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等中国人欲言：夫打字机之区区长处，未足以引吾等弃吾国四千余年其秀异之经典、文学、历史于不顾。打字机乃适乎英文之发明，而非英文适乎打字机者也。
——《以西方视角看待东方》，载《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3年
人们津津乐道于这一奇观的巨大成本——演员开支、电费、食宿费、服装设计费、场务以及张艺谋导演的薪酬等等——这么说或许有些奇怪，但这场盛会可能只有一个真正具有颠覆意义的时刻，它耗资最少，也最容易被人们忽视。那就是在“鸟巢”田径赛场的跑道上进行的各国代表团的入场式。
然而，这种热闹的解说和第二个国家代表团——几内亚代表团入场时那段长达45秒的彻底宕机形成了鲜明对比。解说员们突然乱了阵脚。
科斯塔斯：接下来入场的是几内亚代表团。因为中文里没有字母，所以，如果以为各国代表团会按照以往通常的顺序依次入场的话，您可能需要再琢磨一下了。
劳尔：是的，不好使了。这次是根据每个国名的汉字笔画数来定的（轻声一笑），所以你可能会看到一个以“A”开头的国家后面跟着一个以“R”开头的国家，反之也有可能。因此，我们将在屏幕下方提供图示，帮助大家理解……哪个国家即将入场。
希腊（Greece）、几内亚（Guinea）、几内亚比绍（Guinea-Bissau）、土耳其（Turkey）、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an）、也门（Yemen）、马尔代夫（Maldives）、马耳他（Malta）。
G，T，Y，M？
中文里没有字母。
这也难怪科斯塔斯在解说时无所适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奥运史上第一次不按照任何字母顺序组织各国代表团入场的奥运会，因为主办国的语言里根本就没有字母。
100多年来，世人眼中的国际奥委会规则只是看起来广博而包容文化差异，或者说是普适的。而到了2008年，国际奥委会规则的伪普适性终于暴露了出来。基于自主原则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理念，该规则的基础——“按照主办国语言的字母顺序”这一理念，使2008年奥运会及其主办国中国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规则，中国“获准”去做一件从定义上来说不可能的事情：按照“中文字母”的顺序来安排入场式，然而所谓的“中文字母”并不存在。
不过，2008年奥运会入场式的顺序并不是随机的。中国选择用自己的“道”来实现希腊的“逻各斯”，一种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二层排序系统。首先，按照笔画数给汉字排序，它作为一种基本的排序法在中国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在希腊后面入场的是几内亚（Guinea），它的中译名由三个汉字构成，其中第一个字“几”写起来非常简单，只有2画。相比之下，土耳其（Turkey）的第一个汉字是“土”，由3画构成。因此，几内亚在土耳其之前入场。
不过，由于很多汉字的笔画数是相同的，单凭笔画数还不足以得出一个明确的顺序。例如，也门（Yemen）的第一个字“也”的笔画数也是3。（见图0.1）那么，到底谁先进入“鸟巢”，是土耳其代表团还是也门代表团？
0.1 “几”和“也”的笔顺。
0.2 “永”字的八个基本笔画。
第二层级的排序方式同样基于一个历史悠久的中文书法规则，至少可以追溯至中国晋代书法家王羲之（303—361）。根据该规则，所有汉字都由8个基本的笔画构成，依次为：点、横、竖、撇、捺、挑、折、钩。（图0.2）回到土耳其和也门谁先入场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土耳其的“土”是由“横/竖/横”（或者按照笔画排序记为2-3-2）构成的；而也门的“也”是由“下折/竖/上折”（或记为7-3-7）构成的。2-3-2排在7-3-7之前，因此土耳其先于也门入场。
尽管有零星网友努力强调中文里没有字母这一明显事实，因此可能有另一种解释，但观众们似乎对科斯塔斯那句“再琢磨一下”过于较真，网络评论一步步陷入猜疑的泥潭。还有网友基于一种坚定而厌世的犬儒心态，相信这种说法，但觉得可以原谅。网友“wooferhound”说：“在延时转播中对奥运会实况视频重新编排是常有的事。”“我早就料到了，但有何不可呢？因为连美国作为主办国的那次奥运会都没有按照正确的顺序播放。”网友“Minwee”的评论则更加极端和荒唐，他将所谓的这种操作比作“1936年柏林奥运会时纳粹德国媒体的一种颠倒黑白的做法：当时德国的新闻媒体在报道田径赛事时用底片为现场配图，因此呈现出来的画面是白皮肤的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把其他众多黑皮肤的运动员远远甩在身后”。
