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泰-汉语音译细则例释
引言
音译带塞音或鼻音韵尾的泰语时往往也需要为之增加一个汉语音节。对带先喉塞音声母的泰语音节进行音译时，可选择具有与之同部位的清塞音或鼻、流音声母的汉语音节来译。
在音译带塞韵尾的泰语音节时，若用汉语零韵尾字来翻译也是可行的，但必须保证泰-汉语之间声母辅音和韵腹元音的一致性。
泰语带复辅音声母字的汉语对译原则
遇到复辅音的泰汉对译时，译者将复辅音的前后两个辅音拆开，前一辅音与某个元音相拼后组成完整音节，这一步骤可称作“音节化”后一辅音与原有的后接元音相拼后为另一个音节。以上述泰语的为例。
复辅音，整个词拼读为，然后选取与之音同或音近的两个汉字“哱柳”来对译。形式化的写法，也就是把泰语音节对译成汉语的。明清时期的汉外译语编者并不具备现代语音学、音系学知识，当时也没有拉丁文转写等现代记音方式。
因此，把带复辅音的泰语音节用“一拆二”的音节化方式，以两个汉字来对译，是最大程度地忠实于源语言的对译。
都属流音，响度相同，听感上也颇相近。在乙、丙两种泰汉对译辞书中，/r/、/l/的泰文写法是一样的；而二者在丁种本里的泰文写法则不同，区别明显。
泰语带先喉塞音声母字的汉语对译习惯
台语各方言普遍都有这两个声母（个别方言还有/ʔg/），法国学者奥德里古尔（1992）86指出：“有些音位在地理上是有局限性的，例如前面带有喉塞音的浊塞音只见于亚洲东南部：海南、广西、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
从各方言的语音对应形式来看，稍弱的先喉塞音/’b，’d/、单纯的浊塞音/b，d/、鼻边音/m，n/都与/ʔb，ʔd/有演变关系。而且，带先喉塞音声母的字都读单数调。
在泰汉对译的译者看来，泰语的先喉塞音声母/ʔb/在听感上与中古读浊声母（如“婆抱”）、清不送气声母（如“抱榜”）、双唇鼻音声母（如“漭”）非常相近，所以可以用这些汉字来对译。
而这种情况，与侗台语的语音演变也保持一致可以看到，对译泰语的汉字，除了有读/t/的首音节词的“顶、典”，还有读/l/的“冷、老、勒、哩、廉、列、脸”等，这反映的是的演变，和双唇部位的语音演变相平行。
据我们的统计，乙种本的泰汉对译词中，用读的汉字对译泰语的情形占20%，用读的汉字对译泰语的则占80%。
泰语带鼻韵尾和塞韵尾字的汉语对译习惯
古泰语和现代泰语中有完整的鼻音韵尾/m，n，ŋ/和塞音韵尾/p，t，k/，而现代汉语官话方言中塞音尾已经失落，/m/和/n/尾合并为/n/（部分官话方言/ŋ/尾还进一步并入了/n/尾）。
因此，这种音系结构上的不对等给泰汉对译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以下几例展示了乙、丁种本泰汉对译时对塞尾和鼻尾的处理方式：鼻韵尾（主要是带/m/尾的泰语音节）的对译习惯是不一样的。
乙种本倾向于不对塞尾、鼻尾辅音做音节化处理，所以不会增加音节；丁种本则沿用了前文所述泰语复辅音声母字的音节化对译方式，将鼻尾、塞尾辅音单独译出，多出的音节声母即为泰语所带的鼻尾或塞尾辅音。
以塞尾为例，泰语/lɛɛʔb/、/heeʔb/被分别对译为双音节的“猎布”“歇布”，“布”的双唇声母/p/所反映的便是泰语的双唇韵尾。
再看鼻尾，也是相同的对译原则，如/ɟum/、/nam/、/dam/等泰语音节的/m/尾在丁种本中，都用汉语/m/声母字来对译。把此种对译原则形式化的话，就是将泰语C1VC2音节韵尾辅音C2音节化后对译为C1V1（C）+C2V2（C）汉语双音节的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中期丁种本的泰汉对译辞书对韵尾音节化的处理方式既不同于明代的乙种本，在其他相关的译语（如《八百馆译语》《车里译语》等其他侗台语与汉语的对译词汇集）中也没有出现过，所以可以看成是丁种本的创新。
泰汉对译中声母辅音和韵腹元音的首重原则
