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千里的家族是滿洲正紅旗人，世襲旗兵，個個都是習武之人，西元1664年隨順治入關。父親英斂之(1866-1926)原名赫舍里．英華，字斂之，號安蹇齋主，晚號萬松野人，是民初著名的報人，也是北平輔仁大學的創辦人。
英斂之（英華）共兄弟五個（壽、華、秀、傑、俊）和一個妹妹（英杕）。從小家境貧困，家裏買不起紙，英斂之就跑到附近茶館，喝茶的客人往往留下包茶葉的紙，他就把這些廢紙撿回家，在上面練書法。大哥英壽早逝，排行老二的英斂之扛起家中主要的生計，為了減輕家庭負擔，他跟著一位專門教窮旗人的老師做書僮，因為天資聰穎，在其他學生們學會之前，早就把所有的內容都記住了，同時他的書法也飛速地進步。
十幾歲時，雍正皇帝十四弟的直系後代，一位落魄的滿洲貴族、世襲的愛新覺羅將軍為女兒淑仲尋找家庭老師，教書先生應徵前往，英斂之追隨協助，將軍一見到這位才華洋溢的年輕人就非常欣賞，在教書先生的竭力撮合下，英斂之贏得了淑仲格格的芳心，有情人結為連理，倆人終於在1895年（清光緒21年）正式舉行婚禮。[1]
英斂之自年輕時就喜愛文學，為了磨練文筆，每天勤於寫日記。此外，他也喜歡研究各種宗教，如佛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的教義。十九歲那年，英斂之讀到湯若望的《主制群徵》，後來又接觸到來自歐洲的耶穌會，在傳教士及神父的介紹下，英斂之對天主教逐漸有了初步的了解。翻開《萬松野人言善錄》，馬相伯在序中提到英斂之追求信仰的過程，他是這麼寫的：
徧求之於三教，弗慊[2]也；於耶穌新教，亦終未慊。弱冠後，始得耶穌舊教之書，讀之既久且多，因多而疑，而問，而思，而辨，而慊，而信。
本著知識份子追求真理的態度，經過長時間理智、深入的考慮後，他在二十二歲時決定受洗，成為天主教徒。自此天主教深厚的內涵對英斂之的家族、之後輔仁大學的創立，甚至當時的社會環境，都產生深遠的影響。[3]
老天津的天主教堂（新三才網頁)
英斂之是個富有新思想的青年，他曾在北平西堂（北平四大天主堂之一）、天津首善堂負責教堂文案，也兼任過小學教師，教洋人學官話等工作。1898年愛國青年發起了百日維新，三十二歲的英斂之被這個改革運動所深深吸引。不料維新變法失敗，光緒皇帝被出賣，改良運動的六君子慘遭殺頭，其他參與者能逃的都逃離了北京，1900年三十四歲的英斂之也帶著妻子逃到香港，途經越南，躲在雲南邊陲，直到安全了才回到上海、天津，最終回到北平。英千里就是在父母親逃難，一路顛沛流離時誔生的。[4]
英斂之與妻子淑仲
方繼孝珍藏英斂之寫在以「萬歲」瓦當為圖案特製宣紙上的一件尺幅很小的書法作品(見圖)。所錄為燴炙人口的詠竹詞：「未出土時先有節，到凌雲處亦虛心。」
1901年英千里一歲時，當時上海、廣東、雲南地區有一批眼光銳利的企業家掘起，他們深深感覺新聞報紙是促使中國邁向現代化，成為民主國家最重要的推動力。於是他們下定決心，要按照西方的模式創立一份真正公平、具有正義感的報紙，做為人民的喉舌、實現社會責任！為了發揮最大的影響力，北平是他們發行報紙的首選，此舉馬上引起慈禧太后等保守派大臣的強烈反對。經過長時間的努力，由柴敷霖等實業家和大商人出資所創立的《大公報》，終於在1902年於天津的法租界創立，由英斂之擔任社長兼主編。這是長江以北唯一一家此類的報紙，同時也為中國新聞界樹立了獨立辦報的風氣。英斂之在發刊詞上寫道：
《大公報》為介紹西方學術思想，啟迪同胞聰明智慧。
他並鞭策自己：
以大公之心，發折中之論。揚正抑邪，非以挾私挾嫌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計。
《大公報》一創刊，便以「敢言」著稱。英斂之每天都要寫社論，他文筆犀利，不僅勇於批評國內外時事，傳播改革概念，也抨擊社會上的迷信和陋習。在他主持大公報期間，一再發表文字，提倡新聞道德；對於當時不良的報紙媒體，他敢公開指責；對於爭取媒體自由，他發表的文字更多。[5]
由於立論公正，敢說出別人不敢說的話，很受讀者喜愛和敬重，《大公報》很快就成了華北地區的第一大報。民國肇建後，英斂之辭卸大公報主筆的職位，隱居香山，成立輔仁社，為天主教青年講學，以提高社會文風，但英斂之和《大公報》的努力已經在中國報業史上，寫下燦爛的一頁。[6]
位於天津的法租界 天津老地圖
天津街道（新三才網頁）
英斂之主持《大公報》時，他的獨子英千里則是報社院子裏的小頑皮。那時窗子都是紙糊的，每次剛糊完窗子，才滿兩歲的英千里就拿根小棍子一一戳破，是大家眼中的小霸王。為了讓調皮貪玩的英千里開闊眼界，真正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與文明，將來好為報效國家，十三歲時那年，英斂之便將才在天津南開中學讀完一年中學課程的英千里託給雷鳴遠神父(Father Vincent Lebbe)，帶到歐洲接受教育。
少年時的英千里特別調皮貪玩
說到英斂之與雷鳴遠神父的相識，則有一段戲劇化的過程。那時外籍神父用餐時，中國教友只能在一旁站著，如果能和神父一起坐著吃飯，在當時簡直是不可思異。原籍比利時的雷神父在1901年來到中國傳播天主教義，他在大陸傳教期間不但熟讀中國的古籍四書五經，還能說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話，寫得一手漂亮的行書。為了在天津打開局面，雷神父很努力加強與中國教友們的溝通交流。1906年在一場餐會上，雷鳴遠無論如何一定要請同行的中國教友們一起坐下用餐，在場的英斂之相當感動。「今天中國教會可算開了新紀元了！我今天才看到天主教的真面貌啊！以前從沒想到中國教會有這樣的光明，神父這樣待我們中國人，我為神父死了也甘心情願！」英斂之激動地哭了起來。英斂之的個性很強，要他流淚，一定是受了很大的刺激。此後，英斂之與雷鳴遠便成了莫逆之交。[7]
1909年，九歲的英千里與父母策馬小照
就讀天津南開中學前的英千里
辛亥革命後全國軍政混亂，1912年宣統頒布退位詔書，大清王朝正式落下了歷史的帷幕。雷鳴遠神父則開始在天津出版《廣益錄》，這是中國天主教的第一份中文週報。1913年暑假，雷神父返回歐洲募集捐款，以便在天津創辦日報。同行的英千里隨雷神父初抵歐洲時，由於距離入學還有半年時間，便隨雷神父在比利時及法國北部等地為中國教會勸募傳教款項。他先進入荷蘭的一所法國教會學校讀書，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大陸變成了戰場，英千里又隨雷神父舉家遷往英國，和雷神父的父母住在一起，繼續接受嚴格的歐洲正規教育，包括英、法、西、荷文。
英千里自少年時期就參與了歐洲當地人的生活
英千里與雷鳴遠神父
在比利時唸書時，瘦小的英千里常受到同學無理的欺負。一天，幾個體格魁梧的同學又來嘲弄他，握著拳頭朝英千里猛揮，英千里知道自己別無選擇了，便跟他們打了起來，打得頭破血流。上課鐘響回到教室，老師見狀問道：
「怎麼了？」
「是自己跌傷的。」英千里咬著牙說。
下課後那些欺侮他的大孩子們，看到他樸實又正直的個性，一個個都上前來和他握手道歉，從此和英千里成了莫逆之交。
幾年後，英千里到英國讀書，一位行為不檢的同學常偷他的錢。其他同學屢次警告英千里，要他多留意。然而，英千里完全不為所動，仍然對這位同學友愛如故，後來那同學自動地來向英千里道歉，英千里笑著安慰同學：
「不要緊，忘了這些吧！你以後若需錢用，可向我要。」[8]
在這段珍貴的求學生涯中，英千里寬厚堅定的個性，像磁石一般，深深吸引了許多朋友。再加上他的好學，不但深入歐洲人的傳統習俗，對他們的理想和情操，有近距離的觀察，對歐洲文學，也有廣泛深入的了解，為英千里日後教授歐洲文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到1924年自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院畢業時，他的學業相當出色，在英國的註冊考試拿了第一名，在華人中相當出名。他嫻熟四國語文，包括英文、法文、西班文和拉丁文，對於希臘文也曾涉獵，兼擅哲學邏輯，是民國初年不可多得的人才。
