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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农
林 晴
[泰]趴差桠
泰语声调在国外的研究中一直是个关注点,但以往的研究基本上局限在五个舒声调上,对其类型学特征也缺乏认识。本文立足于音节学与声调类型学的通用性理论框架,提出泰语的声调类数应为7(+2)类,包括五个舒声长调,两个短入,还有两个消失中的央入。论文详细描写这9个声调的声学特征以及变体,论证入声的音节学地位。然后确定泰语声调的类型学地位,以便进行跨语言比较和演化研究。我们发现泰语央入声调已接近舒化,短入亦有长化倾向。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个涉及四个舒声长调的顺时针链移演化圈,其中第二阶段是个反V链。
泰语 声调 类型学 调型 分域四度制 顺时针链移圈 反V链
泰语属于侗台(次)语系,它是泰国的官方语言,标准泰语(以下称“泰语”)的语音基础是曼谷的教育语言。泰语声调国外有很多研究,有些还很早(如Bradley 1911;Jones 1918;Abramson 1962;Gandour et al. 1991;Tingsabadh & Abramson 1993;Roengpitya 2007等),都认为它有“中低降高升”五个调类,两个入声式短调被看作音高相似的舒声长调的短元音变体。这是具有欧美特色的声调理论:把声调看作是元音的附加特征,长短是元音而不是声调的区别。本文在音节学与声调类型学的通用性理论框架中,提出泰语的声调类数应为7(+2)类,包括五个舒声长调,两个短入,还有两个消失中的央入。
表1 泰语声调的名称与标号
调名
描写性称名
标调符号
本文调名
调型(变体)
代码
第一调
Mid中调
khā:
A1M,A2
T1/A2
中平型
|44|
第二调
Low低调
khà:
B1
T2/B1
纯低型
|22|
第三调
Falling降调
khâ:
B2,C1
T3/C1
高弯降型
|552|
第四调
High高调
khá:
C2
T4/C2
高升型(高微升拱)
|35|
第五调
Rising升调
khă:
A1H
T5/A1
中升型(低凹拱)
|24|
第二调
(Low-sc*)低截调
màk
D1S
T6/D1s
短低型(降拱)
|33|
第四调
(High-sc)高截调
mák
D2S
T7/D2s
短高型(升拱)
|55|
第二调
(Low-lc*)低截调
Mà:k
D1L
T8/D1m
央低平
|33|
第三调
(Falling-lc)降截调
mâ:k
D2L
T9/D2m
央高降
|52|
注:sc=short checked短而有塞音韵尾截断的音节/声调,相当于粤语的短入(广州话里叫上阴入)lc=long checked相当于粤语里的央入(广州话里叫下阴入)
表1中左面三栏是国外常用的泰语声调名称和符号。第一栏的“第一调…第五调”类似于北京话的“第一声…第四声”,这是特定调系的共时描写,也是标准语的教学名称。第二栏是最常用的描述性调位称名,Mid(中),Low(低),Falling(降),High(高)和Rising(升)这五个调名至少从Haas(1957)就开始使用。这种叫法优点和缺点一样明显。优点是对不熟悉声调的西方人来说直观;缺点是太直观了,以致拱形有了演变,甚至稍有变异,名实对应就混乱不堪。第三栏是五种标调符号。短调,即有塞音韵尾的截调(checked tone),分别用低调、高调和降调的符号,表示是它们的调位变体。
第四栏的“A1M…D2”是按历史构拟的名称(Li 1977),类似于把北京话四声叫作“阴平、阳平……”。这种叫法实际上有利于类型学研究和跨方言比较,也有利于音法演化研究。本文兼顾两者,同时使用两种称名(即T1/A2、T5/A1等),见第五栏。入声短调有自己独立的类,所以有自己的名称:T6/D1等。其内部又分短s(Short)和央m(Mid-Short)两类。
为减少歧义性和模糊性,也为了给类型学提供可比较的材料,本文采用第6栏中的调型定位(朱晓农 2014)。第7栏中是调型的数字代码,使用分域四度制(朱晓农 2005、2010)来表示。注意:调型是声调类型学中的基本概念,而数字标调只是调型概念的代码。调型放在两条竖杠内(| |),调型的语音变体(调值)放在花括弧({ })内。
本文使用一男一女两位发音人。男发音人S,1990年生于曼谷东北二百公里的呵叻府(Korat)。女发音人P,1991年生于曼谷东南数十公里处的春武里府(Chonburi)。这两处方言与曼谷话同属中部泰语(Central Thai),声调基本相同。两人都不会说本地方言,从小受教育所学及日常说话都用标准泰语,录音时念的也是标准泰语。他们2012年来北京读硕士。第一次录音是2013年在北京一家大学宾馆,第二次是2015年第三作者在泰国,都是用praat软件(Boersma,2001)在电脑上直接录入。字表和录音情况见下节。我们在Praat软件中对录音音档进行切分并标注声调段,通常以声母之后第二根明显的声门脉冲直条为声调段的起点,终点定在脉冲直条不再有规律性间隔处,且元音第二共振峰结构变得散乱的边界之前。标注完后用VoiceSauce软件(Shue 2010)内置的STRAIGHT算法(Kawahara et al 1998)提取基频数据,每一声调段均十等分,提取11个点的基频数据。最后将原始基频数据通过对数z-score法在Excel表里归一并作图,详细步骤见朱晓农(2010:286-291)。
