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昆明往事》，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都说人长大是一瞬间的。
妈妈用老鼠药毒死我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点波澜没有。
但直到那天晚上。
深夜里，房东老奶突然来到我家，我躺在床上偷偷听她和妈妈交谈。
妈妈说着说着，哭了。
我只听到妈妈小声说了句：“局里要我好好接受改造，还要我跟孩子爸离婚……我苦啊——！”
“我苦啊”三个字，如一记棒槌，把我童年的大门嘭的一声关上了。
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长大了。
那年我7岁。
我是1949年，乘军用飞机从南宁来昆明的，当时两岁。
同机抵昆的，还有两个保姆，一个身穿花格旗袍的叫容娇，另一个穿蓝布旗袍的叫玉容，她们中的一个双手抱着我和妹妹，另一个扶着怀孕的妈妈上下飞机。
登机前，爸爸嘱咐说，等这边的事处理完毕，就来昆明团聚。
爸爸给妈妈准备了一些金条，妈妈把金条都绑在我和妹妹的身上，以至于后来妈妈常笑话，说我们是金童玉女。
记得飞行途中我吐得很厉害，好在一落地就有车把我们拉到一个叫谊安大厦的地方，那儿之前是美军招待所，美军撤走后，就改成了高级宾馆。
可不知怎的，爸爸迟迟没来。
高级宾馆住不下去，我们搬到环城东路一个大院里，记得那个院子很大很深，占了一条巷子，院里有很多和母亲一样的国军官太太，大家一起等丈夫们。
我们刚到大院不久，解放军就入了昆明城。保姆抱着我在窗口看，他们身穿厚厚的黄色军装，扛着轻重武器，大踏步地向前走。
他们总是在走，在走，仿佛走不完似的重复着同一个镜头。不知为何，我一直对这场景记忆犹新。
小弟也是在这个大院出世。记忆中，妈妈总是一身青色旗袍，脸色苍白憔悴，人很瘦，情绪很差。
爸爸不在，但来往我家的人不断，有次，一个人还专门拿来一个旅行袋，里面装满了橘子，说给我们吃。
殷勤的笑脸背后，藏着的是圈套。
他们惦记着那几根金条，上门撺掇妈妈一块做些小生意。
妈妈哪会做什么生意，金条没了，爸爸也没来。
我们又搬到了靖国新村93号，这个院子军民合住，一道绿色的铁大门进去后四个大院，两院驻军，经常有犯人捆吊在墙边，偶尔还能听见枪声。
不久后，两个保姆也不见了，妹妹患了白喉，弟弟又刚出生，我和哥哥姐姐被送到上智小学住宿。
姐姐上三年级，哥哥上二年级，我上幼稚园，我屙屎在床上，嬷嬷就叫姐姐洗床单，姐弟相互照顾。
有天下午，我跟着哥哥的同学们去一个孩子家玩，门前过道上有只拉磨的驴，同学们一个个跟着如旋转门般的驴屁股进去了，唯独我不敢进，最后又转了出来。
夜里，哥哥带回只小黑狗，嬷嬷不准留，只好把它放回街上。哥哥和我躺在三楼的宿舍里，想念着街灯下没家的小黑狗。
没几个月，因交不起住宿费，我们就回家了。
妈妈又带着我们搬到下西坝117号的大杂院，那里不乏有趣的七十二家房客。
大杂院里边住着广东人、山东人、四川人、昆明人，还有我们一家浙江人。
一到做饭时，常常三五种方言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哪家的饭糊了！哪家的饭糊了！
有天，一个身穿大红衣服的麻脸女人，煞气腾腾地来到大杂院，上来就跟妈妈吵。
她叫马宁，借过我家的金条，她恶人先告状，冲妈妈喊：我没借你的钱，更没有什么金条，你拿出借条来！拿出证据来！我要告你，告你诬赖好人！
妈妈一夜没睡，开始抽烟，伏案写诉状，从这天起，妈妈说了脏话: 麻逼！
对簿公堂，妈妈败诉。
心有不甘的她去找马宁的佣人作证，并信心满满地说，这个小姑娘一定会作证，因为马宁惩罚她时，把她脱光身子用皮带打。
可妈妈找到这个证人时，她恐惧地连声说：我不晓得，我不晓得。
从此以后，一提到马宁，妈妈便咬牙切齿地骂麻逼。因少了金条，我家断了赖以生存的老底，妈妈又没工作，生活几度陷入绝境。
她曾经性格内向，在官太太中以“冷艳”著称。可在这大杂院讨生活，妈妈也开始被逼得学会了吵架和骂人。
夜深人寂时，偶尔听到妈妈的啜泣声，哥哥和我还会捂着被窝笑。孩子哪懂人间疾苦，好玩就够了。
幼年三姐弟
大杂院的房客们换得勤，我家的对面搬来一个年轻人，叫时建标，他给大杂院带来了新的风尚。
时叔叔是工校的学生，因患肺病到此疗养。他身穿毛式校服，胸前佩带团徽，上衣口袋别一支钢笔。
他每日黎明即起，带着哥哥等几个小朋友跑步，唱解放初年流行的苏联歌曲，唱得最多的是，莫斯科——北京，人民在前进前进前进。斯大林和毛泽东领导我们……
半年后他病好了，走了，令我们念念不舍。他的住处又搬来一对年轻夫妇，男的叫张雄，我们叫他二哥；女的姓黄，可我们却叫她胖孃。
胖孃临盆之际，二哥被抓了。妈妈护送她到不远的保健院，当天生下个男孩。
二哥原来是土改工作队中的积极分子，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他退却了，逃跑到金碧路的大众旅社当了杂役。
或许是前世之缘，老板的次女恰好是胖孃，于是勿须月下老人系红线，二哥胖孃便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小姐与长工》。
二哥东窗事发被抓，胖孃坐月子身边无人照看。我家也不闲着，民警天天上门，问得妈妈怒发冲冠。
但妈妈还是责无旁贷做起看护，早晚设法煲些催奶汤给胖孃送去。隔壁的张妈妈是顾不及的，因她一开口便说，我家十个娃……
这个四川女人实实在在生了十一个娃，因家贫把老七送人了，于是只剩下十个。
张家也是跟我们一批来昆的，张爸爸原是银行里的电工，两家人处得很好。
我们楼上住着三代山东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爷爷，他身材高大，稍胖。头戴黑色礼帽，身穿宽大的黑色长袍，山羊胡须上扣着一副玳瑁眼镜。
他常带我们去田野里玩耍，还会用树叶吹曲子。后来才知道，他是山东天主教堂的神父，难怪像个圣诞老人。
另一个是身穿黑旗袍的季姐，她神色忧郁，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
但我最喜欢的要属“老聋”。
“老聋”叫丁晓园，住在堂屋里，是个画家，因他听力欠佳，所以我们都喊他老聋。
他的家里除了张床外，剩下的只有一卷一卷的画，倒也让原来烟熏火燎的堂屋也一下蓬荜生辉起来。
四壁有挂满勋章的唐继尧半身像，有其貌不扬的龙云坐像，还有的就是西坝有点名气人物的肖像。
有天晚上，他跟个北方人外出，我跟身穿棉衣的北方人说，他冷。
他呀！北方人望着身穿单衣的老聋说，有了钱，马上就喝酒喝光了。
他家还来过两个解放军，老聋从床底下翻出一卷卷画让他们观赏，解放军惊叫道，你画的什么？尽是他妈的国民党！
第二天，老聋的堂屋里换上了马恩列斯，特别是斯大林的巨幅油画像，下边挂了一枚毛主席的圆形石膏像。
大杂院里的人都喜欢老聋，可喜欢的不是他的画，而是他的面粉。他替农民画一张肖像画，要的不是钱而是十二斤面粉。
面粉一到手，左邻右舍的便争抢着替他开火。开火的全家能吃得个肚子胀，剩下的就炒成粉，他自己慢慢享用。
风水轮流转，我家也因为老聋迎来过开火的一天。
后来，他搬到了席子营。妈妈把家里那张大方桌送给他，他在堂屋里就一直用着。
“妈妈不在——哇!”成了弟弟每天醒来的问候语。后来我一直在想，妈妈每晚沿着漆黑的西坝河边回来时，她在想什么？一整天她在干什么？
