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傅高义先生交谈的时候，记者能明显地感受得到，他对中国有一种发自肺腑的热爱。
文 | 河西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荣休教授傅高义因术后并发症，于12月20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
傅高义是他取的中文名，他的原名是Ezra Feivel Vogel，直译的话是埃兹拉·费弗尔·沃格尔，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傅高义1930年7月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今年7月，他刚过了90周岁的生日。
1950年，20岁的傅高义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他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也就在这一年，他偕同妻儿到日本东京，研究日本社会的家庭和精神健康问题，在那里生活、工作了两年多后，写成了《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一书，该书成为日本人重新认识自身社会的经典著作，也奠定了傅高义日本重要研究学者的学术地位。
傅高义（后排右一）在日本
不过傅高义为中国读者所熟悉，还是因为他在70岁高龄写的《邓小平时代》。
这本书英文版原名《邓小平和中国的变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中译本改名为“邓小平时代”。2013年，这本书的中译本在国内一出版就引发了一阵不小的热潮。
很有幸，傅高义先生访华时，记者和傅高义先生见过面。和傅高义先生交谈的时候，记者能明显地感受得到，他对中国有一种发自肺腑的热爱。2000年，他从哈佛大学退休，原本可以过上安静悠闲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当时已经70高龄的傅高义，接受了《华盛顿邮报》前驻外记者奥伯道夫的建议，撰写一部邓小平传记，这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厚如砖头的这本《邓小平时代》。
“他很伟大，也很复杂。”《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对他的传主做了这样的评价。
伟大，无需多言，改革开放，造福百姓，人民永远记得他。但在傅高义看来，邓小平不是神，也不是没有弱点：“邓小平是个急性子，喜欢做得快，这可能是他的一个弱点。他在军队里说他的经验是：不要等到非常了解了敌人才采取制敌之策，因为等到非常非常了解的时候，打仗已经晚了，所以要尽快动手，他觉得很多事情还不知道也没关系。我认为邓小平有几次可能太着急了，包括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价格闯关，但这些政策当时出台时间过早了，只得暂时中止，他焦急，那可能是他的一个缺点。”
人无完人，即使有一些弱点，在傅高义看来，邓小平仍然是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政治家之一。“确实，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没有比邓小平更有威望的最高领导人人选了。”傅高义说，“他在军队12年，可以说是军队里的英雄，他很早参加革命，资格很老，还当过十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最早，1931年，他担任苏维埃政权的瑞金县委书记，在太行山和西南地区，都有地方工作的经验，1953年到1954年是财政部的部长，他见过很多苏联、东欧的领导人，1974年后又见了很多西方的领导人。”
和只在建国之后去过一次莫斯科的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很年轻的时候出过国，在法国，他就了解现代化是怎么回事，了解现代化的工业和商业，同时，他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苏联成立十年后的社会改造都有所了解，所以对于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共产党怎样领导市场经济的问题，他有一定经验。
还有一个方面的经验，“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从1956年开始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正规化的工作还比较多，那些老干部对于改革开放的制度已经有一些想法了。虽然这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不能说他们没有概念，没有想法，也没有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些经验对于之后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傅高义相信，如果没有邓小平，改革派肯定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因为他们没有像邓小平这么有威望、有经验的领导人，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举步维艰，不可能取得像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你现在看1978年、1979年邓小平做的事，你就知道，那时候有多困难，如果不是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根本没有办法领导改革开放，我觉得改革开放开始几年的决策工作胡耀邦他们恐怕没有办法胜任。”
当然，邓小平也不是先知，他能高瞻远瞩，却不能未卜先知，所以在傅高义看来，对于邓小平也不能过于神化：“我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阶段他知道，现在中国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情况是在他的考虑中的。但是还有很多很多新的问题他没有也不可能预先考虑到，包括环境问题、全球变暖、空气污染会这样严重，他肯定没有了如指掌。腐败问题这么严重也是他没有想到的，所以新的阶段有一些问题肯定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
实际上，在完成《邓小平时代》之前，傅高义已经写过两本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非常重要的著作。
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很多大学里，尽管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都在教授关于中国的课程，但却都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没有多少了解。1961年，傅高义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开始学习中文，也学习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为他上中文课的是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
傅高义这个名字就是这时取的。在同他的中国朋友商量后，他决定取中文名为“傅高义”。他说：“Vogel是个德国姓——虽然我的父亲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而在德语里这个发音很像中国的‘fugao’。”因为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E，取其谐音，又选了“义”字。
1963年，傅高义在香港生活的一年。在香港期间，他开始系统阅读能获得的中文报纸，包括《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并收集了大量关于广东的资料。1969年，傅高义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和广东省的社会经济情况。
1987年，傅高义再次深入广东各地，进行为期7个月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广东100多个县，他去了70多个。在当时，还没有一个西方学者像傅高义这样深入中国内地的一个省份。1988年又到广东做了一个月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这也是外国学者全面研究和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本专著。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考察了1978～1988年十年间在改革前沿广东所发生和开创的重大事件，由此引领中国推动改革和对外开放。广东所取得的成就在这里被清楚地记录下来。
由于绵延于中国东南沿海，紧邻香港，广东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区域。广东这个与法国差不多大小的地方，变成了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的极具魔力的试验场。由于邓小平允许广东比中国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其他地方“先行一步”，率先实行新的政治经济政策，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傅高义想知道，新的策略为什么会发生？在改革的头十年中，广东各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有了这本书。而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他也很自然地开始注意邓小平的政策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这都为后来他写作《邓小平时代》埋下了伏笔。
傅高义与中国结缘一生，就在刚刚过去的12月1日，他还参加了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在会上，他说，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他还说，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谁都没有想到，仅仅20天后，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无疑是世界学术界的一大损失。尤其是现在这个关键时刻，因为傅高义是给美国对华研究注入更多理性思考和平衡的重要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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