顺便说一下,近年来泰语的声调研究更多的是转向句中调,于是便有人认为单字调研究已经不太重要了,尽管还是可以作为其他更先进研究的基本参照系的。我们对这种单字调发掘已经矿脉枯竭的观点看法不同。泰语到底有几个调类,跟同系的壮侗语傣语相比有什么相同什么不同,跟越南语、粤语、官话等等有什么异同,再远点在整个声调类型学中它占着什么位置,诸事尚未开始。更不用说这些单字调是怎么演变的,在演化音法学中它们有什么意义……研究史更长、研究更充分的越南语和汉语诸方言的单字调都才刚开始类型学定位,泰语研究恐怕还需迎头赶上。
下文先讨论舒声调的声学特征以及语音变体,然后是入声调的语音性质及其音法学地位。接着是专门一节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泰语声调的类型学定位,二是关于四个舒声调的顺时针链移音变圈的新发现。
本节内先讨论五个舒声长调——国外一般称为五个“音位性”(phonemic)声调,这是追认叫法。罗历山神父350年前认定越南语为六个声调,Bradley(1911)和丹尼尔·琼斯(Jones 1918)认定泰语五个声调,丹尼尔·琼斯(Jones & Woo 1912)认定广州话六个声调,那时还没有音位的概念(至少还未成熟)。他们只是从西方长短元音相配的欧洲特色来比附亚洲舒入调。因此泰语的入声式短调被处理为T2/B1和T4/C2的短元音变体。由于缺少对入声独立地位的认识,泰语声调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五个舒声调上,入声情况一带而过。下面是以前的一些测量结果(Jones是听感)。
图1 各家对泰语五个舒声调的测量描述
[上排左起] Bradley(1911,见于Teeranon 2007),Jones(1918),Gandour et al.(1991,老派发音人SW);[中排] Abramson(1962),Erickson(1974,见于王彬 2015:78),Tamtavitikul(1992,见于王彬 2015:79);[下排] Tingsabadh & Deeprasert(1997),Potisuk et al.(1994,见于 Teeranon 2007),Zsiga(2007)。
为便于比较,我们把以前的一些声学图或文字描写转写为四度标调如下。
表2 文献中泰语声调描写的常域四度{2-5}表达
T1/A2中M
T2/B1低L
T3/C1降F
T4/C2高H
T5/A1升R
Bradley 1911
44
33
32
553
35
Jones 1918
33
22
42
552
24
Gandour et al 1991 老派
442
32
52
452
25
Tingsabadh & Deeprasert 1997
43
32
553
45
25
Abramson 1962
44
322
552
45
325
Erickson 1974
43
32
452
45
325
Tamtavitikul 1992
44
32
553
45
324
Potisuk et al. 1994
33
32
553
35
324
Moren & Zsiga 2006
43
32
553
445
323
本文(见下图2)
44
32
552
35
324
最早的Bradley(1911,图1左上)把中调{44}和低调{33}定为平调/单调(monotone),降{32}、高{553}、升{35}三个定为仄调/滑动调(gliding tone)。Jones(1918)描画出五个声调曲线的高低和走向。他指出他跟Bradley一个重要不同是:他听到的降调起点要高于中调。这两位的研究太领先(且当时的声学技术仍很有限),故影响不大。五十年后,Abramson(1962,图1中排)的声学和听感描写得到了广泛认可。与Bradley相比,除了中调、低调基本没变,其他三个调都明显不同。Abramson认为平调/静态调(static tones)包括高中低三个声调,它们基频变化的幅度较小,升降两个声调归为仄调/动态调(dynamic tones),其基频曲线贯穿整个频域。为了测试平仄的区分,Abramson(1962,1975,1978,1997)还做了一系列感知实验。他把高调归到平调类的做法后来引起一些讨论,因为高调在Bradley(1911)和Jones(1918)时是高降,在Abramson(1962)、Erickson(1974)、Morén & Zsiga(2006)中为高平/高微升,再往后是中升(Potisuk et al. 1994,Chuwarahawong 2000)。Teeranon(2002)总结说高调在声学上该重新归为仄调类。他又做了听感实验证明泰国人听感上也把高调听成升调了。除了高调,其他声调在各种后续研究中也呈现出很多共时变体,详见下文对各调的说明。
