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畅销全国，成为了迄今为止世界出版史上最高发行量的字典。而其背后的商务印书馆，则更有大来头。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历史，就要从商务印书馆说起。如今，这家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已经走过了123年的历史，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沧桑之中，商务印书馆为文化界留下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呢？触摸品质，发现未来，欢迎观看十万个品牌故事之《商务印书馆》。
随着中国近代化步伐的迈进，近代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只学习坚船利炮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才是更深层次、亟待做出改变的关键。19世纪末，“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横空出世，对中国此后一百多年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见证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历史。在这耀眼的“双子星”中，一颗是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另一颗就是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上海，这家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背后也有着西学东渐的深刻影响。当时的创始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都有相似的经历，他们都是教会开办的清心学堂学生，毕业后都进入了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开办的美华书馆工作。从西式教育到先进的出版工作，他们耳濡目染。一方面，他们学习了外来先进的科技与文化，都信仰基督教，在排印宗教书籍的过程中熟练掌握了出版印刷的技术知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再满足于洋人印书馆的管制，想凭借已经掌握的技术，创办自己的印书馆。在夏瑞芳的提议下，1896年春，夏瑞芳与鲍氏兄弟等人到三洋泾桥旁的一家茶馆内商议，决定用招股合伙的方式筹集资金创办印书馆。
当时条件有限，每股500元，仅招集到7股半，集资3750元。利用这笔资金，1897年，他们租下了江西路德昌里三间工房，最初的设备仅有2部手摇小印机、3台脚踏圆盘机和3部手扳压印机。夏瑞芳担任经理，鲍氏兄弟负责印刷工作。最初的印书馆仅经营一些印刷工作，以接印外商商务表册、账本文件为主，也印一些宗教书籍。鲍氏兄弟的大姐根据业务的性质给它起了个名字——“商务印书馆”。
创业维艰，夏瑞芳等人不仅在上海学习西方印刷经验，还前往日本取经，同时订购更先进的印刷设备。好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思想文化教育的改革呼声愈发高涨，随着清政府一系列新政措施的实施和社会新思潮的涌动，国人对于出版印刷业的需求与日俱增，大量翻译外国书籍、出版英语学习用书，成为了当务之急。商务印书馆与时俱进，出版了《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书籍，采用中英对照，并配上白话文注释，一经出版，广受欢迎。随后，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他们历史上第一部字典——《华英字典》，通过成功打通英语教育市场，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滩独占鳌头，迅速崛起。很快，凭借着新的资金，商务印书馆增购设备，采用先进的煤油发动机驱动，代替一般的手摇印刷机，并率先在国内用纸型印书，印刷品质和效率大大提升，厂址也从三间搬迁到了北京路顺庆里的12间厂房，风光一时。
经过了前期的积累，商务印书馆真正的崛起还是在进入20世纪后。1901年，印锡璋、张元济入股商务印书馆，张元济随后开始担任编译所所长。此后，商务印书馆翻开了近代文化史上新的一页。正是在张元济的影响下，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
清末进士出身的张元济本就有着深厚的家学底蕴，在投资商务印书馆之前，张元济曾创办过西式学堂，还在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总理。当张元济从南洋公学辞职就任商务印书馆时，他带来的不仅是高超的翻译才能，还有多年的管理经验、深厚的教育功底和广泛的名流人脉。因此，张元济的加盟成功让商务印书馆与知识界、政界和教育界搭上了一座桥。
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几年内，中国的教育界迎来了一阵飓风：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并废除科举制度。加入商务印书馆时，张元济便坚守“辅助教育为己任”的信条，而面对两千年来中国教育制度的大变革，张元济也是十分果断，将编写教科书列为头等大事。他广纳人才，先后聘请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夏曾佑等文化名流加入商务印书馆，组织讨论，博采众长，终于在1904年推出了《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为全国各地的学堂广泛采用。这套新式教科书影响深远，发行量占据了晚清全国同类教科书总发行量的4/5，先后翻印三十余次，印刷总量达到一亿册，是中国新式教育的里程碑。除此之外，在张元济的带领下，商务印书馆还成功编写、出版了编写了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
