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学语言，我们常爱提天赋，讲悟性。仿佛那些学贯中西、通晓数门外语的大师，都是祖师爷赏饭，天生的本事。但细究起来，那学识如山如海，背后的功夫，却往往质朴到近乎笨拙。
陈用仪先生，便是一例。
他通晓至少八门外语，英文是学校启蒙，其他几门外语，偶尔有老师，大多靠自学。读他回忆自己外语学习的文章，时不时能看到这样的话：
「我陆续着手自修一些其他外语」「我的胃口越来越大，想方设法自修俄语、德语、法语」「1951 年我又开始了学意大利文……就在同一年，我又因为好奇而开始学西班牙文」。
那，这几门语言自修，都修到什么程度呢？
拿俄语来说，「我 1947 年开始自修俄文，1948 年才正式有老师教，1950 年就已经译苏联专家的哲学讲稿并得到了张仲实同志的称赞」（注：张仲实是俄语翻译专家）。
自学一年，跟学一年，就能翻译哲学讲稿。可怕啊，——但还不止。
1960 年，毛泽东同格瓦拉会面，陈用仪是两名西语主力翻译之一。事实上，陈用仪任职于中央编译局时，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便从事英、俄、德、法、西、葡等数门语言的口译笔译工作。
但是，陈用仪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天才，至少他自己不这么看。
他不像林语堂，年幼便在教会学校念书，英文泡得比中文还久，底子自然是硬朗的。
更不像辜鸿铭，生在南洋多语家庭，自小生活在英语、葡语、闽南话、马来语的环境里面，年长一些，又负笈欧洲十余载，德、法、意等数门欧洲语言，信手拈来。倒是中文，成了他后来才下的苦功。
陈先生不同。
他自己回忆，小学时候学英文，连元音、辅音都分不清爽。发音更是马虎，把那些送气的爆破音，念成了不送气的，自己还浑然不觉。他说：
“ 我父母老家没有一个人懂英语，在学校学不好也就无从补救了。可以说……小学并没有教会我什么英语。我充其量只是学会了字母表，但连字母的发音也是广州腔的！
等他真正开始用心学英语，已是中学了。即便如此，成绩也只是平平，兴趣也谈不上多浓厚。更是压根没想过，外语会成为终生志业。直到一次偶然，因为上课问题答得好，被外文老师表扬，他开始对英文产生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读到陈先生这段自述，我心里是有些震动的。
一个初中才算真正起步学英语的人，之后是如何像坐了火箭一般，一门又一门外语地攻克下来，并且都达到了令人望尘莫及的高度？
这背后，是不为人知的辛苦付出？还是巧思？或者，干脆就是纯粹的、绝对的、常人根本难以企及的天生我材？
带着这份好奇还有疑惑，我陆陆续续查资料、写卡片。资料不多，卡片不少。但看来看去，我发现陈用仪的治学门径、外语方略，落到最终，竟然无比简单，简单到，可以只有四个字：
勤奋，对比。
且听我说。
首先，是的，勤奋。
勤奋，尤其是那种带着热爱的、远远看着听着都能感受到滚烫的勤奋，大概是世间最被低估的天赋。
陈先生的勤奋，便是这种，贯穿始终。
年少练笔，为了把一篇《荆轲传》译成英文，他就显露出这份品性。那年头，在他那个山区小县城，好书难寻，一本好的工具书，更是难上加难。为了买一本合适的字典来翻译《荆轲传》，他能跑遍半个城，你看他说：
“ 幸好，有一天，县城的书店到了一本小小的汉英词典。我们住的地方是在离县城很远的对岸。我听到了消息，象久旱逢甘雨，向母亲要了钱，三步作两步跑过了河上的浮桥，到城里买了回来。这本字典很小，而且照当时通例按汉字部首排列，有些字很不好查找，但它对我已是一件稀世奇珍了。
朋友啊，看看这个「三步作两步」，看看这个「稀世奇珍」，几十年后的今天读来，少年那恨不得飞起的脚步，那如获至宝的笑容，是否都如就在眼前？
这就是陈先生，——有条件，要学，没条件，也要学。
少年如此，壮年如此，老年如此。
又比如，多年后，他夫人身体欠佳，陈先生每日除了繁重的翻译工作，还要操持大量家务。但是，即便是在排队买菜的琐碎时光，他手里也常常捧着一本字典，或是一本外文书，口中念念有词，反复记诵。这份「随时随地」的勤勉，已然融入生活。
再如，他在《外语学习甘苦谈》一文提到，六七十年代，他全家被赶去五七干校，平常的学习工作都中断了。但，那时的他，同外语已是难解难分。夏收割麦、送粪拉车，他都常常偷偷思考外语的一些问题。例如有关主位（theme/topic）与述位（rheme/comment）的问题，他在劳动中就常常以过去翻译对比中的体会为基础，心中思索。他说，反正动体力时，脑子是闲着的，何必浪费呢？
