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出版社、花城文学院以及《花城》杂志、《随笔》杂志在2024年共同推出“花城文学课”，在《花城》杂志官方视频号“花城文学课”同步直播，线上线下相结合，吸引了众多文学爱好者和市民读者参与，目前已邀请陈晓明、彭玉平、张莉、孟繁华、葛剑雄、六神磊磊、黄灯、陶东风、徐则臣、刘文飞、何平、叶兆言等名家学者开展12讲，逐渐成为花城文学院的特色系列活动。
9月20日，“花城文学课”第10讲邀请俄语翻译家刘文飞来到花城文学院，开展题为“诗的远握——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讲座，由四川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教师阳知涵主持。
以下为讲座实录。
对谈：刘文飞·阳知涵
诗人与时代
阳知涵：感谢花城的邀请，让我们有机会在这样一个宜人的季节因为一本书相聚在花城文学院。
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通信始于1922年，一直持续到1936年，总共时间跨度是14年，通信数量高达200余封。两位分别身处俄罗斯本土与海外、心灵深处皆感孤独的诗人，在你来我往的通信当中产生了对诗歌、对文学的热烈共鸣。在《最后的远握——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书信全集》这本书里面，“相见”是贯穿整个通信过程的重要主题，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错过和不成功的相聚中，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通信罗曼史逐渐落下了帷幕。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相聚在花城文学院，试图以谈论诗歌、谈论文学的方式，来弥补这两位伟大诗人跨越时空的遗憾，实现他们迟来的相见。
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都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伟大诗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文学领域尤为耀眼，尤其是诗歌创作，各种流派竞相绽放，争奇斗艳。在这绚烂多彩的文学画卷中，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以他们独特的艺术视角和深邃的情感表达，独树一帜，成为了白银时代中特立独行的存在。接下来，我们想请刘老师给我们讲述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创作，带领我们一同探索这两位诗人在白银时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他们的诗歌作品的独特魅力。
刘文飞：大家晚上好！实际上，这本书的诞生要追溯到与朱燕玲老师的一次合作契机。当时，花城出版社邀请我们撰写一篇稿件，而我正苦于灵感未至，于是，我提议是否可以翻译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两位诗人一生中最后的十封书信，出版社方面对此表示很感兴趣，并请求我们提供译稿以供审阅。不久之后，这十封书信的译文便顺利发表，且反响热烈。朱燕玲老师和许老师更是鼓励我将这两位诗人之间的其他书信也一并译出。然而，那时我正忙于其他事务，未能即刻应允下来。后来，我回想起自己曾翻阅过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二人1926年的部分书信，其中还穿插着里尔克的信件，这激发了我创作《三诗人书简》的灵感。因此，这次我邀请了知涵老师与我携手合作，共同将这两位诗人之间200余封的书信全部译出，最终成就了眼前的这本书。
刚才知涵提到，两位诗人的书信总数多达200封，其实这个数字若放在情人间通信的语境下，并不显得特别惊人，尤其是考虑到那个时代背景下，他们完全有可能交换更多，甚至接近2000封信件。更何况，这200封很可能只是他们众多书信中得以保存的部分。若所有书信都未丢失，数量很可能还会翻倍。不过，遗憾的是，我们现已无从确切知晓他们通信的确切数量、持续的时间段。
文学地位与创作特点
在1985—1986年左右，我准备赴UPen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攻读俄国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时，在寄来的课程表中我发现，除了常规的古代斯拉夫语、古代俄语、教会斯拉夫语以及文学史等课程以外，一门名为“Silver Age”的课程引起了我的注意。由于课程表是全英文的，我不禁心生疑惑：为何学习俄国文学还需特别关注“白银时代”？带着这份不解，我问了很多人，从老师到身边的朋友，但是无人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那时，互联网尚未普及，我们只能写信，就像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一样。
经过一个月的漫长等待，我终于收到了回信。信中解开了我的疑惑：“Silver Age”这门课程，正是聚焦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这段时期，紧随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批判现实主义巨匠之后，直至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苏维埃文学兴起之前，是俄国文学史上一个璀璨夺目的时代，我们习惯称之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而西方学者赋予了它一个特别的名字——“白银时代”。
这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在1980年代末期，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白银时代”这个重要的文学史概念。然而，时至今日，我相信不仅是我们这些专注于俄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全国范围内热爱诗歌的人们，都已对“白银时代”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一概念在国内已变得家喻户晓。这背后，其实蕴含了让某一文学史时期的概念深入人心所需的多重因素。
首先，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必须拥有极高的创作水准，这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它必须展现出与其他时代文学截然不同的独特风貌，形成鲜明的对比。再者，它还需满足接受的需求，即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契合，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而俄国“白银时代”的文学，在中国恰恰满足了这三个条件。
起初，我们或许认为托尔斯泰、契诃夫之后，俄国文学已步入下坡路。但当我们深入接触并翻译了白银时代的诗歌、哲学以及小说后，发现其创作水平虽难以简单地与托尔斯泰等大师直接比较，但其风格与手法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托尔斯泰、契诃夫代表了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那么白银时代则是代表了俄国的现代主义文学。
