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罗恩·德伍夫专著《抵抗之精神：纳粹占领时期的荷兰地下文学》
1940年出版的Geuzenlied Book的封面，左边是16世纪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右边则是反抗德国纳粹的占领。
奥地利纳粹头目赛斯-英夸特（Seyss-Inquart）参观文化管理院（KultuurKamer）
荷兰人用自行车驱动打印设备
安妮·弗兰克《密室》
《消亡》（Ondergang）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荷兰新一代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后新一代追求自由，选择更为进步的生活方式，也接受更多的左翼思想和价值观，渐渐失去了对地下文学的兴趣。因此，许多荷兰地下文学作品都被贱卖到了英美等其他国家的图书馆。不仅如此，荷兰地下文学在1965年后的文学史著作中也被严重忽视，文学史学者们更多地将注意力投向了20世纪30年代的先锋派作家及40年代晚期的战后反叛文学思潮，却忽略了战时地下文学发展最为蓬勃的时期。德伍夫教授提到，当先锋派作家的书只能卖出50本时，地下文学作品在民间广受欢迎，销量成千上万。德伍夫教授认为，地下文学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历史背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他同时指出，战后荷兰文学中所谓的“新思潮”实际上在战争时期就已萌发，但许多文学研究者却将这些“新思潮”与战争时期的文学割裂开来。例如，安娜·巴拉曼（Ana Blaman）于1948年创作的小说《孤独之旅》（Eenzaam Avontuur）是荷兰第一部公开描写女同性恋关系的小说，但她在1943年其实就已出版过含类似女同题材的短篇小说。莱恩·布莱斯特拉（Rein Blijstra）创作的地下文学作品讨论了与荷属东印度（今印尼）的相关问题，他尖锐地发问：如果一个国家将自己追求自由的抵抗行为视作正义之举，那么她占有殖民地的正当性又从何而来呢？地下文学作品也包含了最早的犹太大屠杀相关记录。早在《安妮日记》问世前，埃迪·赫尔萨姆（Etty Hillesum）从韦斯特博克（Westerbork）集中营寄出的信件就已经通过秘密渠道出版发行。许多人批评了荷兰在战争时期对纳粹罪行的无动于衷，而这种反思是否到了战后才出现呢？德伍夫教授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指出在战争进行时就有一大批地下文学作家清晰而尖锐地批判了部分荷兰人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作家并不是到了1960年代才投身于反叛文学思潮，相反，他们在抗议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战争时期就已经勇敢地发出了批判的声音。最后，德伍夫教授强调，地下文学的重要性在于维系了民众对文字的信仰。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宣传机器压制并滥用了文学的力量，出版作为人文主义后盾的传统信仰遭到了彻底的破坏，而荷兰民众对文学力量的信仰却恰恰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蓬勃兴盛的秘密刊物与地下文学作品与纳粹宣传机器对文学的滥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可能不像一些人期冀的那样光芒万丈，但在无尽的黑暗笼罩大地时，再微小的火焰都可以带来温暖与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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