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灰心丧气的时候出国留学是一次难得的学业深造和人生经历，国家又实行“三包”，自然令人羡慕不已。
可吃洋面包的滋味，或许只有我们这些亲历者才会有真正的苦乐酸甜感受。无论去什么国家留学，无论公费生还是自费生，首先遇到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语言关”，像清朝八旗子弟、高级官员那样带着翻译去留学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我们军人出国留学也不例外。
根据中俄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我们为期3年的中级班学员将是全程俄语教学，不带翻译。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至2013解放军外派军事留学生学制最长的一批，这期间到俄罗斯总参军事学院留学的高级班学员一般为带翻译的1年或半年时间，我们毕业之后的中级班学员留学时间都改成了2年或1年学制。
随着俄军“重塑武装力量新面貌”改革推进和军事教育体系调整，从2013年开始，中国留学俄罗斯的中级班军官恢复了3年学制，一年预科，两年专业学习。我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12名校级军官，分别来自总部机关、军区部队、军事院校和科研单位。
年龄上，最小的30岁，最大的38岁；文化程度上，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还有4人为军事学硕士研究生；军衔上，上校2人，中校5人，少校5人；俄语水平上，有2人是本科毕业，一位在中学学过，其他同志则连俄语字母都不认识。
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出国之路是从学习俄语33个字母开始的。1996年4月至8月，从全军各大单位选拔出来的几十名留学预备军官，被集中到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进行俄语强化培训。
总部首长和学院领导高度重视，俄语教研室张瑞真主任亲自出马，老中青教员混合搭配，还为我们开设了外国军情、国际关系、外交礼仪和计算机等多门课程。
说来也巧，这所学院正是我的大学母校，南京是我曾经学习生活过4年的第二故乡。10年前，我与朝夕相处几年的大学同学难舍难离，满怀着报国强军激情北上，被分配到青岛海军单位工作；10年后，我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南京母校，内心充满着亲切、激动的回家之情。故地重归，触景生情，教学楼、宿舍楼、食堂、足球场、大礼堂和梧桐树常常使我想起当年的故事。但在我的记忆中，最难忘的还是学俄语的艰辛。
我在中学时曾为“反修”、“反霸”学过俄语，用的是辽宁省教材，也就几十页那么厚，“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公社”、“小工厂”等俄文词汇始终没忘。
1982年全国高考时，百分制的俄语科目考了94分的高分。谈不上什么功底，全靠死记硬背。上军校后，接受听、说、读、写、译“五种能力”的全方位专业训练，早读、上课、晚自习，在教室、宿舍和食堂“三点”之间穿梭奔波。
为了学好俄语，自己的确也付出了不少努力。别的不说，上学期间得过12次咽炎、中过3次暑，至今还记忆犹新，以至于一提“南京”就有点打怵，夏天的“火炉”滋味让我这个北方人难以忍受。医生说，咽炎是学外语的“职业病”。教员讲，不得几次咽炎也学不好外语。真好像得咽炎与学外语有什么必然联系似的。
学外语是枯燥的，整天跟字母的组合变化打交道，真需要一个好的记忆力、机灵劲儿和文学水平，苦练“童子功”。自知没有那般天赋，加上外语只是工具、拐杖，单靠外语吃饭路窄、发展受限，就在1989年工作3年之后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了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攻读军事学硕士学位，专修军事战略，毕业后又留在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从事军事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和邓小平战略思想等专业方向研究。
俄语在工作中基本用不上，与我渐行渐远，日益变得陌生起来。没承想，大学毕业整10年后再操旧业。
或许我这一辈子与俄语、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机遇可遇不可求。事实也是如此，我在1988年、1989年两次参加国家研究生考试，备考期间外语基本没看，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复习军事战略、军战史、战斗条令等不熟悉的专业知识，外语考试成绩依然上了80分以上。
2004年，解放军总部决定从回国的军事留学生当中选拔军事外交预备干部，我有幸成为9名候选人之一，并在2006年前往中亚的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任职，再次用俄语从事军事外交工作近3年时间。
赴任之前，又回到南京母校进行了两个月业务学习。 首批军事留学生俄语强化班在南京的1996年军事留学外语强化班，我和几个俄语科班出身同学被指定为“小教员”，虽说自身也有一个恢复、提高的过程，但主要任务还是帮助那些没有学过俄语的同学，为他们讲授一些学习方法、录制课文、解读词汇和语法等。大家把我们称为“外语高杆”。
