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如其名，欧仁·鲍狄埃（Eugène Pottier）作词、皮埃尔·狄盖特（Pierre Degeyter）谱曲的《国际歌》（L’Internationale）真正超越了一国的界限。它是法国革命传统的产物，经过俄国十月革命的传布，最终影响到中国革命的进程，堪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性符号。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国际歌》的研究大抵聚焦于中国语境，探讨《国际歌》的译介过程及其使用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综合运用法、俄、中文文献，对三十九份《国际歌》文本作对比分析，试图厘清《国际歌》的传播路径，围绕对“Internationale”的不同解释，考察《国际歌》象征意义的不断演化。
一、《国际歌》的法文底本与俄文译本
关于《国际歌》的历史，法、俄、中国的主要辞书基本达成了共识。例如，法文《拉鲁斯百科大词典》指出：《国际歌》是欧仁·鲍狄埃1871年创作的革命诗歌，皮埃尔·狄盖特1888年为之谱曲，首次在里尔的劳动者节日上演奏。俄文《大百科词典》（Больш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补充道：1902年柯茨（А. Я. Коц）将《国际歌》译为俄文，1918至1943年是苏联国歌，同时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起）、苏联共产党（1944年起）和其他共产党、工人党的党歌”。第六版《辞海》则写道，《国际歌》“原诗分六段，1920年即有汉译，1917−1944年苏联采用为国歌，歌词用原诗的第一、二、六段。1923年起从俄译转译的歌词传唱于中国。1962年又经订正。”不过，就笔者收集到的《国际歌》文本而言，它的传播过程实则更为复杂。
首先，欧仁·鲍狄埃创作的《国际歌》诗稿存在两个文本。今天通行的《国际歌》法文底本，首次出现在1887年出版的《革命歌曲》（Chants Révolutionnaires）之中。它是鲍狄埃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集，全书共收录95首诗歌，献给巴黎公社委员古斯塔夫·勒弗朗赛（Gustave Lefrançais）的《国际歌》是其中的第11首作品，明确标注了创作地点和日期是“巴黎，1871年6月”。长期以来，《国际歌》都只有这一个法文文本，直到1961年，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所藏的一份《国际歌》手稿被发现。这份手稿除歌词外没有任何信息，法国学者罗贝尔·布雷西（Robert Brécy）对其进行过详细考察，他指出：“手稿本”来自于鲍狄埃的外甥孙女婿，应是1887年“通行本”之前的早期版本，“诗人可能对它不满意，在决定将它公开出版前，做了很大修改”。
笔者曾对法文的“手稿本”与“通行本”进行过逐句比对。两个文本的格式保持一致，由六段（couplet）和叠句（refrain）构成。其中每段8行（vers），每行8个音节（pied）；叠句共4行，可以看作两组十二音节诗（alexandrin）。具体来看，鲍狄埃对“手稿本”六段48行诗句中的32句做出修改，其中删除24句，略作调整8句，即使在保持原貌的16句中，也有11句改动了位置，故“通行本”另新增24句诗文。但就内在精神而言，《国际歌》的实质没有发生变化，集中体现在第一段和未曾修改的叠句（笔者关于《国际歌》各文本的分析，将集中围绕这两部分展开），其法语原文和直译是：
《国际歌》“手稿本”第一段：
起来！无产者的灵魂！Debout! l ’ âme du prolétaire!劳动者，最后团结起来。Travailleurs, groupons-nous enfin.起来！世上的受苦人！Debout! les damnés de la terre!起来！饥饿的苦难者！Debout! les forçats de la faim!为克服苦难与阴影Pour vaincre la misère et l ’ ombre奴隶大众，起来！起来！Foule esclave, debout! debout!我们有权利，我们是多数；C ’ est nous le droit, c ’ est nous le nombre;曾经什么都不是的我们，将是全部！Nous qui n ’ étions rien, soyons tout!
起来！无产者的灵魂！
Debout! l ’ âme du prolétaire!
劳动者，最后团结起来。
Travailleurs, groupons-nous enfin.
起来！世上的受苦人！
Debout!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起来！饥饿的苦难者！
Debout! les forçats de la faim!
