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犁城到广州的空中距离我不知道是多少，但空中的飞行时间是一百分钟。麦克·道格拉斯82型飞机样子像条泥鳅，据说昂头腾空的时候很性感。以往我坐飞机最怕天气不好，遇上气流，飞机就像只大鸟，机翼呼扇呼扇。而我每次都在能看见鸟翅的位置上。那时我就想，最好的材料也难以承受这样的扇动，如果它断了呢？后果当然不堪设想了。可是全世界每天有多少万人坐飞机，他们当中有总统和诺贝尔奖得主，一旦飞机升空，我同他们就完全平等了。他们能掉下去，我为什么不能？他们不掉下去，为什么偏偏是我掉下去呢？这样一想，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我们都是俗人，没有必要自以为是，命大命小这会儿可不是由我们说了算。我与其去看舷窗外的白云还不如看空姐的脸。她们的表情虽然有点做作，不过我还是很喜欢。
今天是个好天气，能见度高。从一万米高空往下看，山川河流像一些散乱的绳子。云很低很薄，飞机稳得像碰上了磁铁。在我右边的那个过早谢顶的男人已经睡着了。可一发饮料，他一下就弹了起来。我想他一定是经常坐飞机的缘故，不然他怎么会这么准地醒来呢？
先生，可乐、啤酒还是茶？空姐问。
那人说：每样来一份吧。
空姐又问我，我说我只要茶。
每样都来一份的男人其实也只喝茶，他把两个易拉罐放进屁股下面那只皱巴巴的包里。那包还空，我想他还会再装进点什么。我因为只要了茶，谢顶的男人后来就不怎么理我。我觉得奇怪，我并没有做什么。
突然飞机的翅膀又扇起来了，窗外阳光灿烂。红灯亮了：请系上安全带。
怎么在阳光里飞也抖？我问空姐。
空姐说阳光反射成多少度角受到膨胀所以……
我还是没听明白。
我不喜欢广州这个城市。它给我的感觉是一种特殊的莫名其妙。比如说，我在街上经常看到一些马来人种的脸，就怀疑自己是走在胡志明市。广州所谓的好天气就是不下雨，你能感受到温度但根本见不到阳光。地上的所有投影都很古怪，你很难判断出方位。再就是语言的障碍，我不懂粤语。和一个讲粤语的人交谈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我只能从口型上去推敲某种语义，所得的判断基本上都是错的。所以说广州是一个不好判断的城市。
我不想在广州作短暂逗留。在广州要做的事，是和一位朋友见面。他是一家文学刊物的负责人，我们只通过电话，不能算认识。后来我就去了那家杂志社。我说我要找谁，立刻就有一位五短身材的英俊胖子从电话机边站起来，说就是他了。接着他审视了我一番，说：你怎么一脸晦气？我着实吓了一跳。我们后来东拉西扯了不少事，最后话题又落到坐飞机上。胖子说他坐飞机怕的不是气流。气流的原理很简单，他懂。懂的东西自然是不怕的，就像懂电的人去摸高压线一样。我怕打铃，他说。叮当一声你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空姐也不作任何解释，让你自个儿消化去。经他这一说，我也认为打铃是令人担忧的，如果不发生什么事，为何要打铃呢？我回想几小时前的那次航班，几乎是铃声不断一路打了过来，手心还真出汗了。
昨天在广州上船，在海上漂了一夜，现在总算是到了海口。这条船叫“玉兰号”。另外的几条分别叫作“海棠”“芍药”“丁香”什么的，全是花名。广州就叫花城，不过我在广州的街市上并没有见到多少花。这个季节不是花的季节。
船在海上，一开始是很不错的。每回见到海，我都要思索一个朴素的问题：哪来的这些水？我知道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可我还是要思索。那时我就一个人站在船头，看着越来越蓝的海。没有人跟我说话。我像一个无人认领的包裹被随便扔到了这条船上。我想这也很正常。在我边上，有一对男女在公开接吻。我无意中看到了这个类似西方电影里的画面，但不好看第二眼。不仅如此，我反倒有些紧张了。我就纳闷地走开一点，听见那男的说：你牙缝里有根韭菜。女的说：去你妈的。
不久船开始晃了。接着哇里哇啦地响成了一片。我不晕船，这点优势很让我自豪。我在甲板上来回走动，抽烟，大声地咳嗽。香烟在口腔里没有出味就给风吹走了。二层在放录像，一部香港的赌片《龙虎大老千》。我进去的时候里面只有三个人，看上去都是跑单帮的，腰上系着很沉的钱包。我坐到最后一排，脱了鞋，双腿支到前一排的椅子上。那会儿感觉特别好。香港的电影都是拙劣搞笑的货色，搞得你非常难受时就卖钱了。没过多时我就睡着了。我还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晕船，在大口地呕吐。我想这也有点奇怪。
这个码头叫秀英，又是与花与女人相关的。可我一路上没有和女人有过任何方面的联系。我在这个叫秀英的码头停了一会儿，看见大片的椰子树和画上一样。我喜欢这种树，像一把伞，没有枝蔓，偏离了一切树的概念。我立在树下看着刚买的海口市区图，发现这个城市很小，做省会似乎有点勉强。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到了一个岛上。我来的时候，朋友们劝我冷静。他们说这个年纪不太适应出外谋生。不错，南方赚钱的机会是多，可这也不意味着钱可以随便捡呀！他们就这么劝我。劝得我脸都红了。我说我并不是为赚钱。他们就质问：那是为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属于那种做事不计后果的人。这种人是不能做大事的。但这种人的好处是，先把事做了再说。
这时有人同我说话了。是一个女人。
先生，能借你的地图看一下吗？
“先生”这个称呼听起来真是顺耳。我把地图给了她。她居然很漂亮，打扮也很得体。她的侧面很像我在大学时见到的那个外语系女生。那个女生我私下认为是校花，我每次买饭，总要看看她排哪个队。可我没有同她说过一句话。男人见到真正的美女，总是缺乏胆量的。后来毕业了，我还打听她的消息。据说她嫁给了一个瑞士人。
她看完地图，礼貌地还给我。她又说：你是第一次来吗？
第一次，我说。
这儿还真是不错，有点异国情调。
说完她戴上墨镜就走了。我看见她上了一辆红色出租车。那车肯定是那年走私的货，皇冠1.8型，四个缸。当时买这种车大约只花五万元人民币，真他妈便宜。我点上香烟，觉得自己刚才有点不妥，应该同她多说几句话，互相通一下姓名。我想她一定是先观察了我一会儿才向我借地图的。就这么让她走了。3
来海口几天了，今天才算安定下来。这几天我住在陈一帆那里。他是我的校友，学哲学的。海南建省不久，他就来了。陈一帆是一个有风度而且稳健的男人。他来海口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是为了爱情。他原来有老婆，后来又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王娟。当时他在犁城的政府部门当副处长，王娟是他的属下。他们的爱情是从桌子底下踢脚开始的，踢出麻烦后，陈一帆就带王娟亡命天涯了。现在他们过得很好，陈一帆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公司，王娟在家里研究股票。我在陈一帆那里暂时落脚，有几个晚上，他很认真地同我交谈。他问我有什么具体的想法，我说没想好。他就责备我没想好就来了。我说如果这地方待不下去，我就换一个地方，反正不想回犁城。陈一帆要给我一些钱，我说我随身带了点，暂时不缺。见他为我着急的样子，我就说：你忙你的，我到处看看。
我原想去几家报社、杂志社看看，可否先找一个饭碗。后来这个念头打消了。这些部门过于家庭化，外面编稿子里面在炖牛肉。我觉得这很容易让人分心。我喜欢专心做一件事，当然这种事越简单越好。这样想下去，我就想到了开车。这十几年，除了写稿子，我唯一的本领就是开车了。我还是B照，可以开货车或者轿车。我不想去给某个人开专车，也不想去开大吨位的货车。开出租车很对我的胃口。我把随身带来的钱押给了一家车行。我领到的车也是红色皇冠1.8型。这让我很自然地想到码头上见到的那个女人。我想海口就这么大，没准儿哪天她会坐到我车上，这样我们就能多说上几句话了。认识了就好。我觉得我选择了一个好职业，它轻而易举地就满足了我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追求。这本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叫我搞定了。
领车回来，在滨海大道的边上发现了一条大船，是一艘很破的货轮，原是被一家公司拖来做水上俱乐部的，结果合作的另一方临时变卦了，不投钱装修，撂在这儿。我是因为好奇才上去看看的，管事的人就问我，可不可以来看这船，如果同意，他们就负责把一个大舱收拾好，并且安一部电话，我可以随便住，住到资金到位那一天为止。他们不收房租。我当然同意。
我住的地方是船员开会的场所，很宽敞。南北各有五个圆形的窗户，顶上还有一个活动的天窗。我喜欢这个非凡的环境，它让我心旷神怡。它的造型和某种神秘感唤起了我的想象力。我有一种独立王国、岛中之岛的感觉。我花了一天的工夫收拾。在旧货市场，我买了一台18英寸的“虹美牌”电视机和一台“万宝牌”冰箱。我把这些弄上船后，管事的就笑了，一副放心的样子，说这下就风险共担了。他爽快地答应，三天内负责把电话给我接过来，而且市内的话费由他们报销。
