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人类默认为男性，是人类社会结构的根本。这是一个古老的习惯，像人类演化理论一样深入人心。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已将这种对男性的默认直接视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在其生物学专著《动物之生殖》中，他写道：“事实上，后代中出现了雌性而非雄性，就是第一次偏离类型。”（不过，他也承认，这种失常算是“一种自然的必然”。）
一旦你意识到，“不加说明就是男性”这种思维定式根植于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语言本身，就不会惊讶于它是如何渗透进我们的思维。斯洛克姆批评人类学中的男性偏见，同时还指出这种偏见“不仅表现在对稀缺数据的阐释方式上，还表现在语言本身上”。她写道：“人”（man）这个词的“用法如此模棱两可，我们无法确定它究竟指代男性还是整个人类物种”。这种定义上的变形促使斯洛克姆怀疑：“在许多人类学家的心目中，本应指代人类物种的‘人’（man），实际上成了‘男性’（males）的同义词。”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表明她的说法很可能正确的证据。
在穆丽尔·鲁凯瑟的诗歌《神话》中，年老失明的俄狄浦斯问斯芬克斯：“为什么我没有认出我的母亲？”斯芬克斯回答说，是因为俄狄浦斯没有正确回答她的问题（什么东西早上用四条腿走路，下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你回答说，人（Man）。你根本没有提到女人（woman）。”但是，俄狄浦斯回答说，当你说人时，“你也包括了女人。人人都知道这一点”。
我们在智能手机上使用的表情符号是由一个名字很响亮的组织——“统一码联盟”挑选出来的。该联盟总部位于硅谷，旨在共同确保统一的国际软件标准。如果统一码联盟决定将某个特定的表情符号（比如“间谍”）添加到当前的数据库中，他们将决定应该使用哪些代码。每个手机制造商（或者推特和脸书等平台）都会基于自身对“间谍”的解读，设计不同的形象，但都使用相同的代码。因此当用户跨平台通信时，基本上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思。一张长着心形眼睛的脸，在别处看起来也是有心形眼睛的脸。
历史上，统一码联盟并没有明确规定大多数表情符号的性别。在大多数平台上，最初出现的一个跑步的男性形象，不叫“男性跑步者”，而是叫“跑步者”。同样，统一码联盟也将最初出现的警察符号描述为中性的“警察”，而不是“男警察”。是各个平台将这些中性词解释为男性。
抨击手机制造商和社交媒体平台性别歧视（我们将在后文中读到，他们确实如此，尽管经常是无意之举）很容易，但事实是，即使他们想办法设计出一个“中性”的跑步者形象，我们大多数人仍然会把它看作男性，因为除非明确标注为女性，我们会将大多数东西都理解为男性。因此，我们当然希望愤怒的语法学家承认，说“他和她”（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她和他”）而不仅仅说“他”，可能不是他们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但摆脱通用阳性词只成功了一半：男性偏见如此根深蒂固，甚至连真正的中性词都被解读为男性。
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电影和电视中。它无处不在。
不平衡表现在雕像上：当我清点英国公共纪念碑和雕塑协会数据库中的所有雕像时，我发现名为约翰的男性雕像比有名有姓的女性非王室历史人物雕像加起来还要多（如果算上王室成员，女性人物的数量倒是能堪堪压倒这些约翰们，但也只是因为维多利亚女王喜欢为自己立像，对她的这种热情，我只能勉强表示尊重）。
我们把14世纪到17世纪划归为“文艺复兴”时期，但正如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在1992年出版的《对女性的误测》中指出，它并不是女性的文艺复兴，因为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排除在智识和艺术生活之外。我们称18世纪为“启蒙运动”时期，但是，它虽然可能扩大了“男性的权利”，却“收紧了女性的权利，她们被剥夺了对财产和收入的控制，并被排除在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之外”。我们认为古希腊是民主的摇篮，但占人口半数的女性被明确禁止投票。
