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心中，“自律”是个神圣的带来希望的正能量理念，你说自律让人痛苦，打破了很多人心中的圣杯。
后面那句更拉仇恨，部分自认为是穷人的读者觉得灵魂受到侮辱~
1、公认的人生追求是快乐，不管吃美食还是做公益，修佛还是参道，能获得身心愉悦才是目的。
2、在外力强迫或自身刻意要求的前提下坚持反复做同一件事，并非出于本心，没有内在原动力，这种人为设定的“自律”会带来痛苦，所以商家出于商业目的，刻意把“自律”包装出高级感，成为社交货币的行为，不值得推崇。
4、但受制于种种现实，要赚钱养家，处理很多不得不做的琐 事，很难完全凭借兴致做事，刻意自律有利于改善 生存 境遇，是强者必须承受 的人生历练， 依然值得肯定 。
5、自律的最高境界不是刻意追求条条框框的自律，而是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既自由追求个人快乐，又自然而然不会逾越内心准则。
补充一句，任何不能获得即时正反馈的付出，最初都有一个刻意练习以形成习惯的过程。
差别在，有人刻意练习并形成习惯后，能稳定获得快感，有人哪怕形成习惯，依然无法从中获得持续且强烈的快感。
比如健身，有人能长期坚持，有人却半途而废，就是不同人获得的正反馈强度不同。
差异可能不一定来自意志力，而是天赋兴趣，或者性格？
J人更喜欢建立确定目标并准时完成，更在意结果，满足感来自计划的完成，为勇敢做出决定而高兴，这类人更容易坚持健身。
P人更喜欢随着新信息的获取，不断改变目标，更在意过程，满足感来自计划的开始，为各种选择/可能性都存在感到高兴，这种人更容易三分钟热度，难以坚持健身。
我就是P人。
所以“自律”问题的讨论非常个性化，不可能有公论。
我个人建议是：适度自律、无需装逼、放过自己、拒绝焦虑，快乐生活每一天~
这学期，儿子学校布置了一本课外必读书，叫《我们的汉字》，写得很简明通俗，我花了1个多小时读完，也有所裨益。
本书讲了文字起源、各国文字异同、五种造字法、字体演变、汉字简化和拼音的由来。
核心在讲一个理：因为人类创造的知识越来越多，为提升交流效率，人类不得不不断简化文字。
人类文字发展史，就是文字简化史。
08年马英九上台，首次开放大陆赴台游，当时网上精英小资居多，主流风气很右，也就是比较崇洋媚外，对台湾各种夸，比较有名的像韩寒的《太平洋的风》，新周刊的《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当时小资公知很认同台湾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大陆简化汉字（甚至蔑称“残体字”）失去了汉字本韵，变得不伦不类，台湾保留的繁体字（他们叫“正体字”）才完整继承中华文化精髓。
比如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麵无麦、導无道、兒无首、有雲无雨、開関无门、鄉里无郎……
其他还好，特别“親不见”、“愛无心”这两处简化，很戳人心，尤其当时网络监管还很松，很多激烈社会事件上网不会404，让人有种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错觉，觉得简体字的确失掉了点什么。
我对真实台湾的了解，也从那时开始，当时也很吃这套说法。
再后来，对全球文字流变有了更多了解，能更客观看待简/繁体字优劣。
最新史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我们祖先智人能打败当时共存的竞争对手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近亲，不是我们祖先更强壮、更勤劳，或脑容量更大，而是更容易相信虚假的故事。
原始社会，相信看不见摸不着的故事，算是很缺心眼了。
但恰是这种偏好，让我们祖先爆发出强大的集体战斗力。
所以人类第一次重大飞跃，就是语言的诞生。
但语言代际传播中，很容易因记忆错乱失真甚至中断。
所以文字的出现，是更重要的一次革命。
文字，成为了史前社会跨入文明社会最主要的标志。
文字最初都是图画，因为语言最初描绘的，都是能看到的事物，比如日月山河牛羊猪马，能直接画出来，一看就懂。
所以古埃及圣书文，古苏美尔楔形文字，中国甲骨文和金文，都是象形文字，也就是只表意，完全不表音的文字。
单纯表意有短板，想描述更复杂的动作、神态、心情，或是虚构的概念，就很吃力。
所以在帕米尔以西的老大陆中心区域，包括偏居一隅的印度在内，各文明很快放弃了只能表意的象形文字，改成腓尼基人最先发明，后经希腊人发扬光大的字母文字。
字母文字会读就会写，上手更方便，但也失去了表意功能。
而在东方，我们和文明中心隔太远，一直没受那边文字演变影响，而是在甲骨文基础上，不断修修补补，让这套古文字系统能适应时代变化，用更简单的方法，表达更丰富的内涵。
这就是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这些造字法。
指事和会意还是象形基础上的延伸。
比如“刀”是象形，“刃”是指事，那一点相当于一个箭头，指向刀口位置，说这就叫刀刃。
“日”是象形，“旦”是会意，下面那一横象征地平线，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就叫“旦”。