后来才知妈妈是为了躲避警察查问父亲的消息，偷跑去城里学会计。
呆在家里的我们也学会自理。姐姐能指挥大家，成了一家之霸，我学会了煮饭，弟弟则套着学步圈满院乱窜。当年的娃娃根本不用大人管，一大娃娃背小娃娃习以为常。
还有一处呈S形的花塘子，可以说是我童年的天堂。
五十年代的花塘子，渔夫在岸边撒网，农夫在田间种地；水田中有鹭鸶，水面上有野鸭，行走在田埂上的人，或许会捡到几个鸯鸡蛋。
上午我们就在家玩耍一一拍洋画、弹珠珠、下陆军战棋，下午就一块到花塘子去游水、捉鱼、打鸟。
我的童年是在风景如画的田野里度过的，如果能吃饱饭的话，我无怨无悔。
可是不久，大杂院我们也住不起了，只得搬到上西坝农民院落外的当街房，图的是房租费低点，房子后边就是时急时缓的西坝河。
从此，妈妈不再早出晚归了，为了生活，她开始夜以继日地劳作。
夜半醒来，我总能见到妈妈在油灯前忙活。织毛衣，纳鞋底，带小孩……
“生五个领十个”成了妈妈的口头禅。那十个呢？是奶妈的娃娃，别人家的。
因哥哥启蒙早，又聪明，妈妈就叫他继续上学，体弱的妹妹被送幼儿园，姐姐就跟我留在家帮忙，妈妈干的姐姐也干，我就帮着领娃娃和捡煤渣。
背娃娃的最大体验是，一会觉得腰间热了——嘻！那是尿尿。捡煤渣呢，就是光着脚板在煤堆上走。
那滋味真是，一边脚底板像针扎，一边肚子饿得叫。
家里的菜刀是锈的，因为刀没切过肉。即便如此，妈妈也不准我们到菜市场去捡菜叶，只准到田里去捡收割后的菜根菜叶，多了就腌。
说来也怪，放进罐里的莲花白是青的，腌好后却洁白如玉，青脆可口。一日三餐是稀饭、菜叶加自制的卤腐，不过朝不保夕。
夜里饿得受不了，经常是天都没黑，妈妈就叫我们上床睡觉。妈妈说，睡着就不饿了。
只有弟弟还成天无忧无虑。
弟弟黄烈，小名胖胖。人虽胖，有看样。长大后不仅帅气，且孔武有力。
他自小脑袋瓜灵活，小时候捡到个锈罐头盒，他会装上土，扔一颗黄豆进去，几天后冒出根嫩芽。抓到只鸟，他就用根线拴好放在床下，第二天醒来一拉，线上留下只爪子，鸟早被老鼠吃了。
有次我脾气上来想打他，无意中翻到他手制的一个小推刨，只有食指长，还装了块锯片，让我怒气顿消。但少年气盛的我，还是用棍打破过他的头，让我一直后悔。
在大杂院时，弟弟在沙堆旁玩沙，有人从他头上倒沙子，他默不作声。后来他一掌把此人推进了洗衣盆里，左手还稳稳端着碗。
这是弟弟童年时代的缩影，除了哥哥，人人都欺负他，妈妈有时甚至骂他，没有你的拖累，我们早不在这里了。
但比起我们，妈妈会特别关照从没见过爸爸的弟弟，每天会多给他两分钱去买个米浆粑粑，他站在杨草果树后吃光才回家，他明白，一旦进了家门，我们就会抢他的吃食。
有次过年，弟弟没买米浆粑粑，而是拿着仅有的两分钱去买了豆渣。作坊主问他，小娃娃，是买给鸡吃？弟弟说，人吃。
弟弟端着满满一簸箕豆渣，高高兴兴地回来，给大家一起吃。
在家吃不饱，在昆四中住校的哥哥也被食堂停火，因为付不了六块钱的伙食费，没得吃中饭，他只能放学后从海源寺绕一个大圈，走回家来跟我们抢菜叶稀饭，边吃边哭。
日子在挣扎中求生，但也同样有人求死。
我家对面是三间并排的吊脚楼，笫一间是理发店，第二间是裁缝店，第三间是懒人店。
包着棵桉树的吊角楼，开着间理发馆。理发师老汪的妻子生了第三胎，他无法承受生活之重，就吊死在那棵桉树上。
不知道年仅二十八岁的他上吊前是否想到，他丢下的不仅是妻子和三个孩子，还有五十老母和七十老奶？
他是否想到，对面的一个活寡妇还带着五个儿女在挣扎求生？
第三间住的懒人叫由德华，曾是个大学生，后来疯了住在这里养病，房租由他爹支付。
家徒四壁的由德华，一年四季穿一件脏得发亮的旧棉袄，一开门便站在屋里看路过的行人，如果有人看他，他便死死盯着别人。
人们都不接近他，因他身上有虱子。可从未见过他扪虱谈兵，原来是虱多不痒。
起初他还有米煮饭，开窗就是河，可从不淘米，饭好后就蹲在床边吃光。因他家没桶，只得用碗去河边舀。水不够了，索性吐口水揉面，没米了，就等房东老奶送饭。
每次房东老奶骂骂咧咧地过来，他便恭恭敬敬地迎上去，双手捧过土大碗，把“齐人不食嗟来之食”抛到九霄云外。
有时他找到挑泔水的，在人家的泔水桶中捞残羹剩饭，坐在理发店前美滋滋地享用，挑泔水的人也不生气，还望着他笑。
以后呢，再没人给他饭吃了，可他从不乞讨，饥肠辘辘时，他就敲着板壁，有板有眼地念叨：毛泽东，毛泽东，你是人民的大救星，我饿了，你快来救救我呀……
反复几天无效，他索性豁出去了。一天傍晚，他跌跌撞撞地挪到理发店前，用碳条在门板上写下“陈庚是土匪”，便舒坦地坐下，笑眯眯地望着围观的人群。
有人把陈庚念成陈广，那时我不识字，也不知陈庚是谁，现回想起门板上的字迹，觉得字体潦草却熟练有力。
这招很管用，很快两个军乐队的就过来把他带进了派出所，笫二天就把他送到西山采石场去敲小石头。房东老奶得知，大大松了口气。
不过有了饭吃，他敲得起劲了，懒人也不懒了。看守看他石头敲得多，便吩咐食堂给他多打点饭。
就这样，石头敲得越多，饭就打得越多，久而久之，他胀死了。
没想到，这还没完。
有天下午，弟弟指着河那边的一个人说“由德华，由德华！”
可他不是死了吗，我凑过去看，天哪！同样的旧棉袄，走起路来也一样的慢……可仔细看又不太像！
于是我拉上几个伴跨过西坝河上的红砂石拱桥，去看另一个“由德华”，找见他家，空荡荡的屋里，连张床也没有，他一个人躺在地上。
这个人比由德华还穷，也比由德华老多了，瘦多了。脸上布满皱纹与黑癜，我也没问他姓甚名谁。
这时乡长端了碗米线进来，放下转身走了。裹着小脚的女乡长，过去是旧社会的丫头，现在翻身做了主人。
这个由德华叫我们帮他找筷子，有个娃娃撇了根树枝来给他。
没多久，他也死了。
房东还请了端公来驱邪捉鬼，当准备用席子裹尸时，一个看热闹的小孩惊叫起来：他的脸在动……在动！
吓得屋里的人一哄而散，包括那个捉鬼的。
有人把医生喊来查看，医生看后笑了，什么脸在动？是他皱纹里的虱子在动，拉动了脸皮动。
跟懒人由德华一样，亲朋们对我不修边幅的生活习惯颇为反感。有天弟弟来问我，你要做哪种人？
我说我要做由德华。
由德华？弟弟先一愣，接着哈哈大笑。
别人的热闹还没看完，麻烦就找上我家来了。
那天，胖孃的丈夫，二哥张雄突然来我家造访，他被放了回来，久別重聚，我们聊得很开心。
我还暗自窃笑，身穿对襟衣的二哥太土了，想当初，身穿白衬衫的他，外套毛背心，多洋气，还会拉小提琴，我们随琴声唱着歌:克玛河一座城…...
想着想着，嘎达一声，一个身穿黑制服的民警把单车一停，进来便审问、记录二哥的姓名身份等一串问题。
我纳闷了，他俩不是老相识吗？过去这民警常到大杂院中，还到二哥家里喝茶呢。审问完毕，民警便又转头冲着妈妈说:你跟我走。
到哪里？
你跟我走嘛！民警虎着脸说。
妈妈拔脚走了，弟弟跟出去，只有我愣在原地。姐姐不在家，哥哥在学校，妹妹发烧躺在床上……
二哥张雄不时来家问，你妈回来了吗？我只有摇头，直到下午，他没来了，从此再没见过他。
我呆在家里，脑子里一团乱麻，不知为何，我猛然想起，姐姐不是在她朋友李静湘家吗，说不定她有办法。
静湘的爸爸是国军中将李棠，后来去了台湾，她和母亲带着弟弟罗汉留在昆明。
静湘姐瘦高个子，一头蓬松的卷发又腻又脏，得了外号叫鸡窝头，跟我姐姐感情很好。弟弟李定湘，小名罗汉，是哥哥的朋友。
我们都没爸爸，不一样的是，他们俩又没了妈妈。
那天下午，罗汉又来到大杂院，带着大家到干涸的西坝河里挖窖泥，做手枪，边躲猫猫边打野战。
打着打着嫌火药味不浓，罗汉便把全院小孩分成两队，一队由哥哥率领，在河这边；一队由他率领，在河那边。这回可不是假打，是真打，用瓦渣、碎石打！
罗汉成了第一个中招的。他大叫一声，我们赶紧围上去，一愁莫展地看着他淌血的眼角…...
