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83岁，退休20多年了，不过，退而不休，一直坚持工作、学习。读诗、译诗、写诗、评诗，是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退休以后，时间充裕，克服困难，学会了电脑，开始上网，结识了国内外新的朋友，真正体会到“活到老、学到老”的乐趣。不断耕耘，带来不断的收获，日子过得平稳充实。
与诗相伴
我从小喜欢语文和绘画。上初中时参加过美术兴趣小组，报考过美术专科学校，却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挫折，落榜而归。幸亏考上了高中。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第一志愿报的是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不料，再次碰壁，第一志愿未能实现，被调剂到南开大学外文系学俄语。很长时间感到失落与懊悔，恨自己语文没有考好。
大学上到三年级，我们开始学习欧洲文学史，增设了文学翻译课、修辞课，拓宽了文化视野。让我倍感兴趣的是俄罗斯文学选读课，任课老师曹中德先生，连续介绍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费特、阿赫玛托娃、叶赛宁，带领学生朗诵诗歌，分析俄语诗的音韵结构和艺术特色。曹老师引导我进入了俄罗斯诗歌的艺术殿堂，领略美妙的音响和真挚情感。这让我大开眼界，对俄语诗歌从爱好发展到痴迷，尝试译诗，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大学毕业，我有幸留校任教。1980年4月，去武汉大学参加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研讨会，有缘见到我一向敬重的译界权威戈宝权先生、余振先生、飞白先生，还认识了高莽老师。高莽老师主编《苏联当代诗选》《苏联女诗人抒情诗选》《普希金抒情诗全集》，都给了我翻译诗歌的实践机遇。我翻译的第一本诗集《一切始于爱情》，序言也出自高莽老师的手笔。
翻译诗歌，我还得到了南开大学外文系系主任李霁野先生的关怀和鼓励。李老告诉我：文学翻译难，诗歌翻译更难。译诗需要精益求精，反复琢磨。你要记住两句话：一要对得起作者，二要对得起读者。李老的叮嘱，我一直牢记在心，时刻不敢忘记。
1979年和1981年，叶嘉莹先生在南开大学两次开设诗歌讲座，我有幸听讲，做了详细的笔记，两个笔记本，记了160页6万多字，成为我学习诗歌最珍贵的一段经历。叶先生讲解诗词，从来不带书本和讲义，所有诗词全都记在心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声音清晰悠扬，笑容平和优雅，每次听讲都是难得的艺术享受和精神洗礼。
同样在1981年，南开大学外文系有一次请叶嘉莹先生作报告。叶先生说：中文系的学生，国学根底比较好，但英语往往不过关；学外语的学生，外语不错，可国学根底比较薄弱。如果要研究外国文学，必须在这两个方面努力。几句话，为我指明了日后的努力方向。
2021年春节前，整理房间和书籍，我心里想，看能不能找出那两个笔记本，没有费多大工夫，竟然心想事成，40年前的两个笔记本保存完好。当天我给叶嘉莹先生打电话说了这件事，她听了很高兴，嘱咐我把笔记本稍后交给她的秘书阎晓铮。
回顾几十年走过的路，我终于把最初报考的中国古典文学专业跟我所学的俄语专业找到了衔接点，把两者结合了起来。外语是工具，文学是专业，诗歌是最爱，有诗相伴，心情真好。
合作译诗
1988年11月，受国家高等教育部委派，我到列宁格勒大学进修一年。
刚到莫斯科，下榻大学生宾馆，跟服务员聊天。她听说我翻译俄语诗歌，就跟我说，她认识诗人维根，问我是否译过他的诗，愿不愿意跟这位诗人见面？我听了，不便拒绝，就答应了会见这位诗人。
转天，维根带着他7岁的女儿来见我。他问我都翻译过哪些诗人的作品，我做了大致的介绍。然后我问他读过哪些中国诗人的作品，他想了想，回答说：“李白、杜甫。”我又问：“当代诗人呢？”对方愣住了，好半天才说出“艾青”的名字。我接着问，当代俄罗斯诗人哪个诗写得最好？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我是第一！”然后又说：“我女儿也写诗！”我看了看那个小姑娘，她腼腆地笑了。维根和布罗茨基是朋友，后来也去美国讲授俄罗斯诗歌。
这次会面深深触动了我。中国俄语界翻译了俄罗斯那么多诗人的作品，可俄罗斯当代诗人，对于中国现当代诗却所知甚少。对此，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系主任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有个形象的比喻：中国学习俄语的人多，翻译他们的文学作品像洪流；他们学习汉语的人少，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像一条小溪。所幸，溪流不曾中断。