从国外百年来对泰语单字调研究可以看到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从Bradley、Jones起,一直对平型调还是仄型调的辨认特别纠结。这有点费解:又不是做唐诗宋词,平仄分别那么重要——何况平型调的基频照样有升降。类型学研究升降凹凸平各种拱形,不分常用不常用,一律平等——何况平调又不是最常用的。也许他们的拱形观认为平调是底伏调(by default),所以值得突出。其实Maddieson(1978)提出的几条声调共性,第一条就是错的:只要有声调,第一个就是平调(即平调为底伏调且最常见)。事实是:降调最常见(见Cheng 1973;寸熙、朱晓农 2013;朱晓农、衣莉 2015;朱晓农、张瀛月2016),而最底伏的拱形是低降{32}。第二个是从声学和听感(可能还有发音)上证明是什么形状的调拱。其实,声学上往往是无法最终证明调型的。原始声学数据提供的只是基频曲线连续分布的材料,这对于离散性的调型类别来说,不但无法证明,反而徒增困扰。至于听感证明,目前来看比声学更不充分。证明要外从类型学、内从对立,以及一些基本假设来进行。本文即是从这几方面来确定声学和听感上模棱两可的拱形。
还有一个基本的方法问题。国外通行的描写方法是使用自然语言“高中低”表示高度,“升降”表示拱度。这就引出几个问题:第一,就这么五个特征够不够描写、表达所有声调语中的声调?也就是概念的充分性问题。第二,如果够,那么比如泰语的“升”跟其他语言中的“升”在类型学上是否相同,也就是概念的同一性及随之而来的普遍性问题。第三,如果五个特征都不够,那么音系学理论分析中用的“H-L”符号,离乔姆斯基定下的“描写充分性”和“理论充分性”这两条形式派要求就距离太远了。(参考Zhu 2015a附录对声调表达方式的详细评论)
本文重新对泰语的五个舒声调进行了测量。下面是测试所用词表。
表3 泰语舒声调测试表
T1/A2
เอ ae:1 惊呼声
มือ mɯ:1 手
ปา pa:1 扔
ตอ tɔ:1 树墩
ซี si:1 英语字母
โท tho:1 二,乙,中
กู gu:1 我
คา ka:1 卡住
T2/B1
เอ่ ae:2 感叹词
สื่อ sɯ:2 媒人,媒介
ป่า pa:2 森林
ต่อ tɔ:2 黄蜂,造,做,向
สี่ si:2 四
โถ่ tho:2 叹气词
กู่ gu:2 叫喊
ข่า ka:2 佧族,一种蔬菜
T3/C1
เอ้ ae:3 一,单,孤
ทื่อ thɯ:3 钝的
ป้า pa:3 阿姨
ต้อ tɔ:3 白内障
ซี่ si:3 肋骨,牙齿
โล่ lo:3 盾
กู้ gu:3 贷款
ฆ่า ka:3 杀
T4/C2
เจ๊ je:4 姐姐
มื้อ mɯ:4 量词
ป๊า pa:4 爸爸
ล้อ lɔ:4 车轮
ซี้ si:4 熟悉, 死
โล้ lo:4 摇摆
รู้ ru:3 知道
ค้า ka:4 买卖
T5/A1
เอ๋ ae:5 感叹词
ถือ thɯ:5 拿
ป๋า pa:5 父亲
หมอ mɔ:5 医生
สี si:5 颜色
โถ tho:5 钵子
กู๋ gu:5 叔叔
ขา ka:5 脚
长调词表包含40个CV: 结构的单音节词,全部是泰语常用词,按声调分作5组,每组8个测试词,含 [i: e: a: ɔ: o: u: ɯ:] 7种韵母。声母兼顾清塞音、送气清塞音、带声塞音、清擦音、边音或鼻音,以及零声母。但本次测试中两位发音人都把带声塞音读为普通清塞音,因此原定带声塞音的音节没有出现。录音时发音人把每组词按顺序读两遍,每个声调录得16个读例。两个发音人一共录得160个读例。下图前两张小图分别为两位发音人五个声调的平均基频和时长曲线。两位发音人语速相当,五个舒声调的时长都在400-500ms之间。右小图是归一化后的总均线图。
图2 [左,中]泰语五个长调均线图(横轴单位ms,纵轴单位Hz):发音人男S[左](均值f=136 Hz,t=415 ms)和女P[中](均值f=206 Hz,t=457ms);[右]归一化均线图。
T1/A2(即Mid)是个中平{44},受音高自然下倾的影响基频线小幅下降。发音人男S的T1是个中平{44},而女P的T1是个微降拱{43}。在以往的声学实验中,T1的起点高度也都在{3}与{4}之间,主要有{44}{33}{43}几种拱形。(参见图1、表2)
T2/B1(即Low)为低降拱{32},整体听感低沉。发音人女P的T2调头较高,有时候读成{42}(参见图3)。在以往的声学实验中,T2基本都是{32}(图1、表2),偶有{322}(Abramson 1962)、{42}(Gandour et al 1991:359,发音人NK)和{43}(Gandour et al 1991:360,发音人CR)的变体。
T3/C1(即Falling)为高弯降{552},调末常带有或强或弱的僵声。高降调在单念时调末很容易出现嘎裂(朱晓农 2012),通常情况下这只是个伴随性特征,也不影响音节时长。参看图1、表2,可知T3最早时是直降{32|42|52},后来多为弯降{552|553}。本文两位发音人的读例里没有直降变体,高弯的拱形比较稳定,听起来也很明显。