尤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在1980至1990年代间介绍白银时代文学时，正值中国文学界对现代派文学充满渴望与探索的时期，卡夫卡、乔伊斯等西方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正逐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因此，白银时代文学的引入，不仅满足了中国文学界对新鲜元素的追求，也契合了当时读者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迫切需求。
此外，白银时代的辉煌不仅限于文学领域，其绘画、音乐乃至政治学说都达到了世界级的高度。在那个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俄国的文化精英们创造出了令人瞩目的文化与艺术成果，这些成就不仅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我阐述这个背景，旨在帮助大家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两位伟大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他们正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充满变革与创新的时期，开始了他们辉煌的诗歌创作生涯。
刚才知涵提及的两位诗人，在中国的知名度非常高，几乎每位热爱诗歌的人都曾拜读过他们的作品。特别是帕斯捷尔纳克，即便在他的诗歌广泛传入中国之前，他的名字已经在中国颇具影响力。这主要归功于那部广为人知的《日瓦戈医生》。无论是通过小说原著，还是改编的电影，这部作品都成功地将帕斯捷尔纳克这个名字深深烙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我曾在国内小范围调查过，人们最初是如何知晓帕斯捷尔纳克的，结果大多数人表示，是从《日瓦戈医生》这部电影开始的，随后才了解到原著小说，进而深入阅读他的诗歌。有趣的是，这个接受过程恰好与他个人的创作轨迹相反。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位诗人起家，直至晚年才涉足小说创作，而《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更是在他逝世多年后才被改编成电影。
最近，我完成了对帕斯捷尔纳克所有抒情诗的翻译工作，并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全集》。如果读者们想要深入了解他的诗歌创作，这本书将是一个全面的选择，涵盖了他从早期到晚期的所有抒情诗作。不过，我的这本书也存在一个小遗憾，那就是没有包含他的长诗翻译。个人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长诗作品在艺术水平上稍显不足，因此我没有将其纳入此次翻译计划。当然，我相信未来会有专门的译者来填补这一空白，为读者呈现完整的帕斯捷尔纳克长诗全集。
关于茨维塔耶娃，有这样一位俄裔美国诗人布罗茨基，他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多次采访中以及为茨维塔耶娃的英文散文集所作序言里，布罗茨基多次提及一句话，他称茨维塔耶娃为“21世纪的第一诗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评价并非局限于俄语诗歌领域，而是将茨维塔耶娃视为世界范围内的第一诗人。当然，这一评价是在特定语境下提出的。布罗茨基认为，许多诗人虽然才华横溢，其作品也值得借鉴，比如他们擅长的隐喻手法或独特的词汇搭配，这些都是可以模仿学习的。这些诗人的伟大，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技术层面的精湛。然而，茨维塔耶娃之所以被誉为第一诗人，是因为她的诗歌无法被模仿。她以独特的个性创作诗歌，这种个性是独一无二的，他人无法复制。她以本真的自我投入创作，因此，其他诗人在面对茨维塔耶娃时，若无法像她那样生活，便无法像她那样写诗。
以上就是关于这两位诗人大致的情况介绍。
我为这本书撰写了一篇较长的序言，其中详细阐述了他们的创作历程，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但我想最后强调一点，在俄国的白银时代，西方人对俄国的这一文学时期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即“Big Four”（四大诗人）。我们效仿唐宋八大家的称呼，也可以将其译为“四大家”。这四位中就包括了我之前提到的两位诗人，另外两位则是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因此，在西方普遍看来，这四位大诗人是白银时代俄国最伟大的诗人，并且他们在中国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我个人认为，与这四位诗人水平相当的还有两位诗人，分别是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我认为这六位诗人应该是不相上下。当然，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展，还可以再加上两位诗人，一位是在中国广受欢迎的农民诗人叶赛宁，另一位是阿赫玛托娃的前夫、阿克梅派最杰出的代表古米廖夫。
性格差异与诗歌创作
阳知涵：刚才刘老师谈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长诗，并认为其水平不甚理想，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他们书信集中的一段故事。帕斯捷尔纳克常常将自己的作品第一时间寄给茨维塔耶娃，视她为第一读者。当茨维塔耶娃收到帕斯捷尔纳克寄来的长诗《施密特中尉》后，她给予了相当严厉的批评。由此可见，刘老师与茨维塔耶娃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颇为一致。尽管茨维塔耶娃后来也给出了许多建议，帕斯捷尔纳克也据此进行了修改，但可能仍未达到刘老师心中对于优秀长诗的标准。
刘文飞：我也受到了茨维塔耶娃的影响。不过，有一个相反的例子值得一提，那就是茨维塔耶娃虽然擅长长诗创作，但后来因丈夫身为白卫军而流亡至捷克，她也带着孩子一同前往并定居那里。在疫情爆发前，我曾在捷克居住了一个月，特意去探访了茨维塔耶娃曾经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由于俄国人很少关注她在捷克的这段经历，而捷克人目前对俄罗斯存在一定的反感情绪，因此他们也并未给予茨维塔耶娃在捷克的生活太多关注。所以，在深入探访了多处地点后，我可能已成为全世界最了解茨维塔耶娃在捷克生活情况的人之一了。
茨维塔耶娃是个热情如火的女性，有个说法，与其说是玩笑，不如说它可能更接近事实。据说，她曾对与她同时代的俄国男性诗人们逐一产生了爱慕之情。这种情感，从他们的书信中可见端倪，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恋，并非世俗意义上的那种情感纠葛或第三者插足。而是基于才华的相互欣赏——你是才子，我也是诗人，我自然而然地对你心生爱慕。然而，当发现你的才华稍逊于我，而另一个人更有才情时，我的爱慕便会转移。这是一种诗人间的纯粹情感，他们并不共同生活，甚至可能身处异国。在布拉格，茨维塔耶娃爱上了她丈夫的同学，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他的照片。后来，他前往巴黎成为了一名艺术家。他们相恋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一同去爬山。在捷克市中心，有一座山名为佩伦山，佩伦在斯拉夫神话中是雷神的名字。他们常常一同攀登此山，在山顶谈情说爱。这段经历激发了茨维塔耶娃的创作灵感，她写下了一首小长诗《山之诗》，并将其寄给了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在回信中表示，读完这首诗后，他被深深打动，甚至流下了眼泪。