“我告你妈克！”哥哥最先反应过来，拔脚就往上西坝跑。
“莫克喽！”罗汉连忙爬起来哀求道。
暮色中，西坝河畔这条笔直的黄土路上，闪动着一个白点，那是穿白衬衫的哥哥；一个黑影缓缓移动，那是穿蓝衣的罗汉。路上还回荡着两人的声音。
少年时的哥哥
当晚，哥哥丧气地回来，我们才知道，罗汉的妈妈当天死了，手足无措的姐弟俩，一个留在家里，一个逛到我家，他家的佣人小华不知去向。
第二天，哥哥带着妈妈和我去了罗汉家。我一下记住了这幢豪华别墅，西坝336号，门口有宽大的双眼井，常有人跳井死。
不久，他俩搬到了西坝河南的贫民窟，常常听他们为食物而争吵打架，真是“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
这俩人不时来我家蹭饭。喝稀饭时，我最害怕见到罗汉一隐一现的身影，他一进来，我们吃得更少了。
不久，罗汉被送进孤儿院，静湘进城当了佣人，但他们经常来看我妈妈。
以致于后来我跟妈妈吵架，妈妈说：含辛茹苦把你们养大，我就说，不如罗汉静湘！
每次妈妈这样说，我心里挺羡慕他们姐弟。
我从家一路跑到静湘家，贫民窟样的院落到处是人，我又不能扯着嗓子喊妈妈被警察抓走了。不知怎的我冲着姐姐冒出来句：二哥来了。”
她高兴地一跃而起，哼着小调一路狂奔，直到家门我才告之实情，姐姐吓得哭起来……
在姐姐的哭声中，接着有人敲门，是另一个民警。他说，送饭给你妈妈吃，在四分局，认得路吗？姐姐点点头。
少年时的姐姐
于是我煎了个荷包蛋，炒热了饭，提篮跟姐姐去四分局。一路上风紧雨细，我不时摸摸篮里的锅，走到省委大院处，锅已经凉了，正好碰到放学回家的哥哥。
我们三人结伴去了四分局。见到妈妈，我们都开始嚎啕大哭，妈妈却连连挥手道“不要哭，不要哭，过几天就回来，回去给小妹吃药，把胖胖带回去。”
三四天后的晚上，公安局把妈妈放了回来，宣布管制两年。这两年内，每周必须到四分局汇报一次，必须接受居委会的监督。
妈妈后来在金碧路上遇过胖孃一次，问及二哥时才知被判了12年，胖孃说：“判他十年，我等他十年，判他一辈子，我等他一辈子。”
那时候人们一致认为，凡进过派出所的都是坏人，何况进了公安局？监狱？那更是坏人中的坏人！
妈妈，二哥是不是坏人我还不知道，可公安局也会出“坏人”。
抓妈妈走的警察就是个“坏人”。他原是个旧警察，从旧社会到了新社会，制服也是由国民党的换成共产党的。身份被发现后，他在派出所用刀片割脖子自杀了。
他留给未婚妻的遗书也被翻出来，传得沸沸扬扬，大意是，我死了，你别来见我，化成灰灰也别来…...
后来，又一个身穿白制服的警察找来我家，得知妈妈不在家便没多问，反而笑眯脒地问姐姐，“你认得我吗？”
“怎么会认得？”
“连我都认得你，你不认得我？你给你妈送过饭。”
妈妈回来时白制服警察已经走了，妈妈和姐姐说，这人很好，有次你们送饭来晚了，是他打饭给我吃。
白警察接了旧警察的班，可我忘了他姓甚名谁，现在想起，只觉得黑白之间泾渭分明。
不过，鸡皮老奶们可不管这些。
有次，妈妈没有报备就独自外出，惹得居民委员会的鸡皮老奶们上门兴师问罪，她们质问妈妈去了哪，为什么不汇报就擅自跑出去。
妈妈气得大叫：“我活不下去了！”
那天妈妈登上滇池边最高的龙门，本想一跳了事，但想到自己走了，五个孩子怎么办？
所以她决定带我们一起走。
有一天，我捡煤渣回到家，看到妈妈刚煮好的稀饭，顺手舀了碗，刚喝了一口，便被妈妈一掌把碗打掉。
接着，妈妈端起锅，一路跑到河边倒了。
她大哭着对我说，幸亏你来得早，要等到哥哥放学后回来一起吃，一家子都要死了。
原来，妈妈在稀饭里下了老鼠药。想带着我们一块死。我只喝了一小口，并没什么反应。
可我当时对这事并没什么反应，直到那天晚上。
夜里，房东老奶来我家问妈妈去四分局的情况。我躺在床上偷偷听她们交谈，妈妈说着说着哭了，她小声说：
“局里要我好好接受改造，不准乱说乱动，要跟反动派划清界限，还要我跟孩子爸离婚……我苦啊——！”
“我苦啊”三个字，如一记棒槌，把我童年的大门嘭的一声关上了。
我在这一瞬间，忽然长大了。
从这天起，我自觉地做些我力所能及的事。
7岁的我去给私人老板当童工，去帮人家炸丸子，每天早上从上西坝走到鸡鸣桥，一天三毛，天黑一回到家便把工钱交给妈妈。
填好表的人依次拿着5分钱，恭敬地对妈妈说：“请你驾收下。”
但妈妈坚持不收钱，发善心要义务帮忙。
有次姐姐和妹妹去买米，只听工作人员突然大叫一声：天哪！你家两个月没买米？
于是排队买米的一拥而上，你买三斤，我买五斤，把我家的购粮本一买而空。这事传到居委会，他们说要补助给我家五块钱。
可妈妈拒绝接受，这额外的照顾。
一天上午，菜市场上有张床要卖，一块床板，两只架子，要价三块五。房东老奶只给三块，没成交。
妈妈看了，立即赶往幸福幼儿园去向老憨的妈妈借钱，老憨是妈妈领过的娃娃之一，回来后把床买了回来，这样，我家内外两屋都有床了。
以前我家只有内屋有床，一家五口像排芋头一样横躺着睡，妈妈和姐姐前边各放一张椅子垫脚。
这时房东老奶煞气腾腾地冲进来，劈头一句是：毛毛妈，你买了！你欠的房租咋个不给？
妈妈也不解释这三块五是刚刚向人借的，只是一句一句地重复：要我睡地下？要我睡地下？
有家长得知这事后，立即预付了领娃娃费，帮妈妈交给了房东老奶，但没堵住老奶的嘴。从今以后，这位老奶开口便：毛毛妈是坏人，她藏着黄金还装穷……
其实，房东老奶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有时候我们晚上没吃的，她会送点吃的来给我们吃。怪只怪妈妈不向房东老奶说请楚，钱是借来的，一切不就迎刃而解？
唉！不谙人情世故的老太太呀，她真是一倔到底。
过了不久，我家收到一封信，是从香港寄回来的，竟然……是爸爸写的。
妈妈吓得不敢拆封，立即送到四分局。
过了好久这封经过审核的海外来信才转到妈妈手里。我当时识字不多，只记得信的开头是，“翠妹，别了已五六年了……”
在信里，爸爸唤着妈妈的小名翠梧说，他想回来。
原来，1949年，爸爸从南宁飞去了台湾。
其实在昆明这些年，我们早已习惯了没有爸爸的生活，只是妈妈还是经常念叨，你们要听话，等爸爸回来，就什么都好了。
我曾无数次幻想过爸爸回来的样子，我看见俄罗斯画家列宾画的那幅《意外归来》，更觉得画里喜笑颜开的人好像就是我，满眼疑惑的是妹妹，茫然无措的是弟弟。
然而妈妈的话就像狼来了一样，弟弟长大后也跟人说，自己小时候太听妈妈话了，后来觉得爸爸再也不回来，妈妈撒谎，就再不听话了。
就在我们希望即将破灭的时候，终于等到爸爸的消息，只是得知爸爸想回家时，妈妈却叫人转告他：不要回来，回来你没命了。
爸爸不回来，妈妈却有了干劲。
她经人介绍，去马车生产合作社当了会计，工资45元，我家才稍稍缓过气来。
妈妈工作后，因8月份领到的笫一份工资不够交两个人的学费，姐姐先上学了，而且一入学便是五年级。
我只能留在家里煮饭，第二年又因考试成绩太差而被淘汰。直到第三年，1958年，十岁的我终于考上西坝小学，入学就是三年级，与妹妹同级。
少年时的我
五六十年代，昆明的小学大多是寺庙改建的，西坝小学也不例外。前身是南天台，很宏伟——红墙黄瓦的院落、雕梁画栋的建筑。大门面对一座石拱桥，桥头两边耸立着两棵参天的槐树。
我们五子妹都是西坝小学的学生。最先入校的哥哥是陪着菩萨一起上课的，下课后，学生们就围着菩萨打闹，有的甚至骑在菩萨的脖子上。
姐姐入学后，菩萨被盖上席子严禁打闹。
等我入学时菩萨没了，同学们都成了无神论者。西坝小学也成了批斗阶级敌人的重要场所，因为有广播，灯光，晚上经常有群众大会。
当年流行的校园游戏是:斗鸡，滚铁环，跳小黄牛，还有“跳倒树桥”。
学校门前有三座桥，倒树桥是其中一座，也是最受欢迎的纯天然桥梁。
记不得是哪场暴风雨，把河南岸的一棵粗大的杨草果树拦腰冲倒在河北，恰好横跨南北两岸。聪明的西坝人顺势把上面削平，成了倒树桥。
尤其是在河水暴涨之际，倒树桥便成了跳台。娃娃们嘻嘻哈哈地站在桥上，用五花八门的姿势入水：胆大的头朝下，称亡命式；胆小的脚朝下，称冰棍式；胆子不大不小的称掼肚皮。
倒树桥在往后余生，让我无数次重温了小时候在西塘子的美好时光。
童年的这份快乐源于西坝河，也很快终结于西坝河。
西坝小学每天的上下课钟声，都是在充满童趣的恶作剧中进行。