天气真是很好。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阳光、空气和水都集中在这个岛上。我想这不是夸张，一周下来，我的脚明显不臭了。
我现在每天能挣五百块钱。如果我一天工作15个小时或者接到一个去三亚的长途，就能挣八百甚至一千五。这还不是最大的好处。开车可以同形形色色的人说话。开车不允许你乱想一些不三不四的事。当然，开车还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往往也很刺激。
一般情况下我只开到晚上十二点。同行建议我调整一下，从上午十点开始到午夜两点。这种安排比较好。他们说：海口的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的。
昨天碰到一桩麻烦事。我送客人到滨海大酒店，回来时上了一个女人。她大概喝了点酒。一上车就躺下了。因为天黑，我不能断定她是不是漂亮。我能感觉到她很年轻，她的睡姿像个富有而闲散的女人。我问她到哪里。她说随便，想兜兜风。我建议她去白沙门，那儿风大。她说不。我不想在城市兜，城里尽是灯，我讨厌灯。她的意思是可以往郊外跑。当时我认为这是档好买卖。我一晚拉着她转悠就够了，不需要干到两点。我就掉过头，往灵山那边开。这一路上她只打酒嗝，不同我说一句话。半个钟头后我打开收音机，里面正报道着当天的交通事故，说又有人的车在万宁那边被歹人劫了。我就有点不安。我的意思不是怕她是劫匪，怎么说她是一个女人。问题是越往前走路越黑，过往的车也渐少。这路不是循环的，城市与我的距离越来越远。我就把车停了。我问她是不是可以了。她说不可以。她说你最好拉到天亮。我知道麻烦了，没有人这么搭车的。我说我的油快完了，再往前跑回来就是个问题。她这才动了动身体，还打了一个哈欠。接着她说：
我没有车钱。
我当然很恼火。计价器数字已蹦到了87.70，加上返程就是一百七十五元。可她说没有钱。
小姐，这是我的饭碗。
她好像是笑了一下。她说，饭碗又怎么样？找个饭碗不难。说着她叫我过去，把裙子掀起盖住脸，嗡嗡地说：你来一下吧。
我明白她这饭碗换饭碗的意思。可我不想来。我没有思想准备，说来就来。我不能同一个脸都没看清的人来一下。再说我还怕得病，怎么说她也是个婊子。我就打开顶灯。这时她倒问起我是不是有病。我说我别的地方可能有病，但那个地方从不生病。她就在裙子里面笑了，说：那就把灯关了吧，我实在是讨厌灯。我摸摸她的腿，皮肤真是很好，像鱼一样光光滑滑冰冰凉凉的。我抄腰把她抱出车，她说车里不是很好吗。我说我不想来。我也不要你的车钱，我得回去洗澡。她就推了我一下，说：你想把我撂在这？我不想再同她啰唆，就上车开始掉头。车一开动我就轻松了。
如果婊子不是女人，可能就没有后面的事。我在路上跑了大约三分钟，心就软了。怜香惜玉是我们这一代男人的薄弱环节，再说我们还有同情心。海口是个复杂的地方，我在这深更半夜把一个妙龄女郎扔到荒郊野外会引起麻烦。如果有人强奸她甚至把她杀了，没几天公安局就会上我的船。这样一想，我就有点同情自己了。是我拖出来的人还得由我再拉回去。我又掉头去接她，她正坐在路碑上吸烟。见我的车来了，她就把烟一扔，胸有成竹地走过来，说：我知道你跑不远。这回她坐在前面，一上车就把收音机开了，摇滚乐咣咣当当地响。这一路上我没有再说话。接近城市，我发现她居然也很漂亮。我的心情明显好转了一些，慢慢地又有点忧伤。这样的姑娘真不该去当婊子。问题是从古到今婊子十有八九都是漂亮的。
但是我没想到她会一直黏着我。她跟我到船上，夸我屋子整得很有情调。我就想，婊子也是有档次之分的。这一位还能谈谈情调。她还说喜欢我写的毛笔字，说：你的书法很不错。而且她还建议：你这种人根本不该开出租，应该到大公司另找一个好饭碗。我没怎么理她。我说，你打算玩到什么时候？她说：我今天就睡这了。然后把长袜子一拉，说：你不亏吧？我说我根本没打算和你来。她反问道：你不想来又拖我到这里干什么？我说我怕人强奸你。她一下就笑了，说我早就被人强奸了，天天强奸。我说这不是强奸，这是卖淫。强奸是不花钱的，也不收钱。她一时没话了。趁这空隙，我拿起一床席子去甲板上乘凉了。她如果真的不走，我就睡这儿。这个行为让我想起一部老片子。
今天我起来后她已不在了。她何时走的我不清楚。她把我的屋子简单整理了一下，还拿走了我的一幅字（好像是“月落乌啼霜满天”），在原先挂字的位置上贴着一张用毛笔宣纸写的大借据：借你五百元，管几天饭，以后还你，别骂我。
我想我是倒霉了。
现在也没有人来纪念五一节了。大家只顾挣钱花钱，这都与劳动人民无关。劳动人民这个概念也越来越含糊了。以前一提劳动人民，我就想到宣传画上手持钢钎或肩扛大锤的工人和怀抱一捆麦或手攥几棵苗的农民。这形象十块钱人民币上也有。后来印五十元纸币，又加了一个戴眼镜的老书生——他显然是知识分子。这些人一看就是没有钱的，他们当然也没钱花。可从小到大我见到报章上都是一个声音：他们是主人，是社会的财富。就是说他们是能挣钱的，不明白的是钱都跑到哪去了。
我心情很好。我觉得我是典型的劳动人民。一个人能切实感到是自食其力，是自己养活自己，心情自然就好。我每天都能进几张，这比从前领工资领稿费都痛快，好在一天也不间断。几天前一个漂亮的小婊子“借”了我五百，我一点也不心痛，就当自己调休了一天。我发现开出租这个职业真是好极了。
车过人民桥，那边就是海甸岛，规划中是高级娱乐区和别墅区，就是说有钱人待的地方。一个头发披肩的小子抱着吉他在桥头卖艺，唱的是刚传开的《亚洲雄风》。小子唱得确实很好，边上围着不少吃盒饭的工人和一个拍电视剧的剧组。大家为他喝彩。小子一高兴就把词给改了，唱道：
我们亚洲，人民最贫穷，
我们亚洲，热血都白流……我来接陈一帆。他的公司就在海甸岛一幢玻璃写字楼里。陈一帆说他要去机场，怕路上塞车就提前预订了我。他不主张我开车。他说你这是吃饭没事干。其实他正好把意思说反了。我们在车上闲聊，听着古典音乐。陈一帆说，有一家杂志想请我去当执行主编，月薪三千，问我干不干。我说不干。他说为什么不干。我说不为什么，就是不想干。我说以前人家向我组稿，请我吃饭开笔会，现在掉过头来不合适。他说，不比你开出租强吗？我说开出租很好。他说你这家伙有毛病。
我想陈一帆的话也不无道理。说我有毛病的人很多。从我爹开始，到我前妻李佳，加上从前的一些同事和同学，反正不少。他们认为我多少有些古怪，行为举止比较离经叛道。比如说我认为有些机构像人身上的肚脐眼一样，看不出有什么用处，而政府还照样大把地拨钱。再比如说，我时常幻想这辈子要和张曼玉做夫妻。即使她不是大明星我也一样幻想。我就特别痴迷她那种仪态，真是风情万种。还有就是，我总把自己想象成古稀之年，习惯以这种往事如斯的眼光看眼下。我把自己安排在想象中的一所故乡的小木楼上，看着那条永不干涸的河流静静流淌。就是说，我爱把正做着的事理解成回忆中的片断，这样就很容易宽解自己。谁年轻时没几桩荒唐事呢？这些事到老便是一句笑话。
昨天送陈一帆到机场，又碰见了第一天在秀英码头见到的那个女人。她戴着墨镜反倒好认，脸上更简单。我就主动走过去同她打招呼。我说你好，想不到这么快又见面了。她愣了一下，显然记不起我是谁。但她在我还没有难堪时就布起了微笑。她说哦哦，你在忙呀？她还是没记起我。我就问：你又要走了吗？她说不，她说她正送几个法国人上飞机。法国人想在这里搞一个矿泉水项目，她是译员。我脑子就嗡了一下。我认为世界上的巧合不会很多，但这个巧合让我碰上了。我说，你是学外语的？她点点头。我又问，你是不是犁城大学毕业的？她说不是，她说不知道这个犁城大学。我有点失望了。然后她给了我一张名片。她叫苏晓涛。我也把呼机号给了她。电话过几天就装好了，我这样解释道。
我想给这个苏晓涛打电话，犹豫再三还是没有打。我过了这个年纪，凡事得迟缓一点老谋深算一点。一天下来人显得累，晚上不想干了。我借了几盘录像带，全是布鲁斯·威利的系列。布鲁斯·威利的银幕形象是一个臭鸡蛋，总是被弄得脏兮兮苦歪歪的。30岁以前我喜欢罗杰·摩尔演的007。我不喜欢他的孤胆英雄，却喜欢他身边的美女。这些女人后来被一律称作“邦德女郎”。布鲁斯·威利这个臭鸡蛋有一个漂亮的太太黛米·摩尔（她也叫摩尔）。他是在拉斯维加斯赌桌上向她求婚的。当时他说你嫁给我吧。摩尔就说：好。于是布鲁斯·威利第二天就宣布：婚姻就像赌博一样，这一局我他妈的赌赢了！
赌输了的是我。我和李佳是大学同学，她比我低一班。我们的婚姻有一度被视作郎才女貌。我们离婚没有什么导火索，自然而体面地离了。离婚的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合打一把遮阳伞，一瓶矿泉水递来递去。我们这般恩爱地去离了婚。如果不是去离婚，我们就不会这般恩爱了。
布鲁斯·威利陪了我一晚上。明晚找谁，我还没有想好。出租录像的那个小子老给我推荐他妈的《金瓶梅》。我懒得理他。我想你他妈懂得什么《金瓶梅》呢？隔着玻璃看一个男人把几个女人搬来搬去。老子还不如上街拖一个婊子回来。我又想到那个漂亮的小婊子……
我已不是青年，今天就算了，5月4日。