为克服苦难与阴影
Pour vaincre la misère et l ’ ombre
奴隶大众，起来！起来！
Foule esclave, debout! debout!
我们有权利，我们是多数；
C ’ est nous le droit, c ’ est nous le nombre;
曾经什么都不是的我们，将是全部！
Nous qui n ’ étions rien, soyons tout!
《国际歌》“通行本”第一段：
起来！世上的受苦人！Debout! les damnés de la terre!起来！饥饿的苦难者！Debout! les forçats de la faim!理性在火山口呼唤：La raison tonne en son cratère,这是最后的爆发。C ’ est l ’ éruption de la fin.要对过去彻底清算，Du passé faisons table rase,奴隶大众，起来！起来！Foule esclave, debout! debout!世界将要彻底改变：Le monde va changer de base:什么都不是的我们，将是全部！Nous ne sommes rien, soyons tout!
起来！世上的受苦人！
Debout!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起来！饥饿的苦难者！
Debout! les forçats de la faim!
理性在火山口呼唤：
La raison tonne en son cratère,
这是最后的爆发。C ’ est l ’ éruption de la fin.
要对过去彻底清算，Du passé faisons table rase,
奴隶大众，起来！起来！
Foule esclave, debout! debout!
世界将要彻底改变：
Le monde va changer de base:
什么都不是的我们，将是全部！
Nous ne sommes rien, soyons tout!
《国际歌》叠句：
这是最后的斗争，C ’ est la lutte finale,让我们团结起来Groupons-nous et demain英特纳雄耐尔 L ’ Internationale将是人类的明天。Sera le genre humain.
这是最后的斗争，
C ’ est la lutte finale,
让我们团结起来
Groupons-nous et demain
英特纳雄耐尔
L ’ Internationale
将是人类的明天。
Sera le genre humain.
题目和叠句中的“Internationale/英特纳雄耐尔”指1864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 ’ s Association）。其时，“Internationale”是国际工人协会的简称。结合鲍狄埃的生平，他自19世纪40年代起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871年前后参与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而《国际歌》“通行本”第三段结尾新增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一句，更直接引自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临时章程。可以说，《国际歌》是欧仁·鲍狄埃在经历1870年普法战争和1871年巴黎公社一系列革命事件后，号召劳动者参与斗争，献给国际工人协会的赞美诗。国际工人协会这种组织形式，承载了鲍狄埃对未来的期望。
其次，就笔者目力所及，俄文语境中至少存在六份不同的《国际歌》译本。19世纪90年代，就有叶卡捷琳娜·布拉滕涅娃（Екатерина Братеннева）翻译的五段《国际歌》，其中没有1887年《革命歌曲》中的第五段。190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柯茨将《国际歌》的第一、二、六段与叠句译为俄文，发表于伦敦和日内瓦的移民刊物《生活》（Жизнь）杂志第5期。这个文本是俄国革命和苏联时期传唱的版本，柯茨的译文没有照搬法文原诗，而是融入个人理解，结合俄文语法做出调整。
起来，被诅咒谴责的人们，Вставай, проклятьем заклейменный,与世上所有饥饿者和奴隶！Весь мир голодных и рабов!我们的理智愤怒而沸腾 Кипит наш разум возмущенный已经准备好进行决死战斗。И в смертный бой вести готов.我们摧毁暴力的世界Весь мир насилья мы разроем彻底地，然后До основанья, а затем我们，将建立我们的新世界 Мы наш, мы новый мир построим...谁一无所有，谁将成为一切。Кто был ничем, тот станет всем.这将是我们最后的 Это будет наш последний决定性的战斗：И решительный бой:英特纳雄耐尔С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ом将属于全人类 Воспрянет род людской!
起来，被诅咒谴责的人们，
Вставай, проклятьем заклейменный,
与世上所有饥饿者和奴隶！
Весь мир голодных и рабов!
我们的理智愤怒而沸腾
Кипит наш разум возмущенный
已经准备好进行决死战斗。
И в смертный бой вести готов.
我们摧毁暴力的世界
Весь мир насилья мы разроем
彻底地，然后
До основанья, а затем
我们，将建立我们的新世界
Мы наш, мы новый мир построим...