敲钟的是校工老王。每次老王举起铁锤，正要向桉树上挂着的那块铁板敲去时，总有学生嘻皮笑脸地冲着他喊。
“老王，可当我儿子？”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在一阵哄笑声中，敲过钟的老王便举着铁锤向鸟兽散的学生追去，一旦被他抓住，便兜屁股一脚。
挨打的哭爹喊娘，侥幸的大喊活该。
老王年近而立之年，有老婆却无儿子。除了敲钟还要烧水，打扫庭院，幸亏不用浇灌花草，否则真要累得半死。
他整天虎着张脸，好像从没笑过。一直到他跟人勾搭，被抓现形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人们才发现他不见了鬼影。
老王不在几天，全校可乱了套，钟没人敲，地没人扫，水没人烧，学生像一群群无头苍蝇翁翁乱窜，看来少了他还真不行。于是校方安了电铃，划定范围叫各班分片打扫卫生。
几天后，他的尸体在苗圃附近浮出水面，捞上来已近黄昏，送火葬场太远，尸体搁在岸上又怕被狼狗吃了，只有把他捆起来，重新放进河中，绳子的一头捆绑在岸边的一棵大树上。
有人说他不是爱泡妞嘛，就让他再泡上一夜吧。
学校没人敲钟了。
而我孩提时代的梦幻，西坝河也因吞噬过太多生命，就这样变成时代下的暗河。
有天下午放学时，一出校门便有人惊呼：死人！死人！滚滚的黄色河水中，一双拳头露出水面，尸体冲到苗圃被转弯的岸边挡住。
一个军乐队的与一个工人伸出双手，把尸体拉上岸。躺在斜坡上的尸体身穿蓝卡叽中山服，上衣口袋还别着支水笔，两只鞋不见了，泥泞的脸上挂着鼻血。
一个学生指着岸上不远不近的一个学生说，就是他爹！
那个同学不敢上去辨认，就那么不远不近地跟着。
只有一个乞丐被捞起后，民政部门因给这具尸体理了发，留下了一片赞美声。
妈妈说过，她也几次想跳下去。如果妈妈真的跳了，那西坝河真的成了我们黄家的母亲河。
当时，西坝小学经常停课，组织学生下乡劳动，高年级的还要背上行装，到茨坝去大战钢铁，低年级的到福海乡支农。
其间我吃过公社食堂免费的饭，见识了不要钱的食材——顿顿水煮莲花白，顿顿豆豉、豆豉、还是豆豉！
周围的同学们普遍年龄偏大，放学回家后还要干农活，常常是一言不和便大打出手。
我被人打过，也打过别人，可受了屈辱后根本没有想到向父母哭诉。只是间或间地听到童谣“小娃娃，玩泥巴，爸爸回来打嘴巴。”
我真希望有个爸爸来打我的嘴巴。
我们兄弟姐妹五个里，姐姐学习最好，曾以全校第一名轰动西坝，却因家庭出身不好，没法被保送到好的中学。
她面临着表格上的几难题: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父亲、母亲及其家庭成员，成分……
青年时的姐姐
从那之后，我得知，爸爸是外逃人员，我们是五类分子，残渣余孽。
每次填表时看到“家庭出身”这一栏，我的手都会抖。像我这样的，班里还有两个同学。
一个黄发高鼻蓝眼的女生叫马惠兰，身段高挑，却穿着农民的子妹装，讲话也一口官渡腔。
她是美国大兵的私生女，飞虎队员留下的孽债。
另一个叫宋嘉云，他的爸爸是纱厂老板，后来被划为右派份子。有天下午放学后，听说过去每天捡煤渣的玻璃厂在搞斗争，我就跟几个同学跑去看。
刚爬上窗台，我便被里边的口号声吓得跌了下来，那喊声震天响，一阵连一阵。宋嘉云的爸爸被两人压成喷气式飞机，他的堂弟还不时过来压低他刚刚抬起的头。
想到，如果我的爸爸回来，可能也是这个境况，不免吓出一身冷汗。
目睹过批斗现场的同学，不仅没对宋嘉云表示同情，反而故意在他面前唱：右派右派，像个妖怪。
同学们最津津乐道的还有斗地主：什么叫小娃娃去捡煤渣，碎玻璃放在地上，地主及家人卷起裤脚跪下，膝盖顿时出血，再把木杠放在地主的腿肚包上，叫两个娃娃上去踩……
在大跃进的歌声中，我家搬到城里的长春路426号跃进食堂楼上，一直住到拆迁。
夜以继日听到的，就是汽车声拖拉机声伴着亢奋的跃进歌声。即使是黎明前，车流声暂停，远处又传来：多快好省，实现总路线…...
在躁动的日子里，我甚至会怀念西坝那艰难却宁静的日子，怀念每天早上飞翔几圈的鸽群。
鸽群的主人叫陈文广，在西坝几乎是家喻户晓一一不仅是因为他拥有上千只鸽子，还因为他对鸽子的训练。
每天早上，黑压压的鸽群如一朵流动的鸟云滚滚而来，人们便翘首仰望，“陈文广的、陈文广的"赞美语追着渐行渐远的鸽哨嗡嗡声，这道美丽的风景线，是年仅十七岁的陈文广创造的。
他是地主的儿子，父亲被镇压后，留下空空如也的一座大院。于是买了鸽子，搭起麻如蜂巢般的鸽笼，没几年便初具规模。
诺大的一个家业，更多的是靠娃娃们一一扫鸽笼，喂水喂食，捡鸽蛋……是每天没完没了的脏活。
干完了，他就给些鸽蛋作酬劳，有时还给鸽子。我随哥哥去过两次，没见他家有别的人，正如他经常独自一人骑单车从我家门前闪过一样。
在热情洋溢的大跃进中，陈文广参军了。据说是周总理的亲笔信感召的，他拖着他的鸽笼连带替他看家护院的狼犬一齐参了军，这些鸽子后来成了军鸽，立下赫赫战功。
从此，西坝上空消失了人们习以为常的鸽哨声。
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家也消失了妈妈的唠叨。长在红旗下的我们五子妹，开始站在妈妈的对立面。
每次她一提过去的事，就会受到我们的驳斥和谩骂。甚至有时，我们也骂她反动派。
慢慢的，妈妈变得沉默寡言，连多一句解释都不愿讲。
按理说妈妈有了工作，管制也到期解除，应与居委会不相干了，可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我家。
路过的人常念道：坚决与你斗争到底！
当时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也能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我家的大字报，就那样一直贴了下去。只为妈妈的一句话：不准撕！
你斗我，我奉陪到底。这是妈妈的牛脾气。
弟弟常感慨说，妈妈个性太强，如果软一点，整她的人看在她有五个娃娃的面上，下手不会那样狠。
其实他跟妈妈最像。
就像妈妈躲警察躲出个会计一样，读中学时，弟弟剃了光头跑去拜邹若衡为师学拳，邹老爹看他是块习武的好材料，要传衣钵给他，却没摆平家霸姐姐。
姐姐把弟弟生拉硬拽出了邹家庙门，失去爱徒的邹老爹痛心疾首，不止一次找我说：我想黄烈，黄烈不想我，我岂不成了单相思？
拳没学到底，却教会弟弟勇敢抗争。
而哥哥姐姐们，也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
先是在水利学校读书的姐姐接到一封边防战士的来信，是罗汉写的。去了孤儿院的他竟然参军当了炮兵，还得了“特级炮手”，“毛主席的好战土”等一大堆光荣奖状。
他让姐姐把用过的教科书寄给他。看着歪歪扭扭的一行字我感到好笑，这个丘八还想当儒将？
但我还是到新华书店买来新的教科书，给这位渴求知识的解放军战士寄了去。如果让报社知道，他一定是最可爱的人。
哥哥初中毕业后被分到金碧路新华书店门市送书，曾把弟弟接去住。有天晚上，肚子闹革命的弟弟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着哥哥回来，以填饱肚子为盼。
谁知哥哥没盼来，却盼来了姐姐和静湘。她们刚看望完妈妈过去，姐姐还穿着静湘买给她的衣服，见弟弟没饭吃，静湘立马掏了五毛钱叫他去买吃的。真是患难之交情谊深。
我也转学到咸和小学，这里与松散的西坝小学简直是两重天——高干子女则分别担任低年级的辅导员，每天早上有高年级的在校门执勤：衣裳不洁者免入，登记迟到者。
中午放学先集中，然后列队唱着红歌出校门。若有前来参观者，则课间休息不准单独玩耍，跳橡筋舞，练军体拳来营造气氛。
班里同学嫌我土里土气，街璧虱怎么看得起乡巴佬，我被孤立嘲笑，很多同学都不知道我是谁。
姐姐叫我转学，我偏不，我要让他们瞧瞧我是什么人！
一年后我出名了——得力于我的语文老师，她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来评讲诵读。夸我有文学天赋。
