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在胡适的反复劝说下，
赵元任终于来到了清华。
然而面对这样一位奇才，
清华方面感到非常苦恼，
实在不知道让他教什么好。
几经商榷，先定为教学生数学，
等赵元任到校后，又加开了一门英语。
教了没两个月，教务长想了想，
“还是让他教中国史和哲学吧。”
教来教去，又觉得太浪费他的才华了，
于是改为教心理学和物理。
这就是赵元任在清华最初的执教生涯。
赵元任出生于天津一个三世同堂之家。
祖父和父亲皆为清朝举人，
母亲是诗词兼修、会昆曲、书法的才女。
据说他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31代孙，
六世祖赵翼是清代史学家，
即是当初在《论诗》中写下，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与袁枚齐名的性灵派诗人。
童年时期的赵元任，
便表现出远高于常人的聪慧。
当时祖父在北方做官，
差事经常变换，赵元任也跟着到处跑。
他出生在天津，第二年到北京，三岁到磁州，
四岁到祁州，五岁在保定，六岁在冀州，
如此东奔西走，竟激发了他的语言天赋。
他天生就能把握发音的细微差别，
跟着老妈子学保定话，跟着表弟学常熟话，
一个老先生教了他才几天，
他就学会了常州话。
还没到12岁，他就学会了，
北京、保定、常熟、苏州、常州等各地方言。
赵元任从小兴趣广泛，
数学、天文、音乐、生物样样好奇。
15岁那年，他第一次离开家，
到南京的江南高等预科学堂上学，
英文学不够，又兼修德文。
闲来无事，他又跟南京同学学南京话，
跟大老远来的福州同学学福州话。
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居然可以，
随心所欲切换8种方言，
和来五湖四海的同学交谈。
3年预科还没读完，赵元任就到北京，
报考了清华的留学官费生。
为了应付这次考试，
这次考试一共录取了70名学生，
赵元任以极优异的成绩位列第二，
还有一名位列55的学生，名叫胡洪骍，
成了赵元任最好的朋友。
后来，胡洪骍感动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根据“适者生存”这四个字改了名，
从此就变成了胡适。
赵元任的兴趣就变得更广泛了。
他先选修了哲学发展史、逻辑学，
但童年时期的很多疑惑仍未解开，
又选了实验物理、力学热学、
有限群理论、系统心理学和语音学。
学得如此庞杂，
却没有一样浅尝辄止。
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
数学拿了3个100分，一个99分，
创下了康奈尔建校以来，
最优异的成绩纪录。
这时候大学老师告诉他，
“凭你的资质，数学或哲学的研究生奖金，
你可以随便申请一个。”
赵元任想了想，数学已经学得差不多了吧，
于是他又中途改行，
成了康奈尔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
简直令同辈人望尘莫及。
不但文理兼修，而且所学之精，钻研之深，
恐怕后来再也没有人能够超越。
难怪胡适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每与人评留美人物，
辄常推常州元任君第一。”
终身与钢琴为伴，
学生时代开始写歌，
一生创作百余首歌曲，
当萧友梅创作的《卿云歌》，
成为北洋政府定下的国歌时，
很多人却更愿唱他写的《尽力中华》。
就是那首《教我如何不想他》，
曲韵悠长，耐人寻味，
浓浓的思念和缠绵流转其中。
现代音乐的一代宗师萧友梅曾盛赞他：
“替我国音乐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在赵元任面前，
这个世界似乎处处都是谜团，
仅仅凭某一学科的知识，
是无法满足他的好奇心的。
读研究生那几年，他可以胡乱穿衣，
几个月不刮胡子和头发，
整天窝在床上读康德、罗素，
累了就做物理实验、听唱片。
1918年，拿到哈佛哲学博士学位后，
回到康奈尔大学任教，
母校给他提供的职位，
居然是物理学讲师！
1920年到清华上了一年课，
1921年他又跑回哈佛研究语音学，
顺便当了哲学讲师和中文系教授。
做研究生时，他和留美学生，
一同创办了“中国科学社”。
留学期间，西方的工业文明，
各种先进科学已经进入爆发期，
而中国却还在科学门槛外缓缓爬行。