假借则是两个字发音一样，就不造新字，借已有汉字表音。
说白了，就是古人写“白字”，但写的人多了，就约定俗成。
比如“易”原指动物蜥蜴，所以这字长得像一条蜥蜴的形状，后来借去表达更常用的难易的“易”和交易的“易”，最初蜥蜴的含义就此让位，加个虫子旁以示区别。
汉字最伟大的创新，是形声字，今天80%+常用字和95%+汉字，都是形声字，近现代发明的大量新汉字，都是形声字。
比如上面说的“蜥”、“蜴”二字，都是形声字，左边虫字旁代表含义（一种昆虫），右边“析”和“易”表示读音。
如此一来，汉字不再只是单纯表意文字，而是兼顾表意表音的复合型文字，从而既保留了上古象形文字的生动形象和丰富内涵，又便于发音。
但因为兼顾表意，表音功能还是没法和字母文字比，古人学发音主要靠反切，就是用一个常用字声母和常用字韵母切出一个生字的音。
比如“都、德乌切”，意思是“都”的读音是“德”的声母+“乌”的韵母。
但这种注音法还是麻烦，必须先认识很多常用汉字，才能用反切继续学其他字，西方传教士来华时，一个字不认识，就想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方便学发音。
当时中国文盲遍地，传教士为给文盲传教，还印了带拼音的中文圣经，许多人靠拼音不仅读懂圣经，也顺便认了字，这种拼音当时叫“教会罗马字”。
所以汉语拼音不是1958年才出现的，400年前就有，否则怎么会有Peking、HongKong、Kaohsiung这些拼写出来的地名呢？
问题是这些拼写没个统一规范，有英国人翻的，有西班牙人翻的，有用广东话发音翻的，有用闽南话发音翻的……所以要有一套全国标准的注音系统，这就是我们学的汉语拼音。
当然在民国时代，我们还发明了一套用汉字笔画和偏旁构成的注音符号，今天台湾还在用。
这种注音符号中不中洋不洋，属于假名一样的半吊子创新产物，台湾人可能觉得自己还在用的这套注音系统才是中华文化正宗嫡传，但站在语言学发展角度看，我们用的汉语拼音才更简明易懂。
新文化运动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心忧国家积贫积弱，觉得根子出在传统文化上，一度想要彻底除非汉字，全部改成拉丁字母拼读的文字，也就是所谓汉字拉丁化。
幸好当时没成功改革，否则文盲认字是容易了，但汉字表意精髓没了，这会给复杂精细表达，带来很大困难。
这也是日韩两国在自创假名/谚文表音后遇到的问题。
当年两国发明自己的注音符号，不是想摆脱中国文化影响，而是汉语发源于陇西羌人，属汉藏语系，而日韩语源头则和满蒙土耳其语一样，属阿尔泰语系，语法不通，还有大量长音，汉字完全为单音节汉语发音而生，很难匹配，强行匹配（文读），又会大幅提升学习难度。
日本改革不彻底，还用了大量汉字表达复杂含义，今天关键日文都用汉字，上面再用小字标注假名。
韩国比较悲催，起初也是表意汉字和表音谚文混着用，常用字用谚文，关键字用汉字，谚文一直给汉字打辅助，后来民族主义兴起，在朴正熙和金日成时代，南北双方不约而同完成去汉字化。
但韩语受汉语影响比日语更大，很多词汇都是汉语一样的单音节字，造成只表音的谚文无法表达大量同音异意字，特别是在法律这种特别讲究用字精准的专业领域，不得不还用汉字书写，搞得很精分。
既不能彻底拼音化，完全断了汉字表意功能，又要降低汉字学习难度，提高书写速度，所以1956年，我们开始全面推行简化汉字。
简化后的汉字当然也有缺点。
比如有些简化字改变了原来偏旁，造成繁简对照关系变复杂，无法看出原来形旁（表意）。
不少同音异意字被同一个简化字代替，也导致表意模糊，单看一个字，能有多种全然不同的解释。
台湾学者吐槽的，主要是这两类。
另一些简化字则简化了音旁，无法再简单通过音旁判断读音。
总之，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一路走来，明显看出，汉字简化是大势所趋。
今天台湾用的繁体字，相比2000年前汉朝用的隶书，也算“简体字”。
汉字简化必会造成部分表音表意功能失位，但用“愛无心”来苛责甚至否定简体字，则是一叶障目。
反过来说，汉字简化也不能过于激进。
比如楷书虽然工整清晰，但书写速度慢，草书虽然行云流水，书写极快，但简化到严重影响交流的地步，今天只能成为书法艺术，所以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行书，成了日常书写的主要字体。
再如汉字简化到极致，就只剩下一些笔画，不成了只能注音无法表意的假名了吗？
“己、已、巳”这些字虽然不是简化产物，但足以说明，笔画过于简单、特征不够明显，反而容易给使用造成困扰。
加上现在已进入信息时代，除了学生，绝大部分人书面表达工具不再是纸笔，而是键盘手机，输入方式则是拼音，字体再简化一点或繁琐一点，都不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文字要有稳定的使用环境，使更广大人群能长期交流，总不能每过几年改几个字，让全国人民回炉重学吧？
再说今天是科技迅猛发展，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有太多新知识需要学习，不该把大量精力花在复杂烦乱的汉字迷宫中，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就敢掉书袋的时代早过去了。