1920年正當英千里留學歐洲之際，突然接到家裏發來的電報，說母親病重，要他即刻返國。回到家後才知道，原來是奉父母之命，要迎娶即小就與其訂親的蔡葆真。蔡葆真是大家閨秀，父親蔡儒楷是北洋政府的山東省長、教育總長兼北洋大學校長，門庭顯赫，家境富裕，兩家可說是門當戶對。為了準備這門婚事，蔡葆真從小就接受了教堂的洗禮，唸的是由修女們所主持的天津聖約瑟教會女子學校，接受西方教育，為的是兩人婚後能有共同的語言。
兩人的婚禮是在天津一所拜占庭教堂舉行的，婚後英千里馬上返回英國完成他的學業，中間只有在1924年回家一次，新婚最初的六年英千里大部份時間都在國外，獨留蔡葆真一個人守著幼小的兒女，還要服侍公公英斂之。
雍容大度、賢淑聰慧的蔡葆真自從嫁到英家後，英家即資建了一所女子學校—靜宜女學，由19歲的蔡葆當校長，責任重大，因為英家公婆都堅持女性都要有職業和工作，這在當時實在是很前衛的思想。一直到1926年公公英斂之過世，英千里才從歐洲返國，一家人才終於團聚。[9]
英千里的姑姑英杕生日，英氏家族在培根學校合影
(英杕為培根學校校長)
後排右4為英千里，左8為蔡葆真
祖母生日，英氏家族在培根學校合影，III為英千里
鴉片戰爭失敗，暴露了清廷國力及軍事、科技的弱點，而人心風俗敗壞，內憂外患交迫，更使中國國際地位一落千丈。英斂之思索若要振興國家，必須從「重道德」與「發揚科學」兩者著手，但這兩者絶不是空喊口號即可獲得成效的。重整道德必須從人的心靈深處做起，而發揚科學則宜以文化教育為重心，換句話說須有科學設備完善的最高學府，才能擔負起這個重任。
1898年英斂之認識了馬相伯，兩人都是非常愛國的天主教徒，他們關心國家，也十分關心向知識份子宣傳福音，並相信天主教對國家必有所貢獻。1912年兩人聯名上書羅馬教廷，建議以教會立場在中國設立天主教大學(即北平輔仁大學)，深得當時教宗本篤第十五世的讚許。但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戰後數年的困難局勢，這個計畫就被擱置了。英斂之並不氣餒，他先在北平西郊香山的靜宜園設「輔仁社」，培養天主教有志協助教會事業的青年。他以開放的精神，啓發學生獨立研究，同時重視傳統文學，教授經史百家，並鼓勵學生勇敢表達自己的想法。[10]當時中國各教區紛紛保送學員來就學，只可惜因經費不足等困難，「輔仁社」僅辦了三年就停頓了。
十二年過後，在英斂之及馬相伯馬不停蹄地奔走下，教廷終於把整個計劃交給美國的本篤會去執行。本篤會購買了北平西城定府大街濤貝勒府為校址，並決定先恢復英斂之所創辦的「輔仁社」。1924年英千里剛由歐洲學成歸國，二十五歲的他，年輕英俊、瀟灑健談，便協助父親，擔任輔仁社秘書，同時兼任香山女子中學校長。
留歐歸國的英千里，滿腦子辦教育培育青年的新思想
英千里本名驥良，字千里，聖名依納爵(Ignatius)，來自天主教世家，個性忠厚正直，由於他從小出國，在英國接受大學教育，深切了解大學教育的學術使命。當時外國修會負責掌管輔仁大學的學校經費，行政組織則由中國教職員組成。行事細膩的英千里，1925年至1947年擔任輔大秘書長期間，便負責居間協調這兩個單位，校內的教職員都親眼目睹了這位年輕的秘書長，對內對外明快的作風。
英千里(右1)擔任輔大秘書長期間，負責居間協調外國教會和中國的教職員
年輕的英千里(第二排右3)在學生眼中就像一座知識的寶庫
早期負責辦學的本篤會教士大多是美國籍，西語系缺乏專攻語言學方面的師資。1933年由於美國經濟不景氣，學校的基金貶值，向美國募款困難，影響學校的維持和發展，因此教廷將輔大交由德國聖言會接掌。英千里此時已兼任西語系主任，講授英國「復興文學」、「倫理學」等課程，備課、講課、改考卷再加上行政事務等繁重的工作都落在他一人身上。
33歲的英千里規劃了一系列的改革，全系課程由文學、英語和第二外語組成；強調文學理論和外語應用並重，終於使課程設計日趨完整。為節省經費，西語系一向是由外籍教士來授課，英千里一上任便設法說服主管財務的外籍教士，更改以往僵硬的作風，應以課程為考量，選擇最佳的師資來任教，因此那時西語系延聘了多位名師來教學。
後來也擔任輔仁大學講師兼副教務長的費致德，在輔大西語系畢業六十五年之後都還記得，原本英老師一直是自己墊錢，託北平飯店裏的法文圖書館直接從英國訂購教材。之後因為書籍昂貴，同學負擔沉重，英老師便將希臘羅馬文學等書交由龍門書局翻印，在學校發售。新書內容豐富，一改過去使用二十世紀初年的陳編舊籍，大大提高了教學質量，使課程和教材改革獲得良好的成效。學生在文學理論和外語應用能力方面都打下了紮實的基礎。[11]
英千里講課時，旁徵博引，幽默淺顯，而且妙語如珠，所以對學生的吸引力非常大，尤其是「邏輯學」特別叫座。在北平輔仁大學教課時，因選課的學生太多了，普通教室容納不下，只好改到大禮堂上課。後來在臺灣大學上課時也有同樣的狀況，不但大教室經常客滿，坐無虛席，有時連窗台門坎上都擠滿了旁聽的人。英老師學識淵博，但他從不拿艱澀的句子在課堂上炫弄，在學生眼中簡直就是一座知識寶庫。
當然，不只是在北平輔大，國立北京大學和師範大學也都慕名邀請英千里講授「英國文學」的課程。
當時的學生中，有一個特別靈敏聰慧的，叫張秀亞，後來成為著名的散文作家，曾獲台灣首屆中山文藝獎、首屆文藝金獎。她1938年考入北平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上過英千里講授的「理則學」；隔年轉到西洋文學系，又上了英千里的「文藝復興」、「浪漫派人」；唸研究所時，則有「亞理士多德的詩選」，一共上過三年半英老師的課，張秀亞在文章中寫著：
英老師的講學，有如白香山的詩篇，明白淺顯，他並不炫弄所學，故示艱深。但在他那極其通俗的語句，卻常含蓄著人生的哲理。當年我們在課堂內對這些道理，最多能瞭解二三分，因而也體會不出其可貴處，如今跋世途多年，得到鮮明的印證後，乃恍然悟出他那寶貴的啓示，當初聽來似是極尋常的話語，如今仍在我們的心上再度閃出精金般的光芒。[12]
許祖惇是在1936年考進輔大西語系的，那時英千里教授一年級「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和「英文論理學」這兩門課，每週五小時。他回憶英老師會提綱挈領把一章先講過一遍，然後教學生自己閱讀教科書與參考書。學生提出的任何問題，英老師總是旁徵博引，不厭其詳地解答，充分展現他對西洋文學的淵博與對邏輯的嫻熟。[13]
喜歡讀書深思的許祖惇，後來在台灣出版了《高級英文法》、《最新美語會話》等暢銷的美語著作。
許祖惇編寫的《標準高級英文法》，英千里作序
1938年郭麟祥大三那年，思想周密的英千里硬是安排他們班旁聽英籍教授吳可讀的「西洋小說發展史」。這原是四年級的必修課，郭麟祥和同學在跟班時心裏是百般不願意，功課壓力大不說，程度跟不上是最大的原因。一年以後，麟祥才知道，原來過後吳教授就要離開北平返回英國了。英老師處處為學生著想，為了讓學生擴大學習，才有此安排，真是用心良苦。英老師鼓勵他們再困難也不要放棄，郭麟祥這班學生果真在學習上受益良多。
在郭麟祥四年級下學期時，英老師義不容辭地擔任他畢業論文的指導教授，從選題、輔導參考資料，直到最後評審等，工作繁重。尤其準備畢業答辯，更是件嚴肅而複雜的過程，英老師都全程親自主持。六十年後，當郭麟祥回想到英老師愛護學生的精神時，不禁眼角泛紅。[14]
從輔大畢業的學生，不論在國內從事外語工作，或赴國外進修深造，都能勝任愉快。編有《現代英語慣用法詞典》的費致德永遠記得：
英千里先生的英語，崇雅正，講韻律，不尚纖巧….我的英語是千里先生一個字一個字改出來的。[15]
許祖惇記得大一的暑假前，同學們舉行了一個茶會。英千里和西語系一年級幾位中外籍教授和講師都參加了。其他的老師們開頭寒暄了幾句話，就先後離開了，唯有英千里和大家親切地談天，同學們如沐春風，一直到最後英千里才離去，大家覺得英老師平易近人，心裏愈加敬慕。[16]
