史、哲学、文学、艺术。”这让他印象深刻。
和中国类似，在美国，亚马逊等网上购书渠道的发展让独立书店处境艰难，近几年来，独立书店开始另辟蹊径，积极开办活动和讲座，将自己打造成“社群中心”，获得了新的生机。
杜克大学附近的独立书店The Regulator Bookshop是罗鹏周成荫夫妇经常光临的地方，这家书店目前的两个管理者是荷兰人，因而非常关注翻译文学，有一面墙的译本，这在主要阅读英语文学的美国并不多见。
“这家书店书种类不多，但只要我能在那边买书一定会在那边买。”周成荫说，这是他们支持独立书店的一种方式。这家书店也承担着社群中心的功能，两人的孩子每周都会去书店，参加领养猫咪和刺猬的活动，邀请作家和学生分享的读书活动也在这里定期举办，周成荫和罗鹏主持的研究中心“故事实验室”和这家书店也有定期合作。
“美国的文艺沙龙本来不在书店里，而是在校园。现在开始来到书店。”周成荫说。罗鹏也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这一点美国的书店可以向中国学习，“之前美国书店主要是比较商业的，现在又回到文艺沙龙的形式。”
二人曾联手翻译余华《兄弟》
文学翻译界有很多令人称道的伉俪，罗鹏和周成荫就是其中一对。他们合作翻译的英文版余华小说《兄弟》2008年出版，最大限度保留了余华笔下嬉笑怒骂口水味十足的笔调，是难得的在英语文学界传播广泛且备受好评的中国小说译本。
十几年前，《兄弟》的出版在中国取得巨大影响。余华对这本书的海外译介也颇为上心。恰逢他在哈佛大学访问，周成荫负责接待，不放心出版社找译者的余华当即提出希望罗鹏周成荫夫妇接下这本小说的翻译，周成荫一口答应。
时隔11年，周成荫依然记得翻译过程“很愉快”，她翻译上册，罗鹏翻译下册，二人再交换校对，以保证语气一致。
余华小说口语化风格浓郁，书写荒诞的《兄弟》笔调里更是充满大量重复的内容和粗俗的语言。二人在翻译中，语言的难度并不大，最难的反而是如何让编辑接受余华特殊的风格。
在美国，编辑的权力较大，和作者的关系更像合作，对于他们认为该改动的部分，也会毫不客气地提出。罗鹏和周成荫在翻译初稿中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余华的语言风格，编辑初次读觉得无法接受。
“美国文艺出版读者基本都是女性，有统计说90%以上读者都是女性。”周成荫记得他们把初稿交给编辑，编辑看了说“需要流那么多口水吗？”，“他觉得书太粗鲁了，因为读者基本都是女性。我说余华的书原本就是这样的。”
另一个需要说服编辑的是余华的重复语言，不断重复某些词语在中文表述中是常见用法，但英语中很少，编辑觉得没必要把每一次重复都翻译成英文，建议全部删掉。
“但我们觉得应该保留那种感觉，这是《兄弟》这本书的表述特色。”罗鹏和余华沟通后，余华也认为重复是小说最大的特色，应该予以保留。为了说服编辑，他们还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为什么要保留这些内容，“绝对不能删掉。”
最后在罗鹏、周成荫的据理力争下，最终出版的《兄弟》改动不多。书出版的时候，编辑不仅允许罗鹏、周成荫把这些他想删掉的重复部分都放回去，还让他们为书写了个序言，解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包括编辑开始要把这些内容删掉，后来在我们的解释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又把这些内容放了回去。”
文学界的“女性主义”
“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男作家写书评和阅读，只有10%是写女作家和有色族裔。”周成荫提到最近美国文学界发生的一件事，《纽约时报》有一个找作家推荐好书的专栏，女作家劳伦·格罗夫（Lauren Groff）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她写的所有专栏文全部是推荐女作家的书。
“不久大家就提出疑问，觉得为什么只推荐女作家。但其实如果一个人推荐的书都是男作家写的，就根本不会有人意识到。” 周成荫认为，格罗夫正是用这样的方式，让人们意识到文学界对女性的忽视。
罗鹏对文学、学术界对女性的忽视也保持关注，他提到自己上月在香港参加了一个科幻小说研讨会，第一天参加研讨的是作家，他主持的小组中，7个组员都是男性，第二天的论坛邀请了9位作家和学者，包括他在内全都是男性。他第一个发言，“在座的所有人都是男性。”
“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不论是科幻小说领域还是文学研究领域，都不乏女作家、女学者，罗鹏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原因还是对女性的忽视，作为男性学者，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发声。
只看经典，就无法建立自己的审美观
罗鹏和周成荫在学术研究的关注点上有很多共同兴趣。二人都关注大众文化，在现实生活中却都和大众文化保持着清醒的旁观距离。罗鹏严格自律，没有任何社交网络账号，他说自己容易上瘾，因而拒绝使用它们。周成荫在杜克大学教授动漫和流行文化课程，做关于粉丝文化的研究，自己却从来不参与其中，罗鹏开玩笑说她是“粉丝文化的粉丝”。
尽管自己完全以研究者角度看待大众文化，二人却对后辈十分宽容，两个孩子喜欢玩游戏或是看书，他们并不加以干涉。
这得益于父母对他们的教育方式。“小时候我父母从来不干涉我看什么书。罗鹏父母也是。我们双方父母都是教授，可是他们从来不会指点我们看什么书。要看多烂书才知道什么是好书。如果你只看经典，就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审美观了。”周成荫回忆，所以现在对自己的孩子，他们也更愿意让孩子们自己去尝试，建立自己的兴趣和审美观。
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文化也是罗鹏自己的选择。罗鹏大学三年级才开始研究中文，此前他的专业是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专业对外语有要求，罗鹏选择了中文和阿拉伯文，经过两周学习，他放弃了阿拉伯文专心学习中文，一年之后，1992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在新疆大学学习语言。
当时中国交通不便，罗鹏坐飞机到北京，足足坐了3天3夜火车才到新疆，经过一年半汉语学习，他从深圳转道香港，坐飞机回美国，这一次从乌鲁木齐“坐了5天5夜火车才到深圳”。
1980年代之后，中国新文学层层涌现，生机蓬勃，在港澳台和华语文学界，也都出现了丰富的作品。初学中文的罗鹏对这一切并不了解，但他当时有感觉，“中国肯定有非常有趣的文学和文学传统。”
如今回顾往事，罗鹏感慨，“我当时根本无法想到自己正在进入一个如此广大的领域，觉得自己运气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