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语大词典》的特点和学术价值（一）
《中华大字典》
《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缺。借用吕叔湘先生的比方，《汉语大词典》应该是古往今来汉语词汇的“档案库”这是《汉语大词典》的主要特点，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这样，通过各种方式，《汉语大词典》出齐时已积累资料卡约880万张，可以说这是我国辞书编纂史上规模最大的资料工作。当然，由于制卡人的尺度掌握不尽一致，业务水平有高有低，资料过滥、重复和薄弱缺乏的现象仍还存在，这不能不对某些词条释文的质量产生影响。
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汉语词汇学和词语考释研究的发展十分迅速，产生了大量的专著,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以千计，对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虽随时注意吸取，但还做得不够充分。
限于条件，《汉语大词典》的资料工作主要是以手工方式进行的，因此，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有待于我国的现代化语言资料自动处理中心的建立,及联机、网络和远程检索的实现。
《汉语大词典》全书收词37万余条，从数量上说，少于此前编纂的《大汉和辞典》和《中文大辞典》。是不是词典收词越多越好，否则就体现不出其“大”呢？我们经过反复讨论，明确了《汉语大词典》的性质，制定了比较具体的《收词原则》，对收词的数量作了适当控制。
从编写实践来看，这样做是必要的。一种语言的古今词语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几乎是难以统计的，就其适应交际的需要而可能产生和达到的数量来说，则几乎是无限的。所以，如果像最近前些年出版的《语言大典》一类书那样,见“词”即收（实际上收列的大量不是“词”），其结果必然是大而无当，不仅不科学，而且徒然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也没有实用性。
我们的着眼点是，对读者来说有无翻检、查阅的价值。凡读者阅读古今汉语著作可能感到疑惑而需要借助于词典进行查考的词语，包括词、词组、熟语、成语、典故、外来语以至短句等等，我们都根据所积累的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广泛予以收列，这样在收词方面就较过去的词典有了较大的突破和发展。
就单字来说,我们也根据这一原则，主要收列有音有义，而且有书证可引的字,包括常用字和冷僻字，繁体字和简化字，共约2.2万个。仅见于字典、词典、韵书而无其他书证可引的单字，除属于今本古籍异文或训诂学家作为考释词义依据的，一般不收。
由于《汉语大词典》的历史性质，词目释义必须尽可能按历史发展顺序进行安排。一般来说,应该先探求词的本义（语源），然后根据时代顺序，理清其引申义和比喻义等，以建立起词义的“谱系”,如果词义间的关系不够分明，其源流演变暂时难以理清，则根据概括义项的书证的时代先后排列，或按常用义——次常用义——冷僻义的顺序排列，但仍应注意词义的发展线索，尽量把后起的引申义直接排在相应的原义之后,不任意颠倒。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适当考虑词性和语法功能。
例如，意义有关联而词性不同的义项，可以按词性分列；由于词义的变化而引起词性变化的，从语法上作些解释;虚词从语法上说明其不同用法，并作古今对应的解释;释文表述和例证中用的词词性尽可能一致,等等。
另一方面，我们尽最大努力，使释文义项齐全。以第一卷第一个领头字“一”为例，我们利用了近4000张资料卡 片,参阅了刘半农先生在《国学季刊》上的专题论文和大量有关文献,反复研究了古今汉语的语义、语法等各方面的问题，四易其稿，收列了 24个义项，超过以往辞书。
《国学季刊》，1922年，北京大学出版。蔡元培题签
当然《汉语大词典》释文质量的高低， 主要应该看它能否反映汉语词汇的实际面貌,而不在每个词条的义项是不是都多于原有辞书,因此，我们在编写释文时，尽量避免单纯罗列许多相互孤立的意义，而是努力进行必要的概括，从阐明词语的源流演变的要求着手，使读者能看出词义之间的联系,抓住词义变化的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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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证是释文的重要部分, “没有书证的词典是一具骷髅”，《汉语大词典》根据体现源流、提示用法、辅助释义、提供知识的要求,选用了200多万条经过核对的资料（绝大多数是第一手资料）,作为这部词典的例证，从而保证了本词典为广大读者释疑解惑的价值。
王力先生说过:“人们如果能把每个字的每个意义都指出始见书，功劳就大了，对汉语词汇发展史的研究就立大功劳了。”我们把这作为努力的目标，但限于主客观条件还没有能完全做到。
另一方面，清代的一些学者早已指出,明训诂必须通音韵，要不受汉字字形的束缚，从语音上去考究词与词之间的意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