我在列宁格勒大学进修期间，有意识地开始尝试反向译诗，就是选择中国当代诗歌译成俄语。我先后选译了牛汉、曾卓、邵燕祥、雷抒雁、顾城、车前子等诗人的作品，请认识的诗人过目，加工润色。当时跟我合作最多的一位是德裔俄籍年轻诗人施密特克，他在列宁格勒作家协会工作，我们有机会联系见面。
1989年春天，戈尔巴乔夫准备访问中国，我们翻译的诗连续在列宁格勒《接班人报》《列宁格勒工人报》发表，最重要的一组译稿刊登在杂志《星》上，题为《中国年轻诗人》。
从列宁格勒回国后，我忙于教学，又找不到合适的合作者，汉诗俄译中断了很长时间。2011年从网上认识了翻译千家诗的俄罗斯汉学家鲍里斯·梅谢里雅科夫，后来又认识了彼得堡诗人阿列克谢·菲利莫诺夫，我又开始翻译中国当代诗。先后联系了四十几位诗人或诗人子女，在大量阅读当代诗的基础上，把精品翻译成俄语初稿。
2015年，我跟俄罗斯汉学家谢尔盖·托罗普采夫取得联系，开始合作翻译中国古代诗词，2016年申报国家项目，得以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并得到出版基金资助（《汉俄对照中国诗歌读本》系列于2020年正式出版，共7册，收录了唐诗、宋词、元曲及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当代诗歌作品）。2017年，《诗国三高峰 辉煌七百年》在彼得堡问世，印数三千册。2018年，中国当代诗选《风的形状》也顺利问世，先后有几位学者撰写书评，给予肯定与好评。
跟俄罗斯学者、诗人合作译诗，优势互补，互利双赢，有利于中国作品走出国门，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语言之间的互译，架起了一座互相了解、沟通交流的桥梁。合作译诗，从中受益，这是一条值得继续探索的道路。
求同存异
诗，是由诗人创作的，一首诗诞生后，就获得了独立存在的生命。诗的生存与流传靠的是读者。李白的《静夜思》比李白的寿命更长久。《静夜思》从诞生之日流传到今天，存在不同的版本。明朝李攀龙的版本是：“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清朝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里，这首诗变成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行里两个字的变化，我是通过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俄译本才知道的。据说这首诗的日译本也跟明朝李攀龙的版本相同。
李白的《静夜思》，我知道的俄译本有16个，英译本、法译本、德译本、日译本的数量起码跟俄译本数量相当或更多。我想，如果从中国诗当中挑选一首译本最多的，那么《静夜思》肯定能夺得头名，把这首诗当成中国诗的名片，大概会获得多数人的认可与支持。
诗歌经过翻译，肯定会产生节奏音韵的变化，变化的多少，只有懂双语的读者能够判断。因此，我觉得中国学者跟外国学者合作译诗，能优势互补，从而保证译诗尽力接近原作。
谢公翻译李白的《赠汪伦》，把“踏歌声”译成了“音乐声”。为了修改这个词，我给他寄去了四个俄译本，我说，在四个译本当中，您的译本并非最好，我希望您译得最好。这次倒很痛快。他回信说：多年前的译本，我自己也不满意。译诗经过修改，确实面貌一新。我跟谢尔盖·托罗普采夫合作已经8年，译诗篇目共同编选，由他翻译，我是译作的第一读者、评论者、鉴赏者和咨询者。我们的意见常有分歧。不妨举几个例子：马致远的《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这里的“小桥”，谢公译作“拱桥”。我告诉他说，从这首诗的意境判断，那是个十分荒僻的地方，“小桥”可能是简陋的石板桥或木板桥，拱桥只能修建在皇家园林或大城市。但谢公不同意我的见解，我只好求同存异。
一首好诗，首先感动了国外的汉学家，把这首诗译成外语，赋予它新的生命，去寻找新的读者。这就像蚕变成蛹，蛹变成蝶，展翅飞翔，飞往远方，飞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宋代朱熹有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的传播与交流也像生生不息的活水，流进来，流出去，让世界诗坛多姿多彩，让读者的生活充满了感动和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