这一天里，有两件事情恰好同时发生，对帕斯捷尔纳克来说意义非凡。他极为崇拜里尔克，而他的父亲与里尔克之间有着一段渊源。里尔克，这位奥地利的德语诗人，对托尔斯泰抱有极大的敬意，甚至为了能与托尔斯泰见面，刻苦自学俄语。正如许老师所言，俄语不易学，但只要有足够的动力，其实学习任何语言都是可能的。里尔克便是如此，他渴望与托尔斯泰交流，因此努力掌握俄语。然而，仅凭他当时的俄语水平还不足以直接与托尔斯泰沟通。幸运的是，他发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一位为托尔斯泰作品绘制插图的艺术家，包括我们如今在中国出版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许多插图都出自他之手。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因此与托尔斯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里尔克便请求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引荐他与托尔斯泰相见，于是两人得以相识。
里尔克
十几年后，里尔克已成为欧洲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在里尔克50岁生日之际，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向他致以祝贺，并顺便提及自己的儿子也在写诗。出乎意料的是，里尔克不仅回复了信件，表达了对祝贺的感激之情，还提到他早已知晓帕斯捷尔纳克，并读过他的诗作，认为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父亲自然倍感欣慰，将这一喜讯传达给了儿子。
就在这同一天，帕斯捷尔纳克因两个好消息而哭了两次：一是茨维塔耶娃的长诗写得极为出色，二是里尔克竟然知道他。
在书信中，我们不难发现男性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经常提及自己会因情感触动而哭泣，然而茨维塔耶娃却从未在书信中记录过自己哭泣的情景，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性别角色的颠倒。
我之前提到帕斯捷尔纳克的长诗写得不够出色，这是相较于他的抒情诗而言的。我们会发现，艾略特的《荒原》和《四个四重奏》、勃洛克的《十二个》等作品，与帕斯捷尔纳克的长诗都大致出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在此之前，长诗多为叙事性质，如拜伦的《唐璜》或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几近长达一部书的篇幅。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这些诗人不约而同地转向创作抒情性强、叙事性相对较弱的长诗。因此，我后来将这类作品命名为“20世纪的小长诗”，这也标志着诗歌题材上的一种变化。在书信中，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对长诗的篇幅和创作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你刚才提到，茨维塔耶娃最后也没教会帕斯捷尔纳克写长诗，不过，我认为后来帕斯捷尔纳克创作《日瓦戈医生》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他的一个心愿。他或许在想，既然我在长诗创作上无法超越你们，那我就干脆转而创作最纯粹的叙事作品——小说。没想到，他的这一尝试竟然让他的小说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
阳知涵：刘老师刚才为我们介绍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所处的时代背景，并阐述了他们各自擅长的创作领域。事实上，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生长背景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他们从小便成长在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中。刘老师也提到，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插画家，曾为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绘制插画。同样地，茨维塔耶娃的父亲则是莫斯科大学的艺术史教授，而他们的母亲都是钢琴家。不过，尽管他们的背景相似，但性格却截然不同，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我想请刘老师进一步为我们讲解，这种性格上的差异是否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有所体现？他们的诗歌创作在风格、主题或表现手法上又有哪些具体的异同呢？
刘文飞：其实我们刚刚有谈到这个话题，我认为他们俩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是颠倒的。茨维塔耶娃虽然是女性，但她却拥有男性般的勇敢和决断力；而帕斯捷尔纳克虽然是男性，但他的性格中却带有谨慎和腼腆的特质。这种诗人性格上的反转或许对诗歌创作有着某种助益，因为我们在诗歌创作中经常能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在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时，我们能感受到其严谨的态度，仿佛每一首诗都是经过精心雕琢的杰作。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他有时也能迅速完成一首诗，但即便是这些快速完成的作品，也依然透露出强烈的雕琢感。他的句法复杂多变，隐喻绵长，往往整首诗就是一个被拉长的隐喻。他的诗歌像数学、像代数，翻译的时候需要去破解和解读。
相比之下，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则显得一气呵成，有时甚至感觉她连一口气都来不及喘就把情感和思想倾注到了诗中。她的诗歌中遍布破折号，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她在写到某一行时，情感和思想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表达出来，以至于来不及将它们转化为完整的单词，一下就划过去了。然而，奇妙的是，在诗歌中，甚至在我们翻译时，我们完全能够填补她留下的这些空白。翻译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时，我认为不应该过分保留破折号，因为一旦我们理解了她的意思并找到了合适的词汇来表达，那么破折号就显得多余了。茨维塔耶娃诗歌中的破折号，其实是她个人情感的外露和显现。