黎明前一场雨把我吵醒了。这屋子就是这点不好，全是铁的，雨落在哪个地方都响。我躺在床上欣赏着我的所谓书法作品。那个小婊子无端拿走了一幅字让我很高兴。我的字暂时还变不成钱，她拿去肯定会挂起来。从前的婊子棋琴书画都会一点，说明嫖客基本上都是文化人。所以宽容一点讲，那类婊子，比如说李香君、董小宛，应算知识分子。李香君还算得上有正义感的爱国型的知识女性。一把桃花扇搞来搞去，最终搞成了千古绝唱。对她这种人，现在辞书上都称作名妓，其实就是著名的婊子。我不懂为什么大家特别忌讳“婊子”这个词。《中国妓女史》也不叫《中国婊子史》，真是很怪。以前我在大机关供职，一个处长同打字员搞上了，事发东窗。部里开会让他检讨。他说，我和某某某在互相情愿的前提下仅发生过一次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我非常讨厌这种辞令。如果我是当事人，我就会说是的，我们搞了一下。那天夜里那个婊子就问我：哎，你到底来不来？我说不来。她问为什么不来。我说我不想同一个连名字都不晓得的女人来这事。她就笑了，她说看不出你这人还有点像许仙。这话真他妈让我惭愧。
今天运气极糟，上下午都让老警搞了，搞了两下，一共搞掉四百块。他搞我，还要我付钱。他说我的车停错了地方，我说这儿没有不许停车的标志。他说怎么没有，就用手指了地方，那儿也确实有个标志牌，被他妈的用“专治男性不育”糊住了。我说这看不清。他说看不清也不等于没有。他又说本来只罚我一百，但我的态度太坏，必须严罚。如果再坏就再罚。他的眼神被墨镜遮住了。下午是因为闯了红灯。这个鸟岛上有不少红绿灯和人差不多高，我的视线总习惯往上射，就闯了。罚得我没脾气，也还是二百。这么搞了两下，晚上就不想开了。我在滨海大道上像个魂似的飘来飘去，最后飘到一堆土著里。我同他们一起看业余剧团演的琼剧《三看御妹刘金定》。演刘金定的那个女的威风凛凛唱腔洪亮，唱得我热血沸腾一句也听不懂。在大街边上搭台唱戏，全中国也就只有海口了。这样想想，一晚上站下来就很值。
10
去国商接人碰见了苏晓涛。她所在的公司在12层。我们是在电梯里遇上的，我们都很意外又都比较高兴。电梯里就我俩，不说话肯定不合适。我就说：我总觉得是见过你的。她说不可能。她说人都是这样，彼此认识了，就觉得以前好像见过。我摇摇头，我问，怎么你不觉得以前见过我呢？她就笑了。出电梯时她问：你那里电话装了吗？我说快了。我说我是住在一条船上，电话装起来啰唆一些。你住在船上？她感到很惊奇。于是我就作了解释。她说哦，是这样，那蛮有情调。
怎么两个女人都说了这句话？一整天我都想这事。情调是个什么东西？
11
电话装好了。号码是250068。我上街印了名片，那上面就只写了姓名、电话号码和BP机号码。我的身份已变得模糊，地址也不好标——别人都住街边，我住船上，标上了大家会认为我是搞水运的。我已经开了出租，再加上水运，就成了水陆两栖的货色。装电话的那个小子满口京腔，很会说，七绕八绕就成了某某人的远亲。我想你小子要是某某人的远亲还会跑到这儿来装电话吗？你要是远亲，我就是微服私访的皇帝了。我给了那小子两条555烟，他说电话回去就给我搞通。他说有了电话就等于有了个哥们儿，陪着你，帮你，还不要管饭。我想这话也对。
到了晚上，电话果然就通了。对方一个女声问：250068吗？声音清楚吗？我说声音非常清楚。她就不想多说一句话了。我掏出通讯录和一堆名片，想把电话号码散出去。我先给李佳拨，她不在。我又给陈一帆拨，家中也没有人。然后我就想到了苏晓涛。电话打过去，没人接。我怕打错了，就对了一下名片，没错，不过是办公室的号码。我又打了她的BP机。她没回。再打一遍也还是没回。别的我就不想打了。我守了一晚上的电话，打来打去都是空的。后来我肚子饿了，决定出去遛一圈，到排档上喝杯啤酒。出门时我又拨了一下电话，刚下船我的BP机就响了。拿出来一看，还真是250068。
我在排档坐到午夜，人还是很精神。我又去市里兜了两圈，想挣回一条555烟。有一个操江浙口音的小老头一边剔牙一边夸南边的夜生活如何如何丰富。我就问：你那儿不好吗？他说差多了，连搓麻将都抓。小老头见我很随便，又问找个小姐什么价？我说这要看找什么档次的了。小姐还分档次？他好像啥事不懂，明知故问。我说这百合和菖蒲也不是一个价的。小老头就直了直腰，说：最后一班车，我看找个玫瑰就蛮合算了。他的情绪一下变得出奇的好，哼起一支老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我不知道。小老头问：都说女人是花，那男人是什么？我说，是肥料吧。
12
我给苏晓涛打电话。我问，昨天打你呼机怎么不回呢？她说哦，250068是你呀！呼我两遍都收到了，可实在不知道是你。我说你记住这个号，是我家里的电话。她说你不是住在船上吗？我说对呀，对我来说那就是家。她就在电话那边笑了。我立即就说：哪天你来玩吧。她说好，等忙完了这阵子。
我承认这有点勾引的意思。苏晓涛说话做事都很谨慎。我喜欢谨慎的女人。我当初找李佳，就是因为她谨慎。我们的恋爱阶段先后跨五个年头，这一千多天我们都是谨慎的。我们接吻只是嘴唇相碰，我们拥抱全都隔着衣服。其时大学里女生流产已不是新闻了，可我们一样谨慎。李佳说，有些事必须到结婚以后才可以做。我同意了。虽然我心里有些难过，但还是为找到一个谨慎的女人感到自豪。我和李佳的问题在于：结婚后还是谨慎。我们睡在一张大床上不像夫妻，怎么看都像哥们儿。
于是又给李佳拨电话，她在。我说我这里已装上电话了。她说你混得还不错嘛。我说以后聊天就方便了，电话由我负责拨过去。她说你是不是又想回过头来同我谈恋爱呀？我说这个可能也不排除。李佳就叹道：如果是这样，你别同我聊，你去同我妈说，看她老人家还有没有兴趣认你做女婿。我说废话嘛，我是同你谈恋爱又不是同你妈。她说去你妈的小子，别想什么好事都占了。李佳现在说话也不斯文了，有时候比爷们儿还狠。我想时代也是真的发展了，从前床上说的话现在可以放到大街上随便说。在这样的年头，我还居然幻想着花前月下。我想我是真有点老了。
晚上去看陈一帆。他还是不满意我的现状。他问我是不是赚一把钱就走。我说不是。那你为什么？他瞪着眼问：难道以此了却残生？我说残生不残生倒无关紧要，反正就一个人，也没什么好牵挂的。陈一帆说：我看你还是同李佳复婚算了，两碗剩菜一块热热。我就问：你干吗不热？他说我的情况已经不同了。正说着，王娟散步回来了。几十天不见，她肚子已大了起来，穿着一件宽松的大T恤，上面印着两只狗。王娟见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忙着削个菠萝就缩到卧室去了。陈一帆说，你都看见了吧？我现在和你不一样。我要做的，是让这个孩子的爹千万别死掉。陈一帆说这话时语气有些重，我就问：你怎么会这么想呢？陈一帆说：我很累，真他妈很累。在中国砸掉一个饭碗还真不是容易事。我说你太贪心了，其实一个人一生花不了多少钱。钱到最后只是个数字，和电话号码一样。陈一帆点上一支烟说：你不懂。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既然从机关出来，就不会再回去上班的。我就笑了，我说你们这帮家伙胃口太大，都想当国家栋梁、民族英雄。世界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我们是在你们的世界里混碗饭吃。陈一帆说什么你们我们，世界既不是我们的也不是你们的，归根结底是他们的。他们永远朝气蓬勃，永远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说我不喜欢太阳，喜欢雨，喜欢雨天同一个女人偎在床上。
13
凌晨醒来，知道身上发生了一点事。我好奇怪，我已三十六岁，居然还出现少年的勾当。看来我的生命力还真旺盛。用自来水把下身冲了几遍，后来干脆就不穿衣了。这个形象让我想起《现代启示录》里那个美军中尉，在一架老式吊扇下光着屁股练习拳脚。
这件事的起因比较下流。我在梦里把苏晓涛泡了。我们双方自愿含情脉脉彼此挑逗。她的挑逗方式像诗，我则像曲艺，所以最终由我把好生生的一个诗情画意给毁了。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悔。这样的梦总做不长。从前梦见有人追杀我，一追就是半夜，跑得我气喘吁吁，鞋也掉了裤带也挣断了，总算勉强活了下来。那个年月很懂得珍惜生命，怕死，但活起来挺狼狈。那时我在机关上班，不迟到不早退，成天在忙可不知忙什么。我对那个阶段的生活感到厌倦，一点不怀念。我后来就离开了机关，离开的那天机关照例要开欢送会，我真想说：去你妈的。我后来就去了作家协会，一天班都不上但照样拿钱。我觉得这也不好，不公平。中国就是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国家，把作家艺术家们集中起来养着，一养就是一生。结果是养者勉强，被养者还嫌不舒服。我觉得写作纯属个人的私事，不需要建立专门的机构更不需要开会。倒是应该把这钱用在印方格稿纸，发给那些愿意写作的人。