赵元任认为，中华之所以孱弱，
就是因为科学不发达。
为了提倡科学，传播知识，
他们一起创办了一本杂志，
将其定名为《科学》，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学术期刊。
而“中国科学社”也聚集了，
后来中国最早的一批科学大家。
最为特殊的一个年份。
这一年出现了两个人，
对他一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应胡适之邀回清华授课没多久，
蒋百里等人便请了一位重量级人物，
到中国讲学，那就是罗素。
众所周知，罗素所学亦是无比庞杂，
他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数理逻辑家，
知识面覆盖宗教、伦理，历史，
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
对逻辑学、数学、哲学、语言学产生巨大影响，
后来还拿下了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蒋百里方面选来选去，
能跨越如此多学科做罗素翻译的，
全中国怕是只有赵元任一个，
只好前往清华，问他们要人。
这次讲学行程定得非常“饱满”。
在上海短暂停留后，
赵元任随罗素一路过杭州、南京、
汉口、长沙 ，然后去北京。
一路上趣事不断，赵元任更是玩儿性大发，
每到一个城市，
就用那个城市的方言来做翻译。
要做罗素的翻译，实在太难，
非但学科要扎实，而且要懂得语境之妙，
因为罗素也是个顽童，总爱说双关语，
一句幽默的英文翻译成汉语已是难上加难，
可赵元任偏偏还能找到对应的方言，
翻得满堂学生哈哈大笑。
他遇到长沙的赞助人杨瑞六，
就一路跟着他学说湖南方言。
等到了长沙，赵元任索性，
用学了不到一周的方言翻译罗素的话。
演讲结束，竟有一位学生上来问：
“先生是哪一县的人？”
问得赵元任一脸不解，
“我老家在常州，你也是常州人？”
学生登时一脸错愕，
原来是将赵元任当成了长沙老乡。
蒋百里将罗素安排在东城四合院，
让赵元任照管罗素起居。
这时候赵元任不专心做翻译，
天天往附近一家医院里跑。
正是他热烈追求的对象。
赵元任虽然在学科上“花心”，
但一生只爱过这一个女人。
杨步伟，原名韵卿，
1889年出生于南京的名门望族，
祖父是中国佛教复兴的关键人物，
金陵刻经处创始人杨仁山。
杨步伟从小接受现代教育，
22岁受安徽都督的邀请，
小小年纪出任崇实学校校长，
帮助北伐队训练500多名女学生。
同样出生于书香世家，
姐姐妹妹们都偏爱艺术，文学，
她却不顾家里人的意见，远渡日本学医，
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便与同学开了一家森仁医院。
杨步伟从小就性格豪爽，
反抗封建制度，绝不接受缠足。
她曾被祖母做主，指腹为婚。
许配给了姑母的儿子。16岁时，
杨步伟自己写了一封退婚信，
非要退去这门亲事。
家里人说她胡闹，长辈们恫吓道：
“你要是想退婚也可以，
除非这辈子都别想嫁人了！”
杨步伟不管不顾，自有主张，
终于在祖父的支持下退掉了亲事。
第一眼就觉得这个女孩子不一般，
听了杨步伟退婚的事，
越发笃定她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父母去世后，赵元任也被长辈定亲，
对方是他从未见过的江阴陈姓女子。
和杨步伟情愫日深后，
赵元任退婚的心情更加急迫，
于是找到了族中权威赵凤昌。
赵凤昌早年曾担任张之洞幕僚，
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都是关键人物，
人称“民国诸葛”。
赵元任写信给这位远方叔祖，
赵凤昌便出面写信给陈家，
对方竟要赵元任2000元教育费做补偿。
赵元任二话不说，当即南下，
将父母生前存于当铺的款项提出，
并将自己所有公债变现，
凑足了2000元，获得了自由之身。
赵元任和杨步伟合拍了一张照片，
做成了通知书，
寄给所有的亲友，一共400多份，
上面大大方方地写道：
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
平均太阳标准时结婚。
关于贺礼我们一概不收，
如果实在要送的话，
就请送您的亲笔书信、诗文或乐谱，
或者捐款给中国科学社亦可。”
依两家的背景，
要大摆宴席何其容易，
这对新人却推开所有繁文缛节，
向当时的封建世俗挑战，