只可惜，这位老师后来在运动中，自杀了。
妈妈也因公私合营，马车生产合作社归并为昆明市汽车修理厂，妈妈有了办公室，可谓鸟枪换炮筒。
她坚持把工资送到每个人手里，在厂里口碑很好。
好景不常，妈妈因散布反动言论被划成坏分子，下放到车间当翻砂工，我们吃饭的地方也由办公室改到车间。
翻砂工可是件重体力活，手无缚鸡之力的妈妈干了不到一年便落下重病，年愈五十的她居然患上了严重的崩漏症，连年流血不止。
赶上大饥荒年代，瘦得皮包骨头的妈妈又得了水肿病，腿上一按一个坑。她学过医，一看就明白是缺乏营养。
为了活命，妈妈打起了在海宁老宅的主意——黄府大院。
妈妈於静仪和爸爸黄济，是浙江海宁的同乡。
祖父曾是清朝大官，出任过山东学政，官至礼部侍郎，有一子锦才，即我的父亲黄济，一女锦芳。
外公家是当地乡绅，所在的村子於家亭，就是以於家的建筑来定名的。
当时，海宁文风很盛，大家族之间常有走动，父母两家相隔不远，自小便相识。
来过昆明的亲戚说，黄府大院有两个昆明的庾家花园大。那是祖父黄明甫留下的。
祖父说，不为良相就为良医。回乡后在当地治病办学，做了很多善事，土改时黄家的院子没被没收，只用一部分给政府办公。
爷爷守旧，爸爸不愿当宅门贵子，十八岁便离家出走，独自到上海滩当码头工人，后来考入复旦经济系，进入上海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任职。
回乡跟妈妈订婚后，爸爸奉命到重庆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襄理。
妈妈则到杭州读医学院，可只读了一年，淞沪会战就爆发了，只能辍学回家。
海宁被日本占领后，妈妈冒着危险，从沦陷区的秘密通道跑到重庆去找爸爸，两人结婚时已年近三十。结婚消息专门登报公告，还给亲朋一一写了回帖。
我的爸爸妈妈
在重庆，我家与张大千家仅一墙之隔，爸爸爱画，常去与张大千聊天。张家院里养着只老虎，当孩子们罚跪打瞌睡时，老虎会把孩子后领用虎牙叼起，让低垂的头抬起来。
后来，爸爸先后被派往桂林，南宁的中央银行赴任，我还记得小时候在桂林住过的洋房大院，家里有佣人，有整齐的花木，哥哥还经常拿家里的画报来吓唬我。
1949年，爸爸奉命调任昆明任中央银行行长。赴任前，他曾专程去过一趟昆明，结交打点当地的关系，准备在这里大展身手。
只是，黄家命运在这里拐了个大弯。
宁海老家的风俗是，家产传男不传女，儿子不在，儿媳在，孙辈在。走投无路之际，妈妈请姨父出面拍卖黄府大院，要价两千。
这个价对于当年拿工分的农民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可是这个大馅饼就掉在一个转业军人头上，他的转业费正好够。
卖房契约寄来后，作为黄家男丁，我也在上边歪歪扭扭地签了字。到手的钱一部分分给亲戚，剩下的全叫妈妈“吃”了。
她带我们到福顺居吃高级馆，每天花费近百元，不到一月就把钱花光了。这异乎寻常的大手笔保住了妈妈的命，却没能彻底康复。
妈妈药不离口，时常卧病。进城后的每个假期，姐姐弟弟和我都会去干活挣钱，拉板车，托土箕，捏煤球……
后来我升入昆二中，学校座落在小富春街，曾是清末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官邸。因是私人住宅，面积小了，却卧虎藏龙。
有穿长衫上语文课的江西人，有穿西装上俄语课的越南人，有退役空军上数学课的南京人，还有自学成才的美术老师。守大门的老倌也能写一笔好字。
最重要的是，我遇到个好朋友，他竟认识我爸爸。
一开学，热情似火的黄必光就贴上冷冰冰的黄粟，冰火两重天的我们竟很快熟络起来，成了名符其实的“双黄蛋”。
不到一年，黄必光退学走了，去安宁化工厂当了学工，但我没想到，我们两个“黄家”早有渊源。
黄必光的爸爸曾是昆明自来水厂的厂长，我的爸爸来就任昆明中央银行行长前，跟黄伯伯有几面之缘，两人很聊得来，还认了家门。
爸爸最后一次来昆明办事，曾在冠生园请黄伯伯吃饭。黄伯伯劝爸爸，要在昆明做事，就多去结识些工商界人士。
于是爸爸又请了四席人，李鸿章的孙子李广平也来了，还写了帖字送爸爸。
当时，昆明中央银行旧址就座落在南屏街与护国路的交叉口，读小学时我还因取外汇券进去过，可我根本不知这座大楼与爸爸的关系。
昆明中央银行旧址
后来黄伯伯被下放边疆，直到六十年代初，黄必光一家六口终于在昆明火车站等来了久别归来的父亲。
年过半百的夫妻俩抱头痛哭，让车站的工作人员纷纷感叹，十多年没见过！
我多希望我家也会有这一天。
1964年，我中学毕业，全班只有两人名落孙山，一个是我，另一个是老陈。
落榜理由很简单：两人的亲爹都在台湾。
我进了制管厂做混凝土工，与沙灰桶作伴；老陈下安宁插队，因为多四年农龄，成了比老知青还老的知青。
本以为我后半辈子要泡在沙灰桶里了，没想到却半路捡着个“爸爸”。
有次我被厂里派到白鱼口几个月，去支援办农场。在农场，我遇到一位已过耳顺之年的老者，成了莫逆之交。
他叫高崇业，是市政公司的总工程师，工资比书记还高，是人们口中的“反动学术权威”。
这位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的北方汉子好唱京剧，我就用提琴给他拉几段样板戏伴奏，尽管蹩脚的琴声与高亢的京腔极不协调，但一老一少还是乐在其中。
他还好喝酒，有次喝得胃出血，送到白鱼口疗养院住院，院里那幢飞机式的住院部大楼就是他设计的。
因为我看护他，连着几个日日夜夜，我俩无所不谈。当他得知我父亲在台湾时，连声道：走得好，走得好！留在这里死路一条。
他的哥哥是党培养的工科顶尖人材，曾在捷克留学，回国后在反右运动中自杀。他也被分配到制管厂強迫劳动，现在又被扔到荒郊野外的农场。
有天深夜，他从噩梦中惊醒，苦涩地对我说，我有个秘密，我没有私生子，如果有的话，我要认了……
他的夫人在45年就做了子宫切除手术，老两口深感老来无子之悲哀。他想认我为干儿子，可我没答应。
我不是没爸爸的孩子。
老高有些失望，可回昆后照常与我往来。因都是旧社会的过来人，倒与老太太很聊得来。
他家住武成路三益教堂旁，每天晚上，老俩口都是大鱼大肉。
但从不借钱给别人。看戏只买一张票，夫妻俩一个看前半场，一个看后半场，故名金花子。
我只当他是吝啬，可没想到，当他得知我因帮人讨债被打伤时，这位当代的“阿巴公”还是费劲地蹬上单车，摇摇晃晃地来到长春路，破天荒地借了五十元给我。
如果老高有孩子，他会是个好爸爸。
而那没有爸爸的孩子，却很快遭遇灭顶之灾。
在制管厂时，夜里还有灯火管制，有次我下班回家，一位年迈的妇女颤颤巍巍地摸黑找上门来，说她是新华书店的，要找哥哥的日记。
我端着油灯找遍了旮旯角角都没找到。最后这位老人边下楼边叹息:“小黄裳，哎！小黄裳……”
当时我不明白这老人为何哀声叹气，只觉得哥哥好久没回家了。
青年时的哥哥
过了些日子，一位操北方口音的中年妇女来到我家，说她是我哥哥同学马约翰的妈妈，在西山采石场见到哥哥了。
马约翰因偷单车被送劳教，不知送到哪里，于是他妈妈便挨个挨个地找，没想到儿子没找到，却找到儿子的同学，我的哥哥黄裳。
这时，我们一家才知道哥哥在西山看守所的釆石场。
马约翰的妈妈说，她当时就哭了，把带来的东西都给了黄裳……两个妈妈哭成一片。
第二天，在水利学校读书的姐姐先赶往西釆去看望哥哥，紧跟着是妈妈，以后是我和弟弟。
哥哥的下巴尖得像锥子，棉衣前襟上印着两个大字——劳教。他太饿了，把送去的食物能一口气吃光。
灰头土脸的哥哥说，自己是被冤枉的。
运动伊始，金碧路新华书店门市主任煞有介事地对他说:“小黄裳，你有严重的贪污问题，交代清楚了，我还叫你同志，否则……”
“可我只管送书，不接触财务啊？”
“那就是抗拒！你好好想想，拿个数据给领导。”于是哥哥便挖洞心思地编数据，编了几次不是太多就是太少，最后这场数字游戏玩到222块9毛8分，领导认为过关了，郑重其事地说，“要想不处分，就必须退赔。”
害怕受处分的哥哥便偷偷地把家中藏品，包括爸爸留下的四幅名画，有两幅是张大千齐白石画的，还有妈妈买的公债，以及他自已新做的灯草绒夹克一并交上，指望能够躲过此劫。
齐白石赠给父亲的画（父亲号士舫）
可是，在劫难逃！