这个早晨我稀里糊涂地想了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我该出车了。昨天后半夜下了场雨，外面的空气无限的好。生意特别好做，不到中午就赚了三百出头。吃过午饭，顺便洗了一下车。这车还是不错，红颜色特别地道。听当地人说，那年倒汽车，只要有空场子就停放着汽车，从直升机上看海口简直就像一个麻将场。那情形可谓壮观。从洗车场出来，立即有人搭车。一看，是那个小婊子。她也一下认出了我，不自然地笑了。她说你好许仙。我也笑了，我说现在我可找不到没有灯光的地方。她说对不起，我还借了你五百块钱呢，我今天身上没带。我说那不是借。怎么不是借？我给你出了条子。她生气地说。我说不是借。她说不是借，难道是偷不成？我不想再理她，连按了几下喇叭：妈的妈的妈的！她拍了一下我的肩：停车！我就把车停了。她跳下去，然后把门一摔：我会还你的！
海口就是他妈太小了。一下午我都缓不过气来。我想我确实有点问题，连婊子都看不起我。那天晚上我真该同她来一下，这样五百块钱去了便有了个说法。于人于己都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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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阳光是白的。海口地处北纬20度，阳光直射。中午那一会儿让人受不了。从大陆来的女人骑单车都戴护臂，一直护到腋下。做女人确实要辛苦一些。女人本不该辛苦，因为上帝造人是有分工的：男人挣钱，女人花钱。现在不是这样，女人挣钱很厉害。上午的一位乘客一上车就开始打手机，内容是谈龙昆南那边的一块地，她是炒家，又买又卖。像这样的女人我每天都能碰到。我的女乘客打电话的姿态很好看，不好的是她把呼机别在裙裤上。如果她同我熟悉，我想我会提醒她的。我甚至会对她说，女人是不适合带呼机的。可是女人都不带呼机，男人也麻烦。有个家伙告诉我，他每天夜里同时给九个女人打呼机，谁先回他就同谁泡。
到了晚上，我就给苏晓涛打了呼机。她很快就回了。电话里有个男声在唱卡拉OK。我想她此刻肯定是在歌厅的包厢里。她说，喂，你在家呀？我说车出了点毛病，晚上闲着呢。她说好哇，闲下来挺好。这话什么意思？我有点后悔，她明显地在敷衍我。我问你干吗呢？在歌厅里泡呀？她说她在陪客户，是今天刚从内陆来的银行人员。我又问，你知道什么叫卡拉OK吗？她停顿了一下。我接着说，就是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她一下笑起来。她的笑声真让我高兴。然后她就问，有事吗？我也停顿了一下，我说：我想同你聊聊。她说我知道，明天你等我电话吧。我心里热了一下，我说等你忙完了，就拨过来。你是说今晚吗？她问道。我说对，今晚。然后我就把电话放了。我知道这么做太明显了，但既然已经做了，也没什么不好。我靠在床上看《布拉格之恋》。根据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改编的这部片子也很好，不好的是那个托马斯太瘦了。男人不能太瘦，这是我前妻李佳说过的。李佳这些日子在弄什么我不清楚。电话里她的语气一如既往地从容不迫，好像算定了有一天我会同她复婚似的。李佳就是这么一个角儿。
大约快十一点的时候，苏晓涛的电话来了。她先是说今天累了一天还没洗澡什么的，然后就问我有什么事。我有点失望，我没有什么事，只是想同她聊聊，海阔天空不三不四地聊聊。她这一问，我就变得郑重起来。我说你的声音很好听。她说她有点感冒。是不是因为感冒声音会好听一些？她笑着问道。我说也许吧。我又说这个周末一起吃顿晚饭吧。她说可以呀，不过时间别定死。谈话就这样疲软地结束了。毫无意思，我发现我他妈的是老了，连勾引女人都显得这么愚蠢。
这个晚上过得太糟糕了。我关掉电视，爬到船顶上去吹风。城市的灯光还是十分好看。不远处的一个工地上，打桩机嗵嗵地响着。我来这个岛上也有好几十天了，感觉上还是有点像出差。
15
原想约苏晓涛出来吃饭。很不巧，她下午要出差，机票是四点二十分的。她说几天后就回来，到时呼我。她又说，这个月奖金蛮可观，回来后我请你吧。我知道她在安慰我。这个感觉不好。我和女人相处，历来都是我去安慰别人的。我曾经想，在我弥留之际，把这辈子爱过的女人召集起来开个会。这当然是个狂妄的思想，但是富有生气和诱惑力。我希望苏晓涛能出席这个会。作为会议的召集者，我有责任把她们彼此介绍一下，让她们握手和碰杯。等她们一一对上号后，我会大声说：我爱你们。我这辈子就是这么一一爱过来的！
可能胡想得太多，下午果然就出了点小麻烦，我追尾了，把一辆本田雅阁的尾灯碰烂了一只。司机是个精明的小子，他抖着腿问：怎么着？我二话没说给了他二百块。他说这灯可是进口原装的。我说行了，保险公司能不认账吗？他想了想，说只好回去讲是倒车时碰的了，你再给我打张收条吧，写收到赔偿费二百块。我明白过来，这小子一进一出就吞了四百。但也只好写。那小子说：抬头写四达公司。我愣了一下，这不是陈一帆的公司吗？我还是写下：今收到四达公司汽车赔偿费二百元。那小子满意地开车走了。我立刻去公共电话亭给陈一帆打电话。他在那头正忙着，问什么事？我就把刚才的事说了。我说你那个驾驶员赶紧炒掉，吃里爬外的家伙！他嗯了声，说知道了，又约我晚上一起吃饭，在小洞天。
陈一帆仍是一副疲倦的样子，一顿饭手机乱响，谈的全是地呀钱的。他的四达大厦刚动工，由于地质勘测不准确，比原先的预算要多投一千多万。他说本来资金就短，想撑到正负零靠卖楼花周转，这下又得去找了。一千多万，找起来也确实难了他。我劝他寻求一方合作。他说目前已是两方合作了，再找一家，剩下的就只有汤了。而且对外的形象也不好，让人认为四达的实力有问题。我就不便多说了。后来又扯到那个驾驶员身上。陈一帆笑着说，那小子搞这种小名堂已不是一次两次了，可他舅舅是内陆一家银行的实权人物，算了。陈一帆说，这年头银行是爹。
16
昨天同陈一帆吃过晚饭，又去了摩根酒吧。这个酒吧布置得倒蛮有情调，有几十种小瓶啤酒，看上去很舒服。还有一位萨克斯手，我们进去的时候他正吹着《梁祝》。这个曲子用萨克斯吹也很不错。我们坐下，要了三种小啤酒，红、黑、黄各来一份。在海口有这么一个地方真是很好，我说，有沙龙气。陈一帆说，你这家伙骨子里还是个骚人墨客，其实在屋子里敲敲电脑不是很惬意么？我说你干吗要折腾，他说我的情况不同，我是受朋友之托，而这个朋友又不是别人，是王娟的哥。王娟这个哥哥是浙大建筑系的高才生，1988年海南建省就下海了，做梦都想盖一座自己设计的楼。可是去年得肝癌死了，积劳成疾吧。临死前把这一揽子都托给了我，要我把他的骨灰盒安放在基石下。陈一帆这一说，我心里一下变得好重。我没有见过王娟这个哥哥，但我能感受到这个人的气息。正谈着，王娟的电话来了，说有点不舒服。陈一帆便先走了。我慢慢喝着啤酒，还想着那个死去的男人。我自然有些感伤，想这下海也好不容易。男人一旦有了目标就会拼命，而男人的目标又往往是需要拼命的。
临近子夜，酒吧到了所谓“情调时分”，熄了全部的灯，每个台子上都换上了蜡烛。男男女女开始下舞池了，萨克斯手吹起柔曼舒缓的曲子。墙上都是晃动的人影。我正想离开，忽然间灯光大亮，只见几名公安冲了进来，我知道这是突击扫黄。而这时一个小姐坐到了我的对面，低声说：大哥救我！我一看，竟是那个小婊子！她肯定是来坐台伴舞的，面色慌张。我也低声说：快报你的真名、住址，就说你是我的女朋友。然后我又自报了家门。她说她叫方鱼儿，家住长春斯大林大街，今年二十四岁。这时公安宣布：都坐好，检查身份证。不一会儿，检查到我们台子。公安先拿了方鱼儿的身份证。然后一一问我。我一一作答。我又说我们住在一起。公安说，非法同居也不合适。我笑着说，如今不都是先上车后买票吗？公安就笑了，说可以走了。方鱼儿就挽起了我的胳膊。
我们就这么挽着走了很长一截子。外面已有风，走起来还算舒服。方鱼儿说：大哥，今天真是谢你了。我说出门在外也不容易，同是天涯沦落人吧。她一下挽紧我，没再说什么。我说去我那儿坐坐吧。她点点头。我们一直走到船上，舱里还闷着，就拿了张席子到船顶上，那儿风飕飕的。
这个夜晚方鱼儿对我说了不少事。她原在长春一家厂子，厂子倒了，就带了点钱到了海口。原想做做小生意，结果被人骗了。我就问，怎么不去公司应聘？她说她文化太低，再说就是进去也不过是当公关小姐，还是陪人吃饭跳舞，钱却赚得少。我说怎么讲也是个正经事，犯不着像现在这么混。方鱼儿沉默了一会儿，说她有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弟弟，她想替他多攒些钱。她顿了顿，又说，我其实也是看人的，那个人至少要顺眼，要……有个香港老头想包我，我没干。
我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方鱼儿这些话是真是假。但我还是有些感动。一个女孩子，无亲无故，从北方跑到最南端，弄到这步田地。我握着她的手，问她：你看我顺眼吗？她有些害羞地笑了一下，就顺势倒在我怀里。我搂紧她，贴着她的胸。她低声问我：你今天怎么这样？我说，今天我知道了你的名字，不是吗？于是我们做爱，做得大汗淋漓。过后又洗澡，上床睡觉时天差不多已亮了。
我醒得很迟。睁眼一看，方鱼儿已不在了。她把房间整理了一下，留下了五百块钱。
我一下感到很伤心。这一天里我都在咀嚼昨夜的事，我伤心至极。17