谁一无所有，谁将成为一切。
Кто был ничем, тот станет всем.
这将是我们最后的
Это будет наш последний
决定性的战斗：
И решительный бой:
英特纳雄耐尔
С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ом
将属于全人类
Воспрянет род людской!
例如，柯茨删除法文首段第六句“奴隶们，起来！起来！”，改为“彻底地，然后”两个词组，意思分别与上下文的第五、七句相连。再如，他删除法文叠句第二行“团结起来到明天”，而将“这是最后的斗争”拆分成“最后的”和“决定性的”两个定语。此外，柯茨替换了诗稿中的一些意象，如法文第六段中的“游手好闲者”（oisif）、“乌鸦”（corbeaux）和“秃鹫”（vautours）分别被改为“寄生虫”（паразиты）、“狗”（псов）和“刽子手”（палачей），使之更符合俄文语境。之后，阿里卡（М. Арика）、柯茨、瓦伦丁·德米特里耶夫（Валетин Дмитриев）和亚历山大·加托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тов）分别在1923、1931、1967和1971年发表了《国际歌》六段全诗的俄文翻译，但这些文本都没有被运用于具体的政治实践。
最后，笔者目前共收集到三十一份《国际歌》中文文本。这些文本的来源、译者和内容各不相同，以下三节将详细梳理《国际歌》中译本的谱系及其政治象征意义的变迁。
二、近代中国对《国际歌》诗稿的早期译介
1920年底，大约同一时期出现了两个《国际歌》诗稿的译本，包括《国际歌》六段和叠句的全部内容。
起来，现在世上受了饥寒困苦的奴仆。管治将来世界的理性渐渐强起来了。做奴仆的人呀！起来！快起来！不要固执古人的谬说！世界的基础快改变了；无产者将成为万有者！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全体！
起来，现在世上受了饥寒困苦的奴仆。
管治将来世界的理性渐渐强起来了。
做奴仆的人呀！起来！快起来！不要固执古人的谬说！
世界的基础快改变了；无产者将成为万有者！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全体！
出版时间稍晚的文本是署名“张逃狱”的《劳动国际歌》，分两次刊登在留法勤工俭学同仁刊物《华工旬刊》11月25日、12月5日第五、六号。其中的第一段和叠句是：
起！起！起！满地狱的囚犯起！起！起！受饥饿的工人公理当头一棒 末劫齐喷火星把过去一扫平 众奴隶快起身世界基础要更新 我们合起做一人是最后一战争. 团结我们.明朝的国际. 才是人群.是最后一战争. 团结我们.明朝的国际. 才是人群.
起！起！起！满地狱的囚犯
起！起！起！受饥饿的工人
公理当头一棒 末劫齐喷火星
把过去一扫平 众奴隶快起身
世界基础要更新 我们合起做一人
是最后一战争. 团结我们.
明朝的国际. 才是人群.
是最后一战争. 团结我们.
明朝的国际. 才是人群.