哥哥是昆明最早的一批少先队员。他乐观热情，在回家的路上常帮人提东西，在西坝很有人缘。
工作后，他一推着单车进门，整个院落便沸腾起来，七八个小孩扯着嗓子喊：黄裳哥哥！黄裳哥哥！
他出事后，院落里便哑寂了。
后来得知，哥哥的同学马约翰被昆明工学院送到了火保煤矿，劳教结束后回来后开了个小店修理电器，混得不错。
如果一直呆在采石场，解除劳教就能回家，但哥哥却没那个命。他连同西釆的一批人又被转送到四营煤矿。
与此同时，弟弟被分去盈江插队，姐姐从水利局下放到巍山水工队，妹妹则到广南做小教。
妈妈也即将离开我们。
当时我在厂里“抓革命促生产”。我不怕工作劳累，只怕每周五次的政治学习。于是我主动加班，两班不停，每天忙得连轴转。
不久，罗汉来看妈妈了，身穿军服但没了领章帽徽。
一问才知他退伍了，分配到地质勘探队工作。别前他对妈妈说：妈妈，我有探亲假了，以后放假我就来看你。
不久，静湘也背着娃娃来了。她嫁到曲靖，因武斗逃来昆明避难。因没粮本，求妈妈把杂粮让给她。
妈妈说，你有了娃娃，尽是杂粮怎行，粮本上的你都拿去吧。
帮完了静湘，我们没等来探亲的罗汉，却等来了罗汉单位的人。地质勘探队派两名工作人员直接去汽车修理厂找到妈妈，搞内查外调。
孤儿院长大的罗汉，本是根红苗正的孤儿出身，因他父亲的身份被发现，摇身一变成了反动军官出身的黑崽子，特级炮手也变成了黑炮手。
来人找到妈妈后审问：你为什么要包庇反革命家属？
给娃娃吃点饭有什么罪过？
你还把粮本给了八派头子(静香的丈夫)，你也是反革命！
回家后妈妈气愤又无奈地说，这个罗汉，这点小事也要到处讲。
随后边抽烟边奋笔疾书，写了厚厚的一封信要寄给毛主席，还加了超重费，当然，信被原封不动地转回了汽修厂。
至此，妈妈总是一大清早便赶到厂门口，挂着黑牌与同类一起，向进厂的人连呼：我有罪！向毛主席请罪！
面对职工子女们冷嘲热讽，只能三缄其口。
一天晚上到了饭点，我下工回家。一进家门，却不见妈妈，我赶紧就跑到厂里面去找，看门的告诉我，厂里下了通知，要把她遣送乡下，当夜不准回家。
但是我也没办法，我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天大早，一个女工友带妈妈送回家来，草草收拾了一下行李就要回去。
我用扁担把她的行李背着送到厂里面，分开时妈妈只对我说了句，你好好安排生活。
那天夜里下工回家，我专门煲了罐鸡汤，想让妈妈走前喝口好的，第二天大早还没进厂门，门卫就说“你找你妈？走啦，走啦，昨晚上就走了。”
回到家，我大哭一场，妈妈走了，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可我都不知道她要被送去哪。
妈妈已五十七岁了，嘴里只剩两颗牙。哥哥甚至来信说，以后没有见老太太的机会了，等着她的噩耗吧。
制管厂领导得知我妈妈被谴送时，也把我列入下放名单。要是我也走了，他们回来后户口就无处可落。
我得保住全家的户口，干脆把房门一锁，与两个朋友到处流浪，半个月后回厂，风波才过去。
老太太走后，我每晚下班回家，一推开门，一股悲凉之气扑面而来。
“妈妈不在——”这是幼年时弟弟每天早上的问候语，而今成了我每晚的重复语了。
半个月后，接到妈妈第一封信，她在来信中说：“小弟，我来这里多日了，不知怎的，想你想得最多？现在我明白了——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我看了后嚎啕大哭一场，家里的其他人，都或长或短地离开过她。只有我，从呱呱坠地起，几乎是寸步不离。
何况，历朝历代是母亲思念游子，怎么现在母亲成了游子呢？
对妈妈来说，她的人生就是一场离乱接一场离乱，抗战烽火让定婚的父母首次分离，内战硝烟一起，夫妻两岸分离。
现在硝烟早已散尽，为何母子还要分离？
妈妈在信中，除了寥寥数语的问候，就是一长串药单。
我仔细看过，药单是几分钱小袋装的中成药单，莫非老太太病了？管她，要就寄去。
我拿着药单去买了药，拿了件旧衣服把一大堆药裹起，抱到邮电大楼经过检查，然后一针一针地缝起来。这样的药包不知寄了多少次。
后来才知，妈妈在替人看病。
妈妈被下放到边远的昭通威信，她住在山民家，种山上分的自留地，见她种的地里没有杂草，周边的农民都好奇地来看。
碰上房东的姑娘发热，当地没人能治。她就在信里附上方子，让我抓药寄去。
后来她告诉我，“当地的村民不像我一样是个药肠子，肠子里都灌满药。他们没吃过药，感冒咳嗽的，一包就见效。”
妈妈在杭州医大学过的东西，没想到三十多年后还用上。
从那以后，妈妈又会看病又会种地的名号就传开了，乡亲们都亲热地喊她老大妈。
令人不爽的是，她的购粮本被生产队长抢去了，写了检讨才赔。理由是，贫下中农吃杂粮，你这个坏分子吃白米？
抢了就抢了，妈妈也不去要。还是那么的倔。
购粮本被抢的第三天中午，妈妈独自离开村子，没有请假，等爬上一座山头，已暮色四合。望着远远的村庄灯火闪烁，又想活下去了。
可回去又觉没面子，就在山上等天明。
迷迷糊糊中，似乎有灯火在晃悠变大，越来越近，还夹杂着人的声音：“老大妈，老大妈！″声音越来越大，是村民们打着火把找去了。
多亏了朴实的山民，妈妈返回了山村。
村邻们知道妈妈没有购粮本，就一捧一捧地送米来。
假期回家来一看，妈妈竟变得胖了，也精神多了！
半个月的假期刚满，派出所的军宣队人员就上门逼她走，骂骂咧咧地：你的户口在威信，你还有什么脸住在昆明？
第二天早上，妈妈搭上了返回威信的班车。临行前对我说，放心，要不是把我送到那里，留在厂里早叫整死了。
她的离去，让我非常担心。因为先要到贵州毕节再转威信，还要爬山涉水才到安家落户的村子。老太太来时转车摔断了左手腕，这次回去还吊着左臂。
十天后她终于来信了，还饶有兴趣地谈起当地地震的情况：无数只蛤蟆从村边爬过，大蛤蟆背着小蛤蟆。县上派人去跟踪了几天，最后不知怎的，消失得无影无踪。
离家多年，妈妈就回来过那么一次。
一直到文革末期，妈妈落实了政策，才被放回家。
厂里跟妈妈同去威信的有三人，轻工车光祖自杀，年纪大的张老伯下落不明，只有重病缠身的妈妈平安回来了。
妈妈这次回家，不但把户口迁了回来，还补发了工资，定性为工人。一年后办了退休，工资仍是45元，二十多年一分没加。
母亲和我们三姐弟
妈妈回家后，哥哥仍留在四营煤矿；姐姐也从巍山回昆谋生，在建筑工地上拌沙灰。
弟弟则因主祭一个被马蜂叮死的同学，招工回昆无望，干脆断了回来的念头，在盈江呆了整整七年半，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回昆。
只有当工人的我，还有个大学梦。
1977年，恢复高考前，我离开制管厂，被人介绍进昆七中打杂，干了没几天又调到专案组。说来好笑，我这个黑崽子居然成了专政人员，搞起阶级斗争来了。
当时七中原址因安置了一批拆迁户，复课闹革命时无法返校，就暂时搬到空无一人的省卫校里办学。
白天我负责帮前革委会主任整理材料，晚上值班看守两名学校在押人员，其中一个是体育老师朱光华。
朱老师在中秋夜里用刀片抹脖子自杀。我去上班时，学校专案组的人正乱成一锅粥。工宣队的老邓大叫大嚷，他死了，我们要去坐牢了。
可他前几天还指着朱光华的鼻子骂，你死了，我们连检讨都不用写。
我赶紧去找卫校的借来担架，进屋伸手把朱光华拦腰托起，老邓抱着双脚，把体重八十多斤的体育老师放在担架上。
他身下那张床鲜血淋淋，我的右边袖子也被染红了，前边是老邓与另一个老师各抬一杠，后边是我一人抬着两杠。三人抬着担架直奔红会医院大门。
到了青年路，晃晃悠悠的我再也坚持不住。前边两人小跑一截路可换换手，后边只是一个人扛着，正当我要瘫倒，买菜归来的数学老师在关键时刻扶了一把，连呼，小黄不行了，小黄不行了！
我就这样跟他一口气抬到二楼的抢救室。担架刚一放下，顿时整个世界都黑了，而且是阴沟里的泥浆色，我猛地向前一挺，双手扒在墙上才没昏过去。
人是救活了，我却病倒了。我被诊出胸腔积液，一连几天发热胸痛，医生叫我住院治疗。但我不愿，我要参加高考。
77年的高考在冬季，我把休息两周的医生证明撕了，若无其事照常上班。
晚上在病房值班时，见我一直在看复习资料。连康复中的朱光华都苦苦劝我"小黄，你脸色不好，你睡一下。要是不放心，你把我捆起来…..."
