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当时多落后？大清驻法公使著《中国为世界文化之源》，乾隆诗集在法国受热捧，耶稣会长承认西方音乐和乐器源自中国
实际上，西方社会的发展顺序为：
17世纪前，原始宗教社会；17世纪，宗教社会；18世纪，启蒙运动；19世纪世俗、科学社会。
是的，在17世纪以前，欧洲是原始的宗教社会。
【关于哲学与科学】
根据吴国盛《“科学”辞源及其演变》（《科学》2015年06期）一文的考证，法文、英文、德文的哲学一词均为“Philosophy（ie）”。
但在19世纪以前，这个词的含义是“知识”，而不是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哲学”。
从19世纪开始，“Philosophy”逐渐分化为“Philosophy”与“positivist philosophy”，分别代表“哲学”和“实证哲学”。从此以后，Philosophy才特指“哲学”。
19世纪中叶，“positivist philosophy”再次分化，衍生出自然科学（Natural philosophy【Wissenschaft 科学】）和历史科学（Historical Philosophy【Wissenschaft 科学】）。
正因为如此，1878年出版的《反杜林论》中才会说：
“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64页）
即，哲学中除了剩下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其他的一切都划归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了。
20世纪初，新创造出来的一个词汇“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正式在文献中取代“历史科学”（Historical Philosophy）。
故此，恩格斯曾明确指出18世纪以前，欧洲根本没有所谓的科学：
“18世纪是人类从基督教把它投入的那种分裂涣散的状态中联合起来、聚集起来的世纪；这是人类在走上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道路之前所走的一步，可是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步，所以它仍然是片面的，还陷于矛盾之中。
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经过整理、筛选，彼此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
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
对自然的认识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只是在18世纪才有，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18页）
经过多年中国艺术史和比较文化的研究，密歇根大学中国艺术与文化教授、著名汉学家、艺术史家包华石(MartinPowers)，跳出了中西文明对立的怪圈，也破除了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误读，他认为：
“某些标榜为“先进”的观念，并非西方文化的特有或专属。细细追溯西方思潮火种的由来，就会发现，启蒙的种子里亦有中国的分量。”
“我要做的就是从客观的历史出发，让更多西方人了解中国。”
包华石曾经凭借两本著作《古代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达》和《纹样与人物:古典中国的装饰、社会与自我》在1993年和2008年两度获得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的久负盛名的奖项“列文森奖”。另有著作《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等。
17世纪，自从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中国不断搬砖后，欧洲便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东学西渐”。
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接收到的，都是从华夏运回去的浓缩了知识、科技、文化的大部头。
在语言并不精通的情况下，要把这些大部头全部深入理解并融会贯通，绝不是朝夕之功。
其实，即使到了19世纪，西方对翻译自华夏的各类文献仍旧无法完全吃透，他们对诸如极限、无理数、无限、负数、四则运算等等概念与含义并不能彻底领会。
一方面是语言隔阂的问题，一方面是文化土壤的问题，还有一方面是西方的语言体系建立、统一、成熟尚需时日。