不管是英文系還是其他科系的學生，只要在讀書及寫作上稍有點小成績，英千里便極力稱贊，期望那個學生能努力發揮所長。還會特別找到學生，親自勉勵他們。張秀亞記得，有一回輔仁校刊刊出了國文系李同學一篇題為「中國之冬」的文章，英千里認為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便立即找李同學到他的辦公室來，詳細指導他寫作及努力的方向，在其他人面前也多次誇奬李同學的文采。李同學感激之餘，搖筆更勤，作品的內容真的更為充實了。
英千里曾好多次對張秀亞說：「某某系的某同學妳認識嗎? 叫他來見我。」「某某同學是哪一系的? 你如認識他，下課就陪他來見我吧。」這些學生，是英千里在偶然的機緣中，校刊裡、學術集會上，或自其他師生的口中，發現有才能的青年。英千里都願意鼓勵他們，使他們更積極的從事學術上的研究，希望有朝一日能成大器。
留歐歸國的英千里，滿腦子辦教育培育青年的新思想，在短短七、八年間，就把一個書院規模的輔仁建設成為文理教育院系完整，具學術特色，聞名海內外的大學。
不僅是在學習方面，英千里也很願意幫助學生們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困難，使他們安心向學。賢慧的英師母常常為一些離家很遠、家境辛苦同學親手縫製棉鞋、衣衫。所以英千里家的餐桌上，常是擠滿了一些年輕的學子。[17]
日軍進入北平前門大街
隨著戰事愈演愈烈，清華、北大等校被迫輾轉南遷，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燕京大學立即被日本憲警侵佔而停辦。輔仁大學除了要籌劃對策，應付日軍的惡勢力，還要擔心抗日教職員學生的安全，再加上生活物質的缺乏，學校經費短絀，真是備受煎熬。即便如此，輔大仍擴充院系，增設研究所，即時招收「借讀生」，使未能逃到大後方的學生能繼續學業，不致失學。尤其那時女生升學特別困難，輔大甚至還擴展女院招收女生。
1937年國軍二十九師於七月底撤出北平後，日本特務機構扶持臨時政權，北平陷入日本人所指使的漢奸集團的統治，當時很多藝術界和文化界的菁英都拒絶日本偽政權的高官厚祿，不願同流合污。1938年輔大兩位教授竟應「滿洲國」的聘請要去當官。古道熱腸的英千里知道後，徹夜勸阻，叮囑這兩位教授一定要深思，說遍了種種厲害關係，無奈兩人仍執迷不悟，前往應聘，無知地斷送了自己的前程。[19]
多年後，英千里在〈鐵窗回憶〉這篇文章中提到，平津淪陷以後，學校大多數的教授們只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他也是其中之一。後來，看見許多知識分子竟去當了漢奸，還有日本人的種種暴行，讓人再也無法忍受，英千里便力邀輔大文學院院長沈兼士，及教育學院院長張懷等，以研究明末的愛國志士顧炎武的學說為名，共同成立「炎武學社」，鼓勵「人心不死、國家不亡」，實際上則是組織秘密團體，從事地下工作。參加的成員，全是當地年輕有為的知識分子，一切行動和主張，免不了書生之見，在單純的熱情下，做出許多幼稚可笑的壯舉來。例如，輔大化學系的助教們，曾埋頭於實驗室製造炸彈，準備用來炸日本人，沒想到在製作過程中，炸彈忽然爆炸，弄得滿室煙霧瀰慢，室外的人則虛驚一場。
另一問題是炎武學會的成員大多在各校教書，七七事變後，北平的高等學府，除教會辦的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輔仁大學以及幾所中學外，全被日本當局接收。老師們堅守不合作的原則，不到日本人主辦和接收的學校工作，然而燕京、協和、輔仁三校，根本無法容納所有的教師，炎武學會又沒有經費，也沒有中央的任何貼補，所以許多教職員的生活，不久就發生了問題。
基於以上的因素，使得英千里等不得不變更策略，另謀出路。一年以後，「炎武學會」擴大為「華北文教協會」，由當時輔大文學院院長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擔任第一任總幹事。協會很快與重慶方面暗中取得聯繫，接受中央的指示和津貼，行動更加積極具體，不似以往的炎武學會，只採取消極的「不合作」方式。[20]「華北文教協會」經常遣送優秀學生去大後方，還苦心安排外籍教師做掩護，協助無數不願受日本教育的青年在戰火中逃命。在輔仁大學的資料中記載著：
1939年8月，訓育主任伏開鵬因遣送學生南下，遭日軍逮捕；教務主任胡魯士因學生南下問題被捕。
1940年伏開鵬因組織學生參加三青團被捕。
同時「華北文教協會」也派人到天津、濟南、開封、太原等地講學，在旅行演講的掩護下，與各地成員聯絡。中央方面也經常有人來聯繫，這樣英千里領導的華北地下抗日活動才納入正規，一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其間發展都相當順利。
1939年德國閃電攻擊波蘭，英法立即向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945年庇護十二世當選為教宗，為表彰英千里對國家及天主教高等教育的鉅大貢獻，羅馬教廷特授「騎都尉勳爵」給英千里。英先生當時非常感動，因為要真正有功於國家的人才配得這個爵位的。
據輔大「廿六年度(1937年)教員履歷表」，那時學校裏尚無日籍教師。1938年隨著細井次郎到輔大任職，日本軍憲和警察局派來的特務充斥在校園內，他們有些偽裝成教師，有些混雜在學生當中。學校中有什麼集會，需事先向日本軍部和警察局報告，以便派顧問「出席指導」。學校每天來往的書信、文件，常要經過他們的檢查。從校長、教授到學生、工友，都成為他們監視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華北文教協會師生時時都有被逮捕的風險。[21]
1941年年初，「華北文教協會」和中央方面失去了聯絡，原來不與日本人合作的教員同志們，因得不到經濟支援，有的為生活所逼，漸漸動搖而回到偽北大、師大去教書了。從那年夏天起，北平當地的情形更形惡劣，被捕的同志愈來愈多，重慶方面和英千里之間仍毫無聯繫，這是「華北文教協會」最沉悶、最艱苦的一段時期。
1941年11月底，日本人已經注意到沈兼士和英千里是抗日地下組織的重要人物。同志們都勸他們兩人早日離開北平。那時北平文教界成員中，還有兩位重要人物，一是輔大教育學院梡長張懷，一是經濟系教授董洗繁，他們四人幾度會商，都感到在道義上不能丟下同志，一走了之，最後英千里堅決不肯離開，沈兼士只好服從眾議，於12月中化裝出走，之後就由英千里獨撐殘局。
與此同時，中央也派員潛入北平，帶來最新的指示和補助款，文教協會的成員相當振奮。英千里將訊息和分配款項的名單，都藏在家裏「華裔學誌」那本書中，英夫人將錢縫在一條棉被裏，就在要將指示和錢分發之前，英千里被捕了。[22]
當時就讀輔大西語系四年級的張秀亞，特別記得英老師曾囑託她幫忙繕寫一部彌撒經文。1941年12月底的那天在學校沒看見英老師，張秀亞便到老師家取未完成的稿件。只見英老師與師母相對而坐，臉色有些蒼白。看到張秀亞來了，他親切地招呼張秀亞，解釋因為胃疼，所以未到學校去。英老師說：「你既然來了，還是譯吧。」張秀亞記得那天譯的是經文「太初有道，道即天主。…」那一段，是經文中最精妙、最難譯的，而英老師則以精確美妙的字句來闡釋。譯完後，英老師如平日般，風趣地談著文壇掌故，學人軼事，師母還留張秀亞在家中吃晚飯，直到晚間八點多鐘才離開。
幾天後張秀亞就聽到了英老師被日本人逮捕的消息，原來張秀亞去看老師的那天，英千里所領導的地下抗日團體中，有一成員不慎落入敵人的陷阱，整個抗日組織的名單都被日軍掌握。英老師著急到胃病復發，無法去授課。[23]