我们说这两个人性格迥异，诗歌风格也有所不同，但这只是相对而言。在整个白银时代，实际上他们两人的诗歌有更多相似之处。相似之处在于哪呢？首先，他们都是现代派诗人。他们写诗的方式与普希金不同，甚至与勃洛克也稍有差异。也就是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从他们两人以及其他我们之前提到的“八大家”中的几位开始，俄语诗歌迎来了一场革命。起初，浪漫主义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上半期的俄国诗歌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天下，以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为代表。当然，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在自己的创作中已经完成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这一转变大约发生在1830年代。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之后，涅克拉索夫被认为是现实主义诗人的代表。
我们知道，在整个19世纪下半期，俄国诗歌相对较弱。这是因为俄国的小说家太过耀眼，文坛中难以容下其他光芒。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罗夫等众多大作家、小说家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使得诗人的发展空间变得有限。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去世之后，俄国白银时代的诗歌能够迅速崛起。实际上文学，在每个国家、每个时代的文学中间既存在作家和作家之间的竞争，也存在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竞争。我们时常能感受到，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往往有一种艺术体裁占据主导地位。例如，我在1977年上大学时，诗歌是最受追捧的文学题材。而当我读到研究生，即1990年代初时，短篇小说成为了最时髦的体裁，随后是中篇小说，再接着是长篇小说。在我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后，话剧成为了当时最流行的体裁，大学生们一听说北京人艺有演出，都会争相观看，尤其是现代派的戏剧。因此，你会发现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文学潮流，而现在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我的学生告诉我，现在最时髦的是音乐剧，话剧的观众有所减少，音乐剧更是一票难求。这充分说明，不同文学体裁在不同时间段内的受欢迎程度是各不相同的。
因此，在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进行创作的时期，最流行的就是现代派题材，尤其是诗歌。在这个背景下，他们两人有着相似之处，都是俄语现代派诗歌的先驱，或者说是第一代代表人物，这是他们第一个相同之处。
第二个相同点是什么呢？他们都是莫斯科人。对于那些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来说，可能不太容易理解这一点，但莫斯科的文化氛围其实类似于中国的京派，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和风格。而提到俄国文学，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几乎等同于彼得堡文学。
我曾参加俄罗斯的彼得堡文化论坛（在马林斯基剧院举行），并在文学组的总结会上发言。我大胆地向彼得堡的观众表达了我的看法：在我心目中，俄国文学就是彼得堡文学。这一观点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其实，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独创。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所有重要的文学杂志和作家都集中在彼得堡。比如普希金，虽然他出生在莫斯科，但12岁就去了彼得堡，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写作生涯。果戈理虽然出生在乌克兰，但作为作家，他是在彼得堡成长起来的。也就是说，在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出现之前，俄语的诗歌主要是彼得堡的传统。然而，他们两人的出现，让莫斯科这座城市在诗歌创作上能够与彼得堡比肩而立。这是他们之间的又一个共同点。我想，后来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频繁的书信往来，以及相互之间的爱慕之情，或许也与他们都是莫斯科的老乡有着不解之缘。
即便到了现在，如果你去莫斯科，仍能感受到莫斯科人对彼得堡人持有某种警惕，反之亦然。不过，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因为自十月革命后，莫斯科成为了首都，而在此之前一直是彼得堡担任这一角色。记得我们在阅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注意到一个细节：皮埃尔经常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往返，他提到回到莫斯科就感到特别舒适，因为莫斯科的生活节奏缓慢，与彼得堡那些每天忙碌奔波的人们截然不同。然而，如今去俄罗斯，你会发现情况完全相反，彼得堡人显得特别悠闲，而莫斯科人则步履匆匆，或许是因为作为首都，人们总是特别忙碌。一个城市的风格，有时确实与其功能紧密相连。但无论如何，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属于莫斯科诗派，这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
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诗歌的使命感特别强烈。当他们开始写诗时，就怀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要让那个时代的俄语诗歌与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诗歌相连通。这不仅仅是他们两人，也是俄国不止一代作家和文学家们不约而同的抱负。在阅读俄国文学史或相关野史时，我们常能看到作家间的争斗，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之间的激烈竞争。但当我们跳出这些局部语境，将俄国文学与欧洲文学进行整体对比时，会发现每位作家都怀有将俄国文学推向更高层次的集体无意识。这样的场景屡见不鲜，比如柴可夫斯基在德国聆听瓦格纳的音乐会时，被瓦格纳的歌剧深深打动，全场欢声雷动，他也情不自禁地鼓掌。然而，在随后的信件中，他提到自己在鼓了几下掌后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思考到，俄国作曲家何时能创作出如此伟大的音乐。这反映了19世纪末下半期的俄国人，他们都有一种将自己国家的文学推向世界巅峰的共同愿望。我想，这一点在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身上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