引入女性所激起的负面反应，在文化界随处可见。2013年，我发起了一场运动，希望在英国纸币的背面保留一位女性历史人物。一些男人显然愤怒到极点，甚至到了不惜以强奸、残害和死亡来威胁我的程度。当然，并不是所有不喜欢这场运动的男人都做得如此过火，但即便是在比较有分寸的回应中，我仍然能清楚地感受到不公。我记得有一个男人告诫我说：“但现在已经到处都是女人了！”考虑到我费了好大劲只是想争取将仅仅一个女性形象印到纸币上，他的说法显然不成立，但他的观点还是很能说明问题。这些男人觉得，哪怕有少许女性代表，也是不公平的。在他们看来，竞争环境已经很公平了，完全由男性组成的阵容只是在客观上反映了他们的优势。
在他们做出让步之前，英国央行同样基于精英主义的论点，为纸币人物全部由男性组成提出了辩护：他们表示，历史人物是根据“客观选择标准”挑选出来的。要加入“我们历史上关键人物”的“崇高名单”，一个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拥有广泛的知名度；有优秀的艺术作品；没有争议；并且做出了“举世公认的持久贡献，并带来持久利益”。读了这些主观的价值评定标准后，我终于明白这家银行的钞票上为何会出现五位白人男性：历史上的性别数据缺口意味着，女性满足这些“客观”标准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这些例子并不意味着英国央行故意将女性排除在外，而只是表明，看似客观的东西实际上充满了男性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将女性的成果归功于男性——这种由来已久、广泛存在的做法，就使得女性更难满足央行的要求。事实上，价值是一种见仁见智的观点，而观点是由文化决定的。如果这种文化和我们的文化一样偏袒男性，那么不言而喻，它只会对女性充满偏见。
英国央行的主观选择标准也表明，对男性的默认既是性别数据缺口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由于忽视了历史上的性别数据缺口，英国央行遴选历史人物的程序是围绕着通常由男性取得的成功来设计的；即使是看似温和的要求，比如这个人物不应该引起争议，也同样如此，正如历史学家劳雷尔·撒切尔·乌尔里希所说：“行为端正的女性很少创造历史。”其结果是，英国央行不仅未能纠正历史上的性别数据缺口，还使之延续下来。
这种完全主观的价值判断伪装成客观，而且随处可见。2015年，一位名叫杰西·麦凯比的英国高中生注意到，在她的音乐教学大纲所收录的63首作品中，没有一首是由女性创作的。她写信给爱德思国家学历与学术考试机构，对方却为大纲辩护，并写道：“考虑到女性作曲家在西方古典音乐传统（或其他类似传统）中表现并不突出，几乎没有女性作曲家可以被收录在内。”这里的措辞很重要。爱德思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女性作曲家——毕竟，仅《国际女性作曲家百科全书》中就有6000多个条目。他们在这里说的是“正典”，也就是普遍认为对西方文化影响最大的作品。
即使这种允许女性创作的“小曲”足以让她在正典中占有一席之地，女性也没有资源或地位来保护自己的传承。安娜·布瑞尔在她的《声音与甜美的曲调：被遗忘的古典音乐女性》一书中，比较了17世纪的多产作曲家芭芭拉·斯特罗奇（“她一生中创作的音乐比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作曲家都多”）和她同时代的男性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卡瓦利。卡瓦利曾是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音乐总监（当时这个职位还不向女性开放），有足够的财力和声望确保他所有的作品都保存在图书馆里，包括生前未发表的许多作品。他可以花钱请一个档案保管员来保管它们，有能力而且也确实花钱请了人在他逝世周年纪念日时演唱他创作的弥撒曲。在这种资源不平等的情况下，斯特罗齐从来没有平等的机会被人记住。正典将像她这样的女性排除在外，而继续坚持正典的首要地位，就是在延续过去以男性为中心的不公正。
武断地把世界划分为“私人的”和“公共的”，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种错误的区分。两者总是彼此渗透。凯瑟琳·爱德华兹是一位历史教师，曾积极参与反对戈夫教材改革的斗争。在我们的谈话中，她提到了近期对女性在美国内战中所发挥作用的研究。她说，女性远非无关紧要，“女性和她们对自身作用的认识完全削弱了整个南方邦联的努力”。