1941年12月卅日深夜，英千里在睡夢中被搖醒，被拿槍的一個日本人和三個偽警(中國人)帶上手銬，押到了北平公安局。日本人逼英千里招出沈兼士的下落，「只知道他頭有病，半個月前去西山一座廟裡養病。」英千里回答，「是哪座廟我不清楚。」日本人哪裏相信英先生的說詞，逼供、威嚇，還把他帶到院子裏，橫綁在一條長凳上，一人按頭捏鼻，一人向英千里嘴裡灌水。就這樣拷問、灌水，不知進行了多少次，英千里都堅持不屈，侃侃而辯。
雖然在獄中受苦受難，英老師心裏始終保持著一片寧靜，沒有恨，也沒有憂。大家知道英千里在日本人手中受了許多酷刑和侮辱，可是英先生本人卻從來不願提起，「日本人所以要這樣做，是站在他們本國的立場為了他們本國的利益。真正讓人痛心疾首的，是那些過去對日本人、對國人出賣人格與靈魂的漢奸們。」英千里曾感慨地告訴學生。
值得一提的是，英千里被捕下獄後，日軍就派了三個日本人，長期監視英家。凡是登門拜訪者，都被抓到日本憲兵隊訊問。即使家中的女傭上街買菜，也有人跟蹤監視。英夫人蔡葆真女士知道當時地下工作人員的名單，被英千里藏在家裏「華裔學誌」的書中，放在書房的書架上，心裏很著急，深怕這份名單會被日軍發現。在英千里下獄後的第三天，機智果決的英夫人準備了酒菜，宴請三位監視家裏的日本人，在外院吃火鍋，表示慰勞，一面悄悄吩咐十二歲的兒子若誠去書房找出那本書中藏的名單，立即燒毁。若誠把事情辦妥，回到外院，英夫人還在殷勤款待三人，勸酒敬菜，賓主盡歡。英夫人的智慧和膽識，成功地掩護了平津地下工作人員的安全。[25]
英千里出獄後又回到輔大任教，同時負責華北文教界的地下組織。1942年中央政府任令英千里，為中國國民黨北平巿黨部書記兼代主任委員[26]，當時的輔大已成為中央政府及國民黨在北平活動的中心。在那段時期，校內的一切措施，都遵照中央政府的命令，對偽政府的指令完全置之不理，英千里當然又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釘。
1943年3月間日軍再度逮捕英千里，在他家搜出了華北文教協會的主要工作人員名單，3月20日以後，日軍即展開大搜捕，這次被逮捕的還包括輔大兩個學院的院長、七個系的老師及學生三百餘人，震驚了華北教育界。
在日本憲兵隊羈押三個月的時間裏，沒辦法和家裡通信，沒換過衣服、理髮，更談不上洗手、洗澡了。你想想，那三百多人是什麼情況？學生、老師滿身都是蝨子，到處是被抓傷的血跡。每天只能得到兩杯涼水和兩三個如磚頭一般硬的涼窩窩頭充飢，看可以把你餓到什麼程度你還能活。當時被捕的四年級學生孫金銘回憶，張懷、英千里等教授有時兩三天都吃不到任何東西，被摧殘得不像樣。即便如此，英老師仍堅強地處之泰然，沒有怨言，還勸同學們要多忍耐，強忍著把發霉綠的窩窩頭吃下去。
經日本憲兵隊審訊後，英千里與其他共26人在刺刀包圍下，被送進了集中營，由軍法處逼供。孫金銘目睹了日本憲兵對待中國人的手段：
在審訊過程中，日軍對他們棒打、腳踢、皮鞭抽、灌涼水、灌辣椒水、雙臂吊來打、用火筷燒、上夾板、電刑、放入洋狗群中咬、手指釘竹籤等等，慘不忍睹。張懷教授和英老師多次因受刑暈死過去。[27]
在這人間地獄裏，原本身體健康的英千里，在歷經多次殘酷迫害後，被加銬腳鐐的他仍是不屈服。酷刑使英先生肺部和胃部都嚴重受損，身體從此瘦弱不堪。而他堅持正義、不向惡勢力低頭的身影，卻充分表現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凜然正氣。在中央政府地下人員協助下，英千里才由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後來又減為15年徒刑。
一直到1945年日軍投降前夕，英千里終於出獄。
英千里被日本人關押期間，大義澟然，視死如歸，
使終保持著中國知識份子的風骨和氣節
甫出獄的英千里，儘管身體很虛弱，仍然堅持輔大秘書長和教授的工作。1945年北平由國民政府接管後，英千里馬上被中央政府任命為北平巿教育局局長，並蒙當時國民政府主席蔣先生召見，頒贈勝利勳章。英千里本是一介書生，為人正直，清廉，根本不懂得什麼為官之道，任何不義之財他都嗤之以鼻，只靠那份公家薪水養家糊口，日子倒也過得清貧。
雖然對日抗戰勝利，走過八年抗戰歲月的中國，享受不到勝利的果實，馬上又面對中國共產黨全面掀起赤化中國的戰爭。共產黨在戰線後方，以土共和農村宣傳的力量急速擴張，對不滿現狀、充滿改革熱情的知識份子具有強烈的滲透和說服魅力。1946至1948年大學校園充滿了政治動盪和叫囂。共產黨派來的職業學生，數目可觀，幾乎潛伏在每一所大學與中學裡，常常藉機興風作浪，罷課、遊行、請願、鬧學潮等等，鬧得天翻地覆。
面對局勢的動盪，這位只懂作學問，不諳為官之道的英局長在北平教育局任內不久，便向教育部遞了辭呈。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又把英千里調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任司長。在赴南京上任之前，正在清華大學唸書的英若誠勸父親：「我認為您最適合就是教書做學問，南京官場上的那一套您是適應不了的，還是不去的好。」英千里卻認為官做得大一些，肯定對教育的貢獻會大些，1946年8月他就欣然赴任了。英千里雖貴為教育部社教司司長，但家中的經濟狀況是相當拮倨的，家人不得以只好將家中珍藏多年的郵票賣了貼補家用。
1948年英千里兼任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廠長，並當選為北平巿國民大會代表。英千里看不慣官場上腐敗的風氣，他在司長任內一會兒想幹這個、一會兒想幹那個，卻什麼也沒幹成。英千里的幾個孩子都不贊成父親再繼續做官，都勸他：「你千萬別幹了，這種官你幹不了！」。[28]同年冬天輔仁大學堅持邀請英千里回校任教，英千里才辭去教育部的職務，告別了短暫的政治生涯。
1948年英千里當選為北平巿國民大會代表，來台後仍續任
1948年北平的形勢日趨緊張，11月29日共產黨所屬東北野戰軍會同華北軍區主力共100萬人，在北平、天津、張家口地區聯合發起平津戰役。北平城物價一日數漲，街頭到處都是搶購物資的人群。12月12日，共軍團團圍住北平城，城門緊閉，糧食蔬菜等物資都運不進北平城，有辦法的人都想逃出去。
此時，在南京的朱家驊、傅斯年、杭立武、蔣經國、陳雪屏等國民黨大員，在蔣介石先生的授意下，緊急磋商「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計畫」，名單上全是當時國內最有成就的知識份子，其中當然也包含了輔大教授英千里。傅斯年在電文中特別要求：「每人只能帶隨身行李，通知時請其千萬勿猶疑，猶疑即失去機會。」又指出，「機到即走，不能觀望稍有遲疑不決。」。[29]
1949年1月傅斯年飛抵臺灣，就任臺灣大學校長，馬上就發電報邀請英千里到臺大任教。選擇留在北平面對變局？還是單身遠赴台灣先去看看再說困擾著英千里。三子英若誠特別從清華大學趕回家裏，勸父親留下來。英千里回了一句，｢那我的信仰怎麼辦？｣[30]相信思想、信仰、言論自由是人類普世基本權利的英千里，在紛雜的局勢面前，對於一個要消滅宗教及信仰而一統天下的共產黨政權，英先生心裏已有了定見。
當南京派出的飛機飛抵北平上空時，南苑機場已被共軍攻佔，飛機無法降落，只能空返。國軍在天壇和東單廣場砍伐了大批樹木，在北平市內搶建起臨時修建好的東單機場。郊區戰火蔓延，槍炮聲雜亂緊張，南京派出的最後一架飛機在東單機場降落。來不及告知家人，在四子英若聰的陪伴下，英千里只帶了一個公事包，匆匆趨車趕赴東單臨時機場，同機的還有北大、清華的胡適、陳寅恪、毛子水、錢思亮、黃金鰲、張佛泉等著名教授。
英千里在寒冷的冬日離別了北平，飛到南京，再轉赴台灣。沒想到從此與家人相隔兩地，再也沒有機會回到這塊魂牽魂縈的古城舊地。
抗戰勝利後，日本臺北帝國大學由政府接收，於1947年成立國立臺灣大學。1949年1月傅斯年接任臺大校長，他以「北大經驗」，將戰後陷入混亂的臺大校務導上常軌，並以自已在學術界豐沛的人脈，號召了多位一流的學者來臺大任教，包括英千里、董作賓、毛子水、薩孟武、李濟等等，奠定了臺大續為台灣第一學府的堅實基礎。