T4/C2(即High)本文发言人以高升拱{35}为主,其次高微升{45},偶尔也有高平拱{55}的。图3右小图就给出男S的三条T4的单字曲线,正好代表三种情况。回顾图1、表1,可以发现T4起初是个高弯降,很像今天的T3;后来降的部分消失,以高微升{45}为主,调头有的高过T1/A2中平,有的略低于T1。本文两位发音人发高平或高微升时,调头高于T1,但发高升时调头低于T1。前文提到,T4的不同调拱引起了不少泰语学者的注意,根据Teeranon(2007)和Thepboriruk(2009)对泰语新老派差异的调查结果,新派发音人的T4比老派发音人的调头更低,升幅变大,声调感知上也有相应变化。泰语的T4有可能正在从高微升向高升演变。
另,T4/C2调末基本都带点喉塞。语音学上这个喉塞尾可能是由于要实现调末的语言学目标“高”而采用的手段,音节学上它只是伴随特征,无需占据一个韵尾的位置。Abramson(1962:4)把T3/C1、T4/C2和T7/D2s调末的发声态特征都视为喉塞[ʔ],但T3/C1末尾其实是僵声。
图3 [左]发音人女P的T2/B1的两种不同表现;[右]男S的T4/C2的三种不同表现
T5/A1(即Rise)为低凹拱{324},低拐点集中在40%和50%两个节点上,个别在30%处,低凹处无嘎裂。回顾图1和表2,可以看出T5有升、前凹和低凹3种不同的调拱。最早Bradley(1911)和Jones(1918)时都是直升,Gandour et al(1991)里4个老派发音人,也只有一个把T5读成前凹调,其余3个都是升调(参见图1上排右和图4)。当T5为升调拱时,基频终点都到达{5};当T5读成前凹时,终点有的到{5}(Abramson 1962,Erickson 1974,Gandour et al. 1991:359的新派发音人),有的到{4}(Tamtavitikul 1992);当T5读成低凹时,终点有的到{4}(Potisuk et al. 1994,本文),有的只到{3}(Morén & Zsiga 2006)。按Teeranon(2007)的测量结果,泰语老派发音人的拐点总体偏前,而新派发音人的拐点总体偏后(见下图中、右),可见T5很有可能正在从高升/低升/前凹向低凹演变,调尾也从{5}降为{4},甚至{3}。
图4 T5/A1的不同调拱:左图引自Gandour et al(1991:360),中图和右图引自Teeranon(2007:8-9)
还有另外一些新派发音人(如Thepboriruk 2009,王彬 2015),T5/A1发生了更进一步的变化:中间低凹的部分嘎裂(见下图),和北京话第三声一样,这是低凹的特征之一。
图5 T5/A1读嘎裂凹调的例子:[左]sa:n“寺庙”,[右] tsɛ:w“响亮”(引自王彬 2015:75)
总结起来,T5/A1变异较多,可以有{25|325|324|323|303}多种不同的形式。T5/A1的这些变化与T2/B1、T3/C1、T4/C2的变化有关联,彼此相互制约,详见4.2节的讨论。
本节内讨论入声,重点关注时长三分问题。泰语的入声可带塞音韵尾-p/t/k和喉塞-ß,有央入有短入之分,与粤语相似。粤语声调的时长分三类:短(短入/广州话中的短入又叫“上阴入”)、央(央入/广州话中的央入又叫“下阴入”)、长(舒声)。时长比例大体上为1:2:3(朱晓农等 2008)。这也是很多侗台语的时长特征(梁敏、张均如 1996:61-64,孙宏开等 2007:1076-1464)。泰语同样有“短-央-长”三类时长,各搭配不同的音段组合:
表4 泰语三类声调及其所搭配的音段组合
注:V指短元音,V:指长/央元音;S指响音(Sonorant),包括m、n、ŋ、w、j;O指阻音(Obstruent),包括p、t、k。在一些泰语文献中,短入CVß的喉塞尾被处理成短元音单独作韵母时带出的伴随性特征,音位描写只标CV(例如Abramson 1962)。央入里没有CV:ß式音节。
过去的泰语声调研究把入声视为舒声变体,因而很少讨论入声调的语音性质,更没人谈过长短入的分别。但从一些讨论长短元音的文献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时长三分的性质。下面是三份文献中的四项数据。Abramson(1962:89-90)测试负载句中的单音节词,音节类型为CV/CVO、CV:O、CV:四种。Roengpitya(2007)比较了单念及负载句中的声调长度,测试用字的音节类型也是四种:CVO、CV:O、CV(:)N(N指鼻音)。Morén & Zsiga(2006)测试的也是负载句中单音节词的时长,音节类型是五种:CVO、CV:O、CV:/CV(:)N/CVN。本文按“短-央-长”三分的格局,将其测量结果重新分类平均,列表如下:
表5 三类声调的时长数据,单位毫秒
短CVO/CV
央CV:O
长CV:/CV:N/CVN
Abramson/句
93
30%
208
68%
315
100%
Roengpitya/单
145
33%
297
67%
441
100%
Roengpitya/句
135
35%
273
70%
388
100%
Morén&Zsiga/句
84
42%
156
78%
201
100%
表中每栏各分两列:一列是平均时长,单位毫秒;一列是时长比例,以长调为基准。如果以短调为基准,Abramson“短-央-长”时长比例为1: 2.2:3.4,三分格局十分明显。Roengpitya(2007)单念时是不多不少的1:2:3,在句中时也无甚改变:1: 2: 2.9。Morén & Zsiga(2006)显示的比例为1: 1.9: 2.4。短入和央入比例未变,但两者与长调的差距缩小了,说明入声有长化倾向。