想出了如此别出心裁的结婚方式。
两人各自请一人来家中吃饭，
杨步伟请来朱征，赵元任请了胡适。
胡适带了一本自己注解的《红楼梦》，
并与朱征做了证婚人。
次日，这个消息不胫而走，
《晨报》将其作为头条，引起一阵轰动。
赵元任一面做罗素翻译，
又译著了那本世界著名的童话故事，
《爱丽丝梦游仙境》。
建国后，虽也出现过别的译本，
但论文字的韵味，翻译的精巧、妥帖，
无人能够与赵元任的译本相媲美。
赵元任终于确定了自己的方向，
那就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语言。
1921年，在哈佛研习语音学，
次年回到清华，他又开始教授，
数学、物理学、音韵学、
现代方言研究、乐谱研究和西洋乐鉴赏。
1927年开始，赵元任奔波全国各地，
开始大量研究中国的方言，
展开了中国第一次最系统的方言调查，
历经2个月，采访200余人，录音60多段，
上下奔波，夜以继日，
最终，《现代吴语的研究》出版。
这是中国首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
研究方言的著作，
成为现代汉语方言学诞生的标志。
调查67种方言，并记录了大量民谣。
彼时，中国交通环境极差，
火车、轮船、马车、小划子、三轮…
各种交通工具都被他用上。
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必须到当地采访，
这一路上，吃住条件极为恶劣，
连着几个月没睡过一次好觉。
但正因有如此的艰辛，
才有了日后中国方言的系统研究。
调查期间，赵元任边走边学，
最后竟学会了全国33种方言。
回到清华授课时，
他经常展现自己的方言口技：
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
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
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
再从两广绕到江西、福建，
进入江苏、浙江、安徽，
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
最后入山海关返京。
“走”遍大半个中国，
每“到”一地，他便用当地方言，
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听得所有学生目瞪口呆。
想编一篇“骂人合辑”，
便在报上登了一则启示，
赵元任恰巧看到，
于是找到刘半农的宿舍，
分别用湘、川、皖三省12地方言，
将刘半农给骂了个遍。
没等赵元任走，周作人来了，
又拿绍兴话骂了一通，
赵元任随即和周作人切磋绍兴话，
让刘半农感到哭笑不得。
女儿曾问他为什么要研究语言，
赵元任笑答：“因为好玩儿。”
“好玩儿”这三个字，
可以用三个层面来解释：
其一，是出于对语言的兴趣，
其二，是出于对学术的兴趣，
其三，是出于对艺术的兴趣。
研究语言，于赵元任就是乐趣，
不为沽名钓誉，不为哗众取宠。
他深知自己肩负的是怎样的责任，
让一个国家的语言简便、规范，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赵元任总能以巧妙、有趣的方式，
挖掘出最为本质的问题。
比如当初他意识到纯拼音，
无法完全表述方块字文献，
于是就写下了那篇，
非常著名的《施氏食狮史》：
石室诗士施氏, 嗜狮, 誓食十狮。
氏时时适市视狮。 十时, 适十狮适市。
是时, 适施氏适市。
氏视是十狮, 恃矢势, 使是十狮逝世。
氏拾是十狮尸, 适石室。
石室湿, 氏使侍拭石室。
石室拭, 氏始试食是十狮。
食时, 始识是十狮, 实十石狮尸。
试释是事。
译文如下，
竟有些《聊斋》的味道：
有一位住在石室里的诗人叫施氏，
爱吃狮子，决心要吃十只狮子。
他常常去市场看狮子。
十点钟，刚好有十只狮子到了市场。
那时候，刚好施氏也到了市场。
他看见那十只狮子，便放箭，
把那十只狮子杀死了。
他拾起那十只狮子的尸体，带到石室。
石室湿了水，施氏叫侍从把石室擦乾。
石室擦乾了，他才试试吃那十只狮子。
吃的时候，才发现那十只狮子，
原来是十只石头的狮子尸体。
试试解释这件事吧。
别的都不在考虑氛围之内。
真应了好朋友胡适的话，
“少谈一些主义，多研究一些问题。”
旧时孩童识字，
全靠背诵《三字经》《千字文》，
背完了这些再读“四书五经”，
