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过去三百年之一切，即清朝的遗风，日本的色彩，皆为此一战完全清算去了。若由此废都能发生新文化，此不是吾人之责任乎？”
——台湾文人医师吴新荣
光复初期台湾学校影像
台湾光复不到一个月，台湾《民报》以头条报道了四千多人在半天内报名国语讲习班的消息。除了四处挂牌讲习班，街巷里读《百家姓》、《千字文》的私塾也陆续恢复。
五十年台湾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将日语当作台湾通用语言，光复后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中文、汉语的官方语文、语言地位。
1945年9月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国语运动”在台湾全岛掀起……
所谓的“国语”
芝山岩位于台北近郊，林木环翠，自清代起便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时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长 伊泽修二
1895年7月，刚刚被任命为日本驻台湾总督府第一任学务长的伊泽修二，带着几个随从来到了芝山岩考察，他对这里清幽的环境颇为满意，当下就做了一个决定。
几天以后，惠济宫二楼的文昌阁响起了教授日本语的声音，惠济宫被更名为“芝山岩学堂”。
三个月后，第一批共七名学生从芝山岩学堂学习日语毕业。
日据时期台湾学校旧照
当日本官员在1895年夏天抵达台湾时，日语还只是被称作“日本语”，但在短短的一年间里，日语便被日本殖民当局确定为所谓的“国语”。
转年，日本殖民者已经在全台湾设立了日语传习所十六所，分教场十八所，招募台湾子弟入学。
台湾省烟酒公卖局退休职员 刘东洲
台湾省烟酒公卖局退休职员刘东洲：日本人派警察到各地问，你家小孩来念书我一天给他一毛钱。一毛钱啦！那个时候1895年到1900年，台湾的警员的薪水多少钱你知道吗？三块钱，等于说一天只有一毛钱。台湾人说开玩笑，日本警察大人一个月才（三块钱），那我试试看，找一个老大去学校，回来真的拿一毛钱回来！
刘东洲1934年生于新竹竹东，是客家人。他的父亲曾在镇上经营着专卖日货的“丸善商店”，他从小就和日本孩子一起上学。
刘东洲：我从小长大，不会讲客家话，也不会讲闽南话，我只会讲、听日本话，我没有想到我是台湾人。因为我的曾祖父是在新竹县衙当师爷，我爷爷心里头讨厌日本人。（爷爷）一辈子不讲日本话，他也听不懂，所以我跟我爷爷讲话要我爸爸翻译。
“皇民化运动”
1898年，日本驻台湾总督府颁布《公学校令》，将各地的日语学校和日语传习所统一改制为“公学校”，以普及日语为主的台湾近代殖民教育就此发端。
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彦杰：它（日本）要改变它殖民下的那批人的民族性，也是从改造语言来开始的。所以，语言确实是非常根本性的。
日据时期教科书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初期，虽然推行日语，但仍允许学校教授汉语。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本土进入战时体制。随后一场强制推行效忠天皇、铲除中国文化的“皇民化运动”在台湾全面施行。
厦门大学教授陈小冲：为了使台湾人能够变成他们（日本殖民者）口中所谓真正的日本人，能够为天皇来尽忠，所以他们必须强化对台湾人民的日语的普及。因为他们（日本殖民者）说，语言的使用实际上可以学到语言背后所代表的文化。日语的强制普及运动在当时的“皇民化”运动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它一方面是普及日语，另外一方面是全面地禁止汉文，也就是说台湾人（在公共场合）不能说汉语，也不能写汉文，必须全部说日语。
台湾“皇民化”时期旧照
在这场“皇民化”运动中，日本殖民教育机构设置的日语讲习所遍布全台湾。各种类型的日语比赛、把日语确定为“国语”的“国语日”活动更是常设节目。
全家使用日语者，经审核通过后，可领取“国语常用家庭”的牌子，悬挂在门口。
台湾民众余吕玲玟：大家都要说日语，有规定全家都讲日语，公所会发一块牌子，写着“国语之家”。如果是这样的挂在门口，就不能讲闽南话，都要讲日本话。“国语之家”的好处是配给的东西会比较好，猪肉会配得比较多，鱼会配得比较多。
原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曾健民：认定作“国语常用家庭”的话，第一个你的配给比较多。因为当时已经在（抗日）战争末期了，根本就是物资缺乏，你的配给多。第二个你的孩子可以去读日本人的学校。
台湾民众邱文彦：当时我们到了学校，一定要讲日语，不可以讲我们的台语（闽南话），没有讲日语的话会被“修理”（体罚）。
台湾“皇民化”时期旧照
正本清源
1944年5月，国民政府台湾调查委员会成立不久，陈仪给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写了一封信：“立夫先生，台湾收复之后，应做工作自然很多，但弟以为最重要的一种，却是教育。”
信中谈到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教育的种种弊端，并且指出了“奴化”的本质。
台湾“皇民化”时期影像
抗日战争结束的前一年，在日本驻台湾总督府的统计数据里，这年台湾的日语普及率达到了70.6%。
台湾民众邱文彦：我们连读都没有读过（拼音），北京话连讲都不会讲，连听过都没有听过。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原主席张克辉：反正统统都是日语，所有的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生到大学，全部都是日语。我说实话，日本投降了，我不懂得中文，所以我写的东西都是日文。
台湾“皇民化”时期旧照
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教授黄英哲：日本败战（投降）前夕，当时报纸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三十岁以上的台湾人，一百个有一个多少还可以懂汉字；三十岁以下的台湾人的话，根本就不行；二十岁以下的根本不懂汉字。而且对他们来讲，日语反而比较是最方便的一个表达语言。
陈毅演讲影像
刚刚受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的陈仪来到台湾。曾经留学日本十年，会说一口流利日语的陈仪，此时绝口不讲日语，他与台湾民众交谈，要求日语翻译或闽南语翻译在场。
陈仪清楚地意识到，台湾需要一场文化重建，而这一切都要从全面推行汉语开始。
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教授黄英哲：语言文字背后代表的是文化，是一个思考的逻辑。必须透过语言文字的话，你才能够把中国文化，整个中国人的思路，中国人的伦理观念，重新再移到（被日本殖民五十年的）台湾来。
台湾作家杨云萍：“夺还我们的语言”
“六百万人以燃烧一般的气势，开始学习中国语和中文”，台湾作家吴浊流在书中写道：“会中国语和中文的人，主动地当中国语讲习所的义务教师，无酬给民众教授语言。”
而在日本籍记者伊藤金次郎的回忆里：“许多人在街头挂起黑板，在当时，只要是会汉语的人，不管标准不标准，都会有人围着他学习汉语。”
红火而杂乱的国语学习热潮，让陈仪喜忧参半。规范需要专才，他再次动议聘请高才来主持国语规范教育。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人魏建功，因此被聘为调查委员会兼任专门委员，参与了台湾接收的设计筹划工作。
在国语推行委员会的推动下，国语示范广播、国语教材、各种国语学习班、推行所也快速且有计划地在台湾各地铺展开来。然而，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国语教育，教员来源的问题需要如何解决？
3月18日至29日
纪录大时代《台湾·1945》
12集连播，敬请观看！
编辑：王鼎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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