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我男人，最近开始说外国话了。
这事儿，怎么想，怎么不对劲。
陈默是谁？一个在城东老街上开了十五年五金店的闷葫芦。他这辈子，说过最长的一句话，可能就是“这螺丝三毛一个，五毛两个”。他的手机，在他手里主要功能就俩：接电话，和当计算器。
这样一个连智能手机都玩不转的四十多岁中年男人，他开始在半夜三更偷偷摸摸地说外国话。
我第一次发现，是上个礼拜。
我半夜起夜，迷迷糊糊中听见身边传来一阵很轻、很模糊的，像蚊子哼哼一样的声音。
不是呼噜。陈默的呼噜像拉风箱，我熟得很。
那是……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叽里咕噜的，音调很奇怪。
我以为是自己做梦，没在意。
我终于确定，我不是在做梦。
是陈默。
他侧着身子背对着我，用被子蒙着头。只有手机屏幕的光从被子缝里幽幽地透出来，照亮他半边脸。
他对着手机，用那种我听过无数遍的、气泡音一样的小声，笨拙地重复着一些奇怪的单词。
我屏住呼吸竖起耳朵，勉强听清了几个发音。
“兹……兹得拉死特维切？”
“斯……巴西巴？”
那是什么话？
我悄悄拿起我的手机，打开浏览器，用拼音输入我听到的那几个音。
浏览器告诉我，那是俄语。
一句是“你好”。
一句是“谢谢”。
我拿着手机躺在黑暗里，整个人都懵了。
俄语？
陈默，一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男人，他在学俄语？
他学这个干什么？
我们这家小小的“陈记五金”，顾客全是街坊邻里，没有一个外国人。他也不出国，活了四十多年，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省城。
唯一的解释，就是手机那头有一个人。
一个说俄语的女人。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一滴墨水滴进了清水里，瞬间就把我的整个世界都染黑了。
我不敢相信。
陈默不是那种人。他老实、本分，甚至有点窝囊。我们结婚十六年，他连跟别的女人多说一句话脸都会红。
可事实就摆在我眼前。
一个男人有了秘密，一个男人开始做一些完全不符合他身份的事情。
除了女人，还能有什么？
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假装不经意地问他：“陈默，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晚上老听见你翻来覆去的。”
他正往嘴里扒拉着稀饭，闻言，扒拉的动作停顿了一下。
“没……没有啊。”他眼神躲闪，不敢看我，“可能是最近店里生意不好，压力大。”
又是这套说辞。
生意不好、压力大，所以你半夜起来学外语？
我的心凉了半截。
从那天起，我像个侦探，开始暗中观察他。
他还是那个陈默。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开店门，晚上十点准时关门。一天到晚守着那一屋子的螺丝、钉子、水龙头。
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他的口袋里还多了一个小本子。
有一次，我趁他去仓库找东西，偷偷翻开了那个本子。
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满了各种奇怪的符号和中文谐音。
比如，那个“你好”，他写的是“滋味思特”；那个“谢谢”，他写的是“四八席吧”。
后面还有很多：
“打不留耶，乌特拉”——早上好。
“我爱你”——“压……留不留……姐比亚”。
看到最后那三个字，我的眼睛像被针狠狠扎了一下。
压留不留姐比亚。
他在对谁说？
我把本子放回原处，手在发抖。
那个女人到底是谁？他们是怎么认识的？网恋吗？一个四十多岁的五金店老板，跟一个俄罗斯女人网恋？
这事儿听上去，比我们家墙上挂着的铁扳手还会讲笑话。
可除了这个，我找不到别的解释。
我甚至开始怀疑，他是不是被人骗了。电视上天天放各种网络诈骗，骗子用漂亮女人的照片骗那些空虚寂寞的中年男人。
可我们家也没什么钱给他骗啊。
我们俩之间话越来越少。
小小的五金店里，只有顾客问价的声音和陈默锯铁管的刺耳声响。
我们像两个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
我决定，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我得弄个水落石出。
我找了个机会跟他说，我表姐生孩子，我要去市里住几天照顾她。
陈默听了一句话都没多问，只说：“那你去吧，店里有我。”
他的反应让我更加心寒。
我这是在给他创造机会啊。
我没有真的去市里。
我把行李箱寄存在了车站，然后找了个离我们家不远的小旅馆住了下来。
我像个见不得光的影子，开始跟踪自己的丈夫。
白天他没什么异常，就是守着店做生意。
到了晚上，他关了店门却没有马上回家。
他骑着那辆破旧的电瓶车穿过几条老街，最后停在了城南的一家……养老院门口。
养老院？
我愣住了。
他来这里干什么？我们家没有亲戚住在这里。