精英女性从小就被教育要相信自己柔弱无助的神话，根本无法克服工作在本质上不属于女人的看法。她们无法承担男人入伍后丢下来的工作，于是写信给丈夫，恳求他们当逃兵，回家保护自己。相比之下，比较贫穷的妇女则组织起来抵抗南方邦联的政策，以更积极主动的方式给他们制造了麻烦，“因为她们基本上都在挨饿，而且需要养家糊口”。将妇女排除在对美国内战结果的分析之外，不仅构成了性别数据上的缺口，也给对美国建设本身的理解造成了数据缺口。这似乎是一个值得了解的“事实”。
人类的历史，艺术、文学和音乐的历史，演化本身的历史——都被冠以客观事实之名，呈现在我们面前。但实际上，这些所谓事实一直在欺骗我们。它们是扭曲的，因为未能对另一半人类做出解释——至少不能以我们半真半假的言论来解释。不能解释，就会导致数据缺口。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发生了腐坏，助长了男性普遍性的神话。而这才是事实。
这种神话的持续存在继续影响着我们今天对自己的看法——若说过去几年让我们意识到了什么道理，那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身份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忽视、误读它，就有可能给自身带来危险：特朗普、英国脱欧和ISIS（仅举最近的三个例子）是颠覆世界秩序的全球现象——而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以身份驱动的项目。打着性别中立的普遍性的幌子，混淆男性视角，就会给我们带来误读和忽视身份的后果。
我曾短暂约会过一个男人，他为了在争论中赢过我，就说我被意识形态蒙蔽了双眼。他说我不能客观地看待世界，也不能理性地看待世界，因为我是女权主义者，用女权主义的视角看待一切。当我指出这对他（他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来说也成立时，他予以反驳。不，他的看法是客观的，是常识——波伏瓦所说的“绝对真理”。对他来说，他看世界的方式是普遍的，而女权主义——从女性的角度看世界——是小众的，是意识形态。
这些白人男性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白人男性。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正是他们的白人和男性特质，让他们认真地说出了一个逻辑上的谬论：身份只存在于那些碰巧不是白人或男性的人身上。当你身为一名白人男性，对白人和男性的身份已经习以为常，并且觉得理所当然，就很可能会忘记白人和男性也是一种身份，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言自明的白人和男性特质，让我想起了那次糟糕的约会（好吧，不止一次），因为它本质上与一种被误导的信念有关：相信白人男性视角是客观、理性并且如凯瑟琳·麦金农所说——“无特定角度”的。因为并没有被明确地描述为白人和男性视角（因为不需要），因为是常态，所以这种观点被假定为不具有主观性，被假定为客观甚至是普遍的。
“男性的就是普遍的”——这种假设是性别数据缺口直接导致的结果。白人和男性的身份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大多数其他身份从未被提及。但男性的普遍性也是造成性别数据缺口的一个原因：因为女性不被看到，也不被记住，因为男性数据构成了我们的大部分认知，男性的就被视为普遍的。数据缺口导致占全球人口一半的女性被定义为少数群体，拥有一种特定的身份和主观的观点。在这样的框架下，女人就被设计成可以遗忘的、可以忽略的、可有可无的存在——在文化上、历史上、数据上，都是如此。因此，女性就成了隐形人。
《看不见的女性》讲述的是，当我们忘记占人类一半的人口时会发生什么。它揭露了当生活或多或少正常进行时，性别数据缺口是如何伤害女性的。无论在城市规划中，在政治领域中，还是在工作场所中。它还讲述了当事情出错的时候，生活在一个以男性数据为基础的世界里，女性会遭遇什么：当她们生病的时候，当她们在洪水中失去家园的时候，当她们因为战争而不得不逃离家园的时候。
但这个故事中也有希望，因为当女性能够带着她们的声音和身体走出阴影时，事情就会开始改变。缺口就会缩小。因此，从根本上说，《看不见的女性》也是对改变的呼唤。长久以来，我们将女性定位为偏离标准的人类，也因此任由女性销声匿迹。是时候改变视角了。是时候让女性被看见了。vGaFJmILg1SJXOlqRTKit8jxyNbcy2egzXD9V4fy6ZybA04AliVFz8iSzpvJUe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