总结来说，尽管这两位诗人的性格迥异，诗歌风格也大相径庭，但当我们将其置于那个时代的文学背景之下，放入整个俄国文学历史发展的广阔框架中审视时，我认为他们的共同点远大于差异。
书信全集的创作与翻译
阳知涵：谢谢刘老师。刘老师刚才谈到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对诗歌的一种使命感，这其实跟我们书信集紧密相关，为什么？因为他们俩书信集，通信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和主题也就是诗歌。如果大家仔细地去阅读他们具体的通信的话，会发现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谈论诗歌、引用诗歌，并把自己的诗歌作品寄给对方评阅，所以诗歌和他们的通信集是密不可分的。
在之前您主持的《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全集》新书分享会上，刘老师提到了一个观点，即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虽然情感和内容能够得以传达，但诗歌的形式却难以完全翻译。考虑到这两部译作——诗歌集与书信集——是相继出版的，且内容紧密相关，我相信您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那么，请问在翻译诗歌与翻译书信时，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否显著？另外，在翻译书信的过程中，不可译的情况多不多？
刘文飞：这是一个翻译的话题。我们都知道诗歌翻译之难，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曾有一句名言，当被问及何为诗歌时，他回答说：“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即“诗歌就是翻译中丢失的那部分”。这句话让许多诗歌翻译家不敢提及，因为一旦提及，便感到沮丧。其实，这只是个玩笑话，但却道出了诗歌翻译的一个难题。以李白的《静夜思》为例，我们从小就能背诵，但一旦翻译成外语，其格律之美便荡然无存。如果只翻译内容，去掉格律，那么“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看到了月亮，想起我的故乡”这样的表述，还美吗？显然，阳光、月色等意象在翻译中难以传达，因此我们常认为诗歌是不可翻译的。然而，作为译者，我一直在不断尝试诗歌翻译，虽然不敢说诗歌绝对可以翻译，但在长达十几年的中断后，我还是重新拾起了这个工作。在翻译了《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全集》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所谓诗歌的不可译性是相对的，同样，所有文学作品的可译性也不是绝对的。十天前，我有幸在莫斯科参加翻译家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题目就是“诗歌形式的可译与不可译”。
我认为，诗歌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译的，但同时也有其可译之处，而我们以往往没有探讨其中的细节。以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俄语中有其特有的格律形式，正如中文中的四绝七律，这些格律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确实难以保留。同样，俄语诗歌中的固定格律也难以直接转化为中文，这看似是不可译的。然而，我后来意识到，虽然格律本身不可译，但格律所营造的音乐性、起伏跌宕的节奏以及韵脚等元素，却是有可能传达的。我举了一个例子，帕斯捷尔纳克的《夜》一诗中，有“不要睡，要工作”这样的重复音节，我在翻译时尝试模仿其发音，以体现原诗的音乐性。
在各国诗歌的翻译中，我认为模仿原诗的音乐性至关重要，否则翻译出来的作品就失去了原诗的灵魂，变成了另一首诗。因此，我认为诗歌形式的可译与不可译是相对的。现在，我认为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存在一个创造性的空间，这正是诗歌翻译家们施展才华的领域，翻译的好坏也在于此。在我的发言结束时，我以“今后我要努力将俄国诗歌的不可译变为可译”这句话赢得了全场的掌声。这意味着，我们要勇于挑战那些看似不可译的元素，尝试将它们转化为可译的内容。
书信的翻译是一项困难的任务，特别是在翻译情书时，难度更是倍增。因为许多内容仅对两人而言具有意义，尤其是在他们情感初绽的微妙阶段。那时，他们之间的交流仿佛在进行一场私人编码与解码的游戏，对于旁观者而言，这些文字犹如天书。如今，虽然书信已被即时通讯工具如微信所取代，但即便是我们之间的聊天记录，若交由第三人阅读，他也未必能理解其中的深意，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背景知识和过往经历。比如，当我提到孩子的状况时，只有了解我们关系的人才能明白其中的语境。因此，书信的翻译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诗歌与书信翻译的困难。当这两者结合时，即用诗歌的语言书写书信，翻译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我们在此并非自诩翻译成就，事实上，这本书中可能还存在许多错误。但我们之所以能够完成这项翻译，是因为我们深入了解这两位诗人，对他们的生活情境十分了解。在此之前，我曾翻译过《三诗人书简》，因此对他们的书信语境有一定的了解。同时，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俄国的研究者和书信编辑者，他们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注释。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外国文学的翻译都是相对的，它无法完全等同于原文的阅读体验。以前，我们可能会因为翻译不准确而谴责译者，但现在我们应该明白，即便是同一种语言的读者，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我们作为译者，就像是第101个俄语读者，将我们的阅读理解以中文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中文读者又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情感去解读这部作品，从而出现多种阅读体验。因此，文学作品的阅读并不追求文字的唯一解，而是一个充满个人阐释和阅读理解的过程。如果你在阅读时能够融入自己的情感，那么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就已经得到了实现。当然，最原汁原味的理解方式还是学习原文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和译者的工作就没有价值。
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验：尽管我不懂德语和法语，但有时我会去阅读俄语译本的法国文学名著。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发现阅读体验与阅读中文译本时有所不同。因此有时候我们在阅读时会意识到，文学作为文字的艺术，其载体——文字——也可以视为多元化的存在。这意味着，我们中国人不必局限于阅读中文作品；同样地，当我们掌握了英文后，也不必仅限于阅读英文原著。例如，学会英文后去阅读英文版的俄国文学作品，或许能收获一种截然不同的、全新的感受。