想像不出那時臺大附近，還是偏僻的郊外，羅斯福路一帶，大半都是稻田，相隔好遠才有幾盞昏黃的路燈。校園裏的道路，全是石子舖成的，汽車駛在上面，石子便砰砰地彈到車身上，一到晚上，整個臺大校園就是黑漆漆的一片。[31]
一幢幢用磚砌成的樓房，分別是文、理、農、工四個學院和行政大樓，對峙在一條長街的兩旁。文學院工字形的三層樓，每面只有一排房間，房門開向陽光充足的寬敞迴廊，窗子俯視著天井。外文系就在文學院二樓右首一排，日本人走後，外文系的師生只剩下寥寥數十人。[32]
1949年英千里被延攬至臺大外文系任教
英千里於1950年8月接掌臺大外文系，那時外文系的運作及發展都尚未成熟。在極其窘困的環境中，英千里一上任，就想方設法找文學科目的師資，以解決外文系在教學上的燃眉之急。英千里對聘來的外文系老師非常禮遇，秉持傳統遵師重道的精神，他一定親自將聘書送到各個老師家裏。他先陸續邀請到多位耶穌會士和修女來任教，對提升系上的教學水準助益良多。而各界名師包括梁實秋、趙麗蓮、夏濟安、黃瓊玖等教授，也都應他親自邀請而來。
英千里勉力充實課程，帶領外文系走過蹇困貧乏的年代，外文系添增了一大群的學者大師，讓學生有機緣能吸取一流學者的學養和風範。1956年，外文系開始籌設「研究所」及「語言實驗室」，成為臺大最佳的大系之一，在國內外的聲譽也與日俱增。許多大學聯考的狀元，第一志願便是填臺大外文系。
英千里與Father O'Hara（左）參加臺大外文系師生歡敘
英千里與臺大外文系畢業學生李紉蘭同學合影
英千里與臺大外文系畢業班學生合影
斑駁的迴廊，克難的系辦，在這裏英千里投入大量心力引領著外文系的學生進入英美文學的不朽意境。王乃珍教授1960年自臺大外文系畢業後，便繼續在系上當助教。二十二歲的王乃珍還記得，一進系辦，迎面的是五位助教的桌椅和一張長沙發，旁邊還有些打字檯，川流不息的人和事；系主任的辦公室在裏面，英先生的大辦公桌靠窗，他只要在位子上交待一聲，助教們便負責跑腿，有時英老師看到有趣的文章時還會考一考助教們；來找系主任的老師和同學則在一旁的小圓桌談話。現在回想起來，王乃珍很後悔當時年紀輕不敢打擾英先生，如能多多請教老師一定獲益更多。[33]
雖然英先生因肺部和胃部常年有疾，晚期在外文系開的課並不多，對於不是最優秀的，不是老師心中的最愛的學生，英千里老師依然很誠懇地對待，希望學生成材。中國人的第一個戲劇博士、國際級莎翁戲劇專家、名導演楊世彭對英老師感念極深。
剛考進臺大時，楊世彭唸的是中文系，後來才轉到外文系。大一時英老師所教授的「西洋古典文學導論」是楊世彭最喜歡的課，至今還留有當時抄寫的筆記。大四時楊世彭選修課了Thesis「畢業論文」的課，在英老師鼓勵下，楊世彭每週都會到系辦請英老師指導論文。英老師改學生的文章非常仔細，批改的紅筆字每個字都非常乾淨、清楚，絶對不草率，就像他本人一樣，做事是一絲不苟的。楊世彭說，「英老師真的很辛苦，他是外文系主任、名教授，身體又不好，還要改我的破英文。」他們費了千辛萬苦，終於完成「The Technique of Chinese Opera」《京戲的技藝》這篇論文，也因為這篇論文，幫助楊世彭順利申請到夏威夷大學的戲劇研究所，從此改變了他一生的道路。
1954年參加台灣第一次全國性大學聯考，進入臺大外文系就讀的胡耀恆說：「英老師教大一的西洋文學概論，是大一學生最重要的一門課。英老師從希臘講起，主要介紹荷馬的兩部史詩。英老師課程內容充實，講課時常生動傳神，如上舞台，如講到如何躲到床底下時，英老師會用手勢比劃，也幾乎彎下身來。更重要的是，英老師中英文字正腔圓，給學生的印象是終身難忘的。可惜的是英老師那時身體已非常不好，上課是勉為其難。下課後，英老師不大留在系辦，多回到臺大的單身宿舍休息。不到一個學期，就不能來上課了，以後再也沒機會聽英老師講課」。喜歡讀書研究的胡耀恆，後來也成為臺大外文系主任、國家兩廳院主任。
少女時代就喜受文學的陳若曦是1957年考入臺大外文系，與同學白先勇、王文興等人創辦《現代文學》。她回憶，外文系的自由風氣，和系主任英千里老師的名士派作風有關。英老師學問淵博，見多識廣，教授英詩，採取自由散漫的即興式授課法，隨便一行詩，他都能旁徵博引，講了一堂課還意猶未盡。[34]
五十年以後，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後的英文系第一屆系友，後來回憶那段大學歲月時寫道：
英千里教授是我個人在大學時代最欣賞的教授之一，他教英詩，不是僅拿起一首詩，讀上幾遍，然後翻譯給我們聽，而是重點放在詩人作這首詩的背景，及引導我們如何去欣賞這首詩的獨到之處，學習如何去思考，而非繼續中學式的填鴨。他能如此用心培育我們所欠缺的獨立思考及欣賞能力，我個人很感動也萬分感激，因為在當年實屬難得。
．．．．．．若不能獨立思考，教育的目的何在？文學的存在又有何意義？即便到今天，當我聽到或哼唱「啊！頓河」這首歌，都自然地會憶起英教授當年在課堂上訴說的那段動人故事。
臺大外文系師生合影，第三排為黃瓊玖教授（左1）、英千里系主任（左2）、沈剛伯文學院長（右2）、錢思亮校長（右1）
1960年初英千里老師參加臺大外文系畢業班的謝師宴
最前排坐在地上著黑色旗袍，掛彩色名條的是班代長王乃珍(左4)
第五排有王華燕、劉西珍夫婦（右2、右3），王華燕為英千里先生獎學金基金會現任董事，也是本網站的推動者
1949年隨政府來台灣的北平輔仁大學校友，多達數百人，希望去教書、找兼課機會的、畢業證書未帶出來，學籍是否可承認的，紛紛找上英千里幫忙。英老師一律來者不拒，能幫助學生的都儘量幫忙，甚至提供經濟援助，希望這些去國懷鄉的青年都能得到妥善的安置和照顧。所以輔大的校友們，對英老師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35]
1956年輔仁大學在台校友會成立，將近七百位旅台的校友，每年總會聚上幾次。校友曾憲定記得，只要英老師在現場，同學們立刻歡聲雷動。英老師每回都是盛裝出席，他和藹的笑容，安慰著每個漂泊他鄉的遊子，每個人瞬間都活潑起來；當天如果英老師還沒到，同學們就好像群龍無首，英千里儼然成為輔大旅台校友們的精神支柱。[36]
輔大能在台復校，是這些校友最熱切期盼的，在英千里的鼓勵下，校友們三度上書教廷，呼籲教宗支持復校。1959年教宗若望廿三世任命于斌總主教負責籌備，于斌則委請英千里幫忙協助規劃。經過三年的蘊釀籌備，終於在1963年於新莊開始招收輔大復校後第一屆學生，于斌為首任校長，英千里被聘為董事會董事兼副校長，他特地向臺灣大學請求休假一年，全力協助于校長，並兼任教務長。
輔大在台復校初期，主持校務的重責大任全落在英千里教授身上
于斌主教要出席大公會議，經常在國外，主持輔大校務的重責大任全落在英千里身上。英副校長大聲疾呼輔大的兩項基本精神：「學術鑽研的風氣」與「人格的陶冶」，鼓勵師生們要保持輔大光榮的歷史，更求「新的創造」，為了國家民族的學術文化而努力。[37]由於英先生曾遭日軍酷刑折磨，體力大不如前，不久便體力難支，不得已辭去副校長職務，但每次的大學行政會議，英先生以顧問的身份一定會出席。于斌主教回憶：
每次見到英先生面色漸形憔悴，都勸他要多注意身體。但英先生是一位勇於負責、願意做事的人，他一直是口若懸河，言無不盡，從沒看見他在人前露出衰弱無力的樣子。[38]
穿過羅斯福路，英先生削瘦的身影漫步在溫州街窄窄的巷子裏，一推開門就是小小的庭院。再向前走，進入陳舊的日式木屋。客廳陳設簡潔明亮，滿室瀰散著龍井茶香，屋裏卻不時傳來咳嗽聲，這裏就是英千里棲身的臺大教職員宿舍。英老師回到宿舍後便斜靠在床上休息，從不在客廳沙發上小憩，較熟的朋友來訪，必定在牀旁見他。臨窗放著一張舊木桌，左一堆是書，右一堆也是書，書架、床舖地板上，到處堆滿了書。除了上課之外，英千里大多都沉浸在書海中，他不但對西洋各時期名著有深入的研究，英文偵探小說、古龍的武俠小說都是他的最愛，往往一卷在手就可以著迷到廢寢忘食。