直到第二天，这一欺骗性的阴谋论才开始得到澄清和纠正。人们终于相信NBC并未篡改2008年奥运会的入场式视频，各国代表团的入场顺序不过是遵循了一套独特的组织逻辑而已。这场阴谋论起先以愤怒和兴奋的猜测开始，最终以网友“smitth1276”的感叹收场：“难道你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种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吗？入场顺序根本就没有变，之前这么说的人吃错药了吧。”这场风波持续了整整两天，直到8月11日晚上才终于平息。
希腊、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也门、马尔代夫、马耳他。
G，T，Y，M。
中文里没有字母。
表0.1 2008年奥运会各国代表团入场顺序（前10个国家）
北京奥运会本可以避免让科斯塔斯和劳尔经历这种尴尬，避免使世界各地的观众感到困惑，却没有这么做。显然，中国的组织者们不想轻易放过我们，这就是北京奥运会中一个巧妙的反抗，它成就了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中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刻，或许也是唯一不会增加其巨额预算的举措。
笔者计划写两本书，以详细描绘现代中文信息技术的全球史，本书是其中第一本。全书分为7个章节，时间跨度约一个世纪，即从19世纪40年代电报技术的出现到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在第二本书中，我们将聚焦于以电子计算机和新媒体为依托的当代中文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将会看到，中文书写与国际奥委会规则之间的交锋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它与各种形式的字母伪普适主义之间的交锋之一。不论是莫尔斯电码、盲文、速记法、打字术、莱诺整行铸排（Linotype）、蒙纳单字铸排（Monotype）、穿孔卡片存储、文本编码、点阵式印刷、文字处理、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ASCII）、个人电脑处理、光学字符识别、数字排版，还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出现的其他各种信息处理技术，这些系统最初都是基于拉丁字母开发的，尔后逐步“拓展”至非拉丁字母乃至非字母文字的中文。
随着这些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这是一种由欧洲殖民主义和美国后来的全球霸权极大促进的全球化进程），许多人将它们视为在语言上无分别的、中立的和“普适的”系统，对任何人、任何语言都有效。然而，只有把中文排除在外，这种“普适性”的神话才能成立。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默根特勒莱诺整行铸排机公司（Mergenthaler Linotype）和蒙纳铸排机公司（Monotype）宣称其铸排机如何具有普适性，雷明顿公司（Remington）、好利获得公司（Olivetti）亦宣称其打字机具有普适性，尽管这些公司都未成功地打入中文市场——在它们的胜利故事中，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遗漏。每当中文出现，例如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尴尬局面总是难以避免。每当中国以及其他地方的技术人员使得中文与某项现有技术实现融合的时候，新的字母文字处理技术的诞生和传播又会引发新的对抗，使中文再次面临无法进入和参与“下一件大事”的风险，因为新技术会进一步改变经济、政治、战争、国策、科学以及其他众多领域。正因如此，我们经历了一段长达150年的“中文信息危机不断重现”的历史。
我们应该如何命名这段伪普适性的漫长历史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初看起来还是很贴切的，毕竟这段历史也是更广义的中国同欧美帝国主义的交锋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将会看到，自19世纪初开始，中文被卷入一个全新的全球信息秩序中，而中文并不具备这一秩序的根基，因此也无法简单地加以“适用”——那就是，一种字母。不过，我们很快就能发现“语言帝国主义”的说法并不准确，一个关键原因是，这一问题并不涉及某种特定语言的支配性或霸权地位，不论对于英语、法语，还是其他语言来说。这不同于我们在现代的某些殖民地语言政策中看到的情况，即把一种支配性语言强加给一个从属性群体。
