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以“他们的名字”呼唤历史
作者：于雨仟
《波斯语课》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波斯语课》是瓦迪姆·佩尔曼执导的战争剧情片，讲述了年轻的比利时犹太人吉勒斯为了活命，假装成波斯人，自创了一门语言，教集中营军官科赫波斯语的故事。吉勒斯把集中营中囚徒的姓名作为“假波斯语”的词根。语言符号承载起生命价值与历史记忆。影片塑造了复杂又丰满的人物形象，形成了良知之善与平庸之恶的对比。在真相与谎言的对立之中，历史的书卷被徐徐展开。
一、 引言
《波斯语课》（Persischstunden）讲述了二战期间，犹太人吉勒斯（Gilles）被逮捕并送往德国的一个集中营的故事。集中营军官科赫（Klaus Koch）届时正在寻找波斯语老师，吉勒斯谎称自己会说波斯语从而逃过了枪决，并成为了科赫的语言老师。起初，科赫对吉勒斯十分不信任，吉勒斯为了活命只能凭空编出一门语言。在抄写被捕者名单时，吉勒斯急中生智，将犯人的名字作为“假波斯语”的词根，编造出了全新的“波斯语”单词。科赫对吉勒斯的偏袒引起了另一位党卫军警卫麦克斯（Max）的不满，他一直试图找出吉勒斯的破绽并置其于死地。在集中营生活的七百多天里，吉勒斯见证了战俘的悲惨经历，同时自己也与死亡不断擦肩。结尾吉勒斯作为幸存者，成功默念出2840个集中营受难者名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
二、 语言与生命
影片始终围绕着“语言”这一命题开展叙述，贯穿其中的戏剧点就是吉勒斯假冒波斯人雷扎，寻找创造“波斯语”的灵感。在语言学中，“能指”意为语言文字的声音、形象，而“所指”则是语言的意义本身。在能指层面，吉勒斯由凭空捏造词语到截取集中营花名册上的人名，再到后来他在给战俘分发餐食时，询问他们的名字，用人的形象特征或行为特点来造词。吉勒斯创造词汇时，不断丰富词源的来源。他从空想到实在，将语言符号与存在物建立起联系，这就扩展了语言符号的形式。在所指层面，一开始是由科赫军官指定词语清单，后来是吉勒斯自己在俘虏身上汲取灵感。例如，他在分发餐食时，遇见一位急于领餐的俘虏，他化用其名字，定义为假波斯语的“饥饿”；他将一位老人的名字命名为“年迈”；同样的方法，他还定义了“理想”、“耐心”和“希望”等。这种命名方式不仅便于记忆，将抽象的语言符号具象化；而且还在无形之中记录了人物在集中营中的所见所闻。尽管纳粹在战败撤退时烧毁了集中营的档案材料，但其暴行早已被融入了吉勒斯所发明的语言之中。2840名受害者的姓名就是吉勒斯的词库，他的所见所感就是词语的意义来源。能指与所指巧妙结合、相互统一，在这一过程中，能指的意义在不断借用其他所指的过程中被“丰满”、“延宕”。语言符号成为生命的象征，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
吉勒斯和科赫接触“波斯语”时，怀着不同的态度。他们之所以与这门语言建立联系，本质上并不是单纯服务于生活的需要。吉勒斯起初创造这门语言是为了活命，后来这门语言也承载了记录现实的历史使命。科赫学习波斯语是为了实现自己去德黑兰开餐馆的愿望。他对波斯语的要求只停留在“口语言说”的层面。相较于文字，口语在“记录功能”方面有着难以规避的劣势。但正是这门“只说不写”的语言记录了德国纳粹的暴行，表明着语言在记录历史方面的特殊功能。吉勒斯是语言规则的创造者，他用集中营受难者的名字来构成语法，用语言符号的形式诉说记忆，实际上是对历史虚无化的一种反抗。科赫企图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融入吉勒斯的语言规则，实质上是想借这套语言工具进入波斯人的文化体系，从而摆脱纳粹的身份烙印，洗刷历史的污垢。然而在历史的正义面前，科赫的挣扎都是徒劳，最终他还是受到了命运的审判。
在吉勒斯与科赫的交流过程中，二者的相对身份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作为军官，科赫是“施害者”，对集中营中的战俘和士兵有着绝对的权威；作为战争俘虏，吉勒斯是“受害者”，他在纳粹军官的压迫之下艰难谋生。然而在波斯语的语言体系中，二者的身份发生了逆转。吉勒斯是语言规则的制造者，有着定义语言的绝对权威，科赫需要服从于他。这种主奴关系的转换，也暗示了纳粹的统治在逐步瓦解。科赫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也面临着权力的解构；他不断试图利用波斯语逃离战争的束缚，但却一直困在权力的迷宫中，无法实现真正的自我解放。