英千里不僅自己好學不倦，碰到左鄰右舍在讀書的孩子，他總會親切招呼孩子來家裏玩：「自己去書房找書，喜歡什麼書就抽出來看，喜歡的就帶回家去。」英先生在宿舍的書桌上編書時，鄰家的小朋友韓拱辰就在一旁用功唸書，拱辰的爸爸也在臺大任教，許多由大陸來台的流亡教職員都住這兒。聰穎可愛的拱辰和英千里特別投緣，英先生走哪兒都帶著她，視如己出。韓拱辰在英先生的關照和呵護下長大，成為英先生的乾女兒。
英千里帶著中學時期的韓拱辰遊碧潭
英千里指導韓拱辰英文
韓拱辰記得，那時台灣才剛有電視，英伯伯也分期付款買了一台電視機放家裏，除了國劇之外，英老師其實是很少看的。每天晩上，英老師家客廳的地板上便擠滿了來看電視的街坊鄰居，好不熱鬧。偶有鄰居看不過去了，說：「英先生要寫東西，要看書，英先生身體不好要安靜，大家不要在這兒吵吵鬧鬧。」英老師說：「沒關係！我照吃，照睡，照看書，讓他們看好了，孩子們看看電視很好。」[39]英千里把對家人的愛，全都轉移到週遭的人身上。
英千里與來台親戚合影
英千里一生廉潔自持，對人則熱情相助。身體不好的他，儘管沒有家人在身旁照顧，生活清苦，英老師每天一定梳理得體而乾淨，穿西裝打領帶，完全是美國20年代儒雅紳士的形象，乘著黃包車到學校上課，腿上則蓋著一條毛毯。
與他熟識的人都知道，英先生一向厚待別人，很少替自己打算。看到學生離鄉背景，需要幫助；同事家裏人多，生活困苦，救濟一下，往往還沒等到發薪日，英先生就已經先預支光了。曾憲定印象深刻，有同學好心提醒英老師銀行戶頭裏要留一些，英老師不以為然，說，「金錢這東西，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用要用得得當，用其所當用，這樣才有意義有價值，否則雖有千百萬財富，又有何益？我從來不為錢打算，可也從來不短錢花。」
有一年英老師吐血不止胃疾復發，病情惡化，必須立刻緊急輸血。學校的窮教授們，翻遍口袋，東湊西湊金額籌不足醫藥費。消息到了老蔣總統那兒，特別派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先生親自到醫院探望，並交待公家應該來支付英先生的一切醫療費用。總是為人著想的英老師認為如此作法不合體制，且此例一開，必會為老蔣總統帶來更多的麻煩，所以他堅持不願動用公款而婉謝了。英先生的風骨，由此可見。
大家對這位戴著眼鏡、學識淵博、地位崇高的外文系系主任都是非常尊敬的，而英先生卻從來不擺架子，不論是對學生、學校的工友或是家中的女傭都是如此。剛到臺大時，學校只有一個小型的餐廳，簡單的「定食」，價錢低廉，卻難以填飽肚子。中午英老師喜歡到羅斯福路的麵飯棚子吃陽春麵配滷蛋，校門口一帶除了這個小草棚以外，再也找不到什麼餐館，所以它生意鼎盛，大家也都知道英老師是這兒的好主顧。[40]
來到台灣後，英老師特別懷念北平的小點心，每回進餐館吃飯，總習慣先點盤香酥油炸的點心解饞，一想到自己滿口搖搖欲墜的牙齒，又趕緊解釋，「牙齒都不管用了，還是少來為妙。」他發揮了他的幽默感，打趣地說：「這可怪不得夥計了吧！」原來這又是日軍酷刑留給英先生的創傷。
英先生高度近視，也常發生有趣的事情，傳說中英千里年輕的時候，愛騎電驢子（機器腳踏車）兜風，一天心血來潮跨上電驢子便呼囂而去，天色已晚，一不小心，「噹！撞上啦！」英老師趕緊下車向對方賠不是，鞠躬了半天才發現，「原來是個大郵筒！」
還有一次，英先生在火車站巧遇老朋友，他趕緊跑去熱情握手寒喧，後來才知道認錯人了。旁人問，「怎不看清楚後再去打招呼呢？」「看清楚？」他驚呼，「等看清楚他早跑了！禮多人不怪，管他認識不認識，就當我認識他好了！」英老師的真摯而坦率，永遠留在人們的心目中。[41]
英千里的一生經歷了狂風暴雨的曲折過程，也充滿了對信仰的虔誠。他深受父母親的影響，自幼就流露出敬主愛人之情，家族裏有還有幾位是修女。三子英若誠在自傳中回憶，在父親的指揮下，家中時而傳出孩子們天籟般的合音，唱著神聖的讚美詩，因為禱告和讚美詩經常是英家生活的一部份。尤其是日軍侵佔北平期間，次子若敬和長女若雅相繼染肺病，生命垂危，英千里又被日軍關押，每晚全家人必聚在一起俯首祈禱，唱聖詩，不敢有一點隨便，孩子們深深盼望，如果唱得好，也許就能再看到哥哥踢足球的身影，大姐下星期就能回家[42]，爸爸也能早日出獄和家人團聚了，無奈死神還是先後接走了若敬和若雅。
來到台灣後，除非是生病或有其他萬不得已的事情，英先生週日一定會上教堂去望彌撒，風雨無阻。在面對臺大系務或輔大在台復校艱難的挑戰時，他一貫專注、深具決心，而在大家把他捧上天時，他卻還是一樣的謙虛。當我們看到他怎樣對待學生，怎樣對待朋友，怎樣對待其他人，這些都反映了來自信仰的大愛。
英千里與家人分離廿多年來，夫人蔡葆真女士與七個子女都深陷在大陸，音訊全無。蔡葆真背負著的「家庭背景複雜」的苦難，任勞任怨，一肩扛起全家的生計，照顧七個子女，支撐著幾乎無望的等待。蔡葆真的果決、堅強，始終是英家的中心，所有英家的老人都說，整個英氏大家族都佩服兩個女人，唯有她們才使英氏家族蒸蒸日上，其中之一即是蔡葆真，另一位則是英千里的母親淑仲。
對日抗戰期間，英千里先後遭日寇關押了三年，家裏斷了經濟的來源，蔡葆真只好開始典當自己的嫁妝，還教書兼課來養活一大家子人。監獄每星期允許家屬來探兩次監，蔡葆真帶著做好的飯菜、英千里的衣物和兒子若誠趕到隸屬日本陸軍監獄的陶然亭第一監獄。監獄有兩個門，一個是接收家屬送來食物的門，一個是家屬等著收屍的門。排在長長的隊伍裏，家人焦慮不安的目光緊盯著在門口叫號的偽警察，蔡葆真和兒子也在隊伍裏，心怦怦地跳著，生怕被叫到另一個門去……，日子的艱難可想而知。無論日子多麼捉襟見肘，思想開明、重視品德教育的英夫人都堅持孩子們無論如何不能中斷了學業，再辛苦都要供孩子們完成教育。
英千里去了台灣，博學多才的蔡葆真在北京宣武區圖書館任館長之職，靠著她60多元人民幣的微薄工資（加上長子若勤和三子若誠的一些補貼）把其他孩子一個一個培養成大學畢業。曾有台灣派去的情治人員，奉命秘密進入北平，欲接蔡葆真逃離中國大陸。不忍留下七名子女棄之不顧，蔡葆真最後還是拒絶了。飽經滄桑的蔡葆真在文革期間，以七十歲的高齡成為被專政的對象，從家裡被掃地出門，住在一個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裡，毗鄰廁所。白天幹著苦力的活兒，運水泥、掃街、清理廁所，飽受摧殘屈辱。文革後，蔡葆真仍持續掃大街，鄰居問她為什麼還掃啊？蔡葆真回答：「沒人叫我不掃啊！」 「後來才知道奶奶掃街時，街道的孩子們都圍著我奶奶學英文。」英千里長孫英健回憶。
1982年堂妹英潔良修女(右)返鄉探親，與英千里夫人蔡葆真女士(中)
及小妹英湜良(左)
博學多才的英夫人於1989年病逝於北平，子孫十八人環侍在側
在汪洋大海的這一邊，英先生中年離妻別子來到臺大，雖然深受器重，也建立了許多新的師生情誼，但是身體創傷未復，生活孤單，他對夫人的這份深情卻始終沒有改變，忠貞的情感，至死不渝。多少人曾有人勸英先生何不再娶? 英老師都斷然拒絶。英老師和夫人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這個急功近利的社會最寶貴的東西—忠誠和堅守。
英千里對家人的思念與惆悵，韓拱辰一點一滴都看在眼裏，「從英伯伯茫然的眼神裏，我知道他又回到那遙遠的地方，那久別的故鄉家園。」小時常常在英先生宿舍溜灣兒的拱辰回憶。家鄉的輪廓、家人的身影，是英先生這二十年來最牽腸掛肚的。他曾感嘆地對拱辰說：「今天打聽到一點家人的消息，聽說他們都還過得可以，阿腥(小女兒若嫻)都要進大學了，功課不錯，書本東西都整理得井井有條，唉！時間真快，她也大了！」
1967年有人從香港來，他託人打聽到家人的下落，心中的掛念是如此地熱切：
I am especially anxious to know how many children are married, who are their wives and husbands, and how many grand-children I have now.