列悲、张逃狱依据的《国际歌》底本是1887年鲍狄埃《革命歌曲》中的文本，他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尽量保持了诗稿的大意，没有缺失关键译词。然而，二位译者似乎未曾考虑到将之用于演唱，因此没有严守原诗的格律、做到句句对应。
起来罢！被咒骂跟着的。全世界的恶人与奴隶；我们被扰乱的理性将要沸腾了！预备着去打死仗吧！我们破坏了全世界的强权，连根的把彼来破坏了。我们将看见新的世界了！只要他是什么都没有的人，他就是完全的人。这是最末次的最坚决的战争！人类都将同着第三国际党，一块儿奋起！
起来罢！被咒骂跟着的。
全世界的恶人与奴隶；
我们被扰乱的理性将要沸腾了！
预备着去打死仗吧！
我们破坏了全世界的强权，
连根的把彼来破坏了。
我们将看见新的世界了！
只要他是什么都没有的人，他就是完全的人。
这是最末次的
最坚决的战争！
人类都将同着第三国际党，
一块儿奋起！
这一译本以柯茨1902年俄译本为底本，只翻译了《国际歌》的第一、二、六段和叠句，基本保持了柯茨译文的原意。同年9月，耿、郑二人的译文被《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转载，并附有译者对翻译缘起的详细介绍：1920年七八月间，译者得到了海参崴“全俄劳工党”出版的《赤色的诗歌》作品集，译稿原定刊载于《人道月刊》，后因经济问题转投他刊。二人翻译这首歌曲的直接目的，旨在希望对俄国革命文学研究有所助益。
这三个译本来自法、俄两国的不同路径，对《国际歌》歌名与叠句中“Internationale”的译法尚未统一。列悲译本的歌名作“劳动歌”，而叠句中则以“世界”指代，虽符合《国际歌》演唱者身份和歌词的普遍性意涵，但与其本意仍有一定差异。张逃狱译本的歌名作“劳动国际歌”，叠句以“国际”指称，且《华工旬刊》第六号文末注有“国际歌六章，通行劳动界已久，措辞壮而用意深”等语，体现了译者在将“Internationale”与“国际”对译的基础上，对《国际歌》的初步了解。至于耿济之、郑振铎的译本，译者曾表示，“这首诗是第三国际党在莫斯科开第一次会的时候所唱的”，故题目和叠句中的“Internationale”均译作“第三国际党”，虽缩小了《国际歌》的使用范围，但反映出译者取自俄国的知识来源。
事实上，无论列悲和张逃狱根据鲍狄埃法文原诗的六段全译，还是耿、郑二人以俄译本为基础的三段选译，这一时期的《国际歌》主要以文本的形式传布，既不能被演唱，也不具有本土语境下的象征意义。《国际歌》真正完成由“诗”到“歌”的历程，仍有待革命者的继续推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实践。
三、国民革命语境中的《国际歌》
瞿秋白写在歌词前的介绍性文字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他简要回顾了《国际歌》的历史与意义：《国际歌》“自一八七〇年后已成一切社会党的党歌，如今劳农俄国采之为‘国歌’−将来且成世界共产社会之开幕乐呢”，欧美的社会党人与共产国际都以《国际歌》“争着为社会革命歌颂”。歌曲原为法文，作者是“革命诗人柏第埃”，至巴黎公社时，“遂成通行的革命歌”。另一方面，他强调了自己的翻译原则。西方语境中的“international”与中文的“国际”对应，但出于歌唱时各国统一发音的考虑，他将歌词中本应译作“国际”之处，均以音译“英德纳雄纳尔”替换，如此“异语同声”，体现了“世界大同的兆象”。瞿秋白表示翻译时没有拘泥于格律，希望内行者矫正自己的错误，“令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要之，瞿秋白准确把握了《国际歌》的象征意义，将“Internationale”音译为“英德纳雄纳尔”，体现了《国际歌》的政治意涵。
瞿秋白1917年考入俄文专修馆，逐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20至1922年旅俄期间，曾两次见到列宁，并于1922年春天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以柯茨的俄译本为底本，而在俄国的生活体验使其在翻译时注重歌词与旋律的搭配。
起来，受人污辱咒骂的！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满腔热血沸腾，拼死一战决矣。旧世界破坏得澈底，（刊内译为：旧社会破坏得澈底）新社会创造得光华。莫道我们一钱不值，从今要普有天下。这就是我们阶级（刊内译为：这是我们的）最后的决死争，（刊内译为：最后决死争）同英德纳雄纳尔（international）人类方得重兴！（刊内译为：人类方重兴）
起来，受人污辱咒骂的！
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
满腔热血沸腾，
拼死一战决矣。
旧世界破坏得澈底，（刊内译为：旧社会破坏得澈底）
新社会创造得光华。
莫道我们一钱不值，
从今要普有天下。
这就是我们阶级（刊内译为：这是我们的）
最后的决死争，（刊内译为：最后决死争）
同英德纳雄纳尔（international）
人类方得重兴！（刊内译为：人类方重兴）
瞿秋白基本遵循了柯茨的文本，但也做出适当调整。例如，删除俄译本第一段第六句，将第七句提前，与第五句形成“旧世界”与“新社会”的对照；因此空缺的第七句，则由第八句拆分而成。可以肯定的是，中共三大演唱的版本即是瞿秋白的译文。这一译本风格偏于文言，对仗工整，黄埔军校主办的《革命军》杂志在1925年5月转载了这一译本，但它却与今天演唱的中文本《国际歌》存在一定差异。此外，《进德季刊》曾刊登过署名“后觉”依据世界语翻译的《国际歌》文本，王光祈曾发表过按照德文翻译的《国际歌》第一段和叠句的歌词。不过，在1924年后国民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实际流行的是另一组《国际歌》的译文。