就这样，我终于熬到进考场的那一天，第一年就榜上有名，可惜我只过了半把瘾——体检不过关，落榜了。
第二年高考前，我在街上碰到个老友，知道我在备考，就一本正经地劝我：黄粟，我们这种出身怎么会考得起？莫克果，莫克果！"（“别去了”的方言）
果然，第二次我再次落榜，还是因为体检！
直到第三次，一位好心的医生叫我体检前去她的诊室，用针管从我背后抽出了两管脓液，帮我过了体检这关。
于是，病秧秧的我终于考进了昆明师范专科学校学英语。
好消息也接踵而至。
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面而过，姐姐先带妈妈去了广州，姐夫是广州人。
最让我们惊喜的是，妈妈竟然遇上了来参加广交会的老友郑芝林，当年就是他替爸爸寄信来的。
郑芝林最近去台湾体检时，专程去找了我的爸爸，说爸爸退休后曾要求移民，但被当局拒绝。
这次跟郑芝林见面，让我们又重新燃起了和爸爸重逢的期待。
广州回来后，满怀希望的妈妈带着她的宝贝长孙回了趟海宁。他们拜了祖坟，观了钱塘潮，最后在亲朋们“等着你们夫妻来”的祝福声中离开。
这是妈妈离开故乡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还乡。
弟弟曾在大串联时，回到海宁，亲戚都夸眼前这个英俊的小伙子，说黄家后继有人了。
当弟弟把妈妈的情况告之亲戚，哭声一片。亲戚们都说，你妈妈太要强了，即然到了举目无亲的地方，难道就不会想到故乡的亲人？
妈妈不是不想，她把自己的丈夫丢了，怎么有脸回黄家？
妈妈在海宁省亲期间，正逢我跟第一任妻子领结婚证，对方是我中学同学的妹妹，老家在浙江常山，妈妈知道后很开心。
身边的好消息也随着越来越多，先是罗汉平反了。
他来看妈妈，“妈妈，你看我的头发是刚染的。我满头白发，比你还老，怕你伤心……”
妈妈听完，老泪纵横。
不久，罗汉姐弟俩被批准赴台省亲。
因为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偶然看到李棠逝世的内参，批下了重要指示：一定要查到李棠在大陸的后人及亲戚。
李登辉参加的葬礼，何等重要的人物！省市州县来了个麻子打哈欠，很快就查到了有特殊海外关系的罗汉和静湘姐弟俩。
显然，对岸父亲的死讯，给这边的姐弟俩带来福音。
临行前罗汉来向我们辞别，妈妈与他及妻子合影，并写了亲笔信连同照片托他带去给爸爸。
静湘则向姐姐告别，还特地问，他给钱怎么办？姐姐答，他给你就带来。
静湘见到爸爸了，告诉他我们在昆明的惨状。爸爸说，他已经和家里通过话了，家，是要回的。
但具体提到回大陆的事情，爸爸就为难，只说：“这里情况很复杂，我现在走不了……我是会回去的，但现在不行。”
爸爸在台湾
在妈妈的鼓励下，我第一次尝试给爸爸写信，我在信中写：
“父亲大人，我是你的次子黄粟。正如我没喊过爸爸一样，海峡两边的人们都没有通讯的机会。悲莫悲兮生离别，三十多年来，妈妈遭受的苦难，忍受的痛苦是任何语言无法表达的……”
那天她看过信后偷偷哭了很久，夸我信写得感人。可能我用了“悲莫悲兮生离别”的典故吧。
等待重逢的日子里，妈妈多半时候仍是沉默寡言的，她一遍又一遍地玩接龙，有人还以为她在算命。
有一天，我见妈妈站在窗口，一动不动地盯着路对面的人家，上前一看，邻居家里走出一位衣着打扮很洋气的老人，像从国外回来的，妈妈看得出了神。
我知道她在想谁。
我们给妈妈定了侨联报，报上有个专栏叫“大陆亲人在寻找你”，妈妈天天翻看，一期不差。
可没等盼来她期待的消息，噩耗就先找上门来。
哥哥在四营煤矿时，新华书店曾要为他平反，要我们协肋他们把哥哥要回来。
但当时家里只剩我和妈妈，天天早出晚归，他们来了几次都没人在家，这事就不了了之。
从此，劳教解除后留队的哥哥便在深深的矿坑中一铲一铲地挖煤。从矿洞中出来，除了白眼仁是白的，浑身漆黑，比非洲人还非洲人。
这些年中，他救过人也被人救，他没被坍方压死，没被瓦斯熏死，却栽在了灰尘中。
有一次他回昆休假，老是发热不止。休假一过便焦虑不安，想去医院打个证明好回去交待。
我们带他去医院照片，当哥哥脱光上身趴在机前，还得到医生的夸奖：你太块儿了！
当片子冲洗出来对着水银灯时，哥哥便迫不及待地问医生：可有问题？可有问题？
问题？唔，是有啊……医生甩着湿淋淋的片子说。
顿时哥哥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一一他当然不知，这是死亡的微笑！
带着胸口有两个鸽蛋般大的片子，哥哥又回矿了，照样被批斗，照样要下井。
直到姐姐下去把片子夺回，拿去给专家看，确诊为三期矽肺病，哥哥才告别井下生活，留在地面打杂。
这张片子，让整个煤矿炸了锅，工人不愿再下井，生产链瘫痪了，上司不得不答应让全矿下井人员去医院照片。
好在哥哥成了家，对方是姐姐的同学，丈夫死后带着两个男孩。就这样，身患重病的哥哥组成一家四口的新家庭，又生下了侄子鸭蛋。
哥哥一家三口
婚宴上还有人嘲讽 “福气来，福气来，老婆带着娃娃来”。命运多舛的人，总能看到世态的炎凉。
当时我还在读师专，我可以经常去医院看护生病的哥哥，于是长春路——昆明师专——昆华医院，成了我日日往返的三角路线。
回昆养病的哥哥，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动静结合，每周打三天麻将，钓一天鱼。
对他来说钓鱼是件苦差事，可他乐此不疲。早出晚归不说，有时单车上还要挂个轮胎，从金碧路出发，沿海埂公路去兜底村，坐上轮胎，划到滇池边的一个小岛上去垂钓。
有时是逆风划行，钓友们戏称哥哥是“反攻大陆”。哥哥才不管，伸出双手，亮亮磨破皮的虎口道，这就是代价。
爸妈的故乡在钱塘江畔，妈妈说，爸爸最喜欢吃鱼，尤其是蒸白鱼。他用筷子夹起一条，伸进嘴里一抿，筷上只留下鱼头鱼尾。
哥哥这点像极了爸爸。
哥哥爱吃鱼，从小爱钓鱼，在上西坝时，他会一整个下午守在一个废弃了的塘子边，一条一条地钓起只有小指长的小鱼，像蚂蚱一样地穿在一根草上。
黄昏后，他自豪地提着两大串小鱼回家，路人见了都笑他，还不够塞牙齿缝。
这样的日子持续不了多久，哥哥放弄了钓鱼。不久，连麻将也放弃了。
慢慢的，他无法站立，更不能行走，身穿黑色大衣蹲在院里，用双膝顶住胸部，大衣后摆拖在地上，就像一个蹲着的大老鸹。
穿黑色大衣的哥哥
接下来就是住院出院，和一张张病危通知单。
姐姐说，她听见哥哥连呼救命，一定有什么放不下的心事。于是我握住他的手说，是不是想鸭蛋了，听见了，就握一下我的手。可没反应。
哥哥脸色发青，嘴唇发黑。鼻孔插氧气管，手腕插输液管，胸腔还有插排气管。没有意识，只大口大口地艰难向外吐气。
奇迹没有发生，哥哥还是走了。儿子鸭蛋看到空空如也的床大呼：爸爸呢？爸爸呢？
我再也忍不住了，含泪抱起侄子跑出病房。到了大门前，鸭蛋掏出手帕递给我问：爸爸，可是死了？
第二天，我们把哥哥安葬在机床厂后山，他成了黄家中唯一的土葬者。六岁的侄子脱不了儿童的天性，在山中四处乱蹿，上车时，手中还捏着只蟋蟀。
怕妈妈伤心，哥哥头七时，我们才把后事告诉她。
听到噩耗，妈妈却淡然地说，埋什么，他的肺死死压着他，烧了算了，把骨灰撒到钱塘江。又吩咐我们去买纸钱酒菜，在家里奠祀哥哥。
哥哥没机会被平反，成家后户口也始终没回昆。当年的四营煤矿早已不存在，户籍归并嵩明监狱，我跑去监狱翻了一上午，查无此人。
狱警说，早期的档案可能传到昆明市新村派出所，可我去折腾一番依然查无此人。
我们姐弟几个还带孝前往新华书店门市主任家讨要说法，他精明的次子从中斡旋，说自己父亲没文化，办错事，还答应带他父亲向哥哥遗体谢罪，只是最后到底没来。
我的哥哥，生前被冤作少年犯，死后还要做孤魂野鬼。
1988年，新年守岁的报时声一停，我兴奋极了，88与爸爸同音，在我心里，这一年是最有希望的一年。
可刚过新年，妈妈就跟我们说，她可能拖不过今年了。我认为是一派胡言，就没追问，也没有宽慰她。
四十年了，听到声音的妈妈，拿着话筒愣住了，一动都动不了。姐姐急得在旁边推妈妈，你讲话嘛，你讲话嘛。
姐姐让妈妈报自己的小名，妈妈说，我翠梧啊！我翠梧啊！
“翠梧？”对面愣了片刻，接着传来啜泣声，慢慢又变成痛哭声。
两边哭作一团，几乎讲不成什么话。只有东京传来接线员的声音：
“台北，台北，你说话呀。”
“昆明，昆明，你说话呀。”
那边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我还是一个人啊……”
短短的通话里，两边都哭得讲不成话。
中秋节后，妈妈病倒了，躺在红会医院的病床上，一躺就是三个月，再也没能起来。
老年的妈妈
为了等爸爸，妈妈把那张结婚照片放在枕边，烟也戒了。一家人日以继夜地看护她，为的就是等待重逢的那一天。
但天有不测风云，一次轮到我晚上值班，我竟然把下午没吃的药连同刚发来的药让她一起吃了，导致老太太上吐下泄，大小便失禁。
从此她不能穿裤子，就那样垫一块毛巾以便换洗。其间，一连四天的熬夜，也让我大小便失禁，或许是看护妈妈失误该来的报应吧。
一连两天，妈妈拒绝吃喝，我跪下了才勉强喝几口粥，还是前妻看出了端倪：妈妈没活下去的信心了。
果然，妈妈对我说：“人到了这个地步，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要等爸爸呀！”
“不等了……”
妈妈语气肯定又决绝。
我曾想，妈妈仅仅是卷入战争的无辜女人之一，为何要为夫顶替罪名，遭受这非人能忍受的苦难？
我也曾想，更为残酷的是，被打败了的一方，数以万计的后代子孙，凭什么要替父辈顶罪？