西方帝国主义（Western imperialism）和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提法也不够准确。毕竟，假设国际奥委会选择开罗、埃里温、曼谷或仰光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国际奥委会规则中的这种伪普适主义（至少在语言层面上）是行得通的。阿拉伯语和亚美尼亚语都属于字母文字。泰语和缅甸语属于音素音节文字或元音附标文字（alphasyllabary/abugida），因此入场式可以按照国际奥委会目前的规则安排。但这样的话，这种普适主义神话就将继续蒙混过关。
在过去的500年里，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上一个千年的中叶，明朝时的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引擎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中心之一，其文化、文学和艺术生产更是无与伦比。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来自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随着横跨欧亚的军事活动覆盖到今天的蒙古、新疆以及其他地区，帝国的疆域扩展了一倍。18世纪，中国的经济和人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而生态与人口危机的出现引发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性最强的内战。此外，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入侵导致了全球权力结构的重组，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宣告瓦解。之后，中国又经历了广泛的政治与社会变革，进入一个动荡的时期。
特别是在充满焦虑情绪的19和20世纪，中国各政治派别的改革者对中华文明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性的重新审视，以期找到中国困境的根源，找出中华文化中有待变革的部分，从而确保中国平稳过渡到新的全球秩序之中。受到批判的对象有很多，包括儒家思想、政府体制以及父权制的家庭单元，等等。
不过，废除以汉字为基础的中文也有极大的风险。中国浩如烟海的哲学、文学、诗歌和历史文献都是用汉字写成的，如果废除汉字，它们又将何去何从？除了在未来的金石学家和专家学者那里，这无法估量的遗产岂不是就此遗失了？此外，如果废除了汉字，这个国家显著的语言多样性又将变成什么样子？粤语、闽南话以及其他中文“方言”之间，就像葡萄牙语和法语那样，存在很大的差别。实际上，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政体、文明和文化的连贯性和持久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统一文字。如果中国要走拼音文字的道路，那么一旦书面化，汉语在口语上的巨大差异岂不更加难以逾越，进而可能引发政治上的分歧？废除以汉字为基础的中文是否会让这个国家随着语言的断层线而陷入分裂？中国是否将不再统一，成为一块像欧洲一样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大陆？
如此说来，中文的现代性问题似乎是一个死结。汉字维系了中国的统一，也抑制了中国的进步。汉字使中国保持了与其历史的联系，同时也使中国远离了黑格尔式的历史发展进程。那么，中国到底该如何实现这一看似不可能的变革呢？
在21世纪的今天，鲁迅和陈独秀的文章仍然装点着无数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本科课程大纲（和相关学术写作），这对于20世纪初的人们来说是意想不到的。汉字并未消失，而中国也并未灭亡。显然，汉字不但仍与我们相伴，构成了中文信息技术世界的语言基底，其活力甚至超过了当时最狂热的汉字拥护者的想象：汉字在电子媒介广泛存在且增长惊人，读写能力普及，同时，随着外国人将汉语作为第二外语的学习兴趣不断上升，孔子学院和浸入式汉语早教课程也在世界各地推广开来，甚至有不少人出于对汉字的喜爱而将其文在身上。中文前所未有地成为一门世界文字。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人都认为只有抛弃汉字，实现彻底的字母化，中文才能取得上述成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之前被认为不可能的事，如今已成为现实。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忽略了什么？