三、良知之善与平庸之恶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定义“平庸之恶”时特别强调了作恶者的浅薄性和无思性。“恶的平庸性不是一种理论或教条，而是表示一个不思考的人为恶的实际特征，这样的人从不思索他在做什么。”这种恶不需要反思行为的目的性和意义，只需要一点盲目而已。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人们更容易受到大环境的裹挟，不自觉地沦为战争的附庸。影片中的科赫军官就是“平庸之恶”的典型代表。
一方面，虽然他不需要亲自押解、监督和处决囚犯，但是他负责整个集中营（包括军官、士兵和俘虏）的餐饮，对于囚犯有着绝对的生命掌控权。他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影响着更多战俘的生死。另一方面，科赫麻木地身处恶的体制中。他对战争漠不关心，一心想学好波斯语，在战争结束后去德黑兰开餐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有理由逃避战争的责任。阿伦特说到“无思想就是平庸，其特征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能力不充分”。在结尾吉勒斯与科赫之间爆发了影片中唯一一次针锋相对的争执，吉勒斯直接揭露了科赫冷酷虚伪的本质，“他们不是无名之辈，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即便你手上没有直接沾血，你也是一名杀人犯。”科赫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反思过自己的所作所为，面对吉勒斯的指控，他辩解道，“我只是个厨子”。他的辩解荒谬又无力，无法改变他作为纳粹的螺丝钉的现实。当他站在恶的深渊旁时，他选择旁观，游走在表象和逃避的世界里，忽视了历史真实和道德良知。这就将他逐步推向了平庸之恶的泥潭。
与科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吉勒斯的个人成长。影片一大看点就是主人公吉勒斯对自身处境、对集中营生活以及对患难同胞的态度的转变。一开始，吉勒斯只是想方设法活命。他谎称自己会波斯语，那时花名册上受难者的名字对他而言只是语言的灵感。直到他经历了逃跑失败、采石场的磨难、转移到农场、遇到意大利兄弟等事件后，他对于同胞的悲惨命运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不断审视自己的处境，反思自己的生活。其中有几个场景颇有深意：吉勒斯从地上捡起受难者遗落的布偶娃娃，凝视片刻后摘下了娃娃胸口的名牌——“Aviva”。这大概是娃娃小主人的名字。吉勒斯用这个名字创造了“波斯语”的一个新名词：生命。这一幕不仅揭示了名字与生命之间的关系，更暗示了吉勒斯思想的转变。他对犹太患难同胞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同情，表达了他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他把目光从自身扩展到所有同胞上，他没有因为自己暂时安全就沾沾自喜，甚至对自己相对舒适的处境感到厌恶。他尽己所能地去帮助他人，例如他为病重的雅各布兄弟带来食物，后者也不惜献出生命帮他躲过真相败露的危机。最后，吉勒斯宁愿与其他人一起赴死，也不想要继续接受科赫的“优待”。整部影片可以说是吉勒斯思想的演变史：他从恐惧麻木到看淡生死，从关注个人到融入群体。他身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良知之善，这种品质是他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力量源泉，是他牢记历史的动力。