肃然起敬。
时代的巨浪，繁重的农活，动荡的社会，不定的未来，竟然都没有消减他的勤奋一丝一毫。这份韧性，这份执着，怕是早已超越了环境的束缚，外界的波澜吧。
王鼎钧在《文学种子》一书曾写他与一位画家对话，说那些年学校关闭了，图书烧掉了，老师接受改造，学生到边疆垦荒，在那样的环境下，坚持学习是何其艰难，他问画家，在那样的年代，是如何画画的。画家答：只要上头有天，下头有地，我就能画。
陈先生不就正是如此吗？
其实，回望陈先生他们那个年代学人，星汉灿烂，天才辈出，但哪个不是惊人的勤奋呢？
辜鸿铭学德语，研读歌德的《浮士德》，文义都不怎么了解，仍能遵从长辈教诲，「先熟读、后理解」，硬是花了半年多时间，将大部分内容都先背了下来。
吴兴华当年在燕京大学念英国文学，同学个个都「嗜诗如命」，「玩命念英国文学，恨不得要赛过英国人」。
钱钟书也一样。据张治《文思珠玉》一书统计，钱钟书 1936 年《饱蠹楼读书记》，短短一个多月，便积累了满满二百余页抄书与心得。他一生《外文笔记》规模之宏大，更是令人惊叹。这些笔记曾用铁箱、木箱、纸箱乃至麻袋装存，仅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就多达 48 册。
每次读到这些，也都想起陈先生。
「勤奋」之外，还有另外两字：对比。
具体来说，是要多拿外语和母语对比，——这一点，最叫人觉得不一样，尤其在今天。
现在，好多流行方法，都把母语看成干扰，恨不得一上来就关到小黑屋，眼不见，心不烦。提倡直接法、沉浸式学习、全外语环境，都是这个思路。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纯正的外语思维。
陈先生偏不。
他疾呼：成年人学外语，离不开母语！不仅离不开，还得主动去用，充分对比。
他的道理很简单：咱们成年人，不是三岁小孩。我们脑子里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中文系统，用它思考，用它说话，几十年了，根深蒂固。这套系统，就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学外语，认识一个新东西，怎么可能完全抛开这个基础，另起炉灶呢？
所以他有一个论断：成年人学外语，其实是学如何沟通外语和本族语。
也就是说，要设法把汉语和外语挂上钩，从而把我们本能的汉语思维，换成英语表达出来。同时，又要把一些外语所独有的表达和思维，跟汉语思维连接起来，使之能被我们理解。
他认为，学外语的过程，其实就是外语和中文在脑子里不断打架。两种语言的规则、习惯，时时刻刻在碰撞、在比较。这是自然现象，躲不开的。你硬要装作看不见，不让它们接触，结果呢？它们就在你脑子里「地下活动」，暗地里较劲。
比如，中文说「虽然…但是…」，要是不注意对比，学英语就容易想当然地说成 although...but...，这就错了。一句话两个连词，会让句子没有主语。
还如，中文说「我要去修表」，要是不对比，容易说成 I'm going to repair my watch，听着也不大常见，人家一般说 I'm going to have my watch repaired。
其中差别，我再解释一下：
I'm going to repair my watch，会被理解为：我（本人）要来修理手表。如果讲话人本人就是修表师傅，或者本就是强调打算自己动手修，那这么说，是合适的。
但是，讲「修表」这话时，大部分情况都是送去店里，找师傅修，那就不能暗示有「亲自动手」的意思。让别人修，就需要明确表示，英文用的正是 have/get something done 的结构。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若不对比，谈何辨析？若不辨析，谈何掌握？
所以，陈先生认为，与其让母语在底下偷偷「捣乱」，不如把它请到明面上来，大大方方地进行「对比」。
怎么比？
找共同点。语言都是人说话的工具，总有相通的地方。比如，都有名词、动词，都有主语、谓语，都有表示时间、地点、原因的说法。这些咱们中文里有的概念，可以拿来帮助理解外语，不用从头学起。这是借力打力。
找不同点。差异越大的地方，越要留神。一对比，外语的特点就凸显出来了。
比如，英语里「他抓住我的胳膊」，相比 He seized my arm，更常用也更自然的说法是 He seized me by the arm。这个 by the arm 的用法，跟中文不一样。
别的类似情况，也常用 by，如：take someone by the hand，lead someone by the nose 等。对比一下，印象就深了。把难点、别扭的地方揪出来，看清楚，有针对地去练，去记。