我承认，这两天我惦着那个方鱼儿，主要是惦着席子上那点事。像我这种年纪，和几个女人有过肉体的接触并不叫人吃惊。女人和女人不一样。虽然和方鱼儿就一夜风流，但凝固在我的记忆里。我和李佳做了近十年的夫妻，可是在床上从来就不出汗。每回李佳都说没意思。后来我也这么看了。我想一定有很多的夫妻在床上感到没意思，所以最终以“性格不合”为由去办了离婚——其实是床上不合。男人是贪婪的，在床上却不自私。男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使女人在他眼下获得幸福，那么男人就更加幸福。男人就是这么个东西。
方鱼儿是个精灵。我们在一起那种状态让我痴迷。那会儿我觉得她就是个宝贝，整个过程称得上完美。她呻吟，她说天哪天哪天哪！最后我们全像被子弹射中了那样瘫倒，周围听不到一点儿的声音。过了会儿，她才问我：你好吗？我说好。她说她也很好。
晚上借了一盘莎朗·斯通和威廉·宝云演的《偷窥》。片子拍得很好，剧情也好。《偷窥》中也有一个讨人厌的作家，那家伙变态，成天想杀人。威廉·宝云演的那人也变态，他通过一面秘密的电视墙来窥视这幢大楼的每个房间。他有他的理论。他说生活本身就充满喜怒哀乐，不需要什么肥皂剧（我想也可以不需要小说）。那人每天就靠这个度日。真实的东西当然是最诱人的。可是，我们看不见真实。即使是在被窝里也还是看不见。
18
接了一个去三亚的长途，价格敲在一千二百元。乘车的是一对男女。男的大约五十出头，女的不过三十岁，两人是来开会的，却装出一副夫妇派头。他们一上车就很亲热。女的说空调冷，男的就把西装脱下来给她披上。
两人一路上就商量一件事：到底开几间房？是两间还是一间？两间不方便，一间又不安全。他们为此好懊恼。女的就埋怨了，说都是你，要是离了就不会这么麻烦。男的说快了，儿子一上大学就离。女的说有这么简单？他娘那个病歪歪的样子，你就不怕机关里说三道四？肯定离不了。男的就感叹，说人生啊人生。女的说人生个屁，你就是自私。这两人的口音像是湖南的。这几年湖南话听多了，所以他们的交谈我大致听明白了，就这点破事。
车过万宁，看见了“洪常青就义”的那棵大榕树。这个故事是真的，洪常青真名姓李，是一个英俊的男人。因为是真的，我就很感动。一个人为了某种信念，把命拼掉，这让人钦佩。万泉河是一条美丽的河，并不宽，但水流湍急。两岸的植物茂密，绿葱葱的。我放慢车速，欣赏着这眼下的河。车内的这对男女依偎着睡了，似乎睡得很香。我很想抽一支烟，很想把车停下，跳到万泉河洗个澡。
傍晚时分，车抵三亚。我还是第一回来三亚，直觉判断这是个奇异的城市，美得浪荡。我把那对男女送到南中国大酒店，然后住进了一家小旅社。刚住下，就有女子上门，问要不要按摩。我问怎么个价？女子说这要看正规还是不正规。我笑着问，不正规什么价？女子答五百。我说我开了一天车也不过挣几百块，为那几分钟的乐子撂出去，不合算。女子就说你这人真是想不开，然后转身去了别处。天渐渐黑下来，我去公共浴室冲凉，审视着自己的裸体，觉得还是很合算。
三亚的晚上比海口安静。立在桥头，看渔船纷纷入港，心情变得十分好。岸上灯火稀疏，有一刻，我竟想起了故乡。我的故乡在长江中下游的一座小城。我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而现在我突然地老了。
19
苏晓涛一回来果然就呼我。晚上我们在国商的“潮江春”吃自助餐。她说请我，我说这不合适，单当然由我来买。她就笑了，说你们男人就知道在这上面要脸。我说，你的意思是说男人在别的上面不要脸啰？她连忙摆手，没这意思，我不想抬杠。我买单是因为我可以报销，我是总裁助理。既然这样就算了，我说，你混得真可以，明年能自己开公司了。苏晓涛说，我可不想独立门户，操那么多心。等挣了点钱，我还是想出国。我就问：出国有意思吗？在人家地里能找到感觉吗？她说这样想就太狭隘了。只要有一个利于自己发展的空间就行。我不再就这个话题接下去。发展空间？这话现在我听起来感到可怕。她嫌空间小，我呢，嫌空间太大。我从大陆跑到一个岛上，从书房跑到出租车，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再过几十年或者十几年，我就到一个盒子里去了。
吃过饭，我请苏晓涛去我那儿。她说晚上还有点事。我知道这是托词，就笑了笑。苏晓涛有点不好意思，说：我这人是不是没劲？我说，是我没劲。她就不响了。我谢了她，自个儿走开。我没去开车，想在街上走走。这个晚上没劲透了，我想我还是很傻。
和苏晓涛分手后我突然想到方鱼儿。我真想在路上遇见她，然后同她上我的船或者床。我不是让鱼儿这会儿来做苏晓涛的替身，我就是想她，想同她彻底地搞搞。我很沮丧。街上的灯光很骚，空气也很骚。这是一个骚透了的夜晚，男人和女人都待不住家。我混迹在这些孤魂野鬼之中，想几十分钟前自己还同某个高雅的女人在谈什么生存空间，觉得实在可笑。其实那个女人花钱买单只是向我表明她如今已是总裁助理；我来同她吃饭是想进一步接近她，然后泡她。就这么简单。男人和女人之间也就剩下这么点东西了。
20
去华侨宾馆看一位从犁城来的朋友。在门口，碰见一张熟脸扑过来。这是个演员，拍过不少电影。他大约觉得奇怪，怎么边上没人注意他并找他签名什么的，所以一阵响亮的咳嗽后，用那带脑腔共鸣的声音自言自语：这儿的天空真他妈的蓝！我看了那老小子一眼，心想你这家伙肯定吃错药了，跑到这地方来找安慰。这地方不吃这套，咳什么咳？能把满街的视线咳过来吗？如果你想把自己炒一下，不如上天桥把裤子扒了。
犁城的朋友是我的邻居，是来开订货会的。他给我捎了件东西，一条红裤带，李佳所托。李佳说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她近日两次梦见我出了车祸。朋友笑起来，说你还在她梦里，你们的缘分没尽，复婚算了。我说复婚简单，问题是一复婚大家又都烦了。朋友说婚姻就是这么回事，你看重它，它还是个东西；你不看重它，连东西都不是。后来我就寻思着，婚姻其实也可以实行合同制的。两个人在一起处得好，就将合同往下续；处不好，合同一到期就好结好散。免得大家戴着婚姻这顶帽子去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法院也省心。
晚上给李佳挂电话，谢她还惦着我。可她说，我这是看在往日情分上，我他妈的嫁你时是处女。我说我们如今是离了婚的结发夫妻，法律不保护我们，我们就自我保护。李佳说，我们充其量算是个亲戚吧，这倒也不错，李佳又问我身边有没有女人？我说偶尔有。她就笑了，问女人和女人是不是不一样？我说是。李佳问你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时感觉如何？我说至少汗还是出的。李佳说，哦，那我服气。李佳的语气像在评价一件削价商品。我想还是有区别，离婚了，大家全变得理智了——理智得似乎有点过头。放了电话，我去了顶层。那儿还是很舒服，微风从海上拂过来，夹杂着椰子的清香。我点上烟，想着和李佳复婚的事。我觉得还是没意思。我和李佳只能偶尔一见，时间稍长一点，比如半个月，就不行了。我想夫妻的日子是不能总靠忍耐和宽容来往下过的。
海平线上不时扯出一线亮光，没准儿后半夜会有雨。
21
昨夜后来果然就下雨了，是中雨，缓缓地落着。那时我还没有睡，靠在床上看丘吉尔的《战争回忆录》。我喜欢这个不可一世的胖子，我同时也嫉妒他。温斯敦·丘吉尔那个下午正在家中修理矮围墙，结果白金汉宫传下话来，让他去做海军大臣。不久他又成了不列颠的战时内阁首相。战争摧毁了伦敦却成就了丘吉尔，如果没有那场战争，这老胖子干什么呢？
我发现我已是无所事事了。而且我一点也不痛苦。上岛的时间虽不长，但人是明显地胖了。我的腰围已达二尺六寸，腹部隆起，头发也越来越稀疏。我才三十六岁，如果不出意外，我至少还要再活三十六年。那时我的腰围会是多少？
在这样的夜晚，当然会有许多人活得有滋有味。也当然还有许多像我这样的人百无聊赖。我庆幸我还有辆出租车可开……
陈一帆又要出差了。下午送他去机场。他两手空空，不像是出差。我就问，你他妈怎么什么也不带，就夹一只公文包。他说，我带了身份证和信用卡。我看看这小子，谱也大了。可是他却叹了口气。飞来飞去！他说，我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天上过的，妈的！
机场陷在城市里，飞机下来时很吓人。这本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军用机场，海南建省搞特区，就先凑合着用了。今天还算好，机场的人流量不大。时间还早，我和陈一帆在外面抽了支烟。陈一帆看看天色，突然问我：今天飞机会掉下来吗？我就笑了，我说你怎么想到这事？他说，从前坐飞机不感到害怕，现在是坐一回怕一回。上回从上海回来，飞机遇上强气流直落二百米，小桌板上的咖啡全掀飞了。这事我一直瞒着王娟。陈一帆说，我有一种预感。我说我也有预感，我预感自己会得诺贝尔奖，会同张曼玉结婚，可能吗？这不是预感，是幻想。因为有幻想，大家才不把谁放在眼里，不是吗？陈一帆不再说，脸色变得阴郁。这时一个给人照相的土著走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合影留念。我没理他，陈一帆却说照两张，一次性快照，于是就拉我同他站在一起。相片很快出来，我们各留一张。我突然有些难过，好像今天是来送陈一帆赴刑场似的，生离死别。陈一帆拉着我的手，说：万一飞机不争气，王娟就托付给你了。我说，你别再瞎想了。到了，给我那儿挂个电话。他点点头，从容一笑地走了。