七份文本的主要内容大体一致，其中来自武汉的两个文本完全相同。与瞿秋白1923年的译本相比，这些文本的歌词相对质朴，更易传唱，同今天演唱的《国际歌》也有很大相似性。不过，这七个文本均没有明确标注译者信息。根据第一段五、六句译法上的明显差异，可以将之分为三组，分别以1925年《工人读本》、1926年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和1926年《革命歌声》三个文本为例。
其一，1925年《工人读本》和1925年《中国青年》译作“旧世界破坏一个彻底，新社会创造得光明”，与瞿秋白对俄译本的修改极为相似。其二，1925年《工人之路》、1926年国民革命军第三军、1926年苏俄革命纪念大会和1927年武汉讲习所的传单均译作“旧世界打他（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如前所述，“奴隶们起来起来”一句，只在法文本中出现，因此可以判断译者参照了法文原诗。其三，1926年《革命歌声》融合了两种译法，第五句译作“旧世界破坏得彻底”，第六句译作“奴隶们，起来，起来”。需要指出的是，这七个文本的叠句都遵循法文诗稿，即恢复了俄译本删除的“团结起来到明天”一句；而第一段七、八句则译作“莫要说（莫道）我们一钱不值，我们要做（作）天下的主人！”，以及叠句中对“Internationale”的音译，都与瞿秋白的译法保持一致。暂且不去深究这些文本的译者是为何人，但可以肯定地说，在其翻译的过程中，综合参考了法、俄文本和瞿秋白的中译文。
在国民革命的实践中，《国际歌》兼具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双重意义，并统合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下。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国际歌》成为重要的动员武器。6月，《中国青年》第81期刊登了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名发表的告全国青年书，呼吁“全世界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民族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文中更援引《国际歌》“趁热打铁才能成功”一句，号召继承牺牲者的遗志。在此背景下，《中国青年》第九十三九十四期合刊加入了印有《国际歌》歌词和曲谱的插页，发挥其宣传动员作用。《国际歌》的双重意义还出现在昭示国共合作的仪式性场合。例如，1926年初，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列宁逝世二周年的大会将列宁奉为“世界革命领袖和民族革命导师”，国民党元老徐谦、苏联大使加拉罕、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人先后发言，民族革命的现实与世界革命的理想在《国际歌》声中实现融合。
然而，国民党使用《国际歌》只是“联俄联共”背景下的一种暂时性策略，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则通过宣传《国际歌》，努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承担起民族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双重使命。
四、共产主义革命中的《国际歌》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对《国际歌》的态度随即发生变化。“训政”体制下的南京国民政府以《三民主义歌》为国歌，拒斥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象征，《中央日报》上甚至有过“小学生高唱第三国际歌，游行街市，见者骇走”的表述。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重视《国际歌》的宣传作用。笔者收集有1929年《红旗》第十九期“五一特刊”、1931年《革命歌集》和1931年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印发的《唱歌》三个文本。
可以看到，这三个文本与上节中1925−1927年诸文本具有极大的连续性，第一段第六句和叠句都遵循法文原诗，俄译本的译法隐而不见，而第一段结尾两句仍参考了瞿秋白对俄译本的改编。
书毕乃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行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以打破沉寂之空气，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彼犹回首环视，似有所感也。既至刑场，彼自请仰卧受刑，枪声一发，瞿遂长辞人世矣！
书毕乃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行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以打破沉寂之空气，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彼犹回首环视，似有所感也。既至刑场，彼自请仰卧受刑，枪声一发，瞿遂长辞人世矣！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瞿秋白用俄文演唱起由自己带回中国的《国际歌》，从容赴难。