我们对发音人男S也进行了三类时长的测量。设计词表时,入声四调的测试词穿插在舒声五调之间,调拱相近的排在一起:T2/T6/T8调拱都是低降,时长为“长-央-短”三分;T4/T7调拱都是升,时长分“长-短”;T3/T9都是高降,时长分“长-央”。发音人按列竖着读词表。测量的结果绘成图6。
表6 泰语入声测试词表(短CVO/CV,央CV:O,长CV:)
m-
p-
t-
g,r,l-
k-
T1/A2中平
มือ mɯ: 手
ปา pa: 扔
ตอ tɔ: 树墩
กู gu: 我
คา ka: 卡住
T2/B1纯低
สื่อ sɯ: 媒人
ป่า pa: 森林
ต่อ tɔ:黄蜂,造
กู่ gu: 叫喊
ข่า ka: 一种蔬菜
T6/D1s短低
หมัก màk 腌渍
แปะ pɛ 轻拍声
ติ ti批评,责备
อึ aɯ排泄,粪便
ก่อ ge 吵闹
T8/D1m央低
หมาก mà:k槟榔
ปาก pa:k 嘴
จาก t͡ɕa:k 从
ออก ʔɔ:k 输出
กาก ka:k 残渣
T4/C2高升
มื้อ mɯ: 量词
ป๊า pa:爸爸
ล้อ lɔ: 车轮
รู้ ru: 知道
ค้า ka: 买卖
T7/D2s短高
มัก mák 惯于
แป๊ะ pɛ 中国老人
โต๊ะ to 桌子
นุ๊ nu 前缀
เคาะ kɔ敲
T3/C1降
โล่ lo: 盾
ป้า pa: 阿姨
ต้อ tɔ: 白内障
กู้ gu: 贷款
ฆ่า ka: 杀
T9/D2m央降
มาก mâ:k 许多
ยาก ja:k 难
ลาก la:k 拉
แลก lɛ:k 交换
แยก jɛː:k 分开
T5/A1中升
หมอ mɔ: 医生
ป๋า pa: 父亲
โถ tho: 钵子
กู๋ gu: 叔叔
ขา ka: 脚
图6 男S泰语九调的平均基频[左],平均时长和标准差[右]([j]作为声母不计入声调时长)
发音人男S的短(T6/T7),央(T8/T9),长(T1-T5)三组平均后的时长为194/348/415cm,比例是:47:84:100,央明显拉长了,即舒化了,短入也拉长不少。以短调为基准的比例为1:1.8:2.1。比起粤语(朱晓农等 2008)和泰语的其他测量结果,男S的两个入声是最长的。
表7 粤语与泰语的三类时长,单位毫秒
广州粤语(朱等2008)
121
39%
191
62%
308
100%
香港粤语(朱等2008)
131
38%
255
75%
341
100%
泰语(Roengpitya)
145
33%
297
67%
441
100%
泰语(Morén & Zsiga)
84
42%
156
78%
201
100%
泰语(本文男S)
194
47%
348
84%
415
100%
广州和香港粤语,以及Roengpitya的泰语材料大体上是1:2:3(香港的央入稍长)。Morén & Zsiga的泰语短入和央入都拉长了些,本文的泰语短入和央入与长调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说明入声舒化很明显了。实际上发音人男S有些央入的读例k尾已经消失,语图上看元音共振峰也与舒声音节并无分别,这些词差不多已经完全舒化,如下图一对例子:
图7 发音人S读T2(B1)的[pa:]“森林”[左],T8的[pa:k]“嘴”[右]
从Abramson(1962)、Roengpitya(2007)的时长三分,到Morén & Zsiga(2006)发音人的入声舒化进行中,到本文男S只留下最后的迹象,央入也许已接近于完成舒化。不过这个结论需要有个社会语言学调查来证实。
泰语(还有越南语)的短调类似于汉语入声。入声在中古汉语中是独立的调类,短促而带有塞音韵尾。这些特征还保留在粤语、闽语中。不过,西方学者以欧律亚,不把泰语(Bradley 1911;Jones 1918)、粤语(Jones & Woo 1912)和越南语(Rhodes 1651/1991)的短调看成音位性的,而是处理为音高相似的舒声长调的短元音变体/同位调。至于长短入的区别,他们就更不注意了。赵元任的Cantonese Primer(1947)也做如是处理,可能是为了教美国人广东话的实用目的。这种出于区分长短元音的欧洲研究传统有利于欧美学生学习,但从普遍性、一致性的理论角度来考虑的话,有五条理由认为入声短截调不能与舒声长调归为一个调位(Zhu 2015b)。朱晓农、阮廷贤(2014)在讨论越南语入声不能处理为去声(锐重)短变体时还举了三条理由。一共八条理由,整理如下:
