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热映的《波斯语课》让波斯话题呈现了热度，这个神秘国度仿佛只停留于古老的传说中。2017年7月到8月间，我跟好友在伊朗待了三周时间，从德黑兰到设拉子，走了近千公里，途经库姆、伊斯法罕、亚兹德、波斯波利斯等地，这趟旅行缘于我对古波斯文明的浓厚兴趣，而伊朗恰好是波斯的核心地带，到现在还保存着大量的古波斯文明遗迹。
学者迈克尔·阿克斯沃西曾说：“波斯的名称所呈现的画面是浪漫，是精致花园中的玫瑰与夜莺……闪烁着珠宝般绚丽色彩的地毯，诗歌与动人的音乐。”这段话很好地说出了我对于波斯的想象。
此次读《携带黄金鱼子酱的居鲁士：波斯帝国及其遗产》，让我又一次重温了那一次伊朗之行。书中提到的很多地方，我都曾经实地探访过，因而读起来分外有感触。
作者有两位，一位是乔弗里·帕克，伯明翰大学高级荣誉研究员，他的著作包括《主权城市》（2004）、《石头中的权力》（2014）等，另一位是布兰达·帕克，曾担任伯明翰大学英国文学与创作专业讲师。
这是一本内容紧凑而简洁的历史文明类著作，书的前半部分重点写波斯帝国，尤其是阿契美尼德帝国和它的开创者——居鲁士大帝；后半部分写阿契美尼德帝国之后的王朝，以及伊朗的历史组成。
这并不是一本波斯通史，也没有花费过多笔墨去讨论后续帝国或王朝，而是关注它们与帝国的联系。虽然在波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王朝更迭，战争不断，但后续王朝从阿契美尼德帝国中寻找其统治的正当性、合法性这一点却从未改变。
正如书名提到的，“居鲁士大帝”是本书最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我曾经去参观过居鲁士陵墓，一座并不十分宏伟的陵墓矗立在帕尔斯干旱的荒漠之上，风呼呼吹来，游人们围绕着陵墓沉默地走动。历史沧桑巨变，昔日帝王已经化为尘土，而他留下的文化遗产却绵延至今。
在通往陵墓的路上有一所男子高中，校门口有一个示意牌，上面用英文写道：“欢迎来到游吟诗人、信徒、哲学家及英雄的土地。帕萨尔加德高中。”这句话清楚无疑地表明现代伊朗对于古波斯文明的继承态度。正是由居鲁士大帝开启的波斯文明，被看作是这个国家最值得珍惜的历史遗产，它也为伊朗认同感的产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凝聚作用。
我非常喜欢书的第四章《居鲁士大帝的历史与传说》。这一章详细地写到了这位赫赫有名的帝王千百年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象的嬗变。作为波斯帝国的奠基者，居鲁士二世的成就可谓伟大，但他个人身世却始终云遮雾罩。
现代关于居鲁士大帝的资料，大都源自于希腊“历史之父”——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希罗多德《历史》第一卷写到了居鲁士的身世，故事与传说交织，不能完全采信。但居鲁士大帝的功绩却是不假的：他本是从伊朗西南部一个小首领起家，经过一系列的征战而胜利，打败了3个帝国，即米底、吕底亚、新巴比伦，统一了大部分的古中东地区，建立了从印度到地中海的大帝国，当代伊朗人将居鲁士尊称为“伊朗国父”。
如何看待居鲁士大帝，是个颇有意思的课题。作者梳理了从古希腊、古罗马到文艺复兴等各个时期人们的反应，“在居鲁士死后的2500年中，这位古代统治者享有‘大帝’的称号，并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拥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统治者。然后，正面的评价和反面的评价总是交织在一起。随着历史史实与传说的不断融合，一方面居鲁士被认为是仁慈统治者的代表，另一方面却被作为落入陷阱的前车之鉴。最终脱颖而出的是居鲁士仁慈统治者的形象。这或许符合埃斯库罗斯在剧作《波斯人》中对居鲁士的评价：‘没有神会迁怒他，因为他是明智的。’”
伊朗之行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景点是波斯波利斯。作者认为：“波斯波利斯是最早的有目的性建造的帝国城市。在这里，城市、王位、权力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场展现波斯帝国宏伟壮观的舞台秀。”
这座古城坐落于群山环绕的玛尔维达什特平原，背靠扎格罗斯山脉，海拔1500米，它始建于公元前520年，建造在一个巨大的平台上，高出周围地面约15米，规模宏伟，耗资巨大。如果有耐心去看其大阶梯两旁墙壁上的浮雕，会发现它们描绘了其他国家贡使向波斯王朝贡的画面，比如埃兰人带来了咆哮的母狮子，巴克特里亚人带来的双峰骆驼，埃及人带来了公牛，埃塞俄比亚人带来了象牙，印度人带来了斧头与驴，亚美尼亚人带来马和花瓶，亚述人带来了公牛和矛……这些都表明了波斯帝国曾经何等地辉煌。学者吉姆·希克斯认为波斯波利斯是“一座巨大的仍富有生命力的遗址——它见证了波斯人从野蛮的游牧民族转变为世界霸主，同时它也彰显了波斯人无上的荣耀”。
值得注意的是，波斯波利斯离居鲁士大帝陵墓所在的帕萨尔加德并不远。公元前530年居鲁士去世，随即发生了王位争夺战，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最终继承王位，短暂的统治过后，王位传给了王朝的另一个分支——大流士一世。
书中写道：“帕萨尔加德是居鲁士的都城，因此，大流士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王位深感不安，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都城来彰显自己的权力，摆脱居鲁士的阴影……”波斯波利斯就是大流士一世用来象征自己王权的产物。
耐人寻味的是，千年之后的20世纪，伊朗已经从一个世界级强国降为地区级大国，他们又一次重新召唤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居鲁士大帝。为了恢复国家往日荣光，当时的统治者沙王非常强调波斯历史的延续性，甚至试图寻找巴列维王朝与阿契美尼德王朝之间的关系。
为了宣扬高涨的民族自豪感，1971年沙王决定在波斯波利斯举办一次盛大的庆典，来庆祝居鲁士大帝建立波斯帝国2500周年。庆典设计所要传达的感觉是“曾经亚洲霸主的幻影正在往日光辉的舞台上重现”。这次庆典被学者迈克尔·阿克斯沃西认为是一个自大狂的狂欢。
这场庆典邀请了600名声名显赫的宾客，其中包括众多国家元首、君王、部长等。这些世界精英乘坐大型豪华轿车被陆续载至波斯波利斯宫。为了容纳这些贵宾，一大批帐篷安置在庆典现场周围。40年后，当我站在波斯波利斯古城往下看时，这些昔日的帐篷只剩下了一具具骨架。
历史就是这样，昔日无上荣光变成了今日废墟，但也有可能今日不起眼的一个变动会成为明日耀眼的存在。但在伊朗这片土地上，无论如何变化，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被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联系在一起。这份联系是从居鲁士大帝开始的，并且会绵延到未来。正如本书结尾所言，“伊朗这个国家的根基也许在遥远的过去，但这些与根基相关的东西，为历朝历代国家框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以这种方式，一种独特的伊朗认同感，在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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