全球化时代，大的一定会同化小的，就算不是军事殖民，也会在经济文化上逐渐同化。
李光耀早早看到大陆人口体量决定了早晚会崛起成数一数二的世界级强国，所以半个世纪前就开始在新加坡推广和大陆完全一样的拼音和简体字。
只有港台一直扭扭捏捏，觉得自己用的繁体字高人一等，实属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虽然今天全世界只有我们还在用方块字（日本算半个），不说西方，哪怕我国的维语、藏语、状语、满语，全是表音文字（东巴文除外），但这不代表汉字是过时的老古董，汉字的发展方向就该是像越南文那样彻底拉丁化，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汉字有足够的文化自信！
只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字母文字使用者，英语母语者学法语，或意大利语母语者学西班牙，都会觉得不难，但突然学方块字，就会觉得特难，从而造成舆论场上“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的共识。
近现代也一样，全世界都管这货叫computer或类似发音（包括日韩），因为大家都用表音文字，习惯直接从英语音译过来。
只有我们，非要意译成“电脑”……
早先翻译更扯，叫“计算机”……
形象是形象了，但增加了国人学英语的难度。
像“咖啡”、“沙发”，不学英语也知道怎么说，但“电脑”不行。
反过来，把中国的东西介绍给老外，翻译家也喜欢从现有英文词库中找，方便洋大人理解。
结果很多翻译，搞得不伦不类。
比如春节，我们小时候英语课本还翻译成Spring Festval。
这种翻译老外看了一头雾水，啥？春天来了也要庆祝一下？那是不是还有Summer Festval？
现在都知道，老外管这叫Chinese New Year，因越南人和韩国人一直抗议，为了政治正确，不少国家改成不伦不类的Lunar New Year（阴历新年）。
这种抗议很无语。
一是农历春节不是完全的阴历，我们古人用的是阴阳历，这种翻译不准确。
二是农历春节本就是中国发明的，你们过的韩国春季本质上还是中国春节啊，没必要这么玻璃心……
再比如“龙”的翻译，我们强行套了个dragon，但这是西方神话中的大蛇、恶龙、魔鬼撒旦的化身，和象征吉祥喜庆皇家威严的中国龙含义截然相反。
其实“龙”就应该音译成loong，问题是都21世纪了，人家早就约定俗成，这种虚构的动物就叫Chinese dragon，特别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龙珠》直接译成dragon ball，现在跳黄河也洗不清了……
类似的还有我们把中国饺子等面食翻译成dumpling，这单词最初指的是爱尔兰当地一种没馅料的面粉团子。
英国本就是美食沙漠，各国美食传过来，都是直接音译。
最典型的是欧洲做面点最牛的意大利人，什么Spaghetti、Ravioli、Tortellini……这种直接音译自意大利语的单词一堆，我现在都没完全搞明白，就像我们的兰州牛肉面有毛细、二细、二宽、韭叶子……可复杂了。
本就是人家文化中不存在的新事物，没必要强套人家固有词汇。
最好的翻译，是直接把中文名字翻过去，饺子就叫饺子，馒头就叫馒头。
事实上，日韩语都这样翻。
后来日本这二道贩子又把“拉面”直接音译出去，成了今天英语中的ramen。
今天英国人早不吃爱尔兰那种超难吃的黑暗料理dumpling，但中国人老把自家饺子说成dumpling，久而久之，大家也就约定俗成。
你今天和老外说dumpling，他们第一反应就是中国饺子……
最近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高度融入全球化，很多新生外来语都直接音译，甚至都无需再译一个近似发音的中文（像“咖啡”）。
大家日常就用英语表达，谁都听得懂，比如iPhone，iPad、Word、GPS、Google、Demo……
但历史上，中国有个地方，一度不落窠臼，开时代新风，大规模直接音译外来词汇。
就是我在一文里提到的那座城市。
上海开埠最早，聚汇的各国人等最多最杂，所以开了眼的上海人最早意识到外来新事物该直接音译，很多当年上海人音译的英文词汇，后来融入了普通话。
更多音译，没能走出上海，后来成了上海话和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写这么多有的没的，核心就两点——
一、作为中国人，我们在文化上无需妄自菲薄，汉字不是必将被历史淘汰的老古董，既能表音又能表意，还具有字母文字不具备的艺术鉴赏价值的方块字，今天依然有旺盛的生命力。
二、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能故步自封，要加大开放力度，进一步包容吸收全世界的优秀文化，不断滋养、丰富、创新中华文化，才能形成真正的文化自信。
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也不能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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