我看着他熟门熟路地跟门卫大爷打了个招呼，就走了进去。
我心里升起一个更可怕的念头。
那个女人……难道是这家养老院的护工？还是说，她家里有老人住在这里，他们约在这里见面？
我不敢进去，我怕。
我只能在外面焦急地等着。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出来了。
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疲惫和悲伤。
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坐在养老院门口的石墩上，一个人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晚风吹过，他的背影显得特别孤独。
第二天、第三天，他每天晚上都来，风雨无阻。
我的好奇心压过了我的恐惧。
我一定要知道，他在里面到底见的是谁。
第四天，我换了一身不起眼的衣服，戴上口罩，趁着他进去以后也跟着溜了进去。
养老院里有一股消毒水和老人身上特有的混杂味道。
我不知道他去了哪个房间，只能凭着感觉一层一层地找。
当我走到三楼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门口时，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陈默。
“……巴……巴。我……来看你了。”
他的声音很低，带着一丝颤抖。
巴？爸？
我心里一惊。陈默的父亲不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吗？
我悄悄地从门上的小玻璃窗往里看。
病床上躺着一个很老、很瘦的老人，老得像一棵枯树。他插着鼻饲管，眼睛紧紧地闭着，一动不动。
陈默就坐在床边。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本子，然后握住老人那只像鸡爪一样干枯的手，把脸凑到老人耳边，用那种我听了无数个夜晚的蹩脚俄语，一个词一个词地往外蹦。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Папа……”（你好……爸爸……）
“Я……Чен Мо……”（我是……陈默……）
“Я……пришел……к……тебе……”（我……来看……你了……）
他的发音依旧那么生涩、那么可笑，但他的表情却无比虔诚、无比悲伤。
病床上的老人没有任何反应。
陈默却像个固执的学生，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几句简单的话。
说到最后，他的声音哽咽了。
他把头深深地埋在老人的床边，肩膀剧烈地耸动着。
我站在门外看着这一幕，眼泪不听话地流了下来。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但又更糊涂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旅馆，我回了家。
我做了一桌子菜，都是陈默爱吃的。
他回来的时候看到我，愣住了。
“你……怎么回来了？”
“表姐那边有别人照顾了。”我给他盛好饭。
我们俩沉默地吃着饭，谁都没有先开口。
最后还是我打破了沉默：“养老院里的那个人，是谁？”
陈默夹菜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不再有躲闪和慌乱，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坦然。
“你……都知道了？”
“嗯。”
他放下筷子，点了一根烟。
在缭绕的烟雾中，他给我讲了一个我从来不知道的故事，一个关于他身世的故事。
陈默不是他父母的亲生儿子。
他是个弃婴。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他被扔在了城东老街的街角。
那时候他才刚出生没几天，裹在一个破烂的襁褓里，冻得浑身发紫。
是那个人，那个躺在养老院里的老人，发现了他。
那个老人不是中国人。
他是个俄罗斯人，一个在很多年前因为各种历史原因流落到我们这座小城的白俄后裔。
他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子女，靠着一手修理各种机械的绝活在街角开了一家小小的修理铺，勉强度日。
我们都叫他“老巴”。
“老巴”是“爸爸”的谐音。
是老巴把他从雪地里抱了回去，用自己那点微薄的收入，一口奶粉一口米粥把他养大。
老巴不怎么会说中国话，带着浓重的口音。陈默也不怎么会说话，从小就闷。
一老一小就那么相依为命。
老巴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疼，把自己的手艺倾囊相授。
陈默长大了，开起了这家五金店。其实很多手艺都是从老巴那里学的。
后来我们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
陈默也想过把老巴接过来一起住，老巴不肯。他说他是个外国人，不想给我们添麻烦。
他就一个人守着那个破旧的修理铺。