阳知涵：刘老师刚才提到书信和诗歌的翻译都非常困难，两者结合更是难上加难。在刘老师所举的例子基础上，我还想补充一点，在我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这两位诗人从小深受西方，尤其是日耳曼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精通多门外语。在他们的通信中，除了俄语，其中还有别的外语的使用，英语、法语、德语等词汇频繁出现，有时甚至是大段的俄文、法文或德文摘抄，毫无征兆地穿插其中。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刘老师说，要真正理解他们的通信内容，就必须掌握俄语，但我认为，可能仅仅掌握俄语还不够，还需要掌握更多其他语言。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其他语言的段落，我也求助于了刘老师。如果让我独自翻译，可能会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不知道刘老师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感想或建议？
刘文飞：中间夹杂的其他语言问题相对容易解决，因为俄国人通常会在文中进行添加注释。此外，现在的翻译软件非常先进，也提供了不少帮助。我最近在翻译一本《俄国思想史》，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德语词汇。我可以利用像Yandex这样的工具，将德语与俄语对照，然后再将德语与汉语对照，基本上能够完成一些翻译尝试。当然，这只是游戏性的尝试。每当我遇到德语或法语等需要专业翻译的内容时，我会请教北京大学德语系或法语系的教授。幸运的是，由于我们在外语学院工作多年，身边基本能找到掌握多门语言的专家，所以外语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并不太难处理，尤其是在如今翻译软件如此丰富的时代。在《俄国思想史》的序言和译者后记中，我特别感谢了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因为书中还涉及拉丁语，而我也不懂。这时候我才深刻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翻译时恨不得自己能多懂几种语言。其实，我在耶鲁大学工作时，发现那里的文科，尤其是文学领域的老师们，很多人精通五六种语言。因此，我常常对我的学生们说，要抓紧时间再多学几门语言，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学习时机。我认为，如果从事文学研究的人能够掌握至少三种以上的外语，那么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和看法一定会更加独特和深刻。
个人生活与文学交流
阳知涵：我们讨论了许多关于诗歌的话题，包括如何翻译以及白银时代诗歌的接受问题。现在，让我们回到书信集的讨论上来。
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的命运中其实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或许悄然为他们日后所谓的“无手之握，无唇之吻”奠定了基础。实际上，在他们开始通信之前，两人并没有深入的交往，甚至对彼此的作品也不太熟悉。例如，茨维塔耶娃在给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一封回信中就很坦率地表示，她对他的诗了解不多，只听过一次他在台上的诗朗诵，那时他还不断地忘词，而她自己也还没有看过他的书。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位诗人究竟是如何开启通信之旅，并在接下来的14年里共同谱写了一段所谓的书信罗曼史的呢？您能否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他们通信的历史过程？
刘文飞：在他们通信的历史背景方面，我认为，即便这两位诗人之间没有爱情，他们之间的通信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都是白银时代后期崛起的重要诗人。茨维塔耶娃虽然成名稍晚于阿赫玛托娃，但很快人们便意识到，她的诗歌天赋不仅与阿赫玛托娃不相上下，甚至可能更胜一筹。帕斯捷尔纳克的情况也类似，他与马雅可夫斯基几乎是同时开始写诗，尽管起初他的名声没有马雅可夫斯基那么大，但很快人们就认识到他们都是实力派诗人。然而，当这两位诗人开始相互欣赏、彼此珍视的时候，却发现已经身处不同的地方，不再共处莫斯科这座城市了。
其实他们开始交往并通信，看似偶然，实则是因为茨维塔耶娃出国后在柏林出版了一本诗集，并将它寄给了身在莫斯科的帕斯捷尔纳克。他们通信的契机是偶然的，但他们的相交却是必然的。作为同时代的两位杰出诗人，彼此都视对方为最顶尖的诗人，这样的相互认同使得他们的交往不可避免。更何况，他们以前就已相识。再者，他们都是莫斯科诗歌的代表，对俄语诗歌的世界命运有着深切的使命感，这样的两个诗人走到一起，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如果茨维塔耶娃没有出国，他们是否真的会相爱，我觉得这还真是个未知数。茨维塔耶娃性格热情如火，如果她每天都能见到帕斯捷尔纳克，那种唯唯诺诺的性格可能会让她看不起他。而且，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看管得也很严，如果他们真的都在莫斯科，他可能真的不敢与她约会。但正是因为他们在欧洲，有了时空的距离，反而让他们变得轻松起来，敢于在书信中深情地表达。
当我们阅读这本书时，其实是在稍稍偷窥他们的隐私，因为这些信原本并不是写给我们的，而是他们之间的情书。但为什么我们并没有觉得这是在偷窥，而是在欣赏他们的才华呢？因为这两个人是大诗人。我们知道，大作家、大诗人的每一个文字，即便是偶然的，也都是有意义的。就像新版的《普希金全集》增补的纸条，哪怕只是简单的“我今日来访你不在，我下次再来”，都显得尤为珍贵。如果现在能看到曹雪芹写的类似纸条，我们肯定会很激动。也就是说，因为他们是大作家，他们的一切都被赋予了文化遗产的性质，更何况他们本身就是诗。这些人即便是写给家人、朋友的信，也充满了诗意，因为这已经成为他们写作和修辞的习惯。
回到刚才的话题，我想说，他们两人开始写诗的动机，我认为更多地可能是出于对世界诗歌前景的担忧。我们之前提及，当他们着手创作20世纪的小长诗时，全球范围内都存在一个疑虑：抒情诗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毕竟，像普希金、莱蒙托夫那样的写作方式似乎已经过时。作家们总是面临各种危机，记得在上个世纪末，人们还在热烈讨论小说是否已经死亡。因此，类似的担忧也笼罩着诗歌领域。作为杰出的诗人，他们两人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至于他们为何提及里尔克，是因为他们将里尔克视为欧洲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们认为，如果里尔克对诗歌仍抱有信心的话，那么他们自己的诗歌创作便也有了继续下去的理由。所以，我认为他们开始通信的主要动机，很可能是出于对诗歌命运的深切关怀。
阳知涵：是的，刘老师确实说得对，他们两人对诗歌的共同热爱，成为了他们持续通信的动力。刘老师提到，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都忧虑着诗歌的未来走向。在书信集中，我们能找到相关的讨论，甚至有一段帕斯捷尔纳克向茨维塔耶娃透露自己曾考虑放弃诗歌的片段。在茨维塔耶娃的鼓励下，他才重拾文学，两人因此更加珍视彼此，相互交流、鼓励，共同肩负起传承文学与诗歌的使命。