首先,舒入调听感不同,语音相似是音位化的首要条件,就如英语就不把互补的[h]和[N]归为一个音位。其次,舒入调各自出现于不同的元音,入声音节中的元音一般较为央化。这类似于英语中长[i]和短[ɪ]:尽管这两个元音音色很相似,但大部分英语学者都不把它们看作同一个音位的不同变体。第三,只有在像意大利语或瑞典语那样的长短元音系统配套的语言中,才值得设定一对[long/short]的音系特征。英语中的长短区别只出现于个别元音上,所以不值得多设一对特征。同样,泰语、越南语、粤语中长短配对只涉及两个三舒声调,而另外几个舒声调还是孤零零的没有配偶。所以,把入声任意地去配舒声造成了音系的不均衡、不系统,从而违背了形式系统的三大要求:系统性(systematicity)、简明性(simplicity)和美学要求(elegance)。第四,说“把入声任意地去配舒声”,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来说的(即理论考量经得起经不起时间考验)。越南语的入声一般都处理为去声/锐重声的短变体。但就事论事而言,阳入的基频曲线更象阳平/玄声,而不是阳去/重声;而听感跟嘎裂降调的阳去更是相去甚远。所以,尽管几百年前罗历山那时候阳入的曲线可能更像阳去,但现在得重新配对了,也许过些年得再配对以求音高吻合。泰语的短阳入配T4/C2,而央阳入配T3/C1,这都出于共时音位处理的语音相似性考虑。这是结构主义时代的标准做法,那时从不考虑共性、类型学、跨语言比较、演化等等。而我们现在这些理论考量都要有,所以不能在共时平面上拉郎配。第五,妨碍了类型学研究。本来入声作为独立的调类,是可以进行跨语言/方言比较的,现在各自淹没在不同的舒声类中,越南语入配去,粤语、上海话入配平或去,泰语入配上或去,类型学上该怎么概括呢?短调有它自己的调型,与长调类型不同。第六,也就阻碍了演化研究。后文要谈的大链移涉及到除了T1以外的四个舒声,但与入声无关。也就是说,从来历到到去向,入声都不随哪个具体的舒声调类。我们不能在讨论演化时老是啰里啰嗦:T2这么这么变化但不包括短元音,T4不算短元音如何如何,T3除了短元音怎么怎么……既然全都不搭界,那就应该从一开始就分开。这样,理论上才简明而合理;事实上呢,也与事实相符了。第七,从理论上来说,各自从自己知道的语言出发,过度类推到其他语言中,这种理论构建有点蹩脚。为什么不把所有材料放在一起做统一考察呢?那样就会避免单纯地以欧洲长短元音来比附亚洲入声,当然咱们也不要用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去比附英语的key, king, kit。第八,从共时的音节学理论考虑,时长和音高都是音节的非线性成份,需做同样的处理,即从属于“声素/声调”这个节点(朱晓农 2011;Zhu 2015b)。
下面我们把泰语的九个声调放到普适调型库(朱晓农 2014)中去定位,以便与其他语言的声调进行比较。由于标准泰语中没有发声态区别,所以下表中把总库里的上/下域调型都省略了,只列出常域调型,包括长、央、短三种长度。调型拱度分五类,其中四类是以拱度为区别特征[+Cnt]的降平升凹型。还有一类是不以拱度作为区别特征[-Cnt]的纯低型,语音变体在常域里涵盖最低降拱{32}、最低平拱{22}、最低升拱{23}、低凹拱{323/324}等各种低调,可附带非区别性的嘎裂声或气声。如北京话上声[214/21]、天津话阴平[11/21]、广州话阳平[11/21]都属常域纯低调。纯低调这个概念的确立是建立类型学的首要条件(朱晓农 2012、2014;朱晓农、章婷、衣莉 2012;寸熙、朱晓农 2013)。
表8 普适调型库中的常域调型
拱度类
调型名
央/短
拱度类
调型
央/短
降类
高降
52
52
升类
高升
35
中降
42
42
中升
24
24
高微降
54
高微升
45
中微降
43
中微升
34
高弯降
552
后凸升
354
中弯降
342
凹类
前凹
324
平类
高平
55
55
低凹
324
中平
44
44
后凹
523
低平
33
33,33
两折
4242
非拱类
纯低
22
长 19
央 5
短 3
泰语7(+2)个声调的调型定位在上表点亮处,其调型格局画在下图中。
常域
长 / 调型 / {变体}
短 / 央
T1/A2 中平 |44| {33/43}
T6/D1s 低短 |33| {32}
T2/B1 纯低 |22| {32/322/42}
T7/D2s 高短 |55| {45}
T3/C1 高弯降 |552| {52}
T8/D1m 央低 |33|
T4/C2 高升 |35| {45}
T9/D2m 央高降 |52|
T5/A1 低凹 |324|{25/325/24/304}
图8 泰语的调型格局及调型代码(调值)
T1/A2为中平型 |44|,语音上也可实现为低平拱{33}或微降拱{43}。T2/B1为纯低型,语音上主要实现为最低降{32},或最低平{322},有时为中降拱{42}。T3/C1为高弯降型/552/。T4/C2为高升型/35/,语音实现可以是高微升{45}或高平{455}。T5/A1,尽管本文发音人的曲拱以低凹为主,但我们仍把它定性为中升型 |24|,而把低凹拱{324}作为语音变体,这是因为本文的发音人较少,所以定调型时也参考前人的材料。例如入声央调的确认,主要是前人的材料。T5/A1的情况相仿,表2的前四份材料全是直升拱形{25/24},接下来两份是凹形的高升拱{325}(终点高到{5}度的看做升调为宜)。最近一二十年来的材料才以低凹和后凹为主。我们把这看成是一个进行中的变化,从中升拱-前/央/后凹拱是一个连续统,将来有可能从升调变为央/后凹调(并影响T2的定位),不过现在暂且定为中升调。再加发音人男S读字表风格比较正式,读得很“足”,有点拖,所以就延长了前面的低频段,使得凹点出现较晚。
短调T6/D1s |33| 和T7/D2s |55|都调型性地标为平调,具体语音实现都是带有升降的:{32}和{45}。同样,央T8/1m调型性地标为低平型 |33|,实际语音为低微降拱{32}。T9/D2m是央高降 |52|。