一天深夜，妈妈偷偷爬下床，光屁股坐在冰冷的地面上，等我们发现时，她已犯了重感冒。
她这是要自杀！
她无颜也无心，再见她等待的人。
作为妻子，她苦。作为母亲，她更苦。
7岁那年，妈妈那声“我苦啊——”一下涌上心头，我神使鬼差般在妈妈临终前发誓：“我一定把爸爸找回来，妈，你这辈子太苦了！”
这是我对妈妈脱口而出的最后一句话，可我当时并不知能否办到。
想起妈妈这些年受的罪，又想到一点印象都没有的爸爸。我们一辈子受他的牵连，我想不通啊。
来不了？为什么！
我们想不通，台湾的老兵愿意回的都回了，为什么爸爸来不了，就算有家庭也不影响和我们见面呀。
我把所有的怨气都归结在爸爸身上，在我心里，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他是黄家的罪人。
我向爸爸写了绝交信，告诉他，妈妈为你受够了罪、子女为你背够了黑锅，可你连临终前的安慰也做不到？
“我们没有你这个父亲，从此与你断绝一切关系……”
妈妈走后，我的第一段婚姻也随之破裂。分手后我痛苦至极，去铁路边徘徊，望着轰鸣而来的列车，真想来个一了百了！
生活的不如意，让我对爸爸的恨绵延着。为此我赌气不再结婚，也不要孩子。我没喊过爸爸，也不希望别人喊我爸爸。
直到2016年，事情才出现转机。
八十年代末，我到滇西去搜集远征军的历史资料，顺路到盈江去看看埋葬我弟弟青春的地方，才知道，黄烈和他的邹家拳家喻户晓。
弟弟曾在信中告诉我，与其在城中当贱民，不如在乡下当土豪。
后来他的同学刘永寿跟我讲，后操场上，他们被红卫兵辱骂殴斗，6人围攻他们3人。弟弟出击最多，打退了那帮人。只可惜，刘永寿后来当了缅共，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永寿成了永别。
在盈江，昆明知青走得所剩无几时，常被四川知青们欺负。此时，不显山露水的弟弟亮了剑，用邹家拳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在当地名声大振，干脆顺势把拳术传到了那边的村村寨寨。
我听后很自豪。
身材健硕的弟弟
没有见过爸爸的弟弟，反而遗传了爸爸一些优秀的商业基因。
弟弟在盈江一呆就是七年半，最后是知青全部返城才回昆，分配到塑料公司当工人。改革开放后，弟弟读了电大，当了厂长。
在亏损几百万的塑料厂，弟弟第一年就赚了一百多万，为厂里发出有史以来最高的奖金。虽然最后他也没能将这个厂救活，但管理才能有目共睹，上级准备派他去南非建厂，支持亚非拉。
弟弟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一直被我津津乐道。当我还在没从对爸爸幽怨中走出时，弟弟已经带着弟媳，去了台湾找爸爸。
他从台湾返回后，急匆匆来到我家里，可带回的消息却是，父亲啊！他老人家是孑然一身在台北几十年，1994年孤苦伶仃在敬老院中去世。
爸爸可是中央银行行长啊，怎么会……听完，我捂着胸口，双腿瘫软向后倒。
弟弟说，爸爸生前的别墅已经被大火烧了，爸爸只剩下一坛骨灰，现在安放在“台北市”的“富德灵骨楼”。
骨灰盒上贴着爸爸的照片。文件上写着：黄济，号士舫，浙江海宁人，出生于1910年……
在爸爸的遗嘱中，五个子女，只剩我黄粟的名字拼写正确，这意味着只有我才能取回爸爸的骨灰，只有我才能去接他回家。
黄粟？为什么是我？
二十多年前，是我亲笔给爸爸写了绝交信，骂他忘恩负义，要跟他断绝关系。自己在妈妈临终前发过的誓，也不过是我对弥留之人的一句安慰。
这冥冥中，自有注定。
取回父亲骨灰，摆在眼前的第一件事就难住了我：我得拿出官方出具的父子关系证明。
天哪！对一个老百姓，中国的政府机构数也数不清，去了一家又一家，推来推去，问哪里也弄不明白，如何能证明我爸是我爸。
三年的时间，我病重了就住医院，好点就接着去跑，跑遍了昆明市的几乎所有可以想到的和这事有点关系的机关单位，最后才由省、市台联和台办出具了证明，并到公证处进行公证。
拿着姐姐和弟弟帮我筹的路费，等了大半辈子，我终于在妻子小杜的陪同下，上路了。
出发那天正好是爸爸的忌日，似乎一切都是注定好的。
在机场候机时，我想起 70年前，我们一家也是在机场分离，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爸爸，可我早已记不起他的模样。
几十年过去，带着妈妈一生的夙愿，我打算沿着弟弟三年前标记过的地方：台北市中正区户政事务所、台北市浙江同乡会、台北市殡葬管理处一一去访寻，一切都是未知数。
在台北落地，我不辨方向，不会用手机查站点，也不知道到哪里找旅店，去哪全靠一张嘴。
安排好住宿，第二天大早，我们赶往台北中正区户政事务所。
上了公交车才发现，没有小面值的台币，付不了钱，正发愁会被赶下车，驾驶员听说了我们要去的地方，直接说：“听你们说话，就知道从大陆来。不要紧的，你们到站下车就行。”
快到站时，我赶紧用手机拍下了车头镜子里司机的照片及工作牌，记下了这个好心人的名字。
到了户政所，工作人员仔细核对了我们所提供的资料，因与电脑有出入，说可能马上办不下来，还要再次到台湾来。
我听完，情绪激动起来，办一次签证只能停留十五天，就我这样的身体，这怕是唯一的机会了，就这么回去，我怎么跟家里人交代。
一边的妻子让我先别急，工作人员又问，还有没有别的实质性资料？
我忽然想起包里还有两份非官方的资料，一个是爸妈的结婚公告复印件；还有一份给礼宾写的回帖。
我松了一口气，终于看到了一点希望。
当时正逢清明，台北下着雨，没带伞的人都找地方避雨。
夜里办完事，我又回到早上乘公车的车站，把早上欠的车费投到了另一位司机的投币箱，并请他转告早班的同事，这才安下心来。
第三天我们匆匆赶往“富德灵骨楼”。一路全靠好心人教我们找站点和转车。
到了地方，管理员先查验爸爸的户籍藤本证明，查询后，告诉我们，台北的浩然敬老院是爸爸骨灰的入园办理方，只有他们出具证明，才能办理领取手续。
当我提出要领取骨灰回大陆时，管理员委婉地劝我：“我们知道大陆的墓地是很贵的。你父亲是政府官员，留在这里是免费的。”
我告诉她，此行目的就是带爸爸回家，跟妈妈合葬。
管理员不再劝说，把钥匙交给我，笑着讲：叶落归根嘛。
在其他祭拜者的帮助下，我找到了爸爸的“小房间”。默哀后，请出了灵骨罐。我行动不利，坐在地上，双手紧紧地把爸爸搂在怀里，眼泪再也止不住。
我想象着把父亲抱在怀里的感觉。70年了，我终于能再次亲近给予我生命的人，这是我以前是想也不敢想的。
我抱着爸爸的骨灰回家
在灵骨楼确认过爸爸的骨灰后，我们到敬老院办理领取手续。爸爸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时光。
查验完户籍藤本和敬老院的阴宅证明，灵骨楼的工作人员请出父亲的灵骨罐，用一个黄绸袋包好交给我，我们父子终于可以回家了。
走前，我专门去了台湾中央银行国库局，那是父亲工作过的地方。看门的老头见我在外徘徊，就主动出来给我打招呼，我告诉他，我的父亲叫黄济，过去在这工作。
没想到门卫老头竟然认识，他说有几个老同事跟爸爸在一起共事的，都很怀念他，但是都走了，只有一个还在，已经90多岁。
见面时，老人精神很好，只是讲的福建话我听不大懂，一见我他很激动，不断咳嗽。
他跟爸爸一样，是从大陆来的。回忆起爸爸生前的事，他握着我的手直哭起来。
爸爸是中央银行发行局的官员，住在峨眉街的公寓楼，后来发生火灾被烧毁，便住进了敬老院，爸爸始终孤身一人。
爸爸为什么不回家？
只能猜测，海峡开放仅对平民百姓，爸爸是掌握经济情报的高官，不许移民，也不许回大陆。
爸爸的过去成了永久的谜团。
我能做的，只有带他落叶归根。我将爸爸和母亲合葬在风景秀丽的五老山，实现了对妈妈的诺言。
许多人在父母的悼词中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来世还做你的儿女。
站在父母墓前，我不苟同，如果有来世，不愿再降生在这样的家庭，也不愿意有这样的父母。
他们，都太苦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沉浸式看完全文，而我，看了几十次。
黄粟不会用电脑，这篇故事是他用手机一段一段给我写，他估计也没想到，一写，竟写了八万字之多。
里面记录了许多人物，这些人像是刻在他的脑海中，回忆画面清晰可见。
心满了，就从口中溢出来。
现在我和黄粟一样，对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了熟于心，他们也成了我的朋友。
他们多是劳碌一生的人物，甚至许多人没有善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其实，我们的祖父辈，何尝不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们平凡如草芥，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后，早已湮没于大地。借黄粟之口，竟得以复活。
的确，一个最微小的个人，也可以呈现鲜活的历史；而一个平凡的生命，也会焕发生命的力量。
这些战争阴影下的人生，多是以悲剧为主的故事，并不能给大家带来快乐，但还有那么多朋友在守候。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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