《波斯语课》电影截图
影片不停切换视角，使得观众也无法完全站在某一特定立场去评判历史。即使是纳粹代表科赫军官，其形象也立体又矛盾。一方面，他本质上是不热爱战争的，他渴望和平和稳定的生活。他对吉勒斯的帮助和偏袒也流露着一丝人性的温情。他同样渴望被爱，在影片中他直接表露“谁都可以爱”。但我并不认为科赫对于吉勒斯的感情是源于人性的善，他始终没有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吉勒斯。
《波斯语课》电影截图
他一再强调自己痛恨欺骗，当吉勒斯露出纰漏时，他立刻恢复本性——一种失智的狂暴。当他意识到自己“错怪”吉勒斯时，他自以为是地用食物和衣物来补偿。即使是道歉，他也保持着“掌权者”的高贵与傲慢。自始至终，他不曾问过吉勒斯的真实姓名，也不关心他的家庭和经历。他对吉勒斯的依赖更多是基于利益的需要。这点与《钢琴家》中纳粹军官和席皮尔曼（Szpilman）之间的感情有所差异，上校对被其才华所打动，展示了人性的光辉。然而《波斯语课》中，即使最后科赫不顾军令和舆论解救了吉勒斯，他的理由也是“因为我承诺过你不会死”。这是一种身居上位者对下层人的俯瞰，暗含虚伪和自负。
科赫曾用“假波斯语”写了一首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诗：“风卷云往东，安置渴求和平的灵魂，在那里我会快乐，云飘去的地方”。这首诗简短又优美，却极具讽刺性。窗外纳粹殴打犹太人的场景与科赫淡定温情地吟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深刻的反讽意味——一首充满希望的小诗是由一名“刽子手”的帮凶用一门假的语言说出。战争与和平，良知之善与平庸之恶再次形成对比，发人深省，使观众久久不能释怀。
四、 真相与谎言
影片前半部分，吉勒斯与科赫之间构成典型的冲突关系。科赫对吉勒斯的身份充满怀疑。他不断考验和刁难吉勒斯：他将每天学习波斯语单词的数量提高到40个，并且要求吉勒斯在厨房工作。这些举措占据了吉勒斯思考与捏造词汇的时间，极大提高了教学难度，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吉勒斯凭空捏造语言的机会。科赫对吉勒斯的这种态度也侧面反应出科赫对波斯语起初的认识。他对波斯语的认识只停留在其实用性和表音功能，即通过记忆语言的语音来传达意思。波斯语于他而言仅仅是工具。
但到后来，随着吉勒斯逐渐获取科赫的信任，科赫对语言的认识也深入到“表意”层面。他开始通过这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其中有一个场景极具深意：吉勒斯提出要考核科赫“波斯语”的掌握程度，于是二人开始用“假波斯语”对话。科赫用这门“假的语言”缓缓诉说着自己的身世：他出身贫寒，起初加入纳粹的动机并不是因为他信奉“纳粹主义”，而是因为他觉得党卫军的制服穿起来很威风。科赫评价这门语言“是优美的语言”，表明“波斯语”对他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假的语言”蕴含着“真的情感”，倘若不是第二语言，科赫可能很难对吉勒斯敞开心扉。这就增添了影片的反讽性：假的语言反而更能打破人心的屏障，更容易表达出真的东西。
《波斯语课》电影截图
影片按照 “说谎-圆谎-谎言败露”的逻辑展开叙述，展示了谎言与真相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在麦克斯（党卫军警卫）第一次提醒科赫并质疑吉勒斯波斯人的身份后，科赫递给吉勒斯一张写着39个词语的纸条，最终又加上了“真相”一词。从此之后，影片就围绕着“真相与谎言”展开戏剧冲突。在此过程中，科赫一直“找寻真相”，不断试探吉勒斯所说“波斯语”的真实性。吉勒斯则不断“隐藏真相”，竭力不露出破绽。影片并没有局限在“语言的真相”，而是将语言与历史真实建立起联系。吉勒斯通过化用集中营花名册上患难同胞的名字，不仅获得了创造语言的思路，更牢牢把握了“历史真相”的解释权。尽管德国纳粹在战败之后烧毁了花名册、抹去了他们屠杀犹太人的暴行记录，但吉勒斯通过创造抽象的语言符号，完美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科赫并非没有机会识破吉勒斯的谎言，他同样可以接触到受难者的花名册。导演颇有心机地将镜头对准科赫看向花名册这一幕，然而那些名字对科赫而言并没有特殊价值，只是一个个无意义的文字符号、是即将被销毁的标记而已。他忽略了每个名字背后所象征的生命。科赫被欺骗的根本原因并非是吉勒斯谎言天衣无缝，而是以科赫为代表的德国纳粹对生命的漠视。