中学西渐后，西传的知识，被欧洲人当作指导思想和武器，用于破除西方宗教迷信，驱动社会思维逐渐走向理性化、复杂化、条理化，但是，对于更深层次的知识，包括对系统性的学理层面的理解，西方穷尽数百年也只能做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这种情况有点类似阅读文言文，也许每一个汉字都认识，但却对表达的文意丝毫也不理解。
【表音文字变化太快，缺乏累积功能】
很多人跟着西方鼓吹，说语音文字多么多么优秀、多么多么动听，真是“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以讹传讹。
作为表音文字，西文这种二维文字从诞生之日起便存在一个致命问题，——其基本词汇和涵义发生变迁的速度非常快。
这么说，也许未必能真正理解。但若是把18世纪的英文，随便拿几篇给现在的美国人或英国人看，就会明白了。
仅仅过了两三百年，大部分人都看不懂以前的英文。
有人不服，表示反对，并声称17世纪的都能看得懂，还贴出了1611年詹姆斯一世钦点版的《耶经》。可惜，他拿错的所谓证据却恰恰漏了陷儿，——英国第一本英语词典《约翰逊词典》是1755年才出版的，单词4.5万个，与康熙词典中的词汇一一对应不说，数量还相等，在此之前，连词典都没有，书面语言也未形成，请问这詹姆斯一世钦点的《耶经》是拿什么编出来的？
这位网友可能根本无法理解，仅凭一个岛国是没有能力创建一整套宗教文明体系的。
他还晒出了1632年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军人誓言的英译（局部）。道理同上，没有书面语言，说什么都是扯淡。
这位网友还晒出了年代更为久远的资料，1471年。
据说，这是莎士比亚的手稿，看得懂吗？
即便是到了今天，现代英文还必须借助音标，才能准确理解传达的词意。
只有使用音标，表音文字才不用作出改变，才能保持其字母组合不变、保持其文字不变；
如果不用音标，表音文字就跟着发音变化而作出改变，其字母组合就得跟着改变。如此一来，后人就读不懂前人的文字了。
根据文行先生的研究，西方创造音标是发生在19世纪末期。
因此，从表音文字可释读的角度来看，以英文为例，大约在三百年左右；倘若以19世纪末音标革命来起算的话，则更短了。
西方为了给自己找个源头，所以故意编造出了古希腊、古埃及的历史。
1987年，批判古希腊伪史的《黑色雅典娜》出版后，在西方产生了广泛的反响，获得西方古典学界的肯定，1989年美国古典学界还专门在其年会上进行专题会议讨论《黑色雅典娜》，1990年还获得美国图书奖。
2009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伦敦大学古典学博士，主攻希腊史的黄洋就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深刻剖析了古典希腊伪史的本质。
文章名称为《古典希腊理想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Hellenism》，请见《中国社会科学》(京)2009年2期，英文标题为：Idealizing Classical Greece: Hellenism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黄洋教授明确指出：古典希腊是一个想象的希腊，一个理想的希腊，一个用于阐述现代性的虚构，一个替代希伯来宗教文化的传统，一个和启蒙精神相合的世俗的、理性的传统——现代性的奠基神话。
【西方文化艺术的东方源头】
哈盖尔和钱德明（Jean Joseph Amiot，1718—1793年）先后考证出：
西方音乐和最早乐器，据说是始于毕达哥拉斯的西方音乐和乐器，也包括《荷马史诗》中音乐和乐器，都是源自中国。
（详见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ume 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176.）
这个法国传教士钱德明（Jean - Joseph - Marie Amiot，约瑟夫·J·阿米欧）可不简单，他是在华耶稣会最后一任会长，乾隆的首席翻译，是将《孙子兵法》引入欧洲第一人。
钱德明，字若瑟，别名钱遵道，1718年出生于法国土伦（ Toulon )，1737年进入里昂的耶稣会，1750年来华。抵澳门时，乾隆已风闻钱神父的学识，谕令进京。次年8月22日进入北京，并供职朝廷。
钱德明在北京住了43年。期间除了传教以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文化上面。
他学会了满文、汉文，把中国的历史、语言、儒学、音乐、医药等各方面的知识介绍到法国去，引起法国乃至欧洲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最有价值的译介工作是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时代的大臣M·贝尔东的委托，翻译的6部中国古代兵书。
钱德明靠着自己在满汉语文上的深厚功底，根据一部《武经七书》的满文手抄本，并对照汉文兵书开始了翻译工作。
1772年，巴黎的迪多出版社出版了这套名为《中国军事艺术》的兵学丛书，其中第二部就是《孙子兵法》。