一九二三年夏，在莫斯科附近华西庆乐村苏维埃农场歇伏时，我和陈乔年同志在农事及学习之余，根据法文和俄文开始重新翻译一遍。国内这十多年来所唱的国际歌，就是我们那时候所译的。
一九二三年夏，在莫斯科附近华西庆乐村苏维埃农场歇伏时，我和陈乔年同志在农事及学习之余，根据法文和俄文开始重新翻译一遍。国内这十多年来所唱的国际歌，就是我们那时候所译的。
最后，他表达了对陈乔年牺牲的痛惜，决定重新修订《国际歌》，改正此前版本中的不妥之处，并表示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吕骥、冼星海、塞克等音乐家的帮助。以1925年《中国青年》与1939年《八路军军政杂志》两版《国际歌》文本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之间的继承性。
因此，上文提到的1925至1931年《国际歌》诸文本与萧三1939年修订《国际歌》歌词属于统一脉络，只是其中个别字句做出调整。结合萧三、陈乔年均有留法勤工俭学和旅俄经历，可以判断萧三关于自己翻译《国际歌》过程的说明大致无误。国民革命以来流行的《国际歌》诸文本，很可能就出自萧三和陈乔年的手笔。不过，上节的分析也表明，这些文本在兼采法文原诗和柯茨俄译本的同时，在某些词句的翻译上受到瞿秋白译本的影响，这一点不应忽视。
抗日战争时期，《国际歌》是鼓舞士气、团结同志的动员歌曲。例如，在1940年八路军一二〇师“五卅”大会合唱比赛中，《国际歌》和国歌是每个连队的必唱曲目，其他选唱曲目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八路军军歌》和《五卅纪念歌》等，并按照“整齐四十分，正确三十分，精神二十分，指挥十分”的标准进行评比。由于《国际歌》歌词言简意赅与深入人心，《国际歌》也被党的领导人用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到：“国际歌上说：不是皇帝，不是神仙，也不是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这就是说，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所能恩赐、所能给予的，也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以此来号召群众的自我解放。毛泽东在论述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时也表示：“就是《国际歌》上所讲的，少奇同志在这里念过几次，‘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自己救自己，他就要选举党，选举工具。”经过革命与战争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歌》的理解和运用也日益成熟。
余 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2个法语文本、6个俄语文本和31个中文文本的考察，大致可以梳理出《国际歌》诞生及其传入中国的路径。除叠句外，鲍狄埃创作的《国际歌》法文原诗共六段，经过修改后，1887年收入个人作品集《革命歌曲》公开出版。狄盖特1888年谱曲后，《国际歌》开始在法国乃至欧洲的工人运动中逐渐传播。俄国虽有不同的译本，但以1902年柯茨翻译的《国际歌》第一、二、六段影响最大。1920年底，《国际歌》首先由法国进入中文语境，列悲和张逃狱翻译了六段全诗；1921年，耿济之、郑振铎由俄文翻译的三段诗稿见诸报端。1923年6月，瞿秋白根据柯茨的俄译本，第一次将《国际歌》歌词和曲谱发表，《国际歌》由此可以演唱。革命时期传唱的《国际歌》歌词，应是萧三、陈乔年在综合法、俄文本与瞿秋白的译本基础上翻译而成的，并在1939年进行了修订。直至1962年，《人民日报》公布了《国际歌》定本。今天中国人民演唱的《国际歌》，既参考了法文原诗和俄文译稿，又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国际歌》的传布过程中，“Internationale/英特纳雄耐尔”的象征意义不断升华。鲍狄埃的法文诗稿是献给国际工人协会的颂歌。随着《国际歌》的传唱，列宁为之赋予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战歌的标志性意义。瞿秋白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地使用了“Internationale”音译，以示各国演唱者“异语同声”，追求“世界大同”的愿望。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际歌》承载了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双重政治意涵。1962年《人民日报》更将“英特纳雄耐尔”与“国际共产主义理想”相连。简言之，《国际歌》的历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历程的缩影，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初生走向成熟的百年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