我想进一步请教刘老师，我在一篇访谈中得知，您在苏联科学院文学所进修时，曾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大儿子叶甫盖尼·帕斯捷尔纳克相识。我非常好奇，您与他交谈时，是否谈及过他的父亲帕斯捷尔纳克呢？
刘文飞：这个具体细节我可能记不太清了，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绝对谈到了他的父亲帕斯捷尔纳克。那是在1989年，一个相对较早的时期，苏联还未解体。虽然帕斯捷尔纳克不是一个完全禁忌的话题，但大家还是避免公开过多讨论他。就在那一年，苏联著名的诗人叶夫图申科组织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上首次帕斯捷尔纳克学术研讨会。由于我在普希金语言学院进修时认识了叶夫图申科，他便邀请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要知道，在1989年，中国人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非常稀少，而且出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除非公派，否则机票也是一笔难以承担的开支。巧合的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中文部得知有中国代表参会后，邀请我接受采访，并希望我朗诵一首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我答应了，并朗诵了《天放晴时》这首诗，后来这首诗还在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
在研讨会上，叶夫图申科还将我介绍给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叶甫盖尼·帕斯捷尔纳克（现已离世）。他长得非常像他的父亲，这其中的原因，帕斯捷尔纳克自己在信中也有所提及。他说自己长了一张“马脸”，因为脸型特别长，他的父亲在为他画肖像时也特别喜欢夸张这一点。叶甫盖尼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一特征。后来，我了解到叶甫盖尼在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由于叶夫图申科与他非常熟络，便将我介绍给了他。我们后来聊了很多。
很多年后，叶甫盖尼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编纂了父亲1960年的书信集，这本书信集之前已有过出版，名为《1926年书信》。叶甫盖尼与母亲以及另一位合作者共同完成了这次编纂，并给它取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翻译成汉语为《抒情诗的呼吸》。这个名字后来深深触动了上海的一位音乐制作人，他邀请我撰写了一个脚本，并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了一部音乐演诵剧。这部剧将书信集中的内容以朗诵的方式呈现，同时还邀请了美国耶鲁大学著名的音乐家为之谱曲。
阳知涵：刘老师，您其实很早就开始了翻译工作，大约在80年代末就推出了自己的首部译作。您的译著种类繁多，涵盖了散文、小说、诗歌以及书信史等多种题材，而且您还是第一位翻译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的人，您最初翻译的那部作品名为《空中之路》。我在网上看到有种说法，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是以写诗的方式来创作小说的。作为这部小说的译者，您认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
刘文飞：对，这是一个短篇小说，翻译成汉语后大约三四千字。我之前联系了美国的学校，他们后来给我寄来了一些资料，其中居然有一份由俄国侨民在美国创办的文学杂志，这份杂志的俄语名称为《空中之路》。我很好奇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名字，他们告诉我这是帕斯捷尔纳克一部作品的名字。我当然很想读读这部作品，一读之下感觉非常新奇。因为当时我们对现代派文学的了解并不深入，所以觉得有些看不懂。但即便看不懂，作品中也有种莫名的吸引力。后来，我决定将它翻译出来。翻译完成后，我自己也不是完全理解，但现在我们知道，那是一部印象主义的小说。这部小说其实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情节：一对恋人生下一个孩子，多年后，男方成为地区红军的政委，拥有生杀大权，而他即将枪毙的人竟是自己的儿子，但他自己并不知情。孩子的母亲前来求情，告诉他那是他的孩子，不能枪毙。尽管情节较为简单，但小说中大量描写了景色和人物心理，完全是用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的语言来叙述的。我翻译完后拿给当时的苏联文学杂志（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看，他们也觉得有些看不懂，但还是决定刊登出来。这部作品或许可以称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性小说”，或者干脆就叫“诗小说”。
我最近出版了一个译文选集，将这部作品也收录了进去，但在收录的过程中我做了很多修改。回想起来，当年我确实对现代派文学理解得不够深入，如果现在再来翻译，就能更准确地把握作者的意图了。如今再读这部作品，我发现它即便是放在现代派文学中，也显得颇为传统。我完全能理解帕斯捷尔纳克为何要这样写作。这部作品也见证了现代派的帕斯捷尔纳克逐渐被中国读者所认识和接受的过程。
阳知涵：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不仅仅是诗人，他们的身份是多元化的，还是散文家、小说家，甚至也是翻译家。在经济拮据的时候，比如茨维塔耶娃在海外流亡、作品难以发表的那些日子，他们便通过翻译来赚取生活费用。那么，在您看来，翻译与写作这两个方面是否存在冲突呢？它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刘文飞：对于天才的诗人和作家而言，或许会认为将时间花在翻译上是种浪费。而对于我们这些才华相对不足的人来说，翻译就成了我们的职业选择之一。然而，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杰出的作家，如果他们精通外语，往往会亲自进行一些翻译工作。遗憾的是，在中国，懂外语且外语水平出色的作家并不多，因此这种现象并不普遍。但在俄国、德国、法国等国家，许多一流的作家都曾涉足翻译领域，这几乎是他们不可避免的选择。如果他们语言能力出众，就像我研究的布罗茨基那样，他在美国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周围的朋友后来也相继获奖，如沃尔科特、希尼、米沃什等，他们都无一例外地从事翻译工作。原因很简单，比如米沃什，当他发现波兰如此优秀的文学作品却鲜为人知时，他自然会选择去翻译它们。当他结识了布罗茨基，并被其俄语诗歌的魅力所折服时，他会很自然地将这些诗歌翻译成波兰文。我刚才已经提到过，国外的这些杰出作家，他们通常都精通多种语言。