认字和学习的进阶非常缓慢，
在1918年，钱玄同猛烈抨击古汉语，
称其为“孔门道教的妖言”，
主张废除，改用世界语。
当时呼声渐高，舆论纷纷响应，
连胡适和陈独秀也出来站阵。
唯独赵元任一个人一声不吭。
但就在5年后，赵元任的一篇，
《国语罗马字的研究》横空出世，
自称还是份草稿，尚不成熟。
然而就是这篇不成熟的研究，
比当时任何一份拉丁字母都要完善，
最终成为今日汉语拼音的基础。
可以说，每一个学习汉语的人，
都在享受赵元任的研究成果。
赵元任从不做官。
清华推他做校长，被他断然拒绝。
有一次他在上海办事，
东南大学正闹学潮，双方相持不下，
都想让自己一方的人任校长。
而赵与双方关系都不错，
得知他路过上海，
杨杏佛和胡刚复二人立马动身，
日夜围追堵截，
吓得赵元任连夜北上，逃回北京。
后来赵到中央研究院当研究员，
只有傅斯年知道他不喜政务，
屡次有人提议让赵元任做总干事，
傅斯年总是出面阻止，
以至于有人认为傅嫉贤妒能。
直到晚年才在杨步伟的回忆录中发现，
这是傅斯年对赵元任的“特殊照顾”。
1946年，赵元任身处海外，
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
请他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
赵元任回电，只有五个字：
“干不了。谢谢！”
不参与任何政务的环境中，
赵元任编写各种新国语教材，
全力推广国民学说普通话。
30年代广播技术发展，
他在南京、上海电台授课国语，
对全民族共同语言的发展和形成，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风雨飘摇，外族侵略，
诺大一个中国，竟已摆不下一张课桌。
赵元任的方言研究也不得不中断。
山河破碎中，他选择去国外避难。
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大半生。
到了美国之后，
他先后在夏威夷、哈佛、耶鲁任教。
在稳定的环境中，他仍旧醉心于学术，
继续完善之前的方言研究，
编撰字典、汉语入门读物，
出版各种中国话语言类专著。
1945年当选美国语言学会主席，
1960年成为东方学会主席。
在语言学术界，一直流传着一句话： “赵先生永远不会错。”
直到1973年，中美关系缓和，
赵元任携夫人回到阔别30年的故土，
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曾有人问过他，
《教我如何不想他》里面这个“他”，
究竟是男是女。
那次归国之行，赵元任一连三次，
在不同场合唱起这首歌曲，
或许就是最完美的答案：
这个他，是日夜思念的祖国。
赵元任是个罕见的天才，
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
他教过太多的学科，
从数学到哲学，从方言到音律，
他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结合到了圆润通透的地步，
很难用一个什么家来定义。
他都是个纯粹的学者，
不为外界的名利所诱惑，
更不想被一官半职所束缚。
他深深地知道，
自己能够安身立命的，唯有学问。
自己所能够做的，是倾其一生，
为中国汉语的发展做贡献，
与此同时收获人生的乐趣。
著名画家黄永玉曾说，
这是一个“教授满地走，
大师多如狗“的时代。
和当初真正做学问的人比一下，
就能知道今天“大师”二字，
是何等的轻如鸿毛。
同样，诸如作家、画家、这家那家…
此类头衔都变得多么廉价！
有人问他算不算相声表演艺术家，
郭德纲面对镜头说：
“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家？在你的领域里承上而启下，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形成了流派、风格，追随者众多，你才能是艺术家。一个领域一个行业，一百年有一位大师、两位艺术家就是了不起的事情了。中国京剧又当如何？解放初期就俩艺术大师，梅兰芳、周信芳。那是国家封的。马连良先生这么大的角儿，当年才叫著名演员。现在到处都是大师，主要是名片管理制度不严格。我担负不了这个重任，我不是圣人，不是艺术家，更不是大师，我只是一个热爱相声的普通演员，我凭着自己的良知做一点自己爱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