这部书的法译本一问世，就引起法国公众的重视，《法国精神》等文学刊物纷纷发表评论，有的评论者甚至说，他在《孙子兵法》里看到了西方名将和军事著作家色诺芬、波利比尤斯和萨克斯笔下所表现的“那一伟大艺术的全部真理”，建议将这一“杰作”作为“那些有志于统领我国军队的人和普通军官的教材”。
廖世功（1877-1955），号叙畴，上海嘉定人，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留学于法国政治科学院，获学士学位，回国后考授法政科举人，历任学部主事、北洋洋务局帮办、欧洲留学生监督、驻法国巴黎总领事、兼驻比利时公使、中国驻国际联盟首席代表，同时负责德意志在华侨民遣返工作。
廖世公著有一书，名为《中国为世界文化之源》。
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到，法国名将拿破仑曾读过《孙子兵法》。
廖世公曾担任过驻法公使，在法国政界、军界有许多朋友，他的说法恐怕不会是空穴来风。
从拿破仑个人的身世看，他于1779年进入位于香槟的布列纳军校攻读炮兵专业，1784年进入巴黎皇家军事学校深造，次年毕业。在18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恰好《孙子兵法》法文译本多次被刊物刊登，引起公众瞩目。
在拿破仑入巴黎军校深造的前两年，尼昂出版公司经法国国王许可，将《孙子兵法》作为一套有关中国的丛书的第七卷再次出版。
您看，连大清驻法大使廖世公都知道中国为世界文化之源，人家那个时代就在欧洲留学、在欧洲工作，亲自经历了这一过程，不比后来的人更清楚么？
实际上，在《牛津全球现代主义指南》里，有马萨诸塞-阿默斯特大学教授劳拉·多伊尔（Laura doyle）所写的词条，也承认西方现代文化和文学皆源自中国，只是公知们往往佯装看不见。
埃里克·海特（Eric Hayot）在《中国式现代主义》一文中指出：
“现代主义”这个词对于西方来说是舶来品，……英国-欧洲的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语言、历史、文化和文学上深深地欠债于东亚，这是物质和思想从东向西的流动。
唐纳德·拉赫的多卷本研究成果——《亚洲塑造欧洲》，以大量文献资料揭示，亚洲的商品、艺术和思想向西倾注，促使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西方”的形成，这个过程主要开始于17世纪后期……”
克拉克教授的书开宗明义，伏尔泰所言“西方的一切归功于东方”。该书还说，中国哲学对莱布尼茨著作的冲击是构建性的。莱布尼茨广泛地阅读和书写中国哲学，宣称它是基于理性的自然宗教的模范。
刘教授在《不同的伊甸园的种子》（Yu Liu:Seeds of a Different Eden,2008）中揭示：
“欧洲启蒙运动的关键思想和英国及欧洲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都是在东方文化的栽培下成熟的……”
刘教授认为，“中国风”席卷18世纪的欧洲，但它通常被（西方中心论）淹没于“东方主义”之内，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一事实，即西方的现代性在政治和艺术上是亚洲思想的副产品。
她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新的艺术和美学开始于移植中国的园艺及其思想，它逐渐发散开来，变成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体现于沙夫茨伯里伯爵、约瑟夫·艾迪生、亚历山大·蒲柏和哲学家康德的作品上。
中国的审美是有机形式，包含不规则、更自由的、合乎自然的多方互动；它对沙夫茨伯里政治思想，对蒲柏、汤普森和格兰杰等人的田园诗的形成，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后在意象派诗歌和现代派评论那儿回响。
有机美学形式的中国源泉这一点，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西方文艺谱系。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在把纪伯伦的“现代性”追溯至中国。
请见：Mark Wollaeger，Matt Eatough: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Modernism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677—679
纽约大学教授巴里·桑迪韦尔说：
“《奥德赛》的倒叙和第一人称叙事，这在西方文学上首次亮相，它开启了著名的文学反思（literary reflexivity）之“中国盒子效应”……。
我们听到奥德赛讲述自己的命运……，与特洛伊人的战斗；我们听到《伊里亚特》诗篇的情节……，都被包含在时尚的“中国盒子”里，它镶嵌了特洛伊的情况……。”
详情请见：Barry Sandywell:The Beginnings of European Theorizing--reflexivity in the Archaic Age,Volume 2,Psychology Press,1996,p.96—97.