的确，从零开始的俄语强化学习，对我们这些学过俄语、接受过科班培训的人来说毕竟是太简单了。5个月的时光是令人难忘的，大家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同学谊。
每个人都明白，尽管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出国留学目标而走到一起来的。每一个人的人生开局结局都一样，但过程体验各不相同，所以人生重在过程，相逢相识是难得的缘分！“俄语真难学，尤其是语法最难把握，变幻莫测的。”
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学英语出身的，不少人还达到了国家英语六级考核标准，他们在学俄语时不时发出这样的感慨。俄语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读写基本一致，有点像汉语拼音。但俄语不同于汉语一类的象形文字，它是形合语言，词义本身与字形没有直接的意义联系，需要通过形式分析理解语义。
在构词上，俄语多为派生词，借助一个词缀产生多个词语，习惯用概括的词语表达具体事务；在组词造句上，名词、形容词、代词等有“性、数、格”变化，动词有“时、体、态、式”等变化，突出主谓语中心地位；在连句成篇上，行文多用带定语的扩展句，开头直接点题，关键词、主句在前，然后依次揭示主句或主句中的词汇；在表达思想时，围绕主语、主句展开，由主到次、从小到大、从点到线，直线式有序递进叠加，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主从性、直线性和精确性。
可以说，只要两个词放在一起就有词法问题，一动口、一动笔就要想着词尾变化，严格遵循语法规则，难怪大家说俄语的一个名词实际上是12个名词，一个动词有20多个动词表现样式。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语的复杂结构和特殊思维，同时也折射出我们留学生活的艰辛，需要应对一种全新的文化氛围、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早年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刘伯承元帅对自己学习俄语的感受曾有过这样描述：“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谨，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
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国之心。然不过外语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词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前辈和高级将领都能如此，我们新一代军官没有学不会、学不好俄语的任何理由，只有迎难而上，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这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
但真正领会其深刻含义大概还是有了出国留学一事以后。也许是过了学外语的最佳年龄段，也许真是因为俄语太难学，大家普遍学得很辛苦，有人把学俄语的过程形容为“掉一根头发，记住一个单词”。即便到了临出国前，不少同志还不会发俄语字母“P”这个颤音。不过，当听说革命导师列宁和一些俄罗斯人也不能十分纯正、准确地发出这个音时，大家自然得到了不少安慰。据说，汉语中的俄罗斯“Россия”俄文一词被译为“俄罗斯”而不是“罗斯”、“罗西亚”，就是与俄文辅音字母“р”这个颤音难发有关。初学者和非俄罗斯人常常在发“р”音之前加一个“о”音，曾经统治俄罗斯200余年的蒙古人习惯把“Россия”一词读成“OROS”或“OROCCIA”，受此影响，中国晚清时期出版的《大清统一志》等都以“俄罗斯”取代了“罗斯”、“罗刹”等各种叫法。
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媒介和前提。它来自生活实际，学好外语自然离不开一定的语言环境。在我的记忆中，出国前与俄罗斯人只有过两次接触。印象最深的是在军事科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1991年秋参观北京国际航空展览会，与俄方参展工作人员进行过简短交谈。
这位工作人员夸我俄语讲得好，还赠送了一套俄航空装备明信片，但我有自知之明，这仅是一种友好姿态的表示。学了几年俄语，由于没有实践的机会，渐渐地生疏了，基本上变成了“哑巴”、“聋子”，原来掌握的基本技能差不多都还给了老师。
出国留学给了我重操旧业、在实践中恢复并提高的机会。我们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第一年是上预科，主要任务还是学俄语、熟悉军事术语。
只是教员全都变成了俄国人，生活环境也全变了。正是这一变化，让一切都变得那么直接、似懂非懂的，要不是有国内打下的基础，我肯定也会与大家一样在留学初期处处发蒙。
但话说回来，也正是这一变化，使我们能够学到地道标准的俄语，养成一些用俄语思维学习办事的习惯，进而为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军事专业知识、作战指挥能力创造了条件。
【本文选自《我在伏龙芝学军事》，作者郝智慧 有删减，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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