按照历史比较法的基本方法,把一百年来对各调的描写包括变异排列开,然后按照语音上合理的顺序连接起来,就可以看出调型演化的各阶段。下图显示了一个完整的(还多出一环)的顺时针调型演化环。
图9 百年来泰语调型的顺时针环移1910s代表Bradley/Jones,1960s代表Abramson/Gandour,2010s代表本文及其他类似的读音。字母B=Bradley, J=Jones, G=Gandour)
最早发表本文时,调型演化钟的概念还未成型。现在来安排这环移演化,高平{55}该放在中间最高的12点位置上,{553}在11点位置,{45}在1点位置上——这样就更顺眼了。
上图显示泰语一百年来老(1910s)中(1960s)新(2010s)三派四个舒声调(除去T1/A2中调)在经历一个顺时针的环形音变。方框中的调型(由数字代码表示)代表某个声调在演化途中的阶段,注意有时年轻人发音比老年人更保守。假定这连串音变全由推链造成,那么起点就是左下Bradley(1911 B)的老派T3/C1的低降{32},下一步演化到Jones(1918J)观察到的老派中降{42},然后是半个世纪后Abramson(1960s)的中派高缓降{552}。此时的T3/C1会跟老派T4/C2{553}(1910s)相冲突。结果之一可能是T3/C1并入T4/C2(左上角灰色框。另一种可能是推动老派T4/C2变化,结果丢掉下降得不算太多的调尾,变为高平,或进一步提高调尾,变为高微升:{553>55/45},这便是右上角中派的T4(1910s)。这是第一阶段的推链变化。当然,逻辑上也可能老派T4{553}先推链变为中派{55/45},腾出高缓降的位置,把老派T3{32>42/52}拉链拉到中派{552}。
接下来第二阶段是从中派(1960s)向新派(2010s)演化,右上角中派T4/C2从高平/高微升变为新派的高升:{55>45>35}。本文两位发音人的T4/C2读例基本上都是高升{35},少数高微升{45}。这个变化压迫到中派的T5/A1{35/24},T5因此而变到新派的低凹{324/323/303}。T5/A1的这个变化影响到纯低调T2/B1{32}。低凹调如果调尾总是升得很高到{4},甚至{5},那么看成升调较为合宜。但现在新派调尾固然很多是{4},但也出现不少{323},甚至低凹点上还出现了嘎裂声,说明这应该看做低凹拱,那是纯低调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影响到原来的纯低调T2/B1。由此引出的变化可能包括:1)合并为纯低调(右下角灰色框)。2)本文男发音人S的T5/A1的例子中有三分之一强的凹点在50%处。这是后凹调的特征之一,如果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并且调头提高,T5/A1即可能变为后凹调,从而避免和T2/B1在纯低调处发生冲突。3)最看得到的趋势是推动T2/B1向上,由低降变为中降或中微降:{32>42/43}。本文发现一些{42}读例,Gandour et al(1991)有{43}。以上所论第一阶段的变化已经实现,第二阶段还在进行中,或者说还处于变异状态。
要确定一个声调系统的格局,需以详实的语音材料为基础,运用分域四度制,从“域度-长度-高度-拱度”四维度来描写和分析声调,然后借助普适调型库来确立调型。经此程序确定下的调型,可以作为研究声调的类型、演化以及跨语言比较的基础(朱晓农 2014)。
本文即是在此理论框架中详细描写泰语声调的声学特征以及变体,在普适调型库中确定泰语有7(+2)类声调,其中五个舒声长调,两个入声短调,还有两个消失中的央入。本文还讨论了入声在音节学中的地位,阐述了把入声处理为独立调类的必要性。
从泰语一百年来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大致有老中新三派声调的发音。在普适调型库中确立这三派的调型模式及其变异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泰语声调的演化:(1)央入声调里的开化和长化已接近于完成,短入也有长化趋势。(2)由四个舒声长调互相推拉制约,构成一个顺时针链移圈,其中第二阶段构成一个从“高微升-高升-中升-低凹-低降-中(微)降”的顺时针链。有趣的是,我们在广东惠来、普宁闽语中看到一个由高降下移、通过纯低调转换通道、变到中升的逆时针链移(张静芬、朱晓农2017)。两者都是通过纯低调转换通道连接起降调和升调的链移,只是方向不同:惠普闽语逆时针链移,而泰语是顺时针链移。
寸 熙、朱晓农:《成渝官话的声调类型》,《语言研究》2013年第4期。
梁 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孙宏开、胡增益、黄 行:《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
王 彬:《泰语共同语、泰语伊森方言以及泰国人汉语普通话的声调调查》,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张静芬、朱晓农:声调大链移:从惠来普宁一带的共时调系和变异看声调的系统演化. 《中国语文》2017年第5期.
