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上海。火车的标志上同时标有汉字和拼音。（图/ 视觉中国）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常见也最常使用的，无疑就是汉字了。
然而，早在100多年前，汉字却险些遭遇被“废除”的厄运。
熟悉清末民初历史的人都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华民族处在内忧外患的变革时期，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落后”的根本原因。
他们意识到，想要进步必须进行改革，可是该做什么、如何去做，却没有人能完全说明白。
有学者认为，民族之所以在世界发展进程中处于劣势，归根结底是因为整体思想的落后，而文字又是思想的灵魂，所以要想普及教育、提高国民整体素质、走向富强之路，就必须从文字开始改革。
于是，文化界掀起了两个改革运动，分别是肇始于晚清的“国语运动”和五四新文化时期兴起的“白话文运动”。
前者是让人们直接放弃汉字，学习拉丁字母，后者倡导人们不再使用文言文。
如今看来，“废除汉字”的确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假如将汉字全部用更为简单方便的拉丁字母替代（将“的”写成“d”，将“子”写成“z”），我们现在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一切因果都是有迹可循的，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延续了几千年，并沿用到今天，必然也是“历史的选择”。
凭着“后见之明”的论调，不少人仍断然将“废除汉字”看作当时文化改革的激进行为，尽管在当时，汉字“维护论”也被简单地看作“顽固守旧”。
当然，这两种论调都是略显偏执的，但大家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找到能够适配民族的语言与文字。
为什么要“废除汉字”？
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里抛出了“废除汉字”的主张，而这次运动的主要人物，像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胡适、瞿秋白等人，都在语言观上支持“废除汉字”。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全之分析，如果忽视时代背景，仅从“废除”目标进行推导，这一主张难免会显得幼稚而莽撞，然而这背后，却隐藏着比口号本身远为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
事实上，“废除汉字”的实践，并不始于钱玄同，而是一股自晚清就开始了的文化运动。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为了在民间传播《圣经》，于是在厦门、汕头一带，推广一种用罗马文字拼写的当地方言，称为“Romonized Chinese”，这种文字不仅简单易学，还能直接拼读方言，甚至流传极广，成为最早取代汉字的“新文字”。
在张全之看来，这种拼写方式给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很大启发。
于是在内忧外患的逼迫下，改革汉字、提倡白话之风，才得以在晚清逐渐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
1892年，福建同安人卢戆章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在书中，他仿照拉丁字母创造了“中国切音新字”。
1894年，吴稚晖因为每天吃腻了豆芽，但是看到豆芽长得很像字典上的注音符号，便按《康熙字典》上的读音，创作了一套拼音字母，谐称之为“豆芽字”。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知识分子出于教化民众、开启民智的目的，于是开始忙于创制新式拼音文字，更有梁启超、裘廷梁、陈独秀等人不遗余力地提倡白话，将白话作为“教育民众的利器”。
这两个运动构成了晚清语言、文字变革的主潮。
对汉字实行关键性打击的，是晚清的无政府主义者。
他们诉求世界大同，主张消弭国家、民族和人我之界。
而要实现世界大同，就要先统一文字。
这一思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在知识分子中间蔓延，其中以推崇“世界语”最具代表性：“盖万国新语，实求世界和平之先导也。”
万国新语是“Esperanto”一词的最初译名，又音译为“爱斯不难读”。
在提倡“废除汉字”的论调中，知识分子们依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克鲁泡特金（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互助论”，认为人类的语言文字也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并认定汉字同古代波斯的楔形文字一样，不仅复杂难学，且也不适合现代排版印刷，成为传播现代文明的一大障碍，应该彻底铲除。
这样一来，汉字自然而然地就被纳入到了一个进化链中：汉字（象形文字）—西方文字—世界语。
积极推动汉字拼音化的语言学家黎锦熙就曾说：“汉字一天不解甲归田，古文便时时运动复辟，汉字一天站在普及的地位，白话文便时时要走向不普及的迷途。”
如今回看，钱玄同等人对汉字杀伐果断的主张显然是武断的，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或许是他们迫切启民智的无奈之举。
旧封建礼教如铜墙铁壁一般禁锢着国人的思想，可能只有激进的做法才能更快地与旧时代告别。
不应忽视的“保守”论调
