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语言乌托邦的诞生与毁灭纳粹犹太人集中营

然而，“波斯语”的有效性仅仅局限在两人之间。它是唯有他们才能理解的符号和知晓的秘密。这意味着一旦有第三者参与，秘密就面临着败坏。“波斯语”的乌托邦会因渗进任何怀疑的念头，而变得岌岌可危。电影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平静压抑的叙事进程中制造戏剧性。比如，影片的后半段，集中营来了一名真正的波斯裔囚犯。一直对雷扎怀有恨意的士兵拜尔（Byer）非常兴奋，立刻将这个波斯人调出，野蛮地揪着雷扎与之对话。这一段，让观众为雷扎提心吊胆。让雷扎度过此劫的，是他曾用从科赫那里拿来的食物帮助过的一位意大利籍犹太兄弟；后者帮他割破了波斯人的喉咙，但也因此陨命。雷扎渡过劫，是苦难中善意的闪光和回响。电影暗示我们，即便在最极端的情境下，人性还是会因相互馈赠而流动起来。影片有一个情节让我们印象深刻。当科赫已掌握大量“波斯语”单词，能用这门语言讲述身世，还能用来写诗。他把写的诗读给雷扎听：风把云送往东边在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灵魂我知道我会幸福随着云飘向的地方不论在任何语言中，这首诗运用了最简单朴素的词汇。诗的语调真挚而舒缓，是用一种怡情的语调表达反战情绪。但我们无法忽略它出自一位纳粹上尉。不论如何，这让人细思极恐。《波斯语课》回应了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的问题。斯坦纳是著名的人文主义批评家，但也是一位对“大屠杀”有痛彻记忆的人。他曾在《语言与沉默》中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为什么会这样？”斯坦纳的提问，最终落脚于艺术对人性和道德承载之上。为什么文明的进展越久，野蛮的暴力就越强烈？而艺术常常不是抵抗政治的暴力，而是逆来顺受，甚至使其看来更加雅致。这个问题更常见的另一种的说法是：艺术纯粹自为，与历史之间拉开距离。实际上，电影也对这个议题给出了它的答案。科赫并未因为内心的温情而被原谅，正如有观众精辟地总结到，当他说出一个“波斯语”单词时，倒下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当他念出一首诗时，燃烧的是一大片无辜的尸体。雷扎的犹太姓名被隐匿，但他存活了下来。而更多犹太人被投进焚尸炉。历史的暴力是双重的，它想要人与其名统统消失。在纳粹败北之际，指挥官匆忙地把死囚名单和档案投入燃烧的壁炉中。不遗留任何痕迹意味着“查无此人”，仿佛恶行如消失的烟一样，轻飘，无形，从未发生。《波斯语课》具有浓重的回望性质，集中营的外景弥漫着冰冷的雾气，象征着那段瘆人的年月。而这部电影的决心，便是穿透并照亮它。影片最直接也最深刻的寓意就在于语言/词语如何记录亡魂，铭刻灾难。若把历史学看作一种打捞工作，那结尾处，雷扎一个一个地念出那些亡者的姓名时，电影的历史学目的也得以达成。影片以蒙太奇的方式，呈现了两位主角的下场。雷扎一个一个念出被屠杀者的名字。科赫在登机时，终于被识破，“波斯语”的乌托邦毁灭了。有些观众或许会设想另一种结尾：为什么不让科赫被识破时，雷扎也在场呢？那样的情境是怎样强烈，科赫会心痛还是彻悟？这种设想实际上认为，科赫对雷扎的信赖、袒护，以及两人基于“波斯语”的共度时光，最后会成为情感张力的加强剂。由此，一切很有可能在人性纠葛中结束，二人世界的情感矛盾冲向历史的前台。但是，影片并未如此避重就轻，虚化掉历史审判。面对数以万计的亡魂，一段胁迫下发生的“师生”情谊根本不值一提。更何况，雷扎不是科赫拯救的——他的生命原本就属于自己。《波斯语课》是沉重的回望，任何屠杀题材的艺术都必须是沉重的回望。“生命”这个词并不轻渺，不像一枚惨遭蹂躏的布娃娃，洗一洗就能恢复原状。影片结尾把两位主角放在两个时空，撑开决然的态度。它再次提醒我们：科赫的“波斯语”乌托邦看似美好，但它始终是以数以千计尸体上面建立起来。无论如何，历史的道义不会允许它持续更久。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德国军官永远也无法逃至德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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