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时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杨寿堪教授的九十华诞。几天前毕业留校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师兄严春友教授建了一个“杨老师生日群”，告知我们师兄弟姐妹们这一消息，并说按照杨老师及家属意见，不需要我们亲赴北京，北京由师兄、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甘绍平研究员届时陪同杨老师晚餐贺寿，我们居于世界各地的师兄弟们，包括美国的杨廷久博士、德国的全宏清博士，英国的赵品杰博士，线上视频参加就可以了。按照我的想法，我们师兄弟姐妹们此时应该齐聚北京，一边固然是为老师贺寿，一边也是研讨学问的好机会。但春友师兄说家属不允许，我们线上为杨老师贺寿是一样的。昨天我猛然想起在杨老师八十华诞时曾写过一篇小文，忙找出来放在群里，同时说时间真快，转眼又是十年。大家都很感慨。忽见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工作的师妹路淑英博士对我说，再为杨老师九十华诞写一篇吧。淑英师妹的话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因为近十年来与杨老师交往很少，虽然时常想念，似乎也写不出什么象样的东西来，只能在心间深深祝福杨老师了。
然而今天早上一觉醒来，忽又想起今天是北京杨老师九十华诞日，隐隐就感觉到有一种写作的冲动在心底滋生出来。应该是杨老师八十华诞之后吧，记得有一次上北京开会，照例到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去看望杨老师。我清楚记得那是一个傍晚，我们师徒俩在北京师范大学北门的一个小酒馆里吃饭闲聊，我们随意聊着，聊着，我突然感到心内大恸，那个傍晚杨老师讲了三件事，成为我永生难忘、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一记忆甚至支配了我近十年来的观察、思考与写作，所以今天正好藉杨老师九十华诞的机会写出来，向杨老师表达自己的感谢与祝福。
杨老师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从广东潮汕地区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师范大学，至今已逾七十年了。北京师范大学作为中国非常重要的一所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成为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我想，杨老师在这里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七十年，够格称得上拥有一部当代中国“心史”了。当然杨老师并没有写出这部“心史”，但我从杨老师那里间或能窥探到一部分，我这里讲的那个傍晚杨老师向我讲述的三件事就可以视作杨老师“心史”的一部分吧。
那个傍晚，那个小酒馆，北京师范大学小北门，我的印象现在愈发清晰起来。我要了两瓶啤酒，杨老师不喝酒，我只顾自己喝，我一边喝，一边问杨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这么多年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事情。杨老师悠悠地说，唉，都过去了。不过有些事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我忙问杨老师有哪些事情忘不了。杨老师说，那一年从中央宣传部调来一位老师，俄语真是了得，一部大大的中俄辞典能背下来，全国应该找不出另一个人来。这么优秀的一个老师，还是单身，很快被打成了“右派”，本是一个热血青年，却受到无情的批判，情何以堪。杨老师告诉我，有一天下午去系里办事，快要走到主楼时，远远看见一群人围着什么，上前一看，竟是那位通晓俄文的青年教师从主楼上面跳下自杀了。好大一滩血啊！杨老师在几十年之后还在感叹不已。真正是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到一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夺命的大山啊。
过了好一会儿，杨老师又讲到当年电子系有一对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年青夫妇，他们已育有一双儿女。本来应当有大好的前程，却在那个荒诞的岁月里被诬成是里通外国者。可以想象这对年青夫妇那时的绝望，一片赤诚的报国心却遭遇到冷酷的冰霜。这对年青夫妇实在忍受不了内心的煎熬，他们将一对儿女托付给同事后，双双在家里触电身亡。杨老师告诉我，那对夫妇触电身亡是在一个傍晚，杨老师正好经过他们的楼下，所以印象深刻，至今难忘。杨老师说，我们国家从晚清以来一直内外交困，好不容易稳定下来，却又很快进入漫长的折腾期，这本是发展科学技术的良机啊，可是我们许多科学家却受政治的裹挟无法安心于专业，真是民族之痛啊。
那个傍晚，杨老师讲的第三件事情更有画面感。那时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还很荒，到处是杂草，所以经常看到人们在锄杂草。有一天下午，杨老师路过一地，看见时任主事副校长和一群人在锄杂草。主事副校长这时已年近花甲，但仍带领一群老师们一起锄杂草。这时杨老师忽然看见几个大约十四、五岁左右的小男生，他们可能是“革命闯将”什么的，抱着一种“知识反动”“革命无罪”的热情，冲到主事副校长面前，将他们从地里面挖出来的几条小蚯蚓硬生生地塞到主事副校长嘴里！粘粘的蚯蚓多么恶心，何况生生进到嘴里，此时杨老师远远看到老人家连连呕吐不已，自己的内心更是惊讶不已！一个著名的学府，一位主事副校长，一个长者，毫无尊严可言，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世界？！
也许杨老师不知道，那个傍晚，那个小酒馆，北京师范大学小北门，我们师徒间的一次闲聊极大地丰富了我对生命的理解，也形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生命的难题”。近十年来，这个生命难题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强迫着我，要我作出回答。
也许我们的话题过于沉重，用完餐之后，我们师徒俩又回到校园随意走走。校园里多么柔和的灯光，三五成群的人来来往往。这对我是极熟悉的场面，但我这时才知道唯有杨老师才懂得这种祥和背后曾经的血雨腥风。我们走着走着，杨老师突然嘻嘻地对我说，魏敦友，告诉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你看好笑不好笑？我忙问什么事。杨老师问我，你知道教马哲史的马老师吗？我说当然知道啊，马老师长得人高马大，声如洪钟，当年给我马哲史课的分很高哩，但我与马老师没有个人交往。杨老师说，就是他，当年马老师临退休前想评正教授，我是系主任，有一定的决定权，不过马老师与另一位参评的老师比较起来，学术上还是差一点，而且系里考虑到马哲史人相对较多，美学基本上没人，而那位老师正好是美学专业，所以酌情给了那位老师正教授，马老师因此落选了。马老师没有评上正教授，性情大变，耿耿于怀，退休后再也不沾学术的边，据说天天在家里炒股，赚大钱。一转眼不见竟有二十年。前天晚上杨老师在校园里散步，朦胧中只见一个人快步过来，定睛一看，竟是同居一校园却二十年未曾见的那位马老师。马老师冲杨老师过来，没有多余废话，只一句：“杨寿堪，你还没有死呀？”马老师话音刚落，两位老人不觉爽朗地大声笑了起来。杨老师讲到这里，又一次大笑起来。我也跟着杨老师大笑起来。但这时我感到内心有一种钻心的痛，以及钻心的痛之后的一种庆幸，为杨老师。
今天我意识到，杨老师以自己漫长的九十年的生命实践完美诠释了我所触及到的“生命难题”。杨老师成功地渡过了生命的虚无期，他赢得了生命的意义，或者毋宁说，生命的虚无不过是生命的意义的另一面相，生命本身并无意义，如何活出生命的意义才是问题的正确提法，但这里需要心力的超越，需要思想的领悟，更需要行动的证明。杨老师一一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