夏衍曾在《懒寻旧梦录》中提到，1932年，面对向他热情宣扬“汉字拉丁化”的瞿秋白，他虽内心不赞同，但“没有和他争论”。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曾在其《中国语与中国文》一书中，对汉字做出过一些相当感性而知名的评价：“汉字是真正的中国精神创造力的产品……使人能发生无穷的想象，不像西洋文字那样质实无趣。”
在他看来，废弃汉字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自戕。
他明确反对西方近代语言学的“进化论”，认为民族语言并无高下优劣之别，只是顺应民族历史的演化而造就出了各种语言特性。
由此可见，在“废除汉字”的呼声最高涨的时候，也不乏有识之士与“汉字革命”阵营持不同的意见。
然而，以科学面目示人的“文字进化论”，总是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将“文化保守派”远远地甩在身后。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湛晓白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发现，晚清之后“趋新思潮”占据主导，文化的“激进取向”往往比“文化民族取向”更能吸引眼光和打动人心，这就决定了“废除汉字”在舆论上取得优势地位，而从文化认同视角“维护汉字”的言论，屡屡遭遇嘲讽。
清末，以章太炎为首的国粹派学者，主张自古迄今汉语与汉字之间不可割裂的独特文化联系。
这种联系，正是被“汉字革命”阵营所忽视的。那些对“世界语”的批驳，也奠定了维护汉字的文化民族主义论述的基调，其间蕴含着值得今人借鉴的思想价值。
史学家钱穆曾相继发表《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古代学术和古代文化》等长文，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对汉字做了最为虔诚的辩护。
他历数汉字优越于拼音文字的地方，指出能“兼具形声之长”是汉字最大的优点。
钱穆还认为，汉字具有“以旧话而构新名，语字不增，义蕴日富”的特点，表现为能以千余常用字构造上万之新鲜组合词，不仅简明远超乎“谐声文字”，且在翻译西方现代科学、哲学术语的时候，也毫无“困难扞格”。
他因此断定：“此则中国文化绵历之久，镕凝之广，所以其有赖于文字者为独深也。”
抗战时期，文化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在这样的契机下，强化汉字文化认同和大一统功能的言论，才得以获得“同情”，汉字的文化价值，重新为“维护汉字论”提供了支撑。
中国的语言，天然与汉字适配
关于“汉字拉丁化”的论调，总的来说就是两点：一是汉字结构繁杂，不便认识和记忆；二是汉字为一字一音，必须与文言文为伍。现代汉语中大量出现的复音词、组合词，成了推行拼音文字的充分条件。
然而，张世禄对这一逻辑相当质疑。他曾指出，汉字表音功能差，确实“不足以为实际语言的记录”，但“这种艰深的汉字居然会数千年来沿用而未曾变更，是否在民族社会的实情上还有存在的需要？又是否和各处方言分布的情形，另有相适合的因素？”。
沿着此思路，张世禄对汉语作出了重新探讨。
在他看来，汉语的性质和方言林立，决定了记录和书写汉语的文字，必然也发展出了“形声兼具”而又以表意见长的特性，这是语言与文字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自然适配关系。
因此，不能将维护汉字归咎为“顽固保守”，“实在是由于中国的语言，天然和这种文字适合的缘故”。
那么，历史上适配的汉语与汉字，到了近代之后是否因汉语性质的改变而难以共存？
张世禄认为，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促使了现代汉语复音词进一步增多（由两个或以上音节构成的词，例如：学习、徘徊、再见）。
“这是客观事实，但这并未使汉语从根本上转变为复音词的变形语，所以说国语为单音缀语的说法至今还是可以成立的。”
据此，赵元任曾写下一篇“同音不同字”的《施氏食狮史》，全文只有一个读音“shi”。如果把它翻译成拉丁文，通篇的“s”，恐怕就没有人看得懂了。
这篇96字的“奇文”，惊动了民国文学界，阻止了汉字被废的命运。
除此之外，赵元任还写过《季姬击鸡记》《易姨医胰》《熙戏犀》等，一次次证明了汉字的博大。
“用同一个读音创作一篇文章，且语言通畅、意思明了，恐怕只有汉字才能做到。”在他看来，采纳何种形式的民族文字，根本上取决于民族语言的特点，现代汉语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汉语与方块汉字的适配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也在北京成立。
为了使汉字便于使用，吴玉章组织领导了简化汉字的工作。
1964年《简化字总表》发表，收字2274个，随后向全国推广。
在接下来几十年的探索里，人们发现中国并不适合用拼音文字，因为汉语中有太多的同音字和同音词（例如：“攻击”和“公鸡”），而这些同音词只能用汉字来区分。
因此，表音的拼音文字也就只能作为汉字的辅助音标，并不能取代汉字的书写。
就这样，文字演化，最终还是呈现了工具性能层面的“简易化”和语义稳定“明晰化”相结合的趋向。
在文化全球化已成滚滚洪流且利弊共生的当下，如何建构既面向现代，又保全充分主体性的民族文化，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宏大现实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中国汉字存废论争所展现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冲突，及其昭示的历史方向，或许可以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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