要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容易。不过，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与“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一流行说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现代中国文字改革这件事上，它记载的是“失败者”的历史；这些失败者包括陈独秀、鲁迅和钱玄同等人，是他们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我们醉心于这些积极发声的少数人所高举的轻巧的反传统大旗：用炽热、传播力极强、但本质上很天真的呼吁，号召人们废除汉字，用英文、法文、世界语或是某种罗马字母化的书写方案全面取代中文。同时，对于那些最终使得中国当代信息环境成为可能的人们，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也是一群反传统者，其热情不亚于前者，但其工作主要属于技术层面，面对着一系列棘手的挑战，但最终取得了空前成功，且意义重大。与那些著名的废除派人士不同，现代中文信息架构的建设者和使用者从未出现在课程大纲上，他们的著作甚至未被列入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汇编中。而且实际上，他们即使在自己的时代里也大都默默无闻——仅留下一些关于他们所做工作的残缺史料，只有极个别人获得了名望。
对这些语言改革者来说，中文语言之现代化问题绝不像鲁迅和陈独秀所言，是一种严格的二元对立：在现代，汉字应当生存还是毁灭？相反，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广博，更开放，因而也更复杂的问题：在现代，特别是现代信息时代下，汉字会变成什么样子，而“信息时代”本身会在这一进程中发生什么变化？不论“生存还是毁灭？”这一问句多么引人注意，它都绝不是中文语言之现代化的首要问题。真正的问题应当是：要生存，如何做？
然而，徐冰的《天书》推翻了这一认识。他完全脱离了“音–义–形”的维度，在他的假字与任何试图从字音、字义或字形的角度解读的人——不论是诗人、作家、书法家、文献学家，还是普通读者——之间挖出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从根本上讲，它们完全不应该算“中文”了。不过，似乎有些不对劲。如果说《天书》是同“音–义–形”三要素完全断裂，而这三个要素又构成了中文之所以为中文的全部特质，那么我们为何还能肯定地将《天书》认作某种意义上的中文呢？
实际上，“音–义–形”三要素并没有穷尽汉字的全部意涵，虽然长期以来，我们关注到的汉字的面向都是从中衍生出来的，但这三维空间嵌套于更多的，基本上是不可见、不可闻且与意义无关的书写维度中。在本书中，我将把以上这些统称为“技术语言学”维度。
在开启我们关于技术语言领域的讨论之前，我想借鉴一下排版专家兼字体历史学家哈里·卡特（Harry Carter）的一个启发性观点。他曾经让昏昏欲睡的世界想起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因此，当把《天书》置于“音–义–形”的框架之下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分裂和脱节。但如果我们从分类学、工具性、统计学和物质性等技术语言层面来看，就会发现《天书》截然不同的一面：它体现了延续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探索，关于人可以将技术语言上的延续性推到多远，同时生产一种汉字，它违反了任何“音–义–形”三要素对汉字的经典定义。
具体而言，当把目光聚焦于技术语言学时，我们能够发现什么？根据卡特的观点，如果我们不让字形从金属中松脱出来，情况又会怎样？我们首先会发现自身准备得还不够充分。中国的学者们往往训练有素，非常善于从“音–义–形”的角度来挖掘文字的内涵，探查当中的微末转换。实际上，只要一提到“中国文字改革”，历史学家的思路就会本能地转向熟悉的主题：从其他语言派生而来的大量新词；20世纪初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以及要求中文更适应于口语的呼声；中文在不同领域内（例如古生物学、美学、法学、宪政改革、民族学、女权主义等）日益呈现出专门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在彼此不通的众多方言中打造出一个“国语”的努力，等等。其他常见的研究对象还包括为普及文字而提出的中文罗马化和简化汉字的主张。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技术语言领域并不独立于“音–义–形”三要素之外；实际上，发生在该领域的历史变革，特别是那些使其陷入危机的变革，可以说比在音、义、形层面的变革更为关键。举例而言，如果我们从技术语言角度看待同被中国历史学家视为“中国文字改革”的三个主题——简化汉字、推广白话文和普及文字，将会如何？诚然，从认知主义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它们构成了语言改革的核心，解决语言危机的问题似乎就是围绕这三项举措展开的。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那些对语言改革同样充满热情，其目标包括创立中文电码、中文打字机、中文盲文、中文速记法、中文信息处理技术、中文光学字符识别技术、中文计算机、中文点阵式印刷技术等事物的历史人物时，情况又如何呢？对于这些改革者来说，我们通常提到的那些语言改革议题实际上使得中文的现代性问题更加难以解决，或者至少对他们所追求的事业无甚推动。