朱晓农:《上海声调实验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朱晓农:《语音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
朱晓农:《语言语音学和音法学:理论新框架》,《语言研究》2011年第1期。
朱晓农:《降调的种类》,《语言研究》,2012年第2期。
朱晓农:《声调类型学大要——对调型的研究》,《方言》2014年第3期。
朱晓农、焦 磊、严至诚、洪 英:《入声演化三途》,《中国语文》2008年第4期。
朱晓农、阮廷贤:《越南语三域八调:语音性质和音法类型》,《民族语文》2014年第6期。
朱晓农、衣 莉:《西北地区官话声调的类型》,《语文研究》2015年第3期。
朱晓农、章 婷、衣 莉:《凹调的种类——兼论北京话上声的音节学性质》,《中国语文》2012年第5期。
朱晓农、张瀛月:东部中原官话的声调类型. 《语言研究》2016年第3期。
Abramson, A.S. (1962). The vowels and tones of Standard Thai: Acoustical measurements and experiments.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in Anthropology, Folklore, and Linguistics, Pub. 20. Bloomington
Abramson, A.S. (1975). The tones of Central Thai: Some perceptual experiments. In J.G. Hanis & J.R. Chamberlain (Eds.), Studies in Tai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William J. Gedney. Bangkok: Central Institute of English Language, pp. 1-16
Abramson, A. S. (1978). Static and dynamic acoustic cues in distinctive tones. Language and Speech, 21(4), 319–325.
Abramson, A. S. (1997). The Thai tonal space. In ABRAMSON, A. S.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studies in honor of Vichin Panupong. Bangkok :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10.
Bradley, Cornelius Beach (1911) . Graphic Analysis of the Tone–accents of the Siamese Languag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31 (3): 282-289.
Boersma, P. (2001). Praat, a system for doing phonetics by computer. Glot International 5:9/10, 341-345.
Cheng, Chin-chuan (1973)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Chinese Ton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222-238.
Chuwarahawong, W. (2000). Tones in Bangkok Thai spoken by the Thai, the Chao Zhou and the Sikhs. M.A. Thesi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2000.
Erickson, D. (1974). Fundamental frequency contours of the tones of standard Thai. Pasaa, 4, 1-25.
Gandour, Jack, Potisuk, Siripong, Ponglorpisit, Suvit, & Dechongkit, Sumalee. (1991). Inter- and intraspeaker variability in fundamental frequency of Thai tones. Speech Communication, 10(4), 355–372.
Haas, M. R. (1957). The tones of four Tai dialects.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29本下冊, 817-826.
Henderson, Eugénie. J. A. (1976). “Thai phonetics sixty years ago: Gleanings from the unpublished notes of Daniel Jones”. In Tai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Fang-kuei Li, ed. by Thomas W. Gething, John G. Harris, and Pranee Kullavanijaya, 162–70.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Jones, Daniel 1918.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n Thai phonetics. In Henderson (1976).
Jones, Daniel and Kwing Tong Woo. (1912). A Cantonese Phonetic Reader.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Kawahara, H., de Cheveign, A., and Patterson, R. D. (1998). An instantaneous-frequency-based pitch extraction method for high quality speech transformation: Revised TEMPO in the STRAIGHT-suite, in Proc. ICSLP’98, Sydney,Australia.
Li, Fang-Kuei.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Morén, B., & Zsiga, E. (2006). The Lexical and Post-Lexical Phonology of Thai Tones.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24(1), 113–178.
Rhodes, Alexandre de. (1991). Từ điển Annam- Lusitan- Latinh.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原著1651).(《安南-葡萄牙-拉丁词典》. 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
Roengpitya, Rungpat. (2007). The variations, quantification, and generalizations of Standard Thai tones. In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to Phonology in Honor of John Ohala. Manjari Ohala, Patrice W. Beddor, and Maria-Josep Sole (eds). Oxford Univ Press.
Shue, Y.-L. (2010). The voice source in speech production: Data, analysis and model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CLA, pp. 63–66.
Teeranon, P. (2007). The change of Standard Thai high tone: An acoustic study and a perceptual experiment. SKAS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4(3), 1-17.
Thepboriruk, K. (2009). Bangkok Thai tones revisited. Journal of the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Society, 3(1), 86-105.
Tingsabadh, Kalaya, & Abramson, A.S. (1993). Thai.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23. 24-28.
Tingsabadh, Kalaya & Deeprasert, Daranee. (1997). Tones in standard Thai connected speech.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 Studies in Honour of Vichin Panupong, 297–307.
Yip, M. (2002). To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hu, Xiaonong. (2015a). Types of falling ton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3.2: 605-637.
Zhu, Xiaonong. (2015b). Phonetics, Articulatory. In: James D. Wright (editor-in-chief),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ition, Vol 18. pp. 65–74. Oxford: Elsevier.
Zsiga, Elizabeth. (2007). Modeling diachronic change in the Thai tonal space. Paper presented at PLC31,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Thai tones: Tonotypes and the great clockwise tone shift
Thai tone typology tonotype the Multi-Register and Four-Level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