张元济对于商务印书馆的贡献是永垂千古的，这不仅体现在教育这一个方面，更体现在他学贯中西、又海纳百川的学术出版态度。张元济不仅仅是夏瑞芳那样的排字工人，他既懂得中国需要大力引进新学，又明白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刻不容缓。因此，他一方面大力支持翻译工作，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遗事》，都是在张元济的主持下推出的，这两部巨著的推出，轰动了整个中国。2017年，商务印书馆在成立120周年纪念之时，还推出了这两本书的原版翻印本，附上了张元济先生钤印，足可见张元济对商务印书馆翻译事业的杰出贡献。张元济还不怀门户之见，对新兴文化持包容态度，面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刊物，对曾经批判自己保守封闭的陈独秀、罗家伦等新文化干将，商务印书馆不计前嫌，起用新人，大力引进白话文学大家，茅盾在《小说月报》上起草了《改革宣言》，要创造中国新文艺，而老舍、巴金、丁玲等文学家，也都是通过《小说月报》走上文坛的。开放、包容，让商务印书馆成为了新学的又一大阵营。
另一方面，在引进新学的同时，张元济广泛搜寻古书，用先进的影印技术保存寿命有限的古籍。张元济遍寻各地善本、孤本，历尽千辛万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他以一己之力，整理翻印古籍，成就了超越乾隆朝《四库全书》体量与成就的《四部丛刊》，古籍整理工程之浩大实属空前。《四部丛刊》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近500部书，汇集了中外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从定书目、选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预估、印刷纸张，张元济都亲历亲为。为了妥善保存古籍，1909年，张元济设立涵芬楼用于藏书。1924年，在多年藏书积累的基础上，涵芬楼改为东方图书馆，藏书达五十一万八千余册，向市民开放。至今，大量宋元稀见本古籍的传世，都要归功于张元济先生和商务印书馆。可惜，在张元济进一步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之时，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先后遭受三次轰炸，幸免一时的东方图书馆又遭日本浪人潜入纵火，藏书尽数焚毁，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皆化为灰烬。时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扬言：“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承载着张元济的心血，承载着中国新学的希望和中华文脉的传承。战火中幸存的500部古书因寄存在金城银行仓库中而得以留存；解放后，张元济在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的帮助下整理出版了《涵芬楼烬余书录》。张元济将这批书献给政府，现藏北京图书馆。至今，虽然涵芬楼作为藏书楼早已无存，但是2003年，涵芬楼以现代书店的形式重新开放，成为了商务印书馆的书店品牌，也可算是商务印书馆历史文化的另一种延续吧。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逼近，商务印书馆先后辗转长沙、香港、重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成为了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的真实写照。不过，屡遭磨难，又屡获重生，却体现着商务印书馆百年不变的骨气。
解放后，商务印书馆与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联营书店联合组织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成为了新华书店以外的中国第二个发行系统。1954年，商务印书馆迁至首都北京，改为公私合营。虽然经历过合并，但是很快又恢复独立建制，并兼并了时代出版社，渐渐恢复元气。1957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华字典》第一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了字典史上的神话，影响了半个多世纪普通话与规范字的普及教育。如今的商务印书馆继承了自1958年以来的出版业务分工，主要承担翻译出版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辞书等出版任务。在翻译领域，“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世界名人传记”等系列经久不衰；在辞书方面，《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英华大词典》等杰作也是继承了商务印书馆的优良传统。商务印书馆这位饱经沧桑的百岁老人，见证了中国近代以来新思潮的发展与传统文化的代代守护，也承载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语言辞书的传播，在新的时代，她依然为文化教育事业奉献着力量，焕发出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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