简化汉字便是如此。虽然将一个汉字从16画简化成5画（比如将“龍”简化为“龙”）对于文字普及和语言教学工作来说无疑是有帮助的，但与“传统”字形相比，简化后的汉字并不会使中文的电信号传输、活版印刷或利用中文打字机打字变得更简单。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简化”并没有起到任何简化作用。
同样地，白话文实际上也明显让情况变得更糟了。同一个信息，用白话文表达，必然会比用文学语言或文言文更长，因此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实际上加大了中文在传输、机械书写和检索上所面临的挑战。以白话文的形式发送就意味着文段会变得更长，这反而加剧了那个根本问题，即首先要找到合适的方法来传输、键入、保存或检索一个（及任何）汉字。
最反常识的是，作为语言改革重头戏的文字普及工作，其实也在最大程度上使中文信息技术的问题变得更棘手了。由于不能再局限于某些旧有的文化主体（例如古代文人和科举考生），现代中文信息架构的开发者不仅要建立起新的、充满挑战的技术语言系统，还要在这一过程中理解和归纳这个新系统的数百万新用户的特征，而他们的面貌往往是模糊的、不完整的和处于变动中的。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形式如何？讲什么方言？有怎样的职业背景和教育背景？是男人还是女人，男孩还是女孩？适用怎样的技术环境？这些问题会影响正在建立的新系统，但在当时，没有人能得到一个可靠的答案。
总之，通过聚焦于技术语言层面，我们开始认识到这种延续性是何等奇特——这也让我们回到徐冰和他的《天书》。它的奇特在于，尽管人们对于延续性不乏常识性的理解，它也绝不等同于保守主义。延续某种事物（这里是指延续基于汉字的中文书写）可以是前卫的、反传统的、激进的，甚至破坏性的。我们习惯于用“破坏”一词来描述各种创造性活动，但很少能够静下心来思考居于延续行为核心的破坏。此外，延续性和非延续性并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正如我们在徐冰和他的《天书》中看到的那样。问题不在于延续与否，而在于延续什么，以及为了延续它需要接受哪些非延续性。如果说参与这一历史进程的各界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观，那么这段历史可以借20世纪著名小说《豹》（Il Gattopardo）中的一句名言概括，那便是作者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借主人公的外甥——西西里一个贵族家庭的年轻王公坦克雷迪·法尔科内里（Tancredi Falconeri）之口说出的。相关情节发生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如火如荼之时，面对纷乱的社会状况和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冲击，他深刻思考了如何在其中保全自己家族的地位：
想要一切保持不变，就必须改变一切。
虽然作者兰佩杜萨并非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字改革者，但这句话完美地概括了在我们这部历史中激励众多人士奋进的信念和动力。和坦克雷迪一样，他们也相信：想要一切保持不变，就必须改变一切。当然，这里重复出现的关键词——“一切”（tutto），前后所指并不相同。第一个“一切”（即我们希望保持不变的东西）指的是前文讨论的“音–义–形”三要素，也就是文字呈现在表面的部分，通过它，大量的中文语言资料得以机械书写、识读、鉴赏，等等。这也是那些天真的废除派想要摒弃的部分，按照他们不切实际的方案，这部分需要用世界语、法语或其他字母方案取而代之。而第二个“一切”指的是另外一些全然不同的东西，通过将其整体转换，“音–义–形”三要素就能够得到保留。这个“一切”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语言学的部分：它作为语言的基础建构，以其适度的广大使语言得以开始运作。如果第二个“一切”（也就是实现对汉字的分类、检索、传输、物化、本体化，甚至概念化的方式）可以被剥离、分解和重构，那么中文就可以继续生存，甚至可以在当前字母霸权的时代下蓬勃发展。
本书将聚焦19和20世纪中文技术语言创新方面极重要也极具说服力的领域之一：中文打字机。中文打字机不但是现代信息技术史上最重要却被误解最深的发明之一，它（不论是作为实体还是隐喻）还是一面无比清晰的历史透镜，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审视技术的社会建构、社会的技术建构，以及中文与全球现代性之间充满矛盾的关系。