我一直看着那架波音757起飞，飞到视野之外。
22
在老街吃早点时碰见了一位熟人。他原是内陆一家刊物的编辑，也写小说，后来还自费上了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去年来海口开什么会，看见小姑娘口袋和胸脯一样高，就决心不走了。他说那个晚上他突然发现自己至少白活了二十年。别的都是假的，他这样感叹，只有钱最真实。钱这东西确实太硬了，碰它不过。这位来自闽南的男人后来做过公司的业务经理、非正式的证券经纪人、房地产交易的中介者。但从他一脸倒霉相和失去全部光泽的皮鞋看，我断定此人没有发财。再往下一打听，他现在又到了海口的一家文学刊物，当主编助理。他说主编是位老太太，每年掏五十万，从不管事。言下之意那刊物是他说了算。
你给我们写一篇吧，他说，我当头条发。
我笑了。我说我跑到这儿来写小说是不是有点傻？我说我现在不想写。写作太复杂，我想做些简单的事、过简单的日子。
他很惋惜地看着我。我想他肯定也用这种很惋惜的目光不止一次地看过他自己。他拍拍我的车，说：你这是体验生活吧？我说扯淡，生活不需要体验。生活像空气一样围绕着你，你吸就是了。我们上车，去了船上。这个上午生意是做不成了，有人要同我谈文学。他环视了一会儿，翻翻台子上的几本书。他说，我那儿有新译过来的米兰·昆德拉，要不要看？我说不要。我说我现在看不了正儿八经的书。我们开始喝啤酒。他列举了一大串作家名单，又指出这些人中的营垒变化，说谁要调到什么位置上，再回头把谁给收拾掉。我说你别给我谈什么文学界。我爱文学，但从不爱文学界。而且我历来是只交朋友，不入队伍。如果有人红口白牙地找我麻烦，我不会同他理论，但总有一天我会同他打一架，动胳膊动腿。他好像很诧异。他说哦，是这样。你的为人不像你的小说，你的小说很含蓄。这时他的情绪又转为忧伤，他说，小说是完了。现在中国只有一个人还读小说，就是张艺谋。
23
夜里的空气比白天好。天一黑，城市就变得简洁，像个地道的背景。
24
李佳来海口了，大约是办什么案子。李佳在大学也是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到了公安厅二处，搞经济案件。我印象中，李佳善于砍价但不会算账。那年高考她数学只有三十几分。李佳是前天到的，拖到今天才打我传呼。其实就是不离婚，我们之间也是这么平平淡淡。我和她做夫妻的那几年至少出了20趟差，可她从来不送也不接。和你过日子像打麻将当相公，有一回我对她说，虽然也摸也打，但和了不算。既没有赢家的喜悦，也没有输家的懊恼。一句话，平庸。她不以为然地笑笑，说：生活就是平庸。你这人总拿生活当小说，可你的小说又都不生活。你这家伙迟早是完了。我想这是肺腑之言。我去琼苑宾馆接李佳。她穿着便服，戴着墨镜，在大门口等我。远远地就看见她晃来晃去，还吃零嘴。我按按喇叭，她走过来，说你胖了，谁替你补的？我说在这地方喝风也胖。然后我问她：去哪里？李佳说，陪我逛逛街吧。我可以逛上三个小时。
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我把车停了，陪她由博爱路去解放西。我问她想买什么。她说不买什么，只是想逛。见我不接话，她又说：你要是忙就算了，我一个人逛。我说离婚了不能客气点吗？她说我失礼了吗？你这人真没劲。我说你也没劲。我忽然觉得，我们之间一点也没有改变，而且比原来还复杂。从前做夫妻，可以抬杠可以吵；现在得忍着，得讲礼貌。索性反目成仇也好，又偏不是……我越走腿越重，后来就和从前一样了，她在商场里面逛，我坐在门口台阶上吸烟。逛完一家商店，我问李佳，想不想去海边游泳或者去我那里看看？李佳说：我现在一点浪漫劲也没有，电视里的花前月下都倒我胃口。我说不想就算了，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回头一起吃蛇去。李佳说，你别破费了，这边公家给我安排得好好的，攒几个钱再去讨个老婆吧。这回你得看准了，找个爱好文学的，日后给作家洗臭袜子眉都不皱一下的。我说我现在很乐意做一个司机。李佳就鼻子哼了一下，说你们这些人骨头就是轻，耐不了几天寂寞，自己便会自动跳出来招摇过市，不信你走着瞧。我和你过了那么多年，你屁股一撅，我就知道拉什么屎。你居然还说我不理解你，其实我是把你理解透了，让你受不了。
许多年前，我在大学碰到一个刚进校的新生，梳着两条齐腰的辫子，总是在那片杉树林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近视而不戴眼镜，她的眼睛看上去忧郁而朦胧，睫毛也长。这个叫李佳的新生在三年级时答应毕业后做我的老婆……
我越想越清晰。这个晚上我粗略地把这些年同李佳在一起的生活理了一遍。时间不经意地改变着人，把每个人都改变得十分有理。这个世界已经越发没有头脑了，人却相反，人的头脑越来越管用。所以人在一起总是处不好，因为都聪明。我想，天下的夫妻基本上都是想离婚的，区别是有的想到了就做，有的只想不做。至少，城里是没剩多少好夫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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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帆自那天飞走后就没有来过电话。电视这些日子没有类似空难的消息，他当然是安全抵达了。我想这狗娘养的应该来个电话，要不那天在机场的折腾就像是在作秀了。那张一次性快照我夹在《交通手册》里，无事拿出来看看，据说这种照片保存不了几年。到了晚上，我给王娟挂了电话，问一帆现在何处。王娟说她也不知道。王娟说陈一帆离开前雇了一个小保姆，留了点钱就走了，说是一个星期就回来，今天都五天了。我从不过问他生意上的事，王娟这样说，他也不说这方面的事。放下电话，我的心变得有些乱。我有种不祥的预感，陈一帆或许碰到什么麻烦了。
李佳没有呼我，我也不便去宾馆看她。离了婚的女人可以跟任何男人拉扯，唯独不能的是她的前夫。这规矩真他妈有点怪。这个晚上我有些烦躁。我已经很久不这样了。我也不清楚因为什么烦躁，身上穿条短裤也嫌碍事。后来我就把灯关了，短裤也脱了。我冲了凉，不想揩干身上的水，这样风吹起来更舒服。我又一次想到《现代启示录》上的那个美军中尉，他在西贡一家破旅店里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我想那时他也正处于烦躁之中，兴许还夹带了一点苦闷。而我是没有苦闷的，只有烦躁。
有电话来，我以为是李佳，其实是苏晓涛。她说，喂，干吗呢？我说洗澡呢。她顿了一下，又问：好了吗？我说谈不上好还是没好，我想洗就洗，已经洗三回了。她就笑了，问船上是不是很热，我说热倒不热，就是想洗，想让凉水浇浇身子。苏晓涛说，你怎么了？我怎么听起来很不带劲呀？我说没什么，我这里水电都不要钱，没事就冲冲洗洗。苏晓涛问，我可以去看看你吗？我说来吧。这是苏晓涛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倘若这个电话是前几天打来，我肯定会很兴奋。我会抓住这个机会往下蹚，蹚到哪算哪。电话来得不是时候。里根当年竞选总统，有人挺身质问他：你这老家伙，凭什么当总统？里根说，凭两点：其一是我对美国人民的爱，其二是我坚持性交。就是说只要能性交就表明不是个老人了。这么一想，我便有些悲哀。你不是想泡她吗？她来了，你又不兴奋。
苏晓涛是九点左右到的。那时我的头发还在滴水。我问好找吗，她说好找，这儿就停着一条大船。她说你这儿很像个秘密据点，一些仁人志士躲在这里倒腾个《挺进报》什么的挺合适。她又说你这家伙鬼得很，怎么这几天没电话了？我说，我的电话对你不重要。她就问：对谁重要？我说对谁都不重要，或许对我老爹老娘还有点意思，证明他们这个老儿子还健在。苏晓涛就笑了，说你该不是失恋了吧？我说无恋可失，就是有恋，这年头失了也就失了，大家都想得开。她就叹了声：我的天，你也这么想。我说我为什么不能这么想？我早就这么想了。世人皆醉，唯我独醒——那是孙子，装出来的。苏晓涛喝了口水，问道：那你说以前见过我，也是装出来的？一个借口？我摇摇头。我说不是。我就觉得你是外语系的那个女生。苏晓涛沉默了一会儿，随手拿起一本书翻看，说：没错。我就是那个人。我有些吃惊，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苏晓涛说，我讨厌过去。我不愿意去谈论从前。她的脸上泛出红晕，好像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误解了似的。她说我知道你在中文系，毕业前写了一个很轰动的话剧，毕业后又出了好几本小说。而且我还知道你比我大五岁。我到南方来是想寻一个新的起点，好把从前的一切全忘掉，没想到一下船就遇到了你。又是从前……