基于我个人的创作经历来说，在我看来翻译工作对我的散文写作有着极大的助益。我曾向学生分享过我的一个体会：我通常会兼顾三项工作：一是作为教师的本职工作，需要进行科研并撰写学术论文；二是以作家的身份，我热爱创作散文；三是作为翻译家，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发现，每当我完成一本翻译作品后，都会刻意停下半年或一年来远离翻译，因为持续不断地进行翻译工作会削弱我的写作欲望。我们常开玩笑说，翻译工作相对“出活”。比如，我现在正在撰写俄国文学史，今天已经完成了两三千字的学术文字。然而，学术写作与散文写作在风格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强调准确性、逻辑性，而后者则追求个性化的表达，尽管不一定非要抒情，这两者的差异需要我们在写作时加以区分。
翻译工作同样具有多样性，你可能翻译的是学术著作，需要遵循学术规范；也可能翻译的是诗歌，需要捕捉诗歌的韵律与意境；还可能翻译的是小说，需要还原小说的叙事风格与语言特色。因此，翻译就像是一个变色龙，能够灵活适应各种文体。然而，我也发现，翻译工作可能会培养写作者的惰性。比如，我某天可能灵感爆发，写出了3000字，但我无法保证每天都能保持这样的创作状态。有时，我在家待上一周，可能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但翻译不同，只要我不偷懒，吃完饭坐到电脑前，我总能翻译出一些内容来。因此，翻译工作很容易让人上瘾，因为它每天都能产生成果。我们现在一天能翻译三到五千字，借助电脑和快速查字典的方式，效率大大提高。而且，我现在翻译小说时，通常不需要频繁查字典，大部分内容都能理解，所以速度也更快了。总之，不同的文体让我们处于不同的创作状态之中。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他们两人从事翻译工作其实是出于无奈。我猜测，如果他们处于正常的状态下，是舍不得花费时间来做翻译的，因为他们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创作的伟大和价值。茨维塔耶娃之所以做翻译，是因为她在流亡后，在流亡的圈子里变得孤立无援，几乎没有人喜欢她，这主要是因为她性格太过耿直。她的耿直体现在哪里呢？比如，当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作为红色诗人到巴黎访问时，那些巴黎的侨民作家，他们都是十月革命后被驱逐出境的人，普遍对苏联诗人抱有敌意，因此马雅可夫斯基到了巴黎后无人问津。但茨维塔耶娃却热情地接待了他，并称赞他是最好的俄语诗人，这一举动得罪了她周围的人。再加上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后来走投无路，与苏联的秘密警察机构有了合作，这使得她在流亡者中更加孤立。因此，她无法找到发表自己作品的地方，只能依靠翻译来维持生计，这就是她在海外的生活状态。
在苏联境内，帕斯捷尔纳克也遭遇了类似的困境。当时，苏联竟然要求作家们签名同意处死一位苏军元帅，但帕斯捷尔纳克坚决拒绝签名。由于他的这一立场，他的作品被禁止发表。然而，在这个时期，他可以选择翻译作品来维持生计。当时，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稿费相当可观，因此，帕斯捷尔纳克选择翻译作品，其中就包括了俄语版的《哈姆雷特》，这一译本至今仍被广泛认可。
他们俩从事翻译工作，由于本身都是大诗人，所以出手不凡。我曾将帕斯捷尔纳克翻译的《哈姆雷特》与中文版本进行过对比。由于我懂一些英文，可以对照英文版来看，而且《哈姆雷特》的英文版我也读过。我发现帕斯捷尔纳克翻译的《哈姆雷特》并不十分忠实于原文，因为《哈姆雷特》的台词是诗，但他在翻译时完全打破了英文的原有结构。相比之下，朱生豪先生的翻译则非常出色。他既想保留原文的诗味，又不想让译文显得过于僵化，因此他采用了散文诗的方式来翻译《哈姆雷特》，很好地捕捉到了这部剧作的灵魂。现在，首都师范大学的傅光明先生也重新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剧本。任何文学作品都有不断翻译、不断重译的空间，因为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阐释和介绍。
刘文飞：我刚才已经提到了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对他非常崇拜。在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进行诗歌创作的时候，里尔克被公认为是欧洲最伟大的诗人，甚至没有之一，至少这两位新兴的俄语诗人是这样认为的。而且，这两位诗人都精通德语。帕斯捷尔纳克曾翻译过歌德的《浮士德》，而茨维塔耶娃则在德国上过寄宿学校，所以他们的德语水平几乎可以媲美母语。里尔克本人也用德语写诗，并且他对俄国有着深厚的感情，甚至曾将俄国称为他的第二精神故乡。因此，这三个人在文学和艺术上有着高度的契合和共鸣。
我们前面提到帕斯捷尔纳克收到了一封信，得知里尔克对他有所了解，于是他便给里尔克写了一封信，而里尔克也给他回了信。这样，他们就绕过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直接建立了通信联系。这足以说明里尔克也很看重帕斯捷尔纳克。巧的是，帕斯捷尔纳克正好在这个时候开始与茨维塔耶娃通信。他当然想要炫耀一下，于是就跟茨维塔耶娃分享了自己与里尔克通信的喜悦。那时，里尔克病重，住在瑞士的莫佐城堡，那是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由于苏联与欧洲的联系不便，帕斯捷尔纳克就让茨维塔耶娃帮忙转信给里尔克。结果，茨维塔耶娃与里尔克通过书信往来，彼此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情感。我要再次强调，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纯粹的精神之恋，没有任何情色的成分。尽管他们在信中写到了“我想进入你的胸膛，我想吻遍你的全身”这样的词句，但这些都是象征性的表达，并非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后来，里尔克说茨维塔耶娃给他的信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束光。大家都知道，“最后一束光”意味着什么。因为与他们俩的通信，里尔克在临终前特意找了一位俄国的女秘书，每天在他弥留之际给他读俄国文学作品，用俄语朗读。
也就是说，我之所以翻译的《三诗人书简》能深深打动许多中国诗人，是因为从他们三人的书信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作为诗人对诗歌的那份忠诚与热爱。茨维塔耶娃在给里尔克的信中，有时会使用德语，而里尔克给她的回信中，有时也会用法语。这三位诗人，跨越三种语言，来自三个国家，却展现了三种独特的态度与情感。
关于里尔克与茨维塔耶娃之间的通信，茨维塔耶娃性格坦荡，她甚至将此事告诉了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个男人，对此有所感触，他曾说过“你我之间有过一场穿堂风”，此后，他便不再给里尔克写信。没过多久，里尔克便去世了。然而，在帕斯捷尔纳克后来写成的自传中，他在书的跋部分将这份敬意献给了里尔克，也就是说，这本自传是献给里尔克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曾因吃醋而不再给里尔克写信，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这位大诗人的敬重。这也反过来证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无论是被视作三角恋，还是柏拉图式的爱情，都充满了深厚的情感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