然而，读者们将要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一则胜利故事。虽然我们也尽可以将本书中的某些历史人物比作“中国的查尔斯·巴比奇（Charles Babbage）”、“中国的格雷丝·霍珀（Grace Hopper）”或是“中国的史蒂夫·乔布斯”，这也充其量是一种回避重点的说辞。虽然中文打字机确实成功进入了各大中国企业，以及大城市和地方政府部门，但它没有改变现代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部门的运行方式。中文打字机的历史根本就算不上“冲击”，不论是从正面的还是负面影响来说。
但从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来看，答案又是否定的。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中心地位上讲，中文打字技术可能都不及其他文字的打字机技术，然而中国确乎比字母文字世界更深入地经历和参与了打字机时代（乃至电报时代和计算机时代）。早在19世纪70年代，这项新奇的文字技术就为中国人所知，并备受称赞。中国海关官员李圭在一本游记中记述了1876年费城美国独立百年博览会，其中就提到了这样一件“巧妙的”设备：
显然，有些东西确实发生了改变——根本性的改变。在当今世界，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IT市场，还是电子化书写时代发展最迅猛、最成功的文字的发源地，尽管这种语言是一种非字母文字。即使我们承认自19世纪以来在字母世界和非字母世界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技术鸿沟”，那么也可以说，在鸿沟之中发生了一些我们从未关注到的事情。实际上，如果说本书有一个基本主张，那就是我们必须冒险潜入这一技术鸿沟，去重现那些在其中形成的、不为世人所知却极为重要的东西——那是我们无法用传统的、歌功颂德式的、关注“冲击力”的技术史来描述的。不过，在开始这次考察前，我们需要摆脱汉字废除派的轻巧的反传统主义，同时放弃任何关于“所有技术史都是胜利史”的幻想。我们的这个故事将由一系列短命的实验、原型和失败构成，即使是里面最成功的发明，也没过多久便湮没无闻。没错，很多中文电报码、汉字检索系统和中文打字机，只是对汉字如何在字母霸权时代可能生存下去并发挥作用的猜想和狂想。不过，与直觉相反，正是在这些不成熟的推想、短暂的成功和彻底的失败中，我们能最清楚地看到中国所遭遇的技术语言现代性问题的强度，而且正是在这一进程中，现代中文语言信息基础架构的物质和符号基础才得以缓慢地、潜移默化地奠定。因此，现代中文信息技术史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并不在于其所产生的即时影响力的大小，而在于这种遭遇的强度和持久度。
当我们站在鸿沟的边缘，为这次考察做最后的安排和准备时，有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假如我们最终与鸿沟中的大量物品（例如各种奇异的编码和设想出的机器）相遇，我们是否有能力正视它们，而不是将其简单视为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对应“本体”的拙劣模仿？比如，当我们知道20世纪30年代一个普通中文打字员一分钟所能打出汉字的数量时，我们是否会不由自主地将其与当时利用雷明顿打字机和安德伍德打字机所能达到的速度相比较？当我们看到中文打字机的机身时，我们的美学意识是否会不自觉地将其同好利获得公司发明的外形优美、赏心悦目的莱泰拉22型打字机（Lettera 22）相提并论？当我们首次听到中文打字机的声音时，我们能否抛开头脑中由QWERTY键盘“嗒嗒嗒”（rat-a-tat）的节奏构成的现代韵律，不抱成见地去倾听？问题不在于中文打字机能否说话，而在于当它说话时，我们能否听到。
1950年，美国现代主义作曲家勒罗伊·安德森（Leroy Anderson）创作了一首名为《打字机》（The Typewriter）的乐曲，在这首欢快的乐曲中，他将这种西方商业设备变成了乐器。演奏时，独奏者（很可能是交响乐团的打击乐手）坐在舞台的最前端，身后是管弦乐队，面前摆着一台机械式打字机。这位打字员兼打击乐手演奏出一串密集而连贯的三十二分音符，嵌套于伴奏音乐中，中间点缀以巧妙的休止符，同时为了达到强烈的喜剧效果，以打字机铃铛的声音表示这一行字快要打完了。这首乐曲以“活泼的快板”演绎，每分钟160拍的超快节奏让人不禁联想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Rimsky-Korsakoff）的《野蜂飞舞》（The Flight of the Bumblebee）。虽然《打字机》的知名度不如作者的另一作品《切分音时钟》（Syncopated Clock），但还是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成为文化剧目中虽不常出现但颇受欢迎的一首乐曲（最近由维也纳施特劳斯节日乐团［Strauss Festival Orchestra Vienna］在德国的路德维希港和墨尔本艺穗节上演出过）。不过，对打字机最有力的一次宣传来自交响乐界之外：在1963年的电影《乘龙快婿》（Who’s Minding the Store?）中，喜剧演员杰瑞·刘易斯（Jerry Lewis）滑稽地模仿了使用打字机的动作。