我打断她。我说从前未必不好，我倒觉得从前的生活很有色彩，只是生活的那个人不像是我，是我的赝品。说着我也笑了。今天是周末，一男一女在一起应该谈些轻松的话题才对。苏晓涛说，海口这地方好像天天都是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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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涛昨天的打扮很青春。一件牌子很硬的鹅黄色T恤，一条有背带的牛仔裤，肩上还有个皮背囊。她的发型也改了，形状像个蘑菇，刘海整齐。她这个样子看上去顶多只有二十七八岁。这是个让男人动心的形象。其实昨晚我们只是握了一下手，而且感觉不太好。她的手太瘦，没什么水分，握起来像握了个模型。我觉得手对男人女人都很重要。手是性的先行官。
我们从九点坐到十一点半。两个多钟头说的全是废话。她一直就坐着，我在她眼前走来走去。后来我坐到她边上，她侧了一下身子，意思大概是说：你要干吗？我什么也没干，继续同她说废话。我听见她的呼吸十分均匀，就知道这个女人是让男人饱眼福的那种。我突然就想到了李佳从前在杉树林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个样子，不禁笑了。苏晓涛就问，你笑什么？我说一个人整天挨饿，不挣钱买米却买了许多碗，各式各样。她便用手支着下颏开始思索，这又让我紧张。我又问她，现在还想出国吗？她点点头。她说我这个人计划性很强，我想做的就必须做成。我随口应了句：做成了又怎么样呢？她似乎不高兴了，她说，你怎么这样想呢？我就不再吱声了。
我想我这个人是真的完了。这些年我像是在踢一场没有裁判也没有观众的足球，踢得稀里糊涂精疲力竭，现在我自亮红牌把自己罚下场。我太累了。我不知为什么累成这个熊样。
不想出车。躺在床上继续看丘吉尔的《战争回忆录》。“二战”的时候，据说老丘吉尔找了许多替身四处活动，我想那是很排场的。我也有替身，而且很多很多，只是他们长得都不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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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极好，天蓝得吓人，云也吓人，一座山似的向你压过来，可它分明又是软软的。
28
去街上看了《情人》。小说以前我看过，也喜欢。玛格丽特·杜拉斯老了，所以要回忆。人一回忆就说明开始老了。梁家辉演那个来自旅顺口的中国人，似乎比旧时的男人好看，屁股也壮了些，不过演起来倒也逼真。那个体瘦多病的中国男人最后给少女杜拉斯留了一枚祖传的戒指，这就把她害了，一害就是半个世纪。
看电影出来，外面的天还很白，还可以在城里跑几圈。看车的老太太说，你这人不像是靠车吃饭的，这么好的天生意不做，来看电影。这语气真像我妈。我多给了她十块钱，可她不要。她说我看你也是大陆人，好生挣点钱回去吧。老婆在家等呢！我说我没有老婆，老太太就挖了我一眼，嘟嘟哝哝地走一边去了。我想老人家大概在说，你小子怎么混的？这么大岁数居然还没混到一个老婆！我把车倒出来，落下玻璃对老太太说：您肯定能活到九十九。
生意还是好。两个小时几乎没怎么闲。我喜欢跑龙昆南这一带，路是分道行驶，也宽，开起来很舒服。海口没几条好路，城里的路像得了食道癌那样简直叫人想跳海。天色渐晚，我不感到饿，就接着开。收音机里一个女人在嗲声嗲气地同你聊“黄昏风景”，没几句话却乱用了不少词，还问你开心不开心。我不开心。我一点也不开心。我也不痛苦。我只是无聊，无聊得想去过街天桥上拿大顶。
李佳呼我。她说明天回去，晚上来看看我。她的口气做派俨然是领导同志。我说去接她，她说不用。她说我知道在哪，那上面有厕所吗？该不会每天倒马桶吧？说着冷笑几声，把电话挂了。这就是典型的李佳，总他妈的想整死我。从前和她做夫妻，只要我一铺开稿纸，她就差我去买酱油打醋。她就见不得我写几个字。她一结婚就背叛了那个在杉树林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孩。我说写作是我的理想。她说理想个屁。她说你就是喜欢而已，就像别的男人喜欢嫖娼喜欢打麻将一样，是玩，是彻头彻尾的玩。她说就是有一天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你这号人，那也不表示你的成功，而是那个奖的失败。她说得振振有词。后来——那是离婚的前夜，我对她说：我是应该同你离婚。至少为小说我也应该同你离。她一下就笑了，是我从未见过的那种迷人的笑。那时我很自豪地想，李佳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只是我实在消受不起。
我还是先洗了澡，顺便把室内收拾了一下。刚忙完，李佳就到了，穿一身制服，还他妈的戴着帽子。而我只穿了一条小短裤。我问：你没带枪吧？她鼻子皱皱，反问：什么味？像是青草味。我说青草味只有女人身体里才有，我这儿没女人。她说你别屁话，给我把裤子穿上。我往床上一躺：这是我的场子，我想光着就光着。她取下帽子，视察似的走来走去。她说到南方来没见你有多大长进，倒是染上露阴癖了。说着就把我的裤子扔给我。我笑了，叫她坐过来。她问想干吗？我说你这么问话，说明你心术不正，心里有鬼。她说你少来这套，你那四两肉你爱给谁给谁。这时我就把灯关了。黑暗中听见李佳说：你这狗娘养的公然藐视法律。
还是和从前一样。
李佳说：没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我没吱声。李佳就伏到我肩头，问：你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有意思吗？我说还是有点意思。李佳问：怎么个有意思？我说和三级片差不多吧。李佳立刻就坐起来穿衣，一边穿一边说：那是装的，绝对是装的。我拉住她，说今晚别回宾馆了。她说：这哪行。我不能在你这儿过夜。这话一说，我心里倒是有些酸了。我在黑暗中看着她把衣穿好，准备开灯。她拦住我：算了，就这么黑着坐一会儿吧。你这脸我不看也罢。过了很长一会儿，李佳问道：你打算在这地方玩到什么时候？我说搞不清楚，如果玩腻了，就走。反正现在也简单了。李佳又问：你就这么玩上一辈子？我说这也未必不可，我自食其力，没有给社会造成什么负担。李佳就说去你妈的，你就玩够吧！不过我还是建议你趁早买一份养老保险。
29
只要看到椰子树，我就有了某种安慰。它证明我确实脱离了从前。这话是苏晓涛说的。可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我的出现，她的从前又他妈的回来了。在“从前”这个问题上，我们存在着分歧。今天我们去听盛中国的演奏，一路上她都在叹气。你是一个标志，她这样说，你让我想起许多不该想起的往事。我说我的感觉恰恰相反。我虽然讨厌那所大学，但喜欢那些年发生的事，其中包括在食堂买饭时偷看外语系那个女生。她就笑了，问：我变得厉害吗？我说你这是在炫耀。你要是变得厉害我能一眼认出你么？她又叹了声：我其实变化很大。
一个能容纳五十来人的小厅，一个布满柔和灯光的小舞台，然后盛先生的演奏开始了。给盛先生伴奏的是一位日本女人，很文静很礼貌地弹着钢琴。自然要演奏《梁祝》。大家听得很认真，很斯文地喝着椰奶。苏晓涛说，琴拉得很棒。我说是的，很棒。可这个场所不是拉琴的地方，是吊膀子的。苏晓涛笑了：你闭着眼听不就得了？我说这些人都是装的，装得那么高雅那么有教养。苏晓涛就问：那我们呢？也是装的？我说是。苏晓涛便不响了。我知道她心里很难过。你不是喜欢我现在吗？现在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一边挖空心思地挣钱一边还要显现出文化品位。我们就是这种货色。所以我们要把堂会理解成音乐会，把消遣说成欣赏，把饼干说成克力架，把性交说成爱情，把闲着没事说成空虚，把无人来访说成孤独，然后把自己看作卡夫卡或者弗朗索娃·萨冈。全他妈的扯淡。据说某市还有个小子，生意做砸了就沿长征路蹚上一遍，把自己当作毛泽东……《梁祝》一完，我们就离座了。苏晓涛出来就说：别送我了，我想一个人走走。这是我意料中的。我就说别走久了，这地方乱。她说你忙去吧，还能挣几张呢。我今天真是犯了大错，耽误了你的生意。我就笑了，我说我还是陪你走走吧。她不理我，转身走了。我跟在后面。苏晓涛的自尊心真是玻璃做的。太容易碎了。走了好一截，我拉住了她：去我那儿吧。她说不。我说那就去海边如何？她没说话。我跑回去把车开过来，把顶灯也卸了。然后我们就去了白沙门。
那时月亮刚升起来不久，海上罩着一层烟霭。我们没有下车，落下玻璃，潮声此起彼伏地在耳边回响。
你是不是什么都不信？苏晓涛问道。
我说你的问题太复杂，我回答不了。
她说，你这人状态不对。
我说我的状态早就不对了。我甚至没有状态。
后来——那是我们分手之后，我就想：如果今晚在海边、在车里的那个女人不是苏晓涛而是方鱼儿，绝对就是另一个样子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么联想……
30