最後一次有家人的消息是1968年，他在信上是這樣寫的：
I had some indirect news of my family through an overseas Chinese who had recently been in Peijing. He told me that my folks are all well and safe.
家住高雄，父親是英先生的舊識，因北上就學而寄居在英先生家的陳麗麗，因與英先生長孫女年紀相仿，而稱英先生為「英爺爺」，在英先生生前最後五年，一直陪伴著英老師，侍奉湯藥。在麗麗的印象中，英老師平時娛樂極少，特別喜愛平劇，常帶著麗麗到金華街觀看段承潤老師的演出。每每觀賞《四郎探母》公演時，英老師看著看著便不禁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四郎轉身緊抱住佘太君痛哭的那齣戲，將英老師隱忍近二十年思鄉離愁也全部宣洩出來。
抗日時期英千里在日軍獄中飽受折磨，致使他的元氣大傷，胃和肺部都遭到嚴重的創傷，幾度病危。1954及1956年間，英先生曾兩度入臺大醫院就醫。英老師第二次入院尤為嚴重，一夜之間竟吐了兩盆鮮血，陷入昏迷狀態。經X光檢查，發現他胃部已大部份潰瘍，非動大手術割治不可，但他身體已衰弱不堪，就是開刀也不能再打麻醉劑。
那時十七歲的韓拱辰正就讀北一女一年級，放學後就近去探望住院的英伯伯。醫院走廊上總是靜悄悄地不見人影，只聽到遠處傳來英伯伯的咳嗽聲。一天拱辰一進病房門，就看見英伯伯正痛苦掙扎地下床，拱辰趕緊接過英伯伯手中的痰盂，痰中帶著略紅的鮮血，嚇壞了拱辰。拱辰要給英伯伯倒些水喝，拿起水壺，發現竟然是空的，看到英伯伯晚境淒涼於此，心地柔軟的拱辰，眼淚不禁奪眶而出。[43]
英先生在輔大的學生曾憲定日後寫了〈我認識的英老師〉，回憶在臺大醫院病房中這段有驚無險的經過：「英老師清醒後，知道院方決定要替他動手術，他曾請求院方儘可能避免動手術，寧可讓他安安靜靜地離開人世，不希望再增加肉體上的痛苦。英先生是個有信仰的人，他誠懇地祈求天主，增加他的勇氣，賞賜他忍耐不致過於痛苦。祈禱後他就靜靜地睡著了，這一睡竟睡了兩天一夜。當他醒過來時，發現幾位醫師和護士都圍繞在他的床側。原來當他正在熟睡之際，大膽的醫師為了救人要緊，竟冒險為不用麻醉藥替他動大手術，把他的胃割去四分之三！醫師們莫不捏把汗，深怕一旦劇痛會驚醒了他，不堪收拾。過程是意外地順利，直到手術完畢，英老師還在呼呼大睡。在醫學上認為不可能的事，在虔誠的信仰上卻出現了奇蹟。[44]」
英先生晚期的十來年間，大部份的歲月都是在與病魔對抗中度過的。在不容樂觀的現實中，英老師以幽默的方式，將人與人的心靈連成一線。韓拱辰回憶，有一回英千里到台南，學生們為老師設筵接風，席間只見英老師泰然自若，縱貫古今，無所不談。席終人散，拱辰扶英老師上車，才發覺英老師雙手冰冷，原來胃病復發，英老師不願影響了學生們的興緻，一直強忍著未露出絲毫不適的狀態，總是想辦法讓大家高興一點。回到住處英老師才輾轉呻吟，整夜難以成眠。[45]
久病的人，是最難服侍的，消極的病人往往情緒惡劣，令人避之唯恐不及。可是多年來，陪伴在英老師身旁的韓拱辰、陳麗麗卻絲毫沒有在英老師的身上體驗到這一點，英老師不論是在動手術前後或者是胃正一陣陣劇痛時候，甚至於當他虛弱得連講話的力氣都沒有的時候，只要你走近他的牀前，就會感覺到他是何等的和藹安祥。英老師內心折射出力量，真實感動著更多認識他的人。[46]
在英法兩國的學術刊物中，常有英千里介紹中國文化的專論，著述雖多，都在國外出版，國人熟知的反而不多。1936年，英千里代表中國天主教友出席在馬尼拉召開的國際聖體大會，並發表演說。他那篇講詞，被認為是該次大會最出色、最有價值的文獻。英千里的英語造詣和淵博的知識，獲得全場如雷的掌聲。會後有人以西班牙語和他交談，沒想到英千里竟也對答如流。
50與60年代，英千里、沈亦珍和梁實秋等英語教育前輩教授所編的教科書，開啟了台灣近代正規英語教育的先河。為提供中等學校學生適合的教材，世界書局、環球書局、大中書局紛紛商請英千里編撰中學生的英語讀本。對於編書、寫作、教書、作學問，英千里是絶不草率隨便的。當時在臺大外文系當助教的王乃珍記得，英先生早年在歐洲受教育，對每個單字的來源，如希臘文、拉丁文等都如數家珍，編英漢字典時每一字、每一詞，他都經過考慮佐證，才下定論，王乃珍則在一旁幫老師筆錄、造句，及查閱其他參考資料來印証。[47]而高中及初中的英語教科書，看似簡單，每一部都是經過英先生深思熟慮才寫出來。[48]1957年暑假英千里才剛手術出院，在台中、竹南等地休養。名為休養，實際上他是整天坐在牀上不眠不休地編書。朋友們擔心他的身體，勸他要多休息，手術後不宜太勞累，英先生卻說，「不久就要開學了，不能為我一個人耽誤這麼多學生的學業。」 念茲在茲都是為學生們著想。[49]
從初一至高三，英老師先後編有《新標準初中英語》、《新標準高中英語》、《高級英文法》、《英漢四用辭典補編》、《英氏初級英文法》、《最新高級英文法》、《英氏實用文法》、《最新英漢字典》等，根據學習心理原則，由淺入深、由易而繁逐步漸進，是一部極有系統的教學課本。[50]而英老師翻譯的世界名著則包括《孤星血淚》、《浮華世界》、《苦海孤雛》，以及《邏輯學》等。
英千里的胃部開刀後，僅有常人五分之一的容量，難以吸收充分的養分，平常飲食只能小量多餐。不只是胃疾，其實英先生晚年還飽受肺癌之苦。平常煙不離手的英老師，自我要求嚴格，上課時是絕不抽煙的。到三軍總醫院看病時，醫生都勸他要戒煙, 開了Demerol（類似馬啡的藥）。回到家後，陳麗麗馬上把煙藏了起來，英先生面露痛楚，要求她把煙拿出來。他說：「抽煙就忘了痛。」原來英先生煙癮很大，在人前都是談笑風生，長期不適的錐骨之痛，竟是這樣硬壓抑下來的！
1964年英千里因病辭去輔大副校長職，1966年辭去臺大外文系系主任職，仍繼續在臺大、輔大、淡江等學校教書。1969年夏天英先生突然感覺左肩疼痛，失音嚴重，語不成聲，晚上無法入眠，經三軍總醫院醫生診斷，認為左肺生動脈瘤，壓迫到肺部神經。治療後病情稍有起色，便返回寓所療養。輔大校友許祖惇回憶，那時英老師在休養中，學生常去探望他。老師雖然很孱弱，見了許祖惇總想說幾句話，可是英老師已經失音了，雖然站在他的病榻前，也聽不清他說什麼，最後一次看他，他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51]
四十載教化春風 緯帳高懸 碩德懿聲播海宇
三千眾門牆桃李 菁莪蔚秀 傳薪弘道夫師承
前臺大文學院長沈剛伯譔墓碑銘曰：
於穆先生 其儀不忒 和易待人 忠貞報國 平居執教
勤誨善誘 語每恢諧 心則教學 見危致命 艱辛備歷
威武不屈 氣吞頑敵 一時之傑 百世之師 我銘君墓
庶無媿辭
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英千里，修身勵節，績學博文，歷任輔仁大教授、系主任、北平巿教育局局長、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主任、輔仁大學副校長等職，楷模士林，盡瘁教育，成材之眾，輒以萬計。尤以抗戰期間，平津淪陷，受命於艱危之際，團結華北學人，領導愛國青年，以思想及行動，反抗日偽政權，迭遭囚縶，備受酷刑，忠勇不屈，卓著功勛。三十七年膺選國民大會代表以來，同濟時艱，復多勠力。茲聞病逝，悼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篤念勛賢之至意。此令
英千里教授安葬於大直天主教公墓
蔣經國副院長全程參與英先生的告別彌撒
英千里教授一生的黃金歲月，歷經中國半世紀的狂風暴雨，戰亂的洗禮；他磊落的人品、寬廣的胸襟，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獻身國家、奉獻於教育、默默嚐盡骨肉顛沛流離的終身傷痛，從英先生的一生我們讀到了中國近百年社會跳動的脈搏。英老師雖然與世長辭，他的道義風範、澹泊的襟懷及愛護學生的精神卻永遠為後世所懷念。為紀念英先生的遺愛，感念彰顯英先生對英語教育的貢獻，臺灣大學、輔仁大學與輔仁大學校友會於1969年11月共同發起「英千里先生獎學金基金會」，以獎勵臺大及輔大各相關學系的優秀學生，盼望青年學子孜孜奮勉，學有所成後也能回饋社會國家，讓英千里先生的精神和風範長存不息。