再后来，他老了，身体越来越差。街道看他可怜，就把他送进了养老院。
“我好几年……都没怎么去看过他。”
“我赶过去，他已经不认识我了，话也说不清楚了。”
“医生说，他大脑受损，中文的语言功能几乎全丧失了。有时候会迷迷糊糊地说几句俄语，那是他的母语，已经刻进他骨子里了。”
“我坐在他床边看着他，我叫他‘爸’，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就想啊……我是不是可以用俄语跟他说说话？他会不会能听懂一点？”
“我就是个睁眼瞎，什么都不懂。我就在手机上找了个学俄语的软件，一个词一个词地跟它学。”
“我就想在他走之前，学会跟他说一句‘谢谢’，再跟他说一句……‘爸爸，我爱你’。”
“阿芳，”他掐灭了烟，抬起头满脸是泪地看着我，“我知道我该早点告诉你，可是……我没脸说。”
“我没尽到当儿子的责任，把他一个人扔在养老院自生自灭。我现在做这些，不过是……是想自己心里好过一点。”
“我怕你知道了会看不起我，会觉得我是个不孝的白眼狼。”
听完他的话，我再也忍不住，趴在桌子上放声大哭。
我哭这个傻男人，哭他心里藏着这么深的苦，也哭我自己那么愚蠢、那么狭隘。
我竟然会以为他是为了别的女人，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他心里背负着这么沉重的一份亲情和愧疚。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再分房。
陈默抱着我，把几十年来所有的委屈和心事都说了出来。
我才知道，他那沉默寡言的外表下藏着多少自卑和敏感。
一个被抛弃的孩子，一个被外国人养大的孩子，他活得比谁都小心翼翼。
他怕被看不起，怕被再次抛弃。
我们这个小家，就是他全部的世界，是他唯一的避风港。
第二天，我没有让他一个人去养老院，我跟他一起去了。
我还特地去市场买了一束白色的百合花。
当我们一起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病床上的老人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陈默像往常一样坐在床边，他握着老人的手刚要开口，我拉住了他。
我对他说：“我来吧。”
他在养老院门口等了我一个多小时都等过来了，不差在病房门口再多等一会儿。
我看着他点了点头，走到床边看着那个沉睡的老人。
这就是养大了我丈夫的男人，这就是在风雪里救下了那个小生命的善良灵魂。
我把百合花轻轻地放在他的床头柜上，然后俯下身，在他耳边用我刚刚学会的、同样蹩脚的、发音不准的中文谐音轻声说：
“四八席吧……爸爸。”
谢谢你，爸爸。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见。
我只知道，从今以后，陈默的俄语课多了一个学生。这条路，我会陪他一起走下去。
故事到这里可以结束了，但生活没有。
一个月后，老巴走了，走得很安详。
是在一个午后。陈默正握着他的手，用俄语给他念着一个从网上找来的很简单的童话故事。
念着念着，他就发现，老人的手凉了。
陈默说，他觉得老巴是听懂了。
老巴的后事是我们俩一起办的，很简单。没有追悼会，没有多少人知道。
我们把他安葬在城郊的一片公墓里。墓碑上没有刻字，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的俄文名字该怎么写。
我们只知道，他叫“老巴”，是我们这个家的恩人。
这件事过去了很久。
陈默不再说外国话了，他又变回了那个闷葫芦一样的五金店老板。那个小本子也被他收进了柜子的最深处。
我们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但又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
我们之间好像有了一根看不见的线，把我们的心更紧地连在了一起。
有一次，店里来了个客人，是个来中国旅游的俄罗斯小伙子。他的背包坏了，想买个零件修一下。
他比划了半天，我们谁也看不懂。
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陈默，这个闷葫芦，竟然走上前去。
他指着那个零件看着那个小伙子，张了张嘴。
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开始比划，结果，他用一种很慢、很认真但依旧很蹩脚的口音，清晰地说出了一句：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你好。
那个俄罗斯小伙子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那一刻，我看着我的丈夫。
阳光从五金店的门口照进来，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
我突然觉得，这个男人，我好像才刚刚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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