在语言学层面上，吉勒斯编造的语言是虚假的；但在历史层面上，这套语言规则记录了历史中的真实。谎言可以是真相的扭曲，但在某些情况下，谎言也可以代表真相。正是有了“虚假”的掩饰，真相才得以以隐蔽的方式保存和传播。
《波斯语课》电影截图
除此之外，影片本身也承担起了记录“社会记忆”的功能。社会记忆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起了个人与群体、历史与未来。《波斯语课》着眼于小人物的传奇故事，以小见大地记录了那段特殊的历史记忆。吉勒斯只是众多犹太受难者之一，他同样有私心、会恐惧死亡和屈服于权力；科赫也并非是领袖人物，他只是一个管理后勤事物的军官。从这一层面上，电影主角的“普通人”身份更容易拉进与观众的距离，更易引起观众的共鸣，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输送历史记忆和价值观。
不同于以往二战题材的影片，《波斯语课》塑造了更为复杂和人性化的人物形象。尽管科赫对吉勒斯的保护更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他从未自发地做坏事，还一次又一次解救吉勒斯于水火之中。再如，仇恨犹太人的党卫兵麦克斯深爱着女军官；女军官也会为感情所困……影片中许多细节都为我们展现了丰满的人物形象。虽然是战争环境，但一些场景也反映了这些人物的普通生活。例如女军官与麦克斯参加舞会、士兵在食堂吃饭闲聊、军官们去野餐等。人性化的角色和生活化的场景，可以进一步地增添影片的真实性，更容易唤醒社会中人们的集体记忆。
五、 结语
《波斯语课》用以小见大的手法，讲述了犹太人吉勒斯为了生存编造一门全新语言的故事。关于二战的电影屡见不鲜，但《波斯语课》抓住“编造波斯语”这一戏剧冲突点，用个体的经历映射整个集中营受难者的经历，甚至是二战的社会现实。这部电影身上保留了《钢琴家》的影子——都涉及了纳粹军官与犹太民众的故事；与《美丽人生》一样将故事发生地定在集中营；同时还带有些《无耻混蛋》式的黑色幽默；呼应了《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中爱与深沉的主题……但这部电影的叙述手法和整体气质又与过去的电影截然不同：电影整体冷峻沉重，同时又融入了克制的温情，镜头始终与观众保持了一定距离。沉稳的叙述节奏中暗流涌动，电影将理性与感性相结合，引导观众对历史进行独立的评价。
《波斯语课》讲述的不只是语言的故事，更是一段历史记忆。那些“无名之辈”是历史的“失语者”，他们可能无法亲口诉说自己的悲痛经历，但是历史总会以其他方式记录下来。“波斯语”搭建起了生命与历史之间的桥梁，那些留存在吉勒斯记忆中的名字正是对历史的呼唤。
【参考文献】
[1]刘明珠.(2022).《波斯语课》——语言的面容与平庸之恶. 新闻传播(05),29-30.
[2]路广宇.(2021).《波斯语课》：以赤裸生命冲破语言之囚. 东方艺术(05),91-95.
[3]汉娜·阿伦特 .反抗“平庸之恶”［M］.陈联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19页。
[4]刘明珠.(2022).《波斯语课》——语言的面容与平庸之恶. 新闻传播(05),29-30.
[5]向睿涵.(2021).语言成为虚空：电影《波斯语课》语言分析. 声屏世界(22),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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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孙雁南
原标题：《锐评 | 于雨仟：《波斯语课》：以“他们的名字”呼唤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