为什么呢？
汉语说「对不起」，已经是表示拒绝，再往下，不必再转换语气方向，直接说是拒绝什么就行了。
但英、法、德、俄等语言，I’m sorry 只是表示自己对无法满足对方愿望而心中有愧，并不直接表拒绝，再往下要转到拒绝，需要加个 but，更严谨，也更明确。
此外，找不同点时，还要尤其留心那种「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地方。这一点陆谷孙先生也举过一些精彩的例子，且看两条简单的用词对比：
比如，「黑车」不叫 black taxi 或 black cab。因为，black taxi 对于英语母语者来说，第一反应会是伦敦标志性的黑色出租车，或者是贝尔法斯特的出租车。这些都是正规运营的老牌出租，司机需通过正式考试并持证上岗，加上所开车辆车身多是黑色，特征显然，因此得名。
而汉语所说的「黑车」，指无证、地下或不合法规，可讲 unlicensed taxi 或 informal taxi，前者直接，后者更加中性、温和。
再比如，「代驾」也不是字面的 designated driver。因为，designated 是说我们三个人出去开派对，一个人对另外两个人说，你们尽管喝，我今天滴酒不沾，晚上我会开车把你们俩先送回家。这个人才能叫 designated driver，是指个体群里决定由某人来开车，不是从外面雇一个人来代驾。
外面雇的代驾，可以讲 called a sober driver，或者 used a chauffeur service，甚至更简单一点：hired a driver，如果上下文清晰表明是驾驶自己的车，就这么讲，也无不可。
这样对比一番，便是陈先生所讲的「知己知彼」「沟通本族语和外国语」。
他认为，对比是人认识新事物最基本的方法，是把外语这件新事物弄明白的锐利武器。有人一听对比就害怕，以为是把外语往中文上硬套，破坏了外语的「纯洁性」。陈先生说，这是误解。对比是为了看清异同，不是划等号。
这种敢于正视母语、利用母语、主动进行对比的观点，可以说是陈用仪外语学习法中最核心、也最有别于一些流行理论的基石。
勤奋、对比，四字以外，陈先生还提过一些细节小技巧。
阅读。他强调要读原版的、一手的材料，比如报纸、杂志、经典文学作品。因为这些是活的语言，是人家真正在用的语言，里面有丰富的细节、地道的用法、微妙的文化内涵。他编《英语常用词疑难用法手册》，大量例句便是取自地道原文原著。
词汇。他不是「单词-中文」这样硬背，他更看重一个词到底是怎么「用」的，而且常常是在多门语言的对比中，琢磨细微差别。他在《甘苦谈》里举过一些例子，比如：
西班牙语 largo 是长，葡萄牙语却是宽；英语 library 是图书馆，法语、西语、葡语里对应的词却是书店；英语 family 是家庭，俄语对应的词却是姓氏。
还如，英语 substitute X for Y 是用 X 代替 Y，而西班牙语 sustituir X por Y 却是用 Y 代替 X。
英语只能说 He came yesterday, 不说 *He has come yesterday，但法语口语只能说 Il est venu hier（注：字面上大致类似英文的完成时，但助动词有别），德口语也常说 Er ist gestern gekommen。
还有更多时候，是四五门语言一起对比，此处当有原文截图，效果最佳：
关注疑难用法。陈先生语法论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疑难用法特别重视，就是那些经常困扰语言学习者的语法和词汇难点，越有疑义，越要辨析，《英语常用词疑难用法手册》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学习多门外语的注意事项。他说，学几门外语，必须先有一门已经大体上过了关，否则非「天下大乱」。不过，学第二、第三外语，如果善于利用第一外语，就可以只花几分之一的精力。而且学的语种越多，花的精力可以递减，因为在「辨异」之外，还会有许多不同语言之间可以「求同」的地方。
好了，关于陈用仪先生学外语的道与术，我们就聊到这里。
这些门径与方法，听起来不那么时髦，甚至有点笨，需要沉下心神，下足功夫。它可能不适合所有想快速入门、浅尝辄止的人。
但是，如果是想把一门外语学深、学透，想达到专业和自由，陈先生的经验，无疑提供了一种极其宝贵可能，一条或许更为扎实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