[1] 英若誠，康開麗著，張放譯，《水流雲在》，北京，2009年，頁93~95。
[2] 慊，音ㄑㄧㄝˋ，滿足、滿意的意思。
[3]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三冊，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台中光啓出版社1970年初版，頁306-307。
[4] 英若誠，康開麗著，張放譯，《水流雲在》，北京，2009年，頁92-97。
[5] 方豪，《英斂之先生日記遺稿(附年譜)》，文海出版社，頁1。
[6] 柯博識(Jac Kuepers)著，袁小涓譯，《私立北京輔仁大學1925-1950:理念，歷程，教員》，輔大出版社，民96年，頁3。
[8] 韓拱辰，〈一封無法投遞的信〉，《輔友生活》，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1970年，頁12。
[9] 英若誠，康開麗著，張放譯，《水流雲在》，北京，2009年，頁88-89。
[10] 柯博識(Jac Kuepers)著，袁小涓譯，《私立北京輔仁大學1925-1950:理念，歷程，教員》，輔大出版社，民96年，頁8。
[11] 費致德，〈記英千里先生〉，《輔仁往事第三輯》，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2008年，頁59-60。
[12] 張秀亞，〈我所認識的英師千里〉，《輔仁》第2期，輔仁大學校友總會出版，1960年，頁29。
[13] 許祖惇，〈哭英師千里〉，《輔友生活》，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1970年，頁10。
[14] 郭麟祥，〈懷念英千里老師二三事〉，《輔仁往事》，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2007年，頁265。
[15] 費致德，〈記英千里先生〉，《輔仁往事》，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2008年，頁62。
[16] 許祖惇，〈哭英師千里〉，《輔友生活》，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1970年，頁10。
[17] 張秀亞，〈我所認識的英師千里〉，《輔仁》第2期，輔仁大學校友總會出版，1960年，頁29。
[19] 郭麟祥，〈懷念英千里老師二三事〉，《輔仁往事第二輯》，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2007年，頁266。
[20] 英千里，〈鐵窗回憶〉，《傳記文學》第二卷第四期，台北，1963年，頁14~15。
[21] 孫金銘，〈記華北文教協會〉，《輔仁往事第二輯》，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2007年，頁253。
[22] 英千里，〈鐵窗回憶〉，《傳記文學》第二卷第四期，台北，1963年，頁15。
[23] 張秀亞，〈我所認識的英師千里〉，《輔仁》第2期，輔仁大學校友總會出版，1960年，頁29。
[24] 英千里，〈鐵窗回憶〉，《傳記文學》第二卷第四期，台北，1963年，頁13~16。
[25] 韓拱辰，〈懷英伯 念師恩—追憶英千里教授〉，《傳記文學》，台北，第五十九卷第三期，1991年，頁99。
[26] 許祖惇，〈哭英師千里〉，《輔友生活》，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1970年，頁8。
[27] 孫金銘，〈懷張懷院長〉，《輔仁往事第二輯》，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2007年，頁263。
[28] 姚家余，《英若誠傳》，春風文藝出版社，2008年，頁76~79。
[29] 岳南，《之後再無大師》，八旗文化出版，2010年，頁320~322。
[30] 姚家余著，《英若誠傳》，春風文藝出版社，2008，頁79。
[31] 那廉君，〈臺大之戀〉，《臺大話當年》，群玉堂出版，1991年，頁10。
[32] 齊邦媛，〈初見台大〉，《從帝大到臺大》，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3年，頁77。
[33] 王乃珍，〈遙念英先生〉，2013年。
[34] 陳若曦，《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九歌出版，2008年，頁67。
[35] 韓拱辰，〈懷英伯 念師恩—追憶英千里教授〉，《傳記文學》，台北，第五十九卷第三期，1991年，頁99。
[36] 曾憲定，〈我認識的英老師〉，《輔仁》，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頁31。
[37] 英千里，〈新的開始〉，《輔仁》，第4期(輔仁大學校刊編輯委員會出版，1964年3月)，頁1-136。
[38] 于斌，〈懷念英千里先生〉，《輔友生活》第3﹑4期合刊，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1970年，頁3。
[39] 韓拱辰，〈一封無法投遞的信〉，《輔友生活》第3、4期合刊，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1970年，頁11。
[40] 那廉君，《臺大話當年》，群玉堂出版，1991年，頁11。
[41] 曾憲定，〈我認識的英老師〉，《輔仁》第2期，輔仁大學校友總會出版，1960年，頁33。
[42] 英若誠，康開麗著，張放譯，《水流雲在-英若誠自傳》，中信出版，2009年，頁137。
[43] 韓拱辰，〈懷英伯 念師恩—追憶英千里教授〉，《傳記文學》，台北，第五十九卷第三期，1991年，頁32。
[44] 曾憲定，〈我認識的英老師〉，《輔仁》，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1960年，頁102。
[45] 韓拱辰，〈一封無法投遞的信〉，《輔友生活》，1970年，頁11。
[46] 韓拱辰，〈我認識的英老師〉，《輔仁》，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1960年，頁32。
[47] 王乃珍，〈遙念英先生〉，2013年。
[48] 韓拱辰，〈懷英伯 念師恩—追憶英千里教授〉，《傳記文學》，台北，第五十九卷第三期，頁101。
[49] 韓拱辰，〈我認識的英老師〉，《輔仁》第2期，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1960年，頁32。
[50] 曾憲定，〈我認識的英老師〉，《輔仁》第2期，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1960年，頁31。
[51] 許祖惇，〈哭英師千里〉，《輔友生活》，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1970年，頁10。
[52] 王紹楨，〈英副校長逝世曁治喪經過〉，《輔友生活》，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1970年，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