西方人所谓的“中国盒子”（Chinese box），其实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分层次的套匣，每一个结构都镶嵌在更大的框架之中。这种创作手法对于西方来说闻所未闻，是来自中国风的一种新颖、精巧和复杂的包装方法的展示。
在中国文学中，司空见惯的中国盒子表现手法不仅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包装款式，而且早在17世纪就被发现用于文学上的比喻描述。
在欧洲文学中，中国盒子的结构也用来指称叙事框架，尤其是在小说和戏剧中的复杂、跌宕的故事，通过回旋、幽婉的方式表现人物、事件，从不同视觉角度表现出奇异的多层次景象，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比如柏拉图的《会饮篇》、玛丽·雪莱1818年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乔斯坦贾德(Jostein Gaarder)的《纸牌的秘密》、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其他明显使用“中国盒子”技巧的英国作家或作品还有很多，如德莱顿、蒲柏、麦克弗森、布莱克、济慈、司各特……，以及华兹华斯之《序曲》、现代版莎士比亚之《暴风雨》、《凤凰与斑鸠》和勃朗特《呼啸山庄》等等。
再者，神学家、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年）也重写了整个《会饮篇》。
（Jon Stewart,Jon Bartley Stewart:Kierkegaard and His Contemporaries，Walter de Gruyter，2003,p.317.）
再给大家举一个乾隆的例子。
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第一次东巡，至盛京（沈阳）谒陵祭祖，在他抵达盛京故宫大政殿时诗兴大发，书就《御制盛京赋》。
乾隆文笔的真实水平想必大伙儿都知道。十全老人一生作诗据说高达41863首，脍炙人口的几乎寥寥。
其大多为即兴口授，或者随笔所写，由大臣抄录，然而至今也没有几首能够广为流传，毕竟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没有太大的价值。
只有一首《飞雪》曾上过小学语文课本：
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都不见。
1770年,《御制盛京赋译著》在巴黎出版，震动了世界文坛，被誉为“世界的诗篇”。
已经70多岁的伏尔泰热情地赞扬乾隆皇帝：“伟大的国王，你的诗句与思想如此美好……”
大英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乾隆帝写了《盛京赋》，阿米奥（中文名钱德明）将其译成法语，引起了伏尔泰的注意(17卷958页)。
由此可见，西方的文学水平和鉴赏水平在乾隆时期是个什么样。
除此之外，欧洲那时盗版的医学，请君鉴赏，慢慢品味。
安德里斯·克莱尔《中医指南》（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1682 年，伦敦惠康信托图书馆
《图注王叔和脉诀》，木刻画，1554 年，伦敦惠康信托图书馆供图
图中这位大人物，右手拿的是什么？
汤因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亚，而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
汤因比坚信：未来的人类只有走向一个“世界国家”，才能避免民族国家的狭隘，才能避免民族国家因为狭隘国家利益追求而带来的人类社会的灭亡。而人类社会要过渡到一个“世界国家”，西方社会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的。
西方世界在经济和科技上影响了世界，在政治上却完全无法为世界建立一个整合和统一的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国家”。
西方不仅无法为世界提供永久和平的整合模式，而且西方本身内部都无法统一。
在和池田的对话里，汤因比给出了自己的完整答案：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
归结起来，一共有以下几点原因：1、中国在漫长的21个世纪里，尽管也多次经历过混乱和解体，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完整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文明帝国的稳定秩序中，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的世界主义模式可以为今天的人类提供宝贵的经验。
2、中国人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都保持着人类社会中可贵的天下主义的精神，恰恰中国文化是距离狭隘的民族主义最远的。
3、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得中国文明符合了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
4、在儒家和佛教思想中都存在合理主义思想，使得中国人在漫长的时代中有分寸地建立和坚守着自己的文明。
5、道家思想对宇宙和人类之间奥义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试图主宰宇宙的不以为然。恰恰是中国的道家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6、东方宗教和哲学思想中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以及反对针对自然和环境世界的统治和征伐欲望。
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可以将亿万人民根据文化情感纽带的联系而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因此，在汤因比眼里中国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这里的文明既含有古代文明帝国的意思，也含有文化情感纽带的深刻联结的意思。
其观点再次证明了中国从本质上是文化的概念，是一个文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
汤因比告诫说，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却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林立世界的超级难题，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补足。
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
因此，汤因比对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就是我们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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