一般来说，在对译泰语的塞音（/p，t，k/）、鼻音（/m，n，ŋ/）韵尾字时，选取中古汉语同样带塞尾或鼻尾的字是最理想的。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汉语官话自晚唐以后，其塞尾便逐渐合并、进而消失；鼻尾虽仍然保留，但/m/尾也与/n/尾合并了。
在此种情形之下，泰汉对译过程中如何处理泰汉之间韵尾不匹配（match）的问题，需要做具体分析。首先，泰语的塞尾音节，如不做上文所述的“音节化”翻译，汉语也可以用零韵尾字来对译前一例中。
对译汉字“陆”“路”的声母辅音和韵腹元音都能与泰语对应，只是韵尾有别。的泰语音节/taat/、/taak/都用“打”来对译，虽无塞韵尾，但其声母和主元音也是与泰语匹配的。由此，在泰汉对译中，汉语声母和韵母主元音与泰语音节的匹配程度是首要考虑因素。
而声母性质（如清浊、送气等）、韵尾性质（如为何种塞韵尾）等都是次要因素。其次，泰语零韵尾音节经常用汉语塞韵尾音节来对译。个音节”，即所谓次要音节（minor syllable），起首辅音/k/作为前引字，与省略不写的元音/a/相拼。
次要音节/ka/的发音较正常的音节短，因此用中古短促的汉语入声字“合葛”来对译，可以看出译者有着特别的考虑。这也体现了包括泰汉对译在内的明清官方编纂的《华夷译语》具。
两者引申理解成义项“聚”应该都无问题。自中古以后，汉语官话方言似乎没有出现过/lom/、/tom/这样的音节，而且/m/尾到了明代以后的官话方言里已经和/n/尾合并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汉泰对译？仍然是声母和主元音的首重原则。
以泰语/lom/、/tom/的对译为例，译者选择了“陇董”等韵母主元音为/o/，至于为何用舌根/ŋ/收尾的“陇董”来对译泰语/m/尾音节，而不用收/n/尾的汉字来对译，正是由于明代汉语官话缺少/lon/、/ton/之类的声韵组合。
从这一点来看，明代官方机构从事番汉对译时，并非毫无原则地随便选用汉字，而是有一以贯之的、科学的对译原则和习惯的。
结语
作为明清时期官方编纂的汉语与外语（包括民族语）对译词汇集，《华夷译语》的编纂体例和现代意义的汉-外（民）辞书是有不同的。
后者的基本模式是“外（民）-国际音标-汉语义项”，但前者所处的年代，并没有拉丁文、希腊文、国语罗马字、威妥玛拼音、国际音标等现代标音工具。
确切地说，明清时期已有西方传教士所编使用现代标音工具的辞书（如《西儒耳目资》《葡汉字典》《西字奇迹》《语言自迩集》等），只不过《华夷译语》的编者仍然沿用了用汉字作为标音工具的传统方法。
所以，包括泰汉对译（《暹罗馆译语》或《暹罗番书》）在内的番汉对译词汇集用的还是传统的汉字译音（或者是“注音”）方法。“四夷馆”“四译馆”“四译会同馆”等是明清不同时期“外语人才的培养教育与官方翻译的工作”的专门机构。
“是我国结构完备的、带有语言教授功能的‘亚洲研究院’”。前贤已从外语教学史、翻译学史、文献学史、语言学史等不同角度，对明清《华夷译语》及四夷馆等做过介绍。
专门讨论《华夷译语》中有关汉-外（民）语音译方式已为语言学界所注意从音译方式的角度对泰汉对译的研究尚付之阙如，仅有从文化交流史层面的零星探讨。
本文另辟蹊径，专以明清泰-汉对译词汇集作为具体的考察对象，分析其在对译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翻译（音译/注音）原则与习惯。
总体而言，译者在翻译过程表现出了较强的内部一致性原则，翻译风格是比较严谨的。
参考文献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华夷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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