王娟一早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趟。我问出什么事了，王娟说见面谈吧。我便有些紧张，心想一帆可能惹上了什么麻烦。等见到王娟，她的样子十分想哭，我就更加不知所措。王娟把小保姆支走，关上门眼泪就往下淌。一帆出事了，她抽泣着说，一帆肯定出事了。我让她慢慢说。她说一帆昨天半夜来了电话，说他可能被人害了，让她回犁城娘家候产。王娟问怎么被人害了，一帆说电话里讲不清楚，然后就匆匆把电话挂了。王娟说这个电话好像是偷偷打出来的。我问王娟，一帆现在何处？王娟说不知道，又哭。
我就劝王娟，事情还没有出来，这么哭会伤身的。王娟的肚子已经很高了。会是什么事呢？我想一定是经济问题，与钱有关。而且这事陈一帆肯定早就有数。我又想到他这次出差与我在机场的分别，兴许这家伙就做了准备，知道要出事。我没把这些告诉王娟。
从王娟那里出来，我觉得天好像都不蓝了。我现在就怕遇见这种沉重的事。看《阿甘正传》时，那个在越战中丢掉一条腿的中尉一出来，我他妈的就受不了。它破坏了我对那根羽毛的感觉。我知道一条腿的设计是艺术，甚至是杰作，可我还是受不了。我想陈一帆是不会给我来电话了。我从《交通手册》里拿出那张快照看了看，它还是清晰的。我不知道它何时会褪去颜色。
31
一连几日都是阴天，小雨。去三亚的路上我就有种预感，没准儿今儿要倒霉。果然回来走到125公里处就追尾了。我当时正低头弹烟灰，又看到那张快照，头还没抬起来便听见“砰”的一响，车身随即一挫。前边那辆丰田客货两用被我顶到了路边，而我的引擎盖全卷起来了。
错在我。没说的，掏钱。那司机也是内陆人，还算好说话，只收了我十张。我的车动不了，这儿又没地方挂电话。天他妈的不作美，雨发疯地下起来。我就缩在车里。还好，收音机的电源没弄坏，能响。我随便调到一个台，里面是一男一女在侃“文人下海”。男的说某某原是大乐团的指挥，现在成了香港的大地产公司的老板。女的说某某某是著名作家，曾经写过轰动一时的什么小说，最近来海口主持招商。介绍完了，他们就开始评论，基本上都是废话。我于是换了一个频道，时而一段音乐时而一段广告。
雨点打在玻璃上。远处不时有闪电，但听不见雷声。我将座位放倒，躺下。天黑得像锅底，这个地段是山区，几里路见不到一盏灯。虽然有车不断地从我边上驶过，可是没有一辆肯停下来。我看看表，刚过十二点。海口的歌舞厅正是吹灯拔蜡的情调时分。
收音机里这时已是《听众点播》节目。女主持人说：一位来自北方的小姐点播甘萍的《大哥，你好吗》，献给她的一位可亲的朋友，因为过了零点，就是他的生日了。她祝他生日快乐，出车一路平安。
我一下坐起来，然后拿出身份证借着香烟的亮光看。是的，过了零点也是我的生日。我的本命年刚刚结束。我居然还活着。大哥，你好吗？我不好。我一点也不好。我吸着烟，忽然想到了鱼儿。这歌可能就是鱼儿为我点的。来自北方……大哥……出车——这就是鱼儿！
我现在特别想鱼儿。她今夜会去我那儿吗？她肯定去过。我必须马上回海口。然后我就跳下车，站在公路中间等往海口方向的货车，雨还是很大，我的脸都被雨点打麻了。不多会儿，一辆“东风”车迎面驶来，我高举着双手，表明我不是车匪路霸。那车逼近我，司机关掉远光灯，按过几声喇叭便停了。我说请你们把我的车拖回去，我会给钱。司机的口音也是北方的，没多说就答应下来。
我又上路了。车抵海口，天色已白，雨也住了。三十六年前的这个时辰，我刚刚落地。接生婆一剪子铰断脐带，直到现在，我的肚脐眼还在生疼。
32
我没有找到鱼儿。
这几天我晚上都去摩根酒吧。小姐好像又换了一茬，全是生面。我问她们可曾见到一个叫鱼儿的北方女孩？一个很丰满的妇女反问我：你是猫吗？
不用说我很沮丧。我后来也就不找了，没事就守着电话看一些莫名其妙的录像。我的车还在修理厂，保险公司认了百分之六十，我至少还要掏五六千。王娟每天都来电话，为陈一帆提心吊胆，边说边哭。我重复地劝，重复地安慰。我也想对一个人诉说，可我找谁呢？谁来安慰我？我呼过苏晓涛，对方机主已经易人，说苏晓涛刚离开这个公司。我有点难过，觉得苏晓涛应该来电话打声招呼。不过我又想，这样也好。我和这女人是水与油的关系，搅和不到一块去的。
那位当主编助理的朋友又来电话约稿，还说要请名家来开笔会重整旗鼓。我说我还是不想写。朋友就问：你是不是也在写一部大的？我便对着电话哈哈大笑。我说一个鲁迅至少可以压三代人，你想往哪儿大？你还真以为那些招摇过市的家伙了不起呀？他们顶多能写一部或者十部二十部厚的。从来就不曾大过。朋友就也笑，说人有时尽他妈的吃错药，临死头还是昏的。朋友说，算了，这破刊物老子也不编了，改天一起喝酒。放了电话，我突然感到一阵燥热，便把衣服扒了。我挑出一支狼毫笔，打算在皮肤上默写唐诗。墨汁很凉，毛笔划在皮肤上痒丝丝的。我由小腿开始，再大腿，再肚皮。末了，我又以肚脐作瞳孔画了一只独眼——看上去像是患了白内障。我把两条腿支到舱壁上，点上烟，隔着烟雾欣赏着这肚皮大腿上的千古绝唱。
后来我又大叫了几声，真爽。
33
台风是午夜时分由文昌登陆的，刮到海口差不多已近凌晨。
台风如虎啸，挟带着暴雨。
街上的椰子树一夜间全成了荡妇。
34
台风过去以后的这些日子，我的日记也停了。这个季节大陆已是落叶知秋，可岛上仍是绿油油的。我这才意识到，南方没有秋天。
我接到了苏晓涛的电话，她已在上海，正办理着赴美留学的签证。她说逛书店时看见书架上有一本我的小说，就买下了。我想如果不是这样，她是不会有电话来的。苏晓涛说，临行前本想去我那儿看看，几次路过都没见到船上亮灯。后来我又觉得，她说，不见也好，见了又分开反倒心里变得重了。我说你运道不错，这下如愿以偿了。你还有新的计划，你当然也还会如愿。她说但愿吧，其实现在……算了，不想谈这些，你好吗？我说就这样，只是觉得日子太长。然后我们又谈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什么房地产滑坡、股市A股不如B股、国产电视剧一塌糊涂，如此这般。苏晓涛突然问道：你想我吗？我犹豫了一下，说想过。现在想也是白想，你离我越来越远了。她说：我曾经离你很近的。我说那也是远。凡手摸不到的就是远。我们就都沉默了一会儿。后来苏晓涛说：有件事我想还是告诉你的好。我其实以前不认识你，真的不认识，我是在北京读的本科。你的那些个人情况，我是从一本刊物上翻到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冒充你们学校那个外语系的女生，现在想起来觉得还好奇怪。你真以为我是她吗？我笑了笑，我说你们的侧面很像，现在这已不重要了。
电话差不多打了一个小时。我看看表，刚过十点。我想苏晓涛真是凡事都有计划，她当然知道夜间九点之后长话费减半。苏晓涛最后用英语对我道了晚安，声音又亮了。她还会说法语甚至西班牙语，我这么想着。一个人可以用多种语言同人交流，这是能耐。这个人在我生活里忽进忽出，毫不拖泥带水，真修行得可以。外面已开始热闹了，我得出去遛遛。我换上了一件大红T恤，光了脸，挂了随身听。我摘了顶灯，戴上耳塞。马连良一叫板我就踩了油门。我沿着滨海大道往秀英的方向开，城市渐渐退到了我的背后。
今夜我自己泡自己。
35
陈一帆果真出事了。与他合作的那方曾为他的公司担保，并以不动产抵押，由他出面贷款，再联手投到“四达大厦”上。钱弄出来，累计有三千多万，但是所出具的担保、抵押文件全是伪造的，这便构成了金融诈骗罪。一帆在犁城落网，他被押送海口收监的那天，王娟正好飞往犁城回娘家候产。他们在空中失之交臂。一周后，王娟生了一个八斤重的女儿。
李佳也参与了这宗案件的侦破。她那次来海口，就是为这事。犯罪的和破案的都是我亲密的人，他们静悄悄地做了一切，我却什么也不知道。
陈一帆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昨天晚上，李佳给我挂了电话。她说你现在可以去看看陈一帆了，我回头去看王娟。李佳又问我什么时候回犁城？我说不知道。我说我脑子现在很木，耳鸣也厉害。李佳停顿了一下，问道：你在海口有人了？我说曾经有一个，可现在找不到了。
今天我去探监。一帆的头发已被剃掉，双手提着裤子，很谦虚的样子走过来。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玻璃，我一点也感受不到他的气息。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这么对视着。后来，我们同时拿起了话筒。他说，我的头发剃了。我说剃了还会长。他就淡笑，说：头发一剃等于尊严给没收了，现在我算懂得了什么叫割发代首。我以前还写过一篇随笔，把曹孟德挖苦了一顿，其实他是对的。陈一帆边说边摸着发青的头皮，我没插言，看着他摸。他说过几天就去服刑的农场。据说是植树。他说他喜欢植树，他每天可以种上五棵，这样一年下来就是1825棵，十年便有18000多棵了，那就是一片大林子。陈一帆挠挠头接着说：刑满时我五十三岁，我就申请去看那片林。
陈一帆对妻儿只字不提。
从监狱出来，外面的天还是很白。我把车停了，去买点喝的。我的腿变得好软。天桥上有一个瞎子正用自制的二胡拉着《潇洒走一回》，没有人管他，也没看见有人给他扔钱。我给他捎了瓶矿泉水，蹲在他面前，很有些痴迷地看着他的表情——他几乎没有任何表情。一曲终了，我把水递到他手里。瞎子说：你在听还是在看？我说也听也看。瞎子问：我能摸摸你的脸吗？我说你摸吧，就把脸凑给他。瞎子粗糙的手指由我的天庭沿鼻梁往下再滑向两腮。瞎子问道：我俩长得有些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