可听性只是打字机意象的一个层面。在影视发展史上，打字机也很早就从单纯的布景物件晋升为无偿演员了。在《女友礼拜五》（His Girl Friday, 1940）、《四百击》（The 400 Blows, 1959）、《闪灵》（The Shining, 1980）、《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 1976）、《血网边缘》（Jagged Edge, 1985）、《巴顿·芬克》（Barton Fink, 1991）、《裸体午餐》（Naked Lunch, 1991）、《危情十日》（Misery, 1990）、《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 1993）、《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 2006）等等电影中，打字机已成为叙事的媒介，有时甚至构成整个场景和故事的核心支点。对打字机最大胆的呈现当数《孟买之音》（Bombay Talkie, 1970），其中有一个镜头是几位演员在一个巨大的打字机上舞蹈，构成了电影音乐剧的高潮部分。在其中，打字机被称为“命运机器”（fate machine），电影解释了这一夸张的绰号，因为“打字机的按键代表生活的按键，我们在按键上舞蹈。当我们舞蹈时不断踩下按键，便写出了我们的人生故事”。电影中著名的宝莱坞曲目《打字机哒哒哒》（Typewriter Tip Tip Tip）也通过拟声法唤起人们同样的感情：
不过我们在本书中所要见到的中文打字机听起来既不像安德森的艺术演绎，也不是“哒哒哒”的声音，也没有影响任何著名的中文作家——没有哪本中文的咖啡桌读物会将鲁迅、张爱玲或茅盾描绘成像颓废的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那样，嘴里叼着烟，谈论着他们如何喜爱中文打字机。同样，（目前）也没有以中文打字机为专题的博物馆，即使有，也远远达不到全球收藏者和怀旧者对字母文字打字机的收藏规模。在不止一个方面，中文打字机给我们的印象都不太像一个打字机。
当我们准备研究和认识这一机器，乃至更广阔的现代中文信息技术史时，我们要不断地问自己：我们有这个能力吗？再次回到关于声音的隐喻上：如果一提到中文打字机的声音我们就联想起安德森的乐谱、汤米枪和宝莱坞的“哒哒哒”，那我们还能听到它说了什么吗？这是本书在方法论上面对的主要挑战。
从方法论上讲，我在本书中的态度可以被表述为“抗争性的”（agonistic）：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写出一部单一的、和谐的、无争议的、盖棺论定的中文打字机历史，而是希望为不和谐、矛盾甚至不可能性留出足够的空间，甚至将其视为富有成效的、积极的，更贴近人类历史实际形成的方式。因此我认为，如果要听到中文打字机说了什么，我们就必须对自己长期以来关于技术语言学现代性的种种预设进行审视和解构（目前这项工作对历史学家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同时放弃只要有了批判性反思就可以使我们摆脱这些预设的念头。在过去的10年里，不论我如何专心地倾听中文打字机，不论我如何努力地避免将萦绕脑际的、由雷明顿打字机和QWERTY键盘发出的音律视为自然，我始终无法听到纯粹的中文打字机的声音。
当然，中文打字机会发出声音。甚至也有与《孟买之音》的“哒哒哒”相对应的拟声词，但找起来并不容易，在流行文化里也没有前者那么广为人知。对于中文打字机声音的相关描述，我是从尘封的档案当中找到的（来自那些真正使用和接触过的人），我发现，中文打字机所发出的这种特殊的节律和音调，有点类似于马蹄声般的“嘎哒嘎哒嘎哒”（gada gada gada）声。其中，“嘎”形容的是打字机的一系列初始动作的声音，即按下揿手杆，金属活字便被输送到卡字杆，撞击滚筒；“哒”形容的是第二个动作的声音，即卡字杆回归原位，金属活字被送回字盘阵列的原位。
不过，声音和可听性是两回事。即使当我亲耳听到中文打字机“嘎哒嘎哒”的节奏，在我头脑中回响的还是由安德森的打字机所构成的背景音。虽然这种“嘎哒嘎哒”的声音有它自己的节奏，但就速度而言，我的头脑仍然会忍不住认为它是由“真正的”打字机发出的一段时长30秒的“哒哒哒”当中的一个半音或全音。
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安德森式的乐曲并不是本书中的历史人物或我本人可以“提出看法”或“产生感受”的东西——这是因为人和物之间存在着某种至关重要的距离。更准确地说，我们关于现代技术语言学的全部认识就是雷明顿打字机，因此始终都只能在雷明顿的范围之内谈论中文打字机。如此，为了使讨论更具批判性和有效，我们就必须解决前面提到的抗争主义问题，为此，我们要从一个基本认识出发：对于我们头脑中种种预设和分类的解构，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能使我们摆脱这些预设和分类。将某事物解构，或将其历史化，都只能暂时破坏其稳定性，相当于打开微小的、暂存的时间之窗，在这时间之窗里，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任何事情，但如果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乘机蛰伏进来，上述情况就不会发生了。而解构并不可能持久，它只能为一种集体的、有时令人疲惫的努力贡献一次微小的脉动，这种努力旨在令固有观念或构型再多“停留”一刻。在解构中，我们尽力将这些观念拉回，以防止其滑入悬崖之下——悬崖一边是批判性思维的领域，一边是固有观念的蛮荒之地。虽然听起来有些悲观，但我认为，这一不屈的斗争性体现了批判性思维最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是我所能给出的最率直的答案之一，特别是在当前——当人文思想被置于审讯之下，被质疑其在当前这个技术至上、反智主义盛行的年代里存在的合理性。此外，我也认为，若是逃避或放弃这种抗争过程，那么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唯一的、真正的力量将会遭到极大削弱。因为有些学者证明了某事物的被建构性，并以各种方式假装已经超越了被解构之物或已取消其真实性；有些学者宣称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去中心化的，并以各种方式假装已经将这一中心从我们的地图上抹去；有些学者通过把“主流叙述”泛化或复数化（例如将“现代性”［modernity］说成是“各种现代性”［modernities］，将“启蒙思想”［enlightenment］说成是“各种启蒙思想”［enlightenments］）的方式来掩盖“主流叙事”，并认为其做法丝毫没有在变相地强化主流叙事……他们这么做就相当于从认知斗争的战场上完全撤退，放弃立场，陷战友于“独木难支”的更危难的局势之中。在理解中文打字机和中文信息技术的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同我们的“雷明顿自我”保持批判性的关系，同时，还需要时时提醒自己，单靠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是不足以让我们摆脱这个启发式的、经验主义的思维框架的。我们不是雷明顿打字机，但我们的头脑是。
本书的研究基于10年来收集整理的各种史料，包括口述历史、实物资料、家族史和档案资料，来自近20个国家的50多所档案馆、博物馆、私人收藏和特色馆藏。这些资料以其全球性和多样性，值得我们从至少两个方面关注。首先，它体现了我们在编写现代中文信息技术史时所面临的挑战和不平等，特别是要建构相关的历史，就必须先建立起相关的档案。关于西方信息时代的历史，有无数的博物馆和档案藏品，而关于中国的，或者从更广泛意义上讲，关于非西方世界的信息时代的历史，情况却完全不同。因此，我只得从头开始建立一套档案，我探访了中国、日本、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丹麦、瑞典、瑞士、英国等地，通过五花八门的、散布于不同国家的、差不多被忽略掉的只言片语来拼凑现代中文信息架构的历史，而它们构成了一个庞大、复杂、协调的技术语言系统，这一系统如今正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索引、列表、目录、字典、盲文、电报、速记法、排版、打字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等方式，支配着这个以汉字为基础的信息环境。
第二，这一档案的规模和多样性反映出了现代中文信息架构的历史在本质上具有跨国性的特点。虽然我们讨论的是“中文打字机”（Chinese typewriter），但这里的“Chinese”不能被理解成对书中主要人物的国籍、母语或种族上的定义。书中出现的人物无法简单分类，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又与众不同，但都在设法解决中文书写的现代性难题。因此，在讲述中文打字机的历史时，我们不但要提到中国的上海、北京、通州等地区，还会涉及曼谷、开罗、纽约、东京、巴黎、波斯科诺、费城和硅谷。由此可见，在书写中文打字机的历史时，我们必然要从信息时代的全球史开始。
实际上，为了探索中文技术语言现代性，我们首先要前往旧金山，在那里，我们将研究一件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它享誉全球，改变了人们对现代中文信息技术的主流